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从古至今都有一个“痴人”的世界——张新民教授答《贵州都市报》记者问

原载:儒家网

发布时间:2015-07-31 浏览次数:

张新民

    作者简介:张新民,西历一九五〇生,先世武进,祖籍滁州,现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教授。 兼职贵州儒学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华儒学会副会长。著有《阳明精粹·哲思探微》、《存在与体悟》、《贵州地方志考稿》、《贵州:学术思想世界重访》、《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等,主编《天柱文书》,整理古籍近10种。

 

    从古至今都有一个“痴人”的世界

    ——答《贵州都市报》记者问

    受访者:张新民

    记者:苏畅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原载于《贵州都市报·小舒周刊》(2015年7月28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十二日乙巳

    耶稣2015年7月28日

 

    一、痴迷书籍是一种忘人忘己的境界

    苏畅:老师好!我们之间其实毫无交集,但是我看过很多对您的采访,而我的很多朋友对您推崇备至。在朋友们对您的介绍中,我记住了两个描述,一是“特别特别学术”,二是“特别特别近视”。我的视力一直挺好,本来很得意,后来发现但凡有学问读书多的人——尤其是“特别特别学术”的人,大多很难保持好视力。更有意思的发现是,又正是因为视力不好,这一类人好像也就更少对花花世界左顾右盼,可以更安于呆在书斋里,一根筋地扎在学问以及相应的研究和思考中——当然,随着手机阅读的普及,很多没学问的人也近视了,这个姑且不计。在我看来,学术研究这件事很苦,也很神秘。所以想听您说说,您在学术研究中体会到的苦与乐各是什么?除了近视,还有什么是学者这个群体容易患上的,可治和没治的“职业病”?

    张新民:“特别特别学术”岜敢,“特别特别近视”到是真的。其实不仅是“近视”,根本就是“半瞎”,只能说比“盲人”稍好一点。1984年到上海做视网膜剥离手术,出院时医生就郑重劝告:“必须立即改行,不能做任何文字工作。”但是今天时间已过去了三十多年,我好像是跟医生“对着干”,每天看书写作的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眼睛倒是越来越来坏,文字工作却从来没有停止。所以我常开玩笑说:“除了天命,什么都不要相信——尤其是医生。”“知天命”是孔子五十岁才有的境界,不想眼睛“瞎”也让我很早就获得了一个补尝性的礼物——“知天命”。

    其实父母给我的本来是双好眼睛,年青时还有人劝我去考飞行员呢!是我自己胡乱读书给弄坏了,主要是下乡时在煤油灯下拼命看书,总想把白天干活的时间补回来,结果一直到今天,学问没有做出来,样子却让人以为读书多。这是“半盲半视”给人造成的错觉,好像读书多就一定戴眼镜似的。视力的好坏根本就不是学问大小的先决条件,否则一看见戴眼镜的人就跑去请教学问,往往不是碰钉子就是闹笑话,较诸“以貌取人”又凭空多了一个“以镜取人”的笑料。

    不过,经常闹笑话的倒是我自己,走在街上与人打招呼,往往错认“张三”为“李四”;一人去挤公交车,经常把l0元当成1元钱扔到收费箱去;最近家中干了30年的洗碗“职业”也给开销了,因为“从来”就洗不干净。但了解我视力不好的人,大多能善解人意,“宽大”我所犯的错误;我也以视力不好为托词,尽量少做应酬周旋的事。视力不好已成了我的挡箭牌,让我更好地躲进自己的书籍世界,自由自在读我想读的书,写我想写的文章。

    真正的读书人都会“痴书”,从年青时见书就买,现在将近200平米的住房,几乎全用来做堆书之用了。老伴时常会半生气地教训说:“除了厨房和厕所,你看还有什么地方不堆书。”“痴书”久了人也会变成“痴人”,一次拿着伞去还我所供职的书院,半路下雨了却不知道撑开遮雨,熟人看见了很惊讶,问为什么不打伞,我才突然明白原来还公家的伞也可以临时用来为私人遮雨,否则就不会弄得自己满身雨水。回到家还说童书业在校园散步却找不到自己就在校园附近的家,想为自己解嘲,不想事情早已变成掌故风传校园,大家都以为比童书业更搞笑。“痴”是不是学者的“职业病”我不知道,但从《史记》到《世说新语》到《红楼梦》一路读下来,你就会发现从古至今都有一个“痴人”的世界,他们“痴书”、“痴情”、“痴义”、“痴价值”、“痴理想”,即使别人认为他们是“痴人说梦”,他们也心甘情愿地一“痴”到底。

    谈到学术研究,当然不能说不辛苦,但也其乐无穷,令人万分痴迷。鲁迅说嗜好读书就像天天打牌一样,真正的目的不在嬴钱而在有趣。读书是这样,学术研究更是这样,只有完全脱去功利的羁绊,真正浸入认知的妙境中,苦就统统转化为乐,乐也成为苦乐一体的“大乐”了。这就好像孤身一人,层层拾级登上凌云绝顶,凭空俯瞰天下美景,胸内尘埃一概洗尽,人便步入了忘人忘己的妙乐至境。法国学者梅里特认为即使“征服全世界,也抵不上一个哲学家在他的书房里所尝到的那种快乐”。每一个在学术的精神天地遨游的人,都会知道他说的话决非一时偶然的虚语。

    当然,学术研究的乐趣主要在于认知和发现,但认知和发现依然离不开读书,“痴迷”书籍的世界其实就是“痴迷”学术的世界。陆游曾有诗说:“读书有味身忘老,病需书卷作良医。”借用他的说法,我想我和大多数学人一样,不仅不想治好自己“痴迷”已久的“职业病”,反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忘老”、“防病”。防什么病?当然是俗气之病,浅薄之病,人云亦云之病,否则便谈不上自己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至于你所说的“神秘”,那倒大可不必,因为知识的大门为人人敞开,人人均可以进去。但却应该“敬畏”,因为能真走进去走到底的人并不多,我们当然应该佩服那些真走进去走到底的人。敬畏就是佩服感的升华,我们没有理由不敬畏那些为学术献身的人。

 

    二、真正的学者需要锻炼旁观的智慧

    苏畅:刚才说近视只是个玩笑,其实我是想问作为一个学者看世界的方式。我的职业是记者,这个群体中的优秀分子,一定是对当下的外部世界保持着敏锐观察和迅速反应的人;我的朋友中又有不少艺术家,他们更容易沉溺在自己的内心,用想象力和自己的艺术语言表达对世界的理解。至于学者又不大一样,既需要用谨慎求实的态度面对一个客观世界,而那个世界,又可能既不是当下那个近在身边的,也不是内心那个自说自话的,而是需要穿过时空隧道方能探问的,显得幽深、模糊、山高路远曲高和寡的。那个世界这样晦暗艰深,一旦一头扎进,难免忽略眼下——我认识的很多做学问厉害的人,对现实世界和世俗规则好像都会保持某种程度的“视而不见”,某种风格的“呆萌”,这个现象您怎么看?您也会在日常的生活琐事上很“低能”吗?

    张新民:学者观察世界的方式,当然有别于记者和艺术家,但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相同之处也可以找出很多。不同的是是学者必须谨慎地守着他的学术纪律,严格地按照论证的逻辑程序一层一层地阐述或宣讲,即使中间可以容许必要的推测或想象力,但也必须满足事实结果的真与学理的自我圆足两个条件。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任何学者都必须从事大量材料取证的工作,材料取证到手后,又有一系列的分析归纳方法要做,最后则按照逻辑程序一步一步地整理成文,中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取巧的方法可省。这当然也可看成是一种“表幽阐微”的工作,它要抗拒的正是人类社会经常出现的的记忆遗忘——譬如我们今天就遗忘了不少抗战史实,“文革”长期不研究也难免同样的命运,任何有良知的学者都有责任还原历史固有的真实,还原历史固有的“真”就是还原真理本来应该有的“真”。因此,学者与记者一样,也需要对世界保持敏锐的观察和反应能力,只是他们还要将眼光延伸至遥远的古代,在现实世界与古代世界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以便对他们研究的对象做出合理正确的解释。任行严谨的学者都必须具备求真的精神,但未必就不可以像艺术家那样发挥想象,合理的想象力的发挥乃是创造性工作的灵思源泉,真理的诗意化表达,价值的艺术化传递,都在一定程度为有生命的学术所允许。只是最后仍必须经过小心谨慎的求证,证伪作为可能永远都必须无限开放。

    真正拥有真知灼见的人文学者,他一方面应该遨游在思想的天地中,好似乘风御云的仙人,一方面又必须扎根在坚实的大地上,犹如田间地头耕耘劳作的农夫。他既要与现实世界保持适当的距离,永远不丧失自己的批判精神,又要积极勇敢地投入现实世界,了解一个时代气运升降转移的节律。这是与现实世界不即不离的一种关系,太近太远都不利于观察,观察永远都为睿智的学者所必须。自由主义学者殷海光说要煅炼“隔离”的智慧,显得太消极;我近年主张“旁观”的智慧,稍有一点积极。“旁观”主要取意《周易》的“观卦”,老子也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观复”也是培养“旁观”智慧的一种方法,譬如朱熹便强调“天运循环,无往不复”,万物在生生不已、变化无穷的过程中,又呈现出曲线循环运动的特点。任何一个时间上持续发展着的终点,本质上都是存在本身重新展开发展的起点。《周易·系辞传》有“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苏东坡也强调:“终始相受,如环之无端”,一切都必须因时顺运地谋求发展变化,显然都能给予我们很好的方法论提示。概括地说,“旁观者清”才能更好地煅炼我们的观察睿智,培养我们的学术批判精神。二三好友讲学论道于山间林下,洞观世态炎凉变化,相忘于空闲寂寞,才是我真正的价值向往。

    与现实世界保持适当的距离,当然就会对某些世俗现象“视而不见”,也就是你所说的“呆萌”或“低能”。譬如我就从不喜欢去超市,经常是站在门外等老伴。别人津津乐道的市场物价,我真可说是一无所知。八十年代末物价疯涨,几位武汉大学的朋友闲聊时,问我贵阳鸡蛋的价格,我随口报了个价,回到家却被“臭骂”了一顿,原来是错将70年代的价搬到了80年代,让别人误认为贵阳生活最“小康”了。2002年离开师大到贵大,校内有老师叹息说:“可惜学校最后一个书呆子走了。”“书呆子”换个说法就是“迂阔”,在当时人人向“钱”看的时代只能是“另类”。

 

    三、我们是没有太多考试记忆的一代人

    苏畅:您从1985硕士毕业,然后就开始在高校工作,从贵州师范大学到贵州大学。我还记得1980年代,一个家庭出一个大学生就是很了不得的事情,谈恋爱选择对象都是大学生优先的。我一个师兄当年从贵州盘县农村考进上海复旦,据说整个村子都杀猪宰羊,敲锣打鼓地送他出省求学。您在1985年就硕士毕业了,更是货真价实的天子骄子。我想起我的读书时代,平常很难拿到第一,但每逢大考便“如有神助”,基本属于应试教育培养下的“超能牌”考试机器。您当学生的时候,一直都是好学生吗,还是像我一样关键时刻总有超常发挥的“临门一脚”?从事学术研究是您的天性爱好使然,还是不断“被安排”的结果?当老师多年,在您的经验里,有没有区别“好学生”和“坏学生”的标准,怎样的学生是您私心里最喜欢的?

    张新民:我其实应该是1984年毕业,眼睛手术又多拖了一年。那时候贵阳人口少,考上研究生好像全城都知道似的。读研究生时并没有上什么课,完全靠自修阅读,整天在图书馆泡,除了睡觉几乎全部时间都在读书。撰写毕业论文时问应达到什么水平,回答是至少副教授水平。80年代初期你知道大学有多少副教授吗?恐怕整个学校屈手也不能满数。不上课也就没有什么严格的考试,自由地阅读真是人生最惬意的事。这种不严格考试的做法还可追溯到“文革”前,因为那时“政治挂帅”主宰了一切,成绩好不好根本不是重要的问题,考试——包括为数不少的开卷考试——之简单总是令人出乎意料之外,偷看“闲书”反而让人更感到乐趣。因而我一生没有太多的考试记忆,反而是到处找书看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从事学术研究当然有“天性”的原因,因为除了读书之外我实在找不出自己有什么其他长处。然而命运的“安排”也很重要,因为它总是以“召唤”的方式引领我向前。短期看好像总是自己在选择人生,终极地看则一切都归于宿命。历史的可能性只在事件刚发生时如潮水般涌来,事件结束潮水退去则一切都归于宿命。这样说并非要否定人的主体积极性,而是说人在积极努力的同时,也要知道生命的局限和世事的无常,只问自己是不是真正耕耘劳作了,是否有收获则大可不必计较。所以我教学生总是强调“为己之学”的重要,一切都以生命价值的充分展开和实现为转移,满脑子功利的学生总是会受到我的呵斥,或者干脆就拒之于门外。

 

    四、学风的好坏是社会好坏的晴雨表

    苏畅:您在高校念书和任教的近四十年,中国的高校经历了并轨制招生、高校扩招等改革,精神气质和社会形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直到我念大学的1990年代中期,大学还是被当作“象牙塔”看待的,只是已经在市场经济的八面来风之下有点摇摇欲坠。到现在,大学从办学理念、教学方式、招生状况、精神气质,到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和当年相比早已面目全非。作为几十年中国高校变革的亲历者,您对高校的认识是怎样的?我很想听听当年你在大学念书时那些让您记忆深刻的场景,以及如今在高校里生活和工作的您,对于当下高校的体会和认识。

    张新民:1980年代初期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人心民意都处在一个意气风发的上升期。政治的冰川期解冻了,春天的气息到处都可以触摸到。大学完全没有功利意识,学术的氛围四处弥漫。我读的专业就招了我一个人,简直就是“独生子女”,全校文科研究生寥寥数人,个个都是天之骄子。前辈学者的告诫是五十岁以前尽量少发表文章,否则即使顾颉刚(我的老师的老师)那样的大师也会后悔自己的少年之作。我们心中的楷模是王国维、陈寅恪等一流的大师,一心一意想走乾嘉考据学的路子,除了硬功夫外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其他投机的路径可走。毕业答辩时由于只有一个人,文科师生很多都跑来听,地点选在可以全程录像的电教室,室内黑压压地拥满了人。时间则从下午2点折腾到5点半,根本就与现在有些高校一天就答辩二、三十人不可同日而语。后来碰到前来助威的朋友,偶尔也会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以为我答辫时左右逢源、应对自如,实则我浑身紧张、汗透衣衫。三年读书写了近百万字的东西,还惶恐得以为根本就没有进入学术的大门。

    大学本来是坚守人文理想和精神价值的最高殿堂,但在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已褪变成了产品加工厂。不仅论文、著作变成了可以用分值来计算考核的货物,甚至学生也成了可以用同样知识加工复制的产品。更严重的是学校变为行政衙门,依靠行政命令办学,根本就没有民主讨论的学风。学术不能高于政治,超越权力,反而受到政治的压抑,权力的捆绑,不仅学术本身难以繁荣,即人格精神也逐渐萎缩,伤害的不仅是正在成长的青年学生,而且更危及国家民族的精神灵魂。

    学校的学风要由学术来体现,学术代表了一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学风是学术的外在感性显现,明显具有社会化特征。无论古今中外,学风都是社会的清流,即使古代动乱年代也少有例外。学风不能迎合或讨好世风,反而应引导或批判世风。学风好坏是国家好坏的晴雨表,集中体现了民族集体高层心灵的显意识。学风宁静淡定,世风再功利再浮躁,就像茫茫一片沙漠,仍有绿洲可供栖息。人格品性的成长发育是需要环境来配合的,学风和世风的醇正就是酿造美好人格品性的发酵剂。现在学风跟着世风一起坏掉,高校繁荣的背后深藏着危机。重建高校的学风,实际就是重建社会的希望,否则民族创造性的生机终会枯萎,国家刚健有力的气象必将窒息。

 

    五、智慧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苏畅:我采访之前恶补有关您的资料,印象最深的就是“清水江文书”。先从您的话里“揩油”,生搬几句来给和我一样的“学术盲”读者进行“扫盲教育”——清水江文书,是指广泛遗存于黔东南州清水江流域地区的民间乡土文献,以苗、侗两族为主,以汉文记载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涉及到的契约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前的五六百年间,它们被当地乡民世代使用、保管、珍藏、传承,分散在各个自然村落。在您诸多的学术成就中单挑“清水江文书”来向您请教,不止因为它极高的学术价值,也不止因为您是贵州大学“清水江文书国家重大社科课题”的首席专家,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它是“文书”——我是靠码字为生的人,对与文字有关的东西更为敏感和好奇。写出“流芳百世”的作品,大概是写作者的最高理想,不过世界上的事总是越刻意越未遂。倒是“请水江文书”,以一种民间“应用文”的形式,自然流传,却被村落中的乡民使用和珍存数百年,这样的时光穿越能力,世间多少才华横溢或思想深刻的文字都无法企及。您经常和这些穿越时光的文字为伴,会对当下活跃在互联网上的、鲜活躁动又未经沉淀的文字保持本能的距离,甚至有那么一点点瞧不上眼吗?假如您不上微信,也不大上网闲逛,那么一个学者所固守的表达方式,是否就更难被大众接受,导致普通人更难分享到学术中的知识和趣味?

    张新民:其实,研究清水江文书是我意外闯进的一个学术领域。2002年调入贵州大学后,由于各种偶然的机缘,我才得知清水江流域遗存有大量民间契约文书,数量之丰厚完全可与徽州文书媲美,但如不及时抢救整理,完全有可能散佚流失。或许出于内在不安难忍之情,或许来自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职业判断,便主动自觉地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抢救保护,精力投入其中不知不觉已有十多年。好几位北京、上海的学界朋友批评我,说为什么要放弃原来已有成就的专长,去另起炉灶研究什么文书;我自己面对好几部写了一半就放弃的书稿,也真不免有些黯然神伤。好在我们洋洋22巨册的《天柱文书》现在已经正式出版,从中受益的海内学者人数已越来越多,十多年的心血精力似乎已有了补偿。前面说到“天命”的召唤就是最好的命运安排,其实“天命”的召唤就是心灵的召唤,我只能毫不犹豫地跟着它的呼唤走,一刻也不敢停息踏在路上的步脚。

    民间契约文书是乡民社会生活的原始实录,乡土中国人际交往的文本大宗。每一份文书后面都有一个活生生的的故事,牵联家庭,关涉村落,合起来则为族群集体共同的记忆,显示了活生生的乡村文化历史。因而我称它们是“活”材料而非“死”材料,是家族兴衰历史颇有生命气息的实物见证,当然也折射出一个时代变迁发展的完整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生活极为珍贵的民间记忆遗产。

    如同考古学者发掘文物遗址,还原历史的真实乃是必须的工作一样,研读文书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还原历史固有的真实。表面看文书都很琐碎枯燥,但一旦从中了解到乡土中国的真实,梳理出乡土社会知识与价值的系谱,又会感到乐趣无穷。或许有人会问如何还原历史的真实呢?我想一方面要找到文书与文书之间的内在关联,将散见的点联成有知识逻辑关系的线,然后又将线联成有完整人物故事的面;一方面则要开展田野调查,接触乡民活生生的故事记忆,以田野资料与文书资料互证互印,最后才能还原活生生的历史真实。这当然是一种极为有趣的学术工作,但与其他任何建设性的事业一样,前提仍是必须付出大量的心智劳作,当然远非互联网上轻松的点击可比。这当然并非认为不能利用互联网,互联网的确也是了解社会风气变化的晴雨表。但网上的知识大多是碎片化的,即兴发挥而较少严密逻辑论正的,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信息。整天“泡”里面只会使头脑简单,丧失了思考复杂社会人生问题的智慧能力。

    任何学术工作都是一种艰辛严谨的劳作,必须形成完整系统的知识,当然就很难变成消费文字快速地传播。所以我经常告诫学生:甘于寂寞,守住边缘。一切消费的文字,不管它采用什么形式,网络也好,微信也好,都像大海喧嚣的浪花一样,虽然光彩耀眼一时,却来得快去得也快,最终仍会归于消歇沉寂。而严谨的学术或思想性的文字,静静地躺在大海的深处,并不像浪花那样汲汲于自我表暴,也不制造五光十色的幻象泡沫,尽管从来少人欣赏问津,却永远难以消逝毁灭。

    上网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取知识,微信更能迅速有效地传播信息,我也尽可能地分享它的高效,当然不会反对它的存在。只是不愿意被它淹死,更不想讨好迎合大众,希望淡泊宁静地过好边缘化的人生。严格地说,信息可以摈弃,知识能够解构,只有智慧才与人生永远同在。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的本体智慧,决非任何外部强力能够夺走。智慧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分享智慧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智慧的大门为每一个普通人敞开,它永远与人类的命运共在共存。

 

    六、缺乏历史记忆的生命只会一片苍白

    苏畅:您的专业是历史。学生时代我对历史这门学科的理解就是死记硬背,完全体会不到乐趣和意义,上大学时报考历史系同学也少,属于挺冷门的学科。但近些年历史突然成了一个很潮的东西——很多历史书籍都太好看,自从既精通历史又擅长文字的黄仁宇们出现,我就彻底灭了当作家的念头;而很多影视历史剧又太“八卦”太“有戏”,让拥有娱乐精神的老少观众简直不能拒绝。作为历史学家,您觉得历史到底是个怎样的学科?研究历史越久,您觉得历史的真相是变得越清晰还是越深不可测,让您越发迷恋还是越发头疼?说历史,其实就是说时间,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研究历史,是否让您对时间渐渐拥有了另一种概念和体验?

    张新民:刚才提到学术成果如何为大众接受的问题,我的想法其实是区分层次和分别对待。譬如高深的学术就必须遵守高深学术的研究规律,通俗知识则有通俗知识的写作原则,娱乐文化又有娱乐文化的消遣方法,它们分别服务于不同的人群,满足不同的社会需要,不能“拉郎配”式地强行结婚,否则不仅生不出“宁罄儿”,反而会导致秩序的错位或紊乱,搞得各行各业一困糟。社会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结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本来就可以并行不悖,怕就怕非牛非马弄出个奇形怪胎。同样地,写正经历史就写正经历史,“正史”变成“戏说”只能令人看后喷饭;“八卦”“戏说”就是“八卦”“戏说,僭越“正史”的美名只能让人笑掉大牙。历史上《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就区分得很清楚,谁也不会将“正史”当“演义”,或者将“演义”当“正史”。二者都有不同的读者群,正好针对不同的社会阅读需要;譬如我少年时代好读《三国演义》,现在则更喜欢《三国志》,即使个人也有阅读需要的变化,根本就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因为复杂历史的研究只是少数人才能从事的专业;但却可以要求人人都是艺术欣赏家,因为艺术作品的直观品鉴能力为每一个人所具有。就像刚才提到的清水江两岸的乡民,他们每一个人都能讲出家族村寨的生动故事,却未必就能研究自己的历史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品尝“戏说”历史的电视戏,却未必都能知道“戏说”背后固有的历史真实。但“戏说”毕竟以基本的历史事实为基础,无论装进多少文学的“水分”,都不能违背基本的历史常识,而显得太荒唐太不靠谱。譬如让汉人穿唐装或唐人穿汉装,诸葛亮看线线书或朱元璋批竹简……闹出的笑话虽稍逊于让拿破伦穿马卦或康熙皇帝穿西装,到撒哈拉大沙漠去滑雪或到喜马拉雅山脉去找沙漠,但也出格得恍如看西洋镜,自己都变形得不是自己了。可见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虽不是一回事,但也未必只会冲突不能统一,既能提供美感享受又能普及历史知识的影视历史剧,我想才是经典的传世的一流好作品。

    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历史学本质上也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无论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大书深刻的“认识你自己”(Knowyourself),抑或中国先秦老子所强调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都无不指明了人类自我了解和自我战胜的重要。但与动物永远都处于自然状况,只有自然演化史而无文化发展史不同,人从来都是历史中的人——在历史中创造,在历史中发明,在历史中发展,在历史中进步——历史充满了奇谲的变数,饱含着诡异的冲突,演绎了无数的悲欢离合,点缀了层出不尽的诗化作品,不仅研究对象远较有定律有规则的自然世界复杂,而且充满了无尽的妙乐真趣。历史幽深曲折的通道上堆满了认知的问题,问题的谱系链条逼着人一个个案接着一个个案地探索,旧问题才解决新问题又迎面袭来,犹如“人在山阴道上行,美景目不暇接”,最终长时段变迁的历史真相会从大地的幽深处豁然现身,甚至现实世畀的来龙去脉也会因历史的比照而显得一清二楚,当然就会有发现美渊新大陆般的兴奋。历史从来都是涵养智慧的重要经验资源而决非人的精神负担,毫无历史感的人只能表现出生命的肤浅、空虚和苍白。人不仅要认识自己所身处的世界,而且更要认识人自己。认识人自己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了解人自身的历史。读史使人明智显然并非虚语,历史智慧的蓄积会使一个民族变得更加成熟和伟大。

    历史的智慧当然也是一种时间的智慧。这里的时间虽然仍依托于纯粹自然的时间,但已有了人文化的历史意义,因而必须以人文化的方式来客观记年。人文化的时间积淀了人类无数的经验事实,充满了价值与意义,与人的生命创造活动合为一体。人有了丰富的历史感,就好像存在的时间空间都在扩大。无数古人的生命会与自己的生命已汇成一个连续的生命整体,有古有今长程变化发展的生命大流必然会使人活得更充实。屹立在历史文化上之的一切生命,都因与自己的生命发生关联而显得意义无穷。人如果只活在现实中,只有一个狭小的现实天地,人类历史完全萎缩为异己的存在,时间只有当下的即来即逝的意义,生命当然只会一片苍白,存在也毫无希望,人便会产生严重的异化问题,不能不退堕为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意义上的“单面人”。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那就尽量扩大领悟与体会的存在空间吧!

 

责任编辑:葛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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