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节选自（日）冈田武彦著，吴光、钱明、屠承先译《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8页。

  　　书院的创始可追溯到唐代，但到宋代才新建起众多的书院。在这些书院中，硕儒成了讲主，而且在里面实行的也未必是科举的预备教育。然而，随着官学的隆盛,士大人都变得追逐名利，从而使书院教学逐渐衰微，到北宋末年，大部分书院被废止了。到了南宋，书院再度复兴，而书院教学也变得兴盛起来。尤其是白鹿洞书院，朱子使之复兴之后还亲自作了洞主，陆象山则在那里举行过有关《论语》的君子小人义利之章的讲演，给予朱子及其门人以深刻的印象，因而一跃而成闻名天下的书院。

  　　到了元代，书院教育虽有发展，但因其官学化而失去了书院教学的本来精神。至于明代，经过整顿的学校及科举制度有了显著的发展，教育完全成了科举的预备教育。举业的范围限定于四书五经，并以程朱之说为标准，因而编纂了《四书五经大全》，应试之人只是完全背诵其说而已。在科举考试时，还要作所谓“八股文”。因此，教学内容变得空泛，而应试者则专心于投机取巧，终于产生了甚多的弊害，并导致了极端的堕落。正因为这样，才使朱子学落到了与汉唐儒学一样的训诂学的地步；加之其成为能提供功利的工具，故而又使自己的真精神丧失殆尽。

  　　在明初，虽进行了书院的复兴和建设，但不很发达。到了成化以后才渐渐兴起，从嘉靖到隆庆而趋于隆盛。但这多亏了（王）阳明及其门人以及湛甘泉的讲学之力。这时，教学的真精神渐渐被重新顾及。

  　　书院之真精神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在于理想人格的教育。学而成圣，这是宋明理学家的普遍看法，而书院教学的目的就在于此。圣贤与愚不肖虽说在气质禀赋上有所不同，但都具备同样的道德本性，只不过由于明察完备与否而产生了差别。所以人们在知识方面尽管有生知和困勉之别，但都可能成为圣人。因此，学问并不是满足人们功利欲望的手段，而是必须以彻头彻尾的道德上的理想人格的形成为目的，这才是他们的思考方法。所以朱子在白鹿洞书院揭示的跋文中所提出的教学目标，不是“为人”（《论语·宪问》），而是“为己”（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