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龙场悟道是“致良知”说产生的契机，王阳明龙场悟道,人格心态从愤懑转向超逸，人格追求由政治从属的追逐转向政治自主的人道关怀求索。宸濠叛乱及由此引起的忠、泰之难和群臣嫉功构陷系列军事政治事件，使王阳明经受了深重的磨难，也使他超越了生死、荣辱与功败，深化和完善了“致良知”说，并使之外显和最终提出。“致良知”说是一种至善至美的道德修养和实践体系，以善恶意志为范导，强调道德的主动性和实践性，以具有普遍性的理想人格匡时济世，对社会的和谐进步与人生和美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王阳明；致良知；龙场悟道；宸濠叛乱；道德；主动性；实践性 



　　“致良知”说是王阳明经历贬谪贵州龙场（今贵州修文）、平定宸濠叛乱、经受忠泰之难和群臣嫉功构陷等系列重大军事政治事件后提出的，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在精神和时间领域的磨练，通过静坐体悟，提升道德境界和精神节操，超越生死、荣辱，索求和完善儒家政治责任感和道德情怀，并以现实的人道主义关怀社会、政治和人生，其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稳定，政治清明，人生和美的理想目标。

一

　　王阳明贬谪龙场是“致良知”说产生的契机。

　　明正德元年，王阳明因反对刘瑾专权而犯“抗上”之罪，被廷杖四十而逐出京师，贬谪僻远荒凉的贵州龙场驿丞。正德三年，王阳明养好杖伤后远赴龙场，途中不但经受艰难曲折，还得躲避刘瑾爪牙的追杀。至龙场后，由于当时龙场的荒僻落后，王阳明只得住山洞、居茅屋、自种粮蔬、采集藓蕨维持艰难的生活。

　　贬谪龙场对出身京官家庭、自幼立志“学为圣人”的王阳明来说，不仅意味着要经受肉体的折磨，而且要经受更为痛苦的精神磨难。三年龙场生活，王阳明处于人生的低谷，政途失意，生命不保，外在险恶而幽闭的自然环境和内心政治期望与现实处境的巨大反差，都促使他必须做出学术和人生的抉择和响应，他不得不用自我的人格天性和智慧以及其已有的学术思想去反复琢磨、体悟其自我生存和自我生存对社会政治的意义。他在荒僻闭塞的边远之区思索体悟人生、政治、时代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悟透了生死、荣辱、功败，体悟到惟有自我的良知才是终极的生命依托，从而豁然达观，怡然自乐：“谪居澹虚寂，眇然怀同游。日入山气夕，孤亭俯平畴。草际见数骑，取径如相求；渐近识颜面，隔树停呜驺；投辔雁鹜进，携盒个有羞；分席夜堂坐，绛蜡清樽浮；鸣琴复散帙，壶矢交光筹。夜弄溪上月，晓陟林间丘。村翁或招饮，洞客偕探幽。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1] (P.699)

　　龙场悟道改变了王阳明的自我心态，其心态从对政途险恶、人生莫何的悲愤凄凉转向达观怡然。这是他生命的第一次巨大转折，无论是对其学术还是对其生命都赋予了全新的意义。龙场悟道具有强烈的自我体悟色彩，对王阳明的人格心态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嘉靖十三年，在龙场为王阳明建祠时，其得意弟子罗洪先撰碑记以志，具体概括了这种转变：“先生以豪杰之才，振迅雄伟，脱屣于故常。于是一变而为文章，再变而为气节。当其倡言于逆瑾蛊政之时，挞之朝而不悔，其忧思恳款，意气激烈，议论铿訇，真足以凌驾一时而诧名后世，岂不快哉！及其摒弃流离，而于万里绝域，慌烟深菁，狸鼯豺虎之区，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无一可骋者；而且疾病之与居，瘴疠之与亲，情迫于中，忘之有不能；势限于外，去之有不可，展转烦瞀，以须动忍之益，盖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于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后如大梦之醒，强者柔，浮者实，凡平日所挟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实足以增吾之机械，盗吾之聪明。其块然而生，块然而死，与我独存而未始加损者，则固有之良知也。”[2](P.1342)

　　王阳明在龙场潜心静性，以良知为基础和向导，思索人生际遇，致力于学术思想的探讨和传授，用儒家心学理论提升禅、道的人生境界，摆脱了被贬谪的精神苦闷，获取自我超逸的人生态度“良知明，自能辨是与非” [2](P.1340)，但这种超逸不仅是为自我存在的“独善其身”式的隐逸，而是“兼济天下”的儒家道德责任和人道关怀与救助。这种人生体悟和心理转变使王阳明超脱了生死荣辱，从政治的从属工具角色转向人道关怀和救助的承担者，以超脱的独立心态和严肃的责任态度对待政治、社会和人生。这在以后的宸濠叛乱以及其引起的忠泰之难和群臣嫉功构陷的系列政治事件中体现、深化和完善。

二

　　宸濠之变及其引起的系列事件使王阳明的学术思想，精神境界获得了磨练和升华，其重要思想“致良知”说也得到了深化和完善，并于正德十六年正式提出。“致良知”说是明代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刺激下产生的，但他的产生又是为了改变社会风气，勉励人们加强道德修养而提出的思想体系和方法途径。

　　正德十五年，发生宸濠叛乱，时局动荡，人心恐慌。由于武宗逾越祖宗成法的好射骑逸乐的荒唐行为使朝政混乱，致使人们对朝廷能否平息此次叛乱产生怀疑。更为严重的是，这次叛乱牵涉皇室内部权力争夺的问题。在这方面，明代士人留下了诸多惨剧。最为典型的是方孝儒和于谦的悲惨结局。靖难之役中，方孝儒为了坚持儒家政治理想和固守祖宗成法，气节凛然，但却招致了诛灭十族的惨剧，成为皇室内部自相残杀的牺牲品，他殉道的尴尬结局深印于每一位士人心中。土木堡之变后的京城保卫战中，于谦处危不惊，指挥若定，当也先以俘获的英宗要挟明朝廷时，于谦以“社稷为重君为轻”，立英宗之子为皇太子，断绝了也先的要挟念头。然而，这位再造社稷的耿直忠臣，却将自己推入了皇室权力的争夺之中，终以横尸西市的结局。士人精忠为国却换来灾祸的下场尤在眼前。

　　出于对个人身家性命的顾虑和纷乱复杂的政局的惶恐，士人对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多持徘徊观望的态度。况且当时形势尚且不明，然王阳明却不顾生死厉害，明言宁王谋反，且指斥其诈称“钦奉密旨”。他同时上疏责斥、劝戒武宗：“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屡经变难，民心骚动。尚尔巡游不已，致宗室谋动干戈，冀窃大宝。且今天下之觊觎，岂特一宁王；天下之奸雄，岂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懔骨寒心。”[3](P.396)他公然指斥当朝帝王的过错，虽满腹忠诚和忧虑，但在君主专制独尊的时代，其见识和胆魄非一般政客所能比，其不顾生死的振危救难的责任心和对国家社会安宁的道义感可见一般。

　　以王阳明的精明和历练，他当然清楚这样会将自己置于何等凶险的处境，为此，他采取了果决措施：“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环之，戒守者曰‘兵败即纵火，毋为贼辱！’” [4](P.1524)其时，他仅掌握他本地方的乡勇，朝廷也未支持他的抉择，是什么促使他不顾身家性命，弃家为国呢？唯一的解释是儒家振乱救危的责任心和济世安民的道义感，亦或是如其所称的良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临危不惧，进退自如，显现超越一切的精神境界，“昔先生与宁王交战时，与二三同志坐中军讲学。谍者走报前军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见谍者，退而就坐，复接绪言，神色自若。倾之，谍者走报贼兵大溃，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见谍者，退而就坐，复接绪言，神色亦自若。” [5](P.1473)成败不惊，危而不乱，是其超越的精神境界和已经内化为良知的道德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凶险复杂局势中的呈现，同时又深化了了这种精神境界和良知。

　　正当王阳明平定宸濠叛乱时，张忠、许泰二人的构陷又至。张忠是武宗的亲信大臣提督军务，许泰是安边边将。武宗得知宁王反叛，认为这是他施展军事才能的大好时机，亲率大军南下。然刚至涿州，阳明擒获宸濠之捷报至。武宗大为扫兴，隐捷报而不发，令军继续南下。张忠、许泰二人为逢迎讨好武宗，置国家安宁人民安稳于不顾，竟建议王阳明释放宁王，待武宗亲拿。王阳明岂能拿国事民命作儿戏，断然拒绝。于是，张忠、许泰二人及起党羽便对王阳明多方构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王阳明的亲友皆以为他难逃此祸，其父海日翁言“宁濠之变，皆以汝为死矣而不死”。[6](P.1283)王阳明也感到了沉重和凄迷，“尽日岩头坐落花，不知何处是吾家。” [7](P.774)但现实的凶险不容许他逃避，他只得再一次用良知之理论，静坐九华山，超越尘世争夺，忘淡威胁，将自我纳入心定神静之境界。“世儒倡臆说，愚瞽相因仍。……咏歌见真性，逍遥无俗情。各勉希圣志，毋为尘所萦。“[8](P.775)王阳明以良知的潜心静悟，靠其学养，处乱不惊，临危不惧，其慧达为世人处世的典范。

　　正德十六年武宗逝，世宗入继，新的朝廷准备为王阳明的平叛之功封赏。但他的赫赫战功和威名引起了从内阁到科台的官员的广泛嫉妒，从而掀起了一股强劲的“谗构”阳明之风。谗构者既言王阳明平宸濠之功不实，又言其学说是伪学欺世。此时，王阳明已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险境所蒙受之冤屈言不甚言，他已无兴趣去与那些功名利禄的争夺者争辩是非曲直，而代之以高远的视野和豁达的胸怀应对一切。“君子与小人居，决无苟同之理，不幸势穷理极而为彼所中伤，则安之而已。处之未尽于道，或过于疾恶，或伤于愤激，无益于事，而致彼之怨恨仇毒，则皆君子之过也。……痴儿公事真难了，须信吾生自有涯。” [9](P.161)王阳明自信良知，鄙视污浊，决不同流合污，对功名利禄的超越使他不屑去进行卑贱残忍的争夺，对官场是非荣辱的参悟使他决计退离这是非之地，回归自我。但他的回归不是归隐和绝世，而是站在更为高远的精神立场，去承担社会责任和世事人道。他在江西任上的最后一首诗《啾啾吟》，是他这种心态的显露和总结：“知者不惑仁不忧，军胡戚戚眉双愁？信步行来皆坦道，凭天判下非人谋。用之则行舍即休，此身浩荡浮虚舟。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千金自珠弹鸟雀，掘土何烦要镯镂？君不见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竿驱虎如驱牛。痴人惩噎遂废食，愚者畏溺先自投。人生达命自洒落，忧谗避毁徒啾啾！” [10](P.784)

三

　　“致良知”是王阳明晚年在对系列哲学问题的体悟后提出的。

　　良知说源于孟子。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乃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11](P.223)孟子认为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其最初表现是爱亲敬长。王阳命继承了孟子的这一思想，并赋予它更为广泛的内涵，把良知扩充为一种贯穿于万事万物的普遍原则。他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以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 [12](P.107)良知，无处不在，存在于事事物物，包罗万象。它“昭明灵觉，圆融洞彻，廓然与太虚而同体，” [13](P.211)当然，良知所具有的这种普遍原则，不在心之外，而存在于心。

　　王阳明把良知上升为宇宙本体，“良知者，心之本体。” [14](P.61) “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 [14](P.45)良知是心的本体，而心是宇宙本体，因此，良知也就是天理，是世界的本原，万物的根源：“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 [14](P.84)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也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 [14](P.72)良知既是天理的自觉，良知又是一般事物，而善恶正是在一般事物中表现的。因此，王阳明要肯定良知的这种互相依存的性质。良知对于具体事物，就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具体事物对于良知就不是外在的而是应用场所。在王阳明看来，良知不但是宇宙本体，而且是具有能动性的参与者，是思维主体。

　　王阳明进而将 “良知”与《大学》的“致知”结合起来，构建了他的“致良知”说。“致”者，显现、回复也，就是使自己的思想达到完美无缺、尽善尽美的地步。为了激励人们努力进行自身的道德修养，王阳明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也即“致良知”的最高标准。他认为，人虽有圣愚之分，但是，作为本体的良知，却是与生俱来，不假外求的，“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求，不须假借。” [14](P.85)良知是完善无缺的。圣人贤人，山野村夫，愚妇愚夫，老者幼童，其与生俱来的良知都是相同的，即使是孔圣人也与普通人相同，“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 [14](P.49)；且都是纯洁无瑕、尽善尽美的，“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贤，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14](P.79) 。

　　王阳明认为，致良知就是要依良知而行，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1]格物、致知源于《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14](P.45)朱熹解释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认为人要体认天理，必须接触万事万物，去体认蕴涵于万事万物之上之理。王阳明的见解不同于朱熹。他认为，格物致知不是即物穷理，不是体认万事万物蕴涵之理，而是推广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万事万物，从而使万事万物得到吾心良知之天理。他认为，认知的获得不在于人去接触客观事物，而是客观事物因人的接触而获得了天理，体认出了人的良知。格物是良知得以充塞流行的条件，致良知即为良知充塞流行。他说：“‘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今于良知所知之善恶者，无不诚好而诚恶之则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诚也已。” [15](P.971-972)不但将良知所知之善推广于具体事物，使具体事物皆得其理，且吾心亦诚意自谦。从此看来，良知具有一种监督功能：对自己行为的判定，表现在情感上的被动，是不安或满足。不难看出，良知所知之天理，具有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以及以善恶意志作为范导。由此可见，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不但强调道德的主动性，且坚持在致良知于自我行为之中，以求完善自我、发展自我，从而实现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而后再以其理想人格实践于社会中。

　　经历明中叶深重的社会危机后，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说，试图用这一道德体系改变明中期内忧外患的处境和士风日下、道德沦丧的社会风气，以道德修养和实践改观社会风气，通过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使人们向善从善，提高整体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升华人的精神素养，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睦，推动社会和谐发展。“致良知”说不但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在今天同样也具有现实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守仁．诸生夜坐[A]．王阳明全集[Z]，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 王守仁．年谱附录一[A] ．王阳明全集[Z]，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 王守仁．奏闻宸濠伪造檄榜疏[A]．王阳明全集[Z]，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社,1992．

　　[4] 王守仁．阳明先生画像记[A]．王阳明全集[Z]，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5] 王守仁．征宸濠反间遗事[A]．王阳明全集[Z]，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 王守仁．年谱二[A]．王阳明全集[Z]，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 王守仁．岩头闲坐漫成[A]．王阳明全集[Z]，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8] 王守仁．登云峰二三子咏歌以从欣然成谣二首[A]．王阳明全集[Z]，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9] 王守仁．与胡伯忠[A]．王阳明全集[Z]，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0] 王守仁．啾啾吟[A]王阳明全集[Z]，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1] 孟轲．尽心章句上[A]．孟子[Z]．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12] 王守仁．传习录[A]下．王阳明全集[Z]，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3] 王守仁．答南元善[A]．王阳明全集[Z]，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4] 王守仁．传习录[A]中．王阳明全集[Z]，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5] 王守仁．大学问[A]．王阳明全集[Z]，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