王伯群（1885─1944），贵州省兴义人。1924年，王伯群创办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1937年，大夏大学迁往贵州贵阳办学，王伯群和大夏大学在贵州8年的办学期间，对贵州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官费赴日求学
1885年，出生于贵州兴义县景家屯。幼时王伯群跟随父亲王起元学《易》《书》二经兼及“阳明学”“四书”等，童年入兴义笔山书院启蒙，后入贵阳读中学。1905年，他以官费生资格入日本大冢弘文学校学习日语，后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政治经济。1910年王伯群大学本科毕业，又入中央大学研究院深造。这时，他开始从事民主革命活动，与孙中山先生相识后，加入孙领导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并与民主主义革命家章太炎等亦有交谊。
辛亥革命爆发后，留日学生纷纷返回祖国参加革命。王伯群回国后，于1912年1月在北京参加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等人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并积极筹组黔省支部。同年春夏之交，王伯群赴上海参加统一党的活动，被推为干事，后受统一党委托，成立黔省支部。此外，他曾任统一党《大共和报》经理并兼任贵州驻沪代表。
1913年11月，王伯群被选为政治会议议员。次年3月，袁世凯解散国会参、众两院，在北京召开约法会议。王伯群以贵州议员资格参加会议，他对袁世凯会上会下所表露出的政治复辟野心甚为反感。
1914年，王伯群辗转返回贵州，与其弟王文华及贵州巡按使戴戡商量，叮嘱王文华和戴戡说：“国难且作，辄为备。”筹安会出现后，进步党由拥袁走向公开反袁。梁启超、蔡锷在平津秘密策划以滇黔为据点，准备发动武装反袁。他们电召王伯群、戴戡到天津。商量的结果是：蔡锷回滇发动武装起义；梁启超到南京冯国璋、广西陆荣廷处游说响应；王伯群与戴戡负责策动贵州独立。
今日华东师范大学。
思想焦点放到“教育”
1915年12月14日，王伯群到达昆明，参加了由蔡锷、唐继尧主持召开的对云南起义具有重大作用的第四、五两次军事会议。
云南起义爆发后，王伯群回到贵州，与其弟王文华一起策动贵州独立。在他的有力工作下，次年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
护国战争期间，王伯群曾是护国军第一军右翼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护国之役结束，王伯群与蔡锷、梁启超等被时人誉为“天津会议七君子”。8月，王伯群被北京政府任命为黔中道尹。
王伯群在贵州早期经济开发上是有贡献的。他先后几次任专司开采铜仁等处矿产的裕黔公司董事、群益社理事长，成为贵州有名的实业活动家。
1918年11月，王伯群以贵州省长公署代表身份赴广州协助护法军政府工作，直接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
1919年，王伯群到上海，加入中华革命党。1919年1月，王伯群以广州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身份赴上海参加南北和议。“五四”运动爆发后，王伯群受运动的影响，认为“现在科学时代，无科学不足以立国，无新学识不足以成才……谋国之事，树人为先”。这段话表明他已经把思想的焦点放到“教育”方面来了。
大夏大学西迁纪念碑立碑照。
大夏大学贵州办学8年
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王伯群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兼招商局监督。
在交通部长任上，他恢复了吴淞商船专校 （即今天的上海海事大学），创设航政局。此外，他还先后领导制定并颁行了航空条例、电信条例，邮政储金法等。
虽然王伯群早在“五四”运动时就萌发了教育救国的思想，但他真正投身于教育，却是在1924年。
1924年秋，王伯群开始参与创办大夏大学。
同年，大夏大学正式开学。学校的教授们请王伯群出面组织校董会，聘请马君武、吴稚晖、汪兆铭等7人为校董，马君武任校长，王伯群任董事长。学校名称，经研究定为“大夏大学”，既表示学校从厦门大学嬗蜕的由来，更寓言光大华夏之意。
1927年，马君武因筹办广西大学而辞职，大夏校董会会议决定由王伯群任校长，欧元怀任副校长。
出任大夏大学首任董事长与第二任校长后，王伯群在艰难时世中运筹帷幄，倡导“教师苦教、职员苦干、学生苦学”。
1929年，由于学校影响日巨，师生逐年增多，校董会决定在上海市中山北路梵皇渡另建新校舍，也就是现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普陀校区。
当时，王伯群一次出资白银六万七千多两，折合银元超过十万元。在大夏开办的最初几年中，为了获得银行贷款的方便，王伯群又聘请金融界人士徐寄庼、徐新卡、王志莘、饯新之、胡盂嘉、张公权、王一亭及上海《时事新报》《中时电讯报》《大晚报》《大陆报》四家报纸的总经理为校董。大夏大学在上海的十年中，每当学校经济发生困难，多得他们贷款支援。
从任大夏董事长之日起，王伯群即提出大夏大学教育应“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涵育革命与民主精神”。大夏大学为谋求发展，倡导“职员苦干，教授苦教，学生苦读”的“三苦主义”和“师生合作”“自强不息”作为校训。此后，王伯群后半生的事业，基本上都投入在大夏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上。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王伯群带领大夏大学，先与复旦大学组成抗战时期第一所联合大学——复旦大夏联合大学迁往江西庐山，后分校迁往贵州贵阳，借南明河畔讲武堂作临时校舍上课，后于花溪建正式校舍。大夏大学在贵阳时校长为王伯群，副校长为欧元怀，设有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
自1937年迁到贵州起，到1946年返回上海的8年间，大夏大学不仅坚挺地在贵州办学，还培养了1576名毕业生，从300余名师生发展到1800余名，不仅教书育人，还积极带动了贵州本地农业和实业发展，对贵州的教育和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0年，大夏大学群贤堂落成。
大夏创办27年培养了众多大腕
在大夏大学迁贵阳办学期间，王伯群续任国民政府委员。1939年，他又被委任为国史馆筹委。同时，王伯群还兼在贵州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的领导职务等。
尽管社会工作繁忙，但他始终不渝地带头实施大夏在贵州的宗旨。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延请了许多著名教授到校上课。如夏元瑮、陈景琪、蔡仲武等数学家；赵兰坪、金企渊，刘行骅、张伯箴等经济学家；吴泽霖、陆德英、秦家吾等社会学教授；谢六逸、李青崖、钟泰等文学家；翦伯赞、周谷城、梁东园等史学家；马宗荣、鲁继珍等教育学教授。据统计，前后在大夏大学任教的知名专家学者达100多位，他们为提高大夏大学的教学质量和提高大夏的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夏大学在创办的27年中，录取新生12000名左右，毕业5770人。许多学生成为对社会做出较大贡献的人才，其中有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教育家、理论家等。如姚雪垠 （著名作家）、郭大力（著名经济学家）、周扬 （文学家、政治理论家）、吴亮平 （理论家）等，都是大夏大学毕业生。
王伯群不仅对在校生严加施教，多方关怀，还凭着广泛的人际关系，为毕业生寻找职业。在他的努力下，大夏学生的就业问题，基本上可以得到较好解决。
1940年，王伯群还在贵阳、柳州创设大夏中学，为大夏培养预备生和直接为社会输送中等知识人才。
大夏大学在贵阳的最后几年，由于经费紧张，办学艰难，国民政府趁机派人出面，企图将其收为国有，改变大夏大学的“私立”性质。王伯群为此同国民政府有关方面负责人陈立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保住了大夏大学的私立性质。
1944年12月，日本侵略军攻占贵州独山县城，前锋直逼都匀。王伯群赴重庆商议保卫贵州及大夏大学日后的安排问题。12月22日，王伯群因患胃溃疡病逝于重庆陆军医院，终年60岁。
当年在上海的大夏大学。
综合爽爽贵阳微信公众号、甲秀南明微信公众号、中国黔西南网、南明文旅微信公众号报道 部分图片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
延伸阅读
孙中山写给王伯群的部分书法作品赏析
王伯群与孙中山结识于同盟会在日本成立的初期，正是这非比寻常的友情，孙中山先后为他写下了“让人非我弱、得志莫离群”纸本五言对联、“平理若衡照词如镜，垂露在手清风入怀”绫本八言联等条幅。
“让人非我弱”一联，用六尺玉版宣写成，约30余厘米的擘窠大字，尺幅之巨在孙氏书法中绝为罕见。展观一过，那排山倒海般的气势令人折服。其运笔方中带圆，笔底如有雷霆万钧之力，特别注意在长笔画与最后几笔中顿挫中发力，不仅呈现了若望大江东去般的壮怀激烈，其温柔敦厚的韵致与书写内容若合符契，这中国式的刚柔并济，可谓人生理念与美学理念的完美重合。
“平理若衡照词如镜，垂露在手清风入怀”一联则是更为悠扬的华章，字法中多了几分秀逸。映照出孙中山工作之余在书斋之中品评诗文、含豪命素的文人生活。中山先生以所书内容不同转换了面目，大致在行楷之间。如果“让人非我弱”一联代表了孙中山、王伯群作为革命者中巍峨挺拔的一面，此联则如同流觞曲水的文人雅集，将政治家闲暇时的人文情怀自然流露。
《菜根谭》一册，笔调沉着纵横中见儒雅，格调清新，韵味绵长。颜字的宽博、魏碑的雄强在作品中被淡化，潜移默化中服从于行书作品的整体风格。中山先生写下《菜根谭》中的警句“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锻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革命者的成长必然要经历冰与火的考验，二人以此共勉，毕生为此不遗余力，这字里行间透露出革命的任重道远。其篇幅之长、字数之多、笔力之劲，在中山手泽中应是不可多见的绝品。
“博爱”二大字则又与对联稍异其趣，其浑厚雄劲得益于颜书尤多，尤其转折之处多出于篆籀笔意，平衡庄重之中加入了迅猛的笔势，点画浑圆厚重，其政治观与艺术观的结合可谓“尽美矣，又尽善也”，中山先生心系天下的仁慈宽厚完全寄托于笔力遒美的“博爱”二字之中，这也是中山先生对王伯群的肯定。
（注：为保护原创作品，部分书法作品未全部显现）
来源：卓克艺术网新闻频道
来源：《贵州教育报》 2025-01-06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