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阳明学刊》——书院十年发展之回顾

原载:儒家网 2013-06-28 网址: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3390/

发布时间:2013-06-29 浏览次数:

 

龚妮丽

    作者简介:龚妮丽,女,西历一九五一年生,贵州贵阳人。现任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兼职研究员。兼职贵州省儒学研究会理事,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贵州省美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2012年岁杪,书院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回顾她的发展,我感慨万千。

    在大学创办书院,我们可能是第二家。第一家是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化书院,建立于1984年。使我惊奇的是,百度网上介绍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百科名片上,居然挂的是我们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正门的照片,所以我大胆估计,大学中创办书院,北京大学是第一家,贵州大学则是第二家。在中国西南边远的贵州建立书院,比起第一家的确不易,她的建成,可谓众缘和合,坚持了十年,这就是胜利。我与这两家中国文化书院都有缘分,则与第二家有着更多的牵挂。我有幸成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兼职研究员,承担书院《阳明学刊》的执行编委,我们的《阳明学刊》迄今已出版六辑,个中甘苦我自知之。

    书院是文化的载体,过去的书院除了讲学论道,还通过刻书印书传播文化。我们的书院自然也要讲学论道,院长张新民先生则将“刻书印书”变通为创办学术刊物。考虑到学术刊物既要有贵州的特色,又要有学术品味和气象,我们想到了以王阳明研究为刊物的特色,并扩大到中国儒、释、道文化乃至中西方学术文化。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精通儒、释、道三家学问,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其学说具有世界影响,并对贵州文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张先生谈道:“儒学虽传入贵州很早,但在长期发展之中,并未形成自己区域的特色,直到王阳明先生谪居黔中,贵州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化气象。王阳明先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贵州心学地域学派的开山始祖。阳明先生来到贵州,在龙场悟道,宣讲‘心外无理’、‘知行合一’等各种学说,并形成了黔中王门。儒学在这样一种传统中传承下来,与地方文化长期交融互动,形成了贵州自己特殊的文化特色。”我们决定将书院的刊物取名为《阳明学刊》。查了查中外期刊,我们发现日本、韩国都有自己的阳明学刊物,惟独中国国内还没有一家以阳明先生为符号标志的刊物。张先生感叹,我们的《阳明学刊》办起来也算弥补了这一缺憾。湖南有《船山学刊》,福建有《朱子论坛》,山东有《孔子研究》,我们在贵州发行《阳明学刊》也是在发扬先秦孔孟之后的儒家传统,在民间开辟空间,重新寻找自己的“道”与“路”。我们决定将《阳明学刊》办成以书代刊的大型学术刊物。

    《阳明学刊》的创办是艰难的。2003年,书院成立不到一年,没有专门的场地,在图书馆领导的援助下,我们借到一间办公室;没有编制,书院除了张先生,学校只派了张明老师当他的助手;没有足够的经费,张先生将他的人才引进费替书院购置了家具、电脑、打印机、复印机及办公必需品,所剩无几的引进费无法承担刊物的出版。一次学术研讨会,张先生恰好与学者型的财政厅长李隆昌邻座,偶尔谈及创办《阳明学刊》之事,李厅长颇受感动,当场表态愿意资助出版第一期刊物。我和张明老师跑了好几趟财政厅,终于将经费落实下来。为了获得稿源,我们在网上向全国学术界征稿,半年过去了,收到的稿件并不理想。张先生开始写信向他海内外的学术朋友们索稿,也许是因为张先生弘扬中华文化的诚意和朋友们对他的信任,数月之后,我们收到了来自大陆、香港、台湾等地知名学者的稿件,如台湾达摩书院院长张尚德先生、香港法住学会会长霍韬晦先生、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王煜教授以及四川大学哲学系黄玉顺教授、南昌大学哲学系郑晓江教授、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钱明教授等重量级的学者,都寄来了他们的文章。就在我们为得到高水平稿件高兴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张先生因劳累过度,患了严重的眼疾,术后须避光休息,一段时期内不能用眼。作为他的妻子,我的心情十分沉重。那时,我不仅要照顾他的生活,要到离家十多公里的艺术学院上课,还要帮助他处理各种事务,疲惫不堪。躺在床上的张先生则惦记着《阳明学刊》的出版。为了不影响学刊的按时出版,我只好在他的床前将稿子念给他听,以此方式审稿。之后又在他的口授下,写该刊的编后记。书稿基本编就,我和张明老师跑出版社找熟人,同人家讨价还价,终于以两万元的出版费达成协议。张明说:“想不到龚老师这样矜持的人,还会与人家砍价呢。”我苦笑着说,“逼出来的呀。”

    2004年9月,我和张先生赴京参加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我们将《阳明学刊》征稿启事发给参会的同仁,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李泽厚、汤一介先生询问我们书院的情况,杜维明、成中英等著名学者表示要支持我们的刊物,杜维明先生决定2005年到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作学术演讲,中国社科院东方哲学研究室主任李甦平教授当即同意给我们寄稿件,我们的收获不小。

    《阳明学刊》第一辑终于在2004年11月出版了,我捧着沉甸甸的学刊,闻到飘过的墨香,心中充满喜悦和酸楚。在书院简陋的会议室,我们举办了《阳明学刊》首发式,张先生发言说道:“ 在贵州建立中国文化书院,是一大文化因缘。在当代几大文化冲突的多元发展背景下,无论天南地北,现代化已是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西学也是我们每天都可遭遇到的文化现象。因此,更有必要深入生命,体会自身固有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同时还有必要追问中国文化如何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和讨论,怎样发出自己的文化声音?基于这样的思考与焦虑,我们决定出版自己的刊物——《阳明学刊》。……办学术刊物,需要有经费支持。为了使大家有自己的论坛,我们向社会多方面筹措资金,使民间的声音先发出来。民间的声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道在民间而不在衙门。明年我们准备出第二期。现在中国文化书院的成果需要发展下去,也有资金、人力、物力的困难。虽然中间会遇到种种问题,但我们决心办下去。” 学界朋友们用掌声给予我们肯定和支持。

    为了坚持办好《阳明学刊》,张先生不顾自己欠下的一大堆文债,放弃了自己好几部专著稍加校对即可出版的机会,将大量的精力投入书院和学刊的工作,他亲自撰写长文,将自己最满意的文章用于《阳明学刊》。2005年下半年,张明老师准备赴美留学,要到上海进修英语,书院就只有张先生“光杆司令”了,当然还有我这个编外人员帮助他,幸好我那时已从十几公里以外的艺术学院调入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与书院相邻。张先生的古代史研究生与我所指导的美学研究生也都成了书院工作的助手。我们不仅编《阳明学刊》,还创办了书院内刊——《书院文化论坛》。可爱的中国古代史专业2004级的研究生同学们,在发刊辞中写道:“书院是我们大家的,也是一切希望了解、认同、体会和研究中国优秀文化的朋友们的。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的家园,使我们远离浮华喧嚣,去掉内心的烦躁散乱,宁静下来、深刻起来、担当起来。在积累知识的同时,也真真切切地提升我们的境界,按照‘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顾炎武语)的要求,既学知识,也学做人。这应该是书院的宗旨,也是我们办刊的宗旨。” 书院精神凝聚了热爱中国文化的同仁,四面八方的朋友都在支援我们,《阳明学刊》第二辑的经费也有了着落。由于儒学及中国文化各重要网站对《阳明学刊》第一辑的宣传,我们第二辑学刊的征稿工作顺利完成。《阳明学刊》从第一辑的30万字,增加到了50万字,文章整体质量也有了较大提高。除了我们贵州学者的文章,来自港台、美国及大陆各大高校、研究所学者的学术文章占了三分之二。遗憾的是,联系好的贵州人民出版社非要我们更改刊名,说是以书代刊是不允许连用同一刊名的,我与他们争执,无济于事,直到今天我都没想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只好将第二辑刊物临时改成了“《阳明学衡》”。

    2006年秋天,我们书院的新址落成,我们搬进了幽静、宽敞、充满文化气息的新书院。学校派来了吴树元副院长和黄诚老师,人力匮乏的困难有所缓解。2006年,我们的《阳明学刊》第二辑(允许我还是这样称呼我们的刊物)出版了。张先生在编后记中特别感谢杜维明先生2005年仲秋专程到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作学术演讲。我们将演讲录音整理成文刊载于《阳明学刊》,张先生称杜维明先生的演讲“透过中西比较的广阔视阈,对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价值重新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儒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人文精神,即使与西方比较,亦自有其殊胜之处,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及相应的社会实践,仍可焕发出现代性的生命活力,不可轻易地否定或抛弃。” 张先生还在编后记中重申了办刊的思想:“本刊提倡‘有思想的学问’或‘有学问的思想’的治学路径。”我们在有限的经费中尽量挤出费用将《阳明学刊》寄赠刊物给关心文化建设的海内外同仁,希望学术界的朋友们惠赐佳作。不久,我们收到各地热心读者索要《阳明学刊》的信函以及对刊物中文章的反馈。互联网上,有评论认为《阳明学刊》是继《原道》之后的第三家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民间刊物。海南出版社希望与我们书院合作出版“日本阳明学研究译丛”,以及向国内读者介绍岡田武彦先生研究王阳明的著作。德国奥尔登堡大学哲学博士大卫•巴拓识(David Bartosch)来信希望与我们合作将王阳明的《大学问》翻译成德文,介绍给西方社会,大卫后来还赐予我们《阳明学刊》稿件:《哲学革新创造性的来源——王阳明与库萨的尼古拉跨文化经历比较》。我们后来还收到了台湾大学哲学系郭文夫教授、台湾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教授、泰国道统学会理事郑彝元先生、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成中英教授、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史罗一教授等著名学者的赐稿。在各大重要学术网站上都有《阳明学刊》目录和论文简介的转载。

    2008年书院受到学校的重视,有了编制,人员增加,经费也充足了,讲学、科研活动逐渐频繁起来。我想我这个编外人员可以休息了,但是编稿是个“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活儿,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科研任务,未必愿意花精力干这事。张先生还是将编稿的工作压在了我这个也算名正言顺的兼职研究员身上。因对《阳明学刊》已有了感情,我也就坚持继续干下去。学刊自第三辑开始,我们决定将出版地点落户巴蜀书社,责任编辑何锐先生是贵州人,他关心家乡的文化事业,表示尽全力支持我们,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刊名可以永久性地沿用下去,无需改名。2008年4月我们出版了《阳明学刊》第三辑,2009年11月出版了《阳明学刊》第四辑,2011年4月出版了《阳明学刊》第五辑,2012年11月我们将出版《阳明学刊》第六辑。这里应衷心地感谢何锐先生。

    十年的历程,无论艰难曲折或甘苦辛辣,都值得珍惜。如今我们已是六旬以上老人,回想当时办刊的理念,理想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我们尽力了。最后,我想用张先生在《阳明学刊》首发式上的一段讲话赠与书院的年轻人,希望书院真正成为文化传播的阵地,希望《阳明学刊》后继有人。张先生说:

    我们所要致力的学术,有“为道”和“为学”两个方面。“为道”就是追求真理,或者说追求生命的真谛;“为学”就是要追求知识,追求服务于价值的知识。本着“为道”的立场,我们要守道、行道、传道,陈白沙岂不早就说过,“道大也,天小也,轩冕金玉又小也”。如果不从尘俗中超拔出来,又遑论什么“为道”?依据“为学”的原则,我们则要坚持学术独立的精神,作到博古通今,慎思明辩,并以“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警勉。“道”有所守,“学”有所得,认识论与存在论,二者必须同时兼顾。这也是我们追求的一大学术方向。在刊物上,我们希望能够把两者打通,使它们水****融般地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学术趋向。概括言之,便是既要有个人的体悟,把个人生命与国家民族打通;也要注重外在知识的积累,以强大的支援意识为后盾,真正作到厚积薄发。当然,就生命境界而言,我们向慕高远,但也不厌卑近,在“先立乎其大”的前提下,知识的学习也可以帮助提升内在的体悟。但最终仍是要作到两者的结合,把内在的体悟和外在的知识追求融会成一体。……我们重新创办书院的目的,便是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承担起时代的忧患和责任,守护和弘扬中国文化的真精神。《阳明学刊》的出版发行,算是书院奋斗路途的一种历史性象征。世之求道君子,或有以知之乎?希望大家继续关心和扶持《阳明学刊》的成长!

 

原载《萤火集》,巴蜀书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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