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经济大潮的滔天巨浪的猛烈冲击下，作为中国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知识分子处境窘迫，感到了陷入“无物之阵”的困境。道德、理想、激情减退，功效实利成为当前许多知识分子立身处世和思想价值取舍的基本准则。许多知识分子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的转向职业化的职业运作方式。
关键词：经济大潮；知识分子；自我拯救
在经济全球化与市场一体化似乎已然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今天，商品经济大潮以不可阻遏之势席卷中国社会的每一角落，猛烈地冲击和洗涤着中国人现存的价值观念、生存准则和人际规范，中国知识分子的境况日益窘迫，
一、经济大潮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窘境
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其精确内涵极难裁定，更何况其构成正随历史的发展而逐步分化和变迁。本文所述的“知识分子”指的是以传承知识为职业的社会阶层，他们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接受过专门的职业技能教育，主要以传承、创造、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群体。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型：一是理论型知识分子，他们从事抽象价值符号系统的创造即理论和人文等方面的研究，这涵盖了理论学科和人文学科的知识份子；二是操作型知识分子，他们将抽象的价值符号转换成具体的操作构思或产品模型，即技术性的研究。从本质上看，前者必定超越于现实的商品经济之上，而后者则可通过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市场需求而被纳入商品经济网络。理论型知识分子超越于现实的商品经济之上的这种超越性在任何国家都是屡见不鲜的，也是值得指出和赞扬的。
在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曾受到不公的待遇，满脑子学问还被“洗脑”，被迫接受党的“思想改造”和工农兵的“再教育”，精神上备受折磨，经济生活也一贫如洗。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了转变，重新确立了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知识分子一方面心有余悸，一方面欢欣鼓舞，重新在自己的知识领域中小心翼翼的焕发青春。然而，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生存挑战。商品经济大潮以不可阻遏之势席卷中国社会的每一角落，猛烈地冲击和洗涤着中国人现存的价值观念、生存准则和人际规范。人们彷佛被拋出了习惯久已的生活轨道，懵然地注视着周围的陌生。 一些嗅觉敏锐学者因此感到了陷入“无物之阵”的困境，他们在作出种种努力以后发现,到处都是商品经济大潮的洪流和追逐物质的欲望，泱泱神州已然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圣洁的校园已然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宁静的书斋也再难以慰籍学者们一颗寂寞的心。在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畸形膨胀的今天，商品经济的洪涛巨浪很容易将一切都纳入功利和实用的框架，从而是学者们极易失去那份本应与世俗化相平衡的超越性。在这种情况下，首当其冲的就是不直接产生任何直接经济效益的理论型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在商品经济下的生存危机尤其严峻。诚然，现今知识分子生活现状自非“反右”和“文革”中的惨况所能与之相提并论。国家和社会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比较安定的环境，落实了知识分子的工资、住房、福利、医疗等待遇，知识分子的生活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但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知识分子虽和农民阶层相比还有很大优越性，若和其他阶层相比却还有很大的差距，“穷酸”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仍然还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形容词。“制原子弹的不如卖荷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须刀的”、“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再穷也莫当教师”、“手术刀不如剃头刀，原子弹不如茶叶蛋”等等谚语即是其真实的写照。知识分子被嘲讽为“知识苦力”、“穷老十”（比文革时的“臭老九”还要低）等等，都侧面说明商品经济大潮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窘迫境遇。在市场经济下，“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潜台词即是赚钱，若将知识分子与影视明星、商业大腕相比，收入就不是有无差距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法比，中国知识分子向以价廉物美著称，但若长期“价廉”下去，“物美”就将成为问题，西方知识分子一般处于中产阶层，而中国目前还有很大差距，我们一方面要肯定知识分子的生活现状较前有了改善，另一方面也得承认，知识分子的待遇还有待提高。
二、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
在经济大潮的影响下，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间社会趋于形成，这个日益壮大的社会正在摆脱意识形态而自行其是，经济实利主义实际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价值准则和生活要义。道德、理想、激情减退，功效实利成为当前许多知识分子立身处世和思想价值取舍的基本准则。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不在于政治上不得意，而在于自己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之本，失落感成为知识分子长时期以来的心态已灼然可见。这种失落感并不是来自于他们与中国古代士人传统的比较，而是来自于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传统的比较而产生的，实际上即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份的解体分化与精神地位的被颠覆。二十世纪初，生机盎然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少年中国”的伟大情怀和气魄，进行了打倒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并取得了胜利。面对传统这个巨人，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实现了对它的伟大超越，尽管其中仍梦幻般的空想成分，但这确实也给了中国知识分子确立历史主体意识的信心和决心，从而使知识分子成为了民众的精神导师和代言人。他所扮演的角色隐含了历史引导者的身份，尽管其表面上的身份仍暧昧不明，而且在拥有文化领导权的话语中，也常常因被认为是不洁的和有先天缺陷的而作为被改造的对象，甚至有时还不得不付出屈辱和人格尊严的代价，但这些却不能从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心理上的优越感，而民间对知识分子的敬重和热情，正是这一优越感得以存在的基础，并长期以来在现代中国以“非制度化”的形式保留。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潮席卷全国各地，民众的信仰在经济指挥棒的驱使下日益世俗化，各种流行的世俗文化充斥了民间文化的空间，流行歌曲、精彩影视、花枝招展的明星，满足了民众的文化需求。这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失去了民众的精神导师和代言人的身份和地位，而且更成为懦弱、无用、迂腐、贫穷、卑微的形象的代表，文化心理上的优越感业已荡然无存，有的只是深深的失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成了知识分子的中心话语。虽然他们当时并不完全理解开放和市场的真实含义，相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还有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但他们毕竟是视野高远和眼光锐利的阶层和群体，也体察出了现代化目标和市场经济实施的必然性。他们的这种思路与政府的思路越来越多的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契合和呼应。随着市场经济概念的普及和意识形态的淡化，商业化及其与之相伴的消费主义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表明市场法则规划社会生活是这一转变过程的必然的最终要求。社会的价值标准由政治文化标准向经济标准的转变，使得金钱崇拜逐渐公开化的出现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国人的言行中，而且这种经济体制带来的金钱和财富相结合的新的利益集团即企业家和商人阶层开始在这个社会上大行其道，夺取了知识分子的中心位置和他们的神圣光彩，而且由于一时难以妥善调整的分配机制，知识分子一度濒临相对贫困的境地，其中人文学科及进行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更是惨淡经营。学者陈平原在分析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考生录取线下滑之后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一现象之所以值得注意，因其代表了当今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政府和企业都愿意重奖‘有突出贡献’科技精英，经济学家和法律专家也日益得到社会各界的礼遇，惟有人文学者可有可无备受冷落。所谓‘衣食足，知荣辱’；所谓‘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谓‘经济增长必然带来体制变更’、‘经济的自由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化’——穷怕了的中国人（从政府到民间——原注），普遍相信只要经济发展，一切矛盾将迎刃而解。借用今夏北京流行的文化衫上的话：‘有钱和没钱，感觉就是不一样！’冷落无法‘来钱’的人文科学，对于这个一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几乎是天经地义的。”[1]（P.102-103）于是，教授们每日或奔波劳碌，马不停蹄地旋转于各个学校之间疯狂地上课，赚取微薄的课时费以维持生计，或转行下海。
三、艰难的抉择
知识分子作为真理、正义和良知的化身的时代虽然是一去不复返了，面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坍塌和道德范式的解构，面对信仰的淡漠和理想的缺失，面对铺天盖地的对“精英文化”的嘲弄与诋毁，知识分子该怎么办呢？王朔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对经济大潮下知识分子做过描述，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是现在最找不着自己位置的一群人，在经济大潮下危机感最强的就是他们，比之任何社会阶层都失落，并且连文化上的优越感也几乎荡然无存，有点一无所有的感觉，如果不及时调整心态，恐怕在将来的日子很难挣到一席之地。知识分子毕竟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他们逐渐认同了社会的安排，或“躲进小楼成一统”，或“冷眼向洋看世界”，或下海弄潮经商，各得其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在认识到自己窘迫的处境后，适时地调整了心态，他们不再以历史主体意识的引导者和民众精神的导师的形象发言，而是力图在社会历史大变革的时代首先进行自我拯救，以图不至于被突如其来的经济洪流所淹没。神学研究者刘小枫就认为：“（文化的价值）意义的追寻是人类文化活动的本质。人正是通过对文化的构建活动来超越给定的现实，修正无目的的世界，从而确立人自身在历史中的价值意义。”[2]（P.11）这种“人自身在历史中的价值意义”的追寻实际上即是一种自我的拯救。周国平也认为：“商业化的加速发展，越来越关注实际的东西，人文知识分子进一步受到冷落，就是到了所谓的边缘地位。……我认为对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来说，重要的是自己应该有个信仰，他自己在从事精神上的工作，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有自己追求的东西，不应该有失落感。知识分子不应该充当救世的角色，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还是自救，走自己的路，坚持自己的追求。”[3]（P.44-45）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加速了市场化进程，工商阶层的形象日益被强化，公众的兴趣日益向经济转移，知识分子原来耿耿于怀的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模式日益被富裕与贫穷的二元对立模式所取代，价值的失落和经济的寒窘日益撕噬其心，大众文化娱乐明星也吸引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越来越被大众冷落。在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中，大部分知识分子也逐渐开始倾向于对社会的认同，特别是二十世纪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开始下海经商，一部分仍留在知识界的则走上了职业化的转变过程，其中又有一部分人“脚踏两只船”，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角色。在经济大潮的汹涌冲击下，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更加迅速的被分解成为各种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正如李泽厚所言，在知识爆炸、学科划分越来越细的今天，以往那种打通文史哲的国学大师已经很难出现，更不要说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知识分子的这种职业化既是在外在压力下的被迫适应，也是他们将计就计的主动调整。“从业以谋生”的观念可以使知识分子放下清高，在职业领域的拓展和职业效益的追求上处于主动而有利的地位。知识分子既是文化与价值的载体，同时又是经济的主体，他们有神圣的一面，也有凡俗的一面。这并不奇怪，我们对之应有足够的理解和宽容。 “反右”与“文革”中，在许多知识分子看来，是他们为了“民主”而付出了巨大牺牲。所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潮，一方面是对文革中所受“压迫”的一种强烈反弹，但更重要的是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富强民主的真诚愿望。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突然开放，西方大量涌入的先进文化产生的示范效应以及中外对比中对中国落后的强烈感知，他们希望冲破传统体制，摆脱现实困境，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这种愿望无疑是美好的，但他们都忽视了理想与现实结合的可能性，没有看到中国需要的是稳定与渐进的改良，而不是狂飙猛进的“运动”。这种启蒙知识分子的行动方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许多知识分子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的转向职业化的职业运作方式。
参考文献：
[1]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A].载《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
[2]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周国平，燕怡.周国平访谈录[J]，北京：《东方艺术》，1997年，（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