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民

　　尊敬的领导、尊敬的各位嘉宾，同学们：

  　　借此机会和良缘，我首先感谢锦屏县委、县政府为我校捐赠“贵山书院”石碑。今天，在中国文化书院举行“贵山书院”石碑揭幕仪式，因缘极为殊胜，机运也十分难得。因为勒石纪碑，从古到今都是历史性的大事，至少它说明我们已改变了对传统的疏离，恢复了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同时也可以见证贵州大学百年老校的历史，强化民族精神必不可少的文化记忆，彰显办学理念应有的人文精神，接续传统，开创未来，意义非常重大。

  　　大家知道，贵州大学是百年老校，已有105年的创办发展历史。百年的风雨，百年的辉煌，培养了大批的青年英才，产生了无数的科研成果。贵州大学的成立可以追述到1902年。当时，废除贵山书院，成立贵州大学堂，两年后又改为高等学堂，以后时断时续，或辍或办，沿革建置虽然变化很大，其间的线索仍很清楚。也就是说，贵州大学虽然经历了1928年及1942年的两次正式挂牌，中间有着好几次的断层，但经过学术界朋友的多次讨论，都认为贵州大学堂即是其前身。更进一步说，贵州大学与贵山书院也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从贵州大学的复杂创办经历即不难看出，中国教育的现代性转型是一个极为艰难曲折的过程。当时创办新学，开始维新，发展新兴的知识学问，谋求现代性的转型，才促成了变书院为学堂的划时代改革大事。李端棻、张之洞等人上新学奏折以后，全国各地都在创办具有现代意味的新式大学堂。中央的京师大学堂，便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各个省的大学堂则是当地大学的前身。各个州又有中学堂，县则有小学堂。以后诸如师范学堂、女子学堂、蒙学堂、政法学堂、农林学堂、矿业学堂等新型学校，更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地涌现，这是一个从初等、中等到高等学校教育体系不断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由贵山书院变为贵州大学堂便是其中最具转换意义的象征性事件。贵山书院虽然改为贵州大学堂，但它既然已有了160年的发展历史，培养了大批人才，积累了大量的资源，从历史的角度看，仍奠定了贵州高等学府创办的基础，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办学水平。

  　　贵山书院是贵州著名的三大书院之首，同当时的正习、正本书院一样，贵山书院也以“敦崇德行，服习诗书，作育人才”为办学目标，肄业其中者，不乏大儒名宿，讲学之业，兴盛一时，不但是西南地区书院的翘首，而且在全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其中著名的学者陈法、何必、张甄陶，艾茂等等，他们都先后担任过贵山书院的山长，培养了谢庭重、宋劭谷、花杰、胡万青、瞿锦观一批文人雅士。贵州历史上唯一的文状元——赵以炯，就是贵山书院的受业弟子。陈法为康熙年间进士，曾以治理黄河决口闻名天下，返乡后任贵山书院山长，前后凡二十年，究心程朱理学，重视实学学风，撰有《明辨录》、《易笺》、《河干问答》、《犹存集》、《内省斋诗》等著述，同其他中原学者一样，也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人物。近年来我们整理出版《黔南丛书》，陈法的著述便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张甄陶先任云南五华书院山长，后受云贵总督刘藻举荐，转任贵山书院讲席，滇黔文风蒸蒸日上，多有赖于他的大力倡导，撰有《周易传义拾遗》、《尚书蔡传拾遗》、《诗经朱传拾遗》、《春秋三传定说》等，在传统经学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艾茂也先后主讲五华、贵山两书院，声名闻于西南，他学问深醇，性情恬谈，一生嗜好，惟以讲学著述为乐，培养了一批黔中弟子，洪亮吉曾盛称他的人品学识，著述有《易经入道》、《贵山四书集讲》、《贵山新草文集》、《宝珠堂评级》等，一生学问皆注意以经典为根本依据，是出处进退都有定准的重要学人。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特别提到陈法、张甄陶、艾茂等三人，是因为黔省人民曾将他们一起合祠祭祀，尊称为贵州“三先生”，视为贵山书院的骄傲，沾溉了后来的学人。他们是读书人，更是著书人，无论作或述，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此外，诸如田雯、陈锐、鲁白墀、何必等一切名人，也在贵山书院讲学或担任过山长，他们不仅为贵州教育赢得了声誉，而且也扩大了地方学者思想与知识的认知空间。

  　　晚清以来，还有一些朝廷要臣或教育家在贵州地方书院讲学。譬如贵筑人李端棻，维新变法之后被戍贬到新疆，以后又由新疆返回乡里，主讲经世学堂，同时也与贵山书院声气相通，他主要传播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和自由平等思想，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是较早在贵州传播新学教育理念和西方进步思想的维新大员。维新变法实际上是李端棻在朝廷内部策应的，他曾密荐康有为、谭嗣同足堪大用，同时他也是梁启超的提拔人和赏识者，与梁有着密切的姻亲往来关系，可说是唯一的从权源核心来推动变法的一品大员，是官僚中坚阶层积极主张维新的老帅主将，是首倡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呼吁者和发起者，可视为北京大学的创办人。诚如《清史稿·戊戌变法传论》所说：“京师之有大学堂也，始于中日战后，侍郎李端棻奏请立学，中旨报可，而枢府厌新政，请缓行，迄戊戌乃奉旨促拟学部。及政变，惟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维新志士或杀或逐，或散或逃，一切新政措施都功亏一篑，归于消歇放废，令人扼腕叹息，只有京师大学堂因为谋议的时间较早，算是例外获得了成功。这不能不说是李端棻的功劳。离开了李端棻，我们便很难设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能成为一种合法性的活动，会获得象征现代性教育正式启动的成功。今年要召开一个李端棻的学术讨论会，由省政协等多家单位牵头，并与北京大学共同合作，以学术会议的方式纪念这位近代教育的有功人物。

  　　在贵州传播维新思想的尚有严修，李端棻便是严修出任贵州学政的推荐人。严修在贵州讲学，既保留了一些传统的教学科目，也开设了不少现代性的新兴课程——新的格致学、算学、外文。他与李端棻一样，都谆谆以开道风气，引导后进为要务，不仅直接传播了新学思想，而且也培育了一批维新进步人士——包括辛亥革命时期参加推翻帝制活动的大批进步知识分子——贵州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已经在自觉不自觉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新的知识系谱开始酝酿成形，现代型的知识分子群体也逐步发展壮大，社会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变动，社会变迁迅速加剧，学术话语急遽分化，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裂缝。开眼看世界很快就成了进步青年的热忱追求，构成了各阶层最活跃的向往力量。无论李端棻或严修，或许都想弥缝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裂隙。这是儒学内部衍生出来的变革动力，预示着现代性语境的历史序曲已开始奏响。易言之，即他们的办学取向是既重视西学，又不废弃中学，中西学相互兼顾，同时增加课堂教学的份量，减少个人自修的时间，推行现代分班教学的方法。严修自己主讲西学，中学则聘请雷廷珍主讲。他们两人都是著名学者，又是教育家，彼此相得益彰地配合，正好构成了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趣事。但从整体的宏观视域进行观察，新与旧之间的冲突已是不可避免的时代潮流。需要强调的是，严修又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和奠基者，是教育史上继往开来的人物。由此可见，包括贵山书院在内的整个贵州书院教育，与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关系。

  　　贵山书院创建于雍正十三年（1735），系依据原有的阳明书院扩建改名而成。也就是说，根据慎终追远、辨源察流的学理精神进行考察，贵山书院的历史渊源尚可追溯到阳明书院。王阳明在贵州讲学，创立了第一个阳明学地域学派——黔中王门学派。黔中王门学派后来影响很大，可以说王阳明的思想构成了明代学术思想的主潮，不仅风动一地一省，甚至席卷天下，影响全国，追根溯源都与贵州心学的诞生及其扩散传播密不可分。讨论阳明书院的沿革不能不提到贵山书院，贵山书院同样很好地发挥了阳明的心学精神，即始终重视尊德性与道向学的合理统一，强调人生的发展方向既不能脱离生命成长不可须臾离开的道德，也不可缺少社会实践必须具备的知识。从尊重历史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阳明书院与贵州大学也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关系。

  　　以贵山书院石碑来纪念无数的为中国文化作出贡献的先贤，来追溯我们贵州大学悠久灿烂的历史，不仅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未来，这正是中国人一贯重视的感发兴起的精神性作用，也是“述往事，思来者”互动化的价值效果。无论教育资源或文化资源的积累，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都显得极为重要，尤其是在经历了各种浪漫主义的激情与工具理性的冲击之后，我们更有必要慎重地对待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虚无主义的态度只能造成心灵的苍白，导致生命的萎缩。大学的建制不能不有现代性的精神，但也不能脱离可以扎根的固有历史文化的土壤。讲肄之堂，弘歌不辍，爱惜人才，培养气节，代表的正是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一种可久可大的文化理念。中国文化历来都把学校看成是造就人才之地，治理天下之本，是关系到国家气运兴衰的场域，认为蔑伦悖理的事之所以层出不穷，都是学校教育未能办好或长期衰颓的缘故。因此，学校教育的责任十分重大，任何人都不能随意轻慢忽视。我们相信贵州大学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为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福祉，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黄诚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