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摸拟篇》云：“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1] 这里“三史”与“五经”指什么？周一良先生认为这里“三史”只能是《史记》、《汉书》、《东观汉记》。[2]张舜徽先生也认为“此处所云三史，自指《史记》、《汉书》及《东观汉记》”。[3]而程千帆先生却认为，“此处之三史不可能包括《后汉书》”，颇疑其为《左传》、《国语》及《史记》。[4]这里“五经”，未见有学者做过具体说明，大抵均无疑问，以为自指《易》、《书》、《诗》、《礼》、《春秋》。几家不同之看法，值得我们认真分析。认为唐代“三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应是沿袭清人钱大昕之说法。[5]是否意味着《史通》中的“三史”就是这三本书呢？

　　《史通•叙事篇》云：“夫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而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别，粹驳相悬，才难不其甚乎”，“盖厖降、蒯瞶，字之媸也 ；重耳、黑臀，名之鄙也。旧皆列以三史，传诸五经，未闻后进谈讲，别加刊定”，“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史通•杂说下篇》云：“世称近史编语，唯《周》多美辞。夫以博采古文而聚成今说，是则俗之所传有《鸡九锡》、《酒孝经》、《房中志》、《醉乡记》，或师范五经，或规模三史，虽文皆雅正，而事悉虚无，岂可便谓南、董之才，宜居班、马之职也。”从这些评论看，刘知幾于“三史”与“五经”十分推崇，“三史”、“五经”的史著文辞，“以文叙事，可得言焉”。但应用当代语言如实记录史事，不能为追求典雅而一味模拟经史文辞，而有损史事真实性。《史通•言语篇》就说：“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亘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以此而论，若说《史通》“三史”中有烦秽之《东观汉记》，甚是不妥。因为《东观汉记》是否著名到成为摸拟对象尚属可疑。

　　《东观汉记》成于众人之手，质量不高，所以华峤才有志将其改撰，后成《汉后书》。《晋书》本传就称：“初，峤以《汉纪》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6]“华峤删定《东观记》为《汉后书》，帝纪十二、皇后纪二、典十、列传七十、谱三，总九十七篇。”在众多著述中，“华氏居最”（《史通·古今正史篇》）。刘知幾非常推崇华峤，“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且认为其地位不为一般人可媲美，“夫以枉饰虚言，都捐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是则董孤、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矣”（《史通·言语篇》）。称述其史著文辞“言辞简质，叙致温雅”（《史通·序例篇》）。《华峤集序》称：“张华等称其（峤）有良史之才，足以继迹迁、固，乃藏之秘府，与三史并流。”[7]若说《史通》“三史”中有烦秽的《东观汉记》，华峤《后汉书》与含有《东观汉记》的“三史并流”，就显得没有意义，因为《东观汉记》很难与《史记》、《汉书》相媲美，也实难为刘知幾所称道。

　　刘知幾对《东观》之批判非常激烈，他说：“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而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8]这里，《东观汉记》成了集体撰述而条目不张之典型。《史通•核才篇》卷九又引傅玄所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是后刘珍、朱穆、庐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对《东观》之史著文辞，再次加以讥诃。
　
　　刘知幾对“三史”之后的史著明显不满，而这个临界点不太可能是《东观》。时间上限，用《史通》中表示时间之概念来说，是“中古”、“中世”，即约相当于“两汉或秦汉”。[9]而《史通》中的“三史”应是泛指两汉之前的史书，大部分时候有《史记》、《汉书》，还有可能有《左传》、《国语》。陈汉章中就注意到《史通•书事篇》“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目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一句中，“三史”与它处不同，其于《书事》篇“异于三史之所书”句下释云：“此三史即谓上所引《国语》、《左传》、《史记》（按：非司马迁的《史记》）观下列《后汉书》之迂诞诡越，可知三史非《史记》及两《汉书》。”[10]

　　事实上，魏晋时期的“三史”，很有可能是对当时史书的一种泛称，而不是固定的三本史书之名。一方面钱大昕所言“三史”中的《东观汉记》很难和《史记》、《汉书》相媲美。另一方面，魏晋以来，有很多人精于“三史”，如晋之刘耽“明习诗、礼、三史”[11]，北魏阚骃“三史群言，经目则诵”，[12]隋之潘徽“少受《礼》于郑灼，受《毛诗》于施公，受《书》于张冲，讲《庄》、《老》于张讥，并通大义。尤精三史”[13]，《晋书•傅玄传》称玄“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论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14]把“三史”与《礼》、《诗》、《书》及《庄》、《老》并举，“经国九流”与“三史故事”并举，“三史”就很有可能是对当时史书之泛称。王鸣盛认为要用三史，以配五经，[15]正如此理。

　　而从刘知幾于《史通•摸拟篇》列举的摸拟十三例来看，其中从晋已降效仿《春秋》者有三例，有孙盛、干宝，另，吴均模拟《公羊传》；晋以前模拟《春秋》者仅一例，有谯周。（谯周后也入晋，实也可视为从晋已降者）从晋已降效仿《左传》者有八例，干宝二例，裴子野三例、王劭二例，萧方等一例；效仿《汉书》者一例，为唐令孤德棻。

　　这里，从晋已降效仿“五经”的较多，但自魏已前也有效仿“五经”者，从晋已降也有效仿“三史”者。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左传》，刘知幾是作为经书在看的。

　　汉、唐“五经”所指并不相同。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始有“五经”之称，此时“五经”中之《礼》指《仪礼》，《春秋》指《公羊春秋》，这时却没有《左传》。到唐孔颖达等作《五经正义》，其中《礼》用《礼记》、《春秋》用《左传》。《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云：“《五经》博士各二人，正五品上。掌以其经之学教国子。《周易》、《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礼记》为《五经》。”[16]又古人所说“五经”者，实际上不止“五经”，如《隋志》著录徐邈《五经音》十卷，即包括有《周易》、《古文尚书》、《毛诗》、《三礼》、《左氏》、《论语》等。所以“五经”既可作专名，也可以为共名，即是儒家经典的泛称。

周一良先生怀疑，“《东观汉记》是否著名到成为摸拟对象尚属可疑。两晋南北朝的史书文字，恐怕更不能认为一律‘喜学五经’了”。[17]实质上，刘知幾用骈文创作，互文对举，有时很难坐实，若从整体上把握，问题就很好解决。我们认为，“三史”与“五经”并举时，“三史”与“五经”可作共名理解，泛指两汉先秦的史书与儒家经典。《史通》的其它处，不妨也作如是观。

　　《史通•模拟篇》此处所言“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盖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刘知幾主要是从史著文辞角度在言说，要学习先秦两汉经史著述之语言风格、情志、神思，而不是字句、篇章。所以才认为，“貌异而心同”与“貌同而心异”有别。而“刘氏魏已前多效三史，晋已降喜学五经之说，盖亦大略之区分，不可拘执。”[18]

　　不论“三史”与“五经”具体所指，刘知幾此处所云的确指出了魏晋史学一些变化，即经学对史学之影响。蒙文通先生很认同刘知幾此观点，多次引用“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这句话。他认为“此魏晋以来史学一大变革也”，他解释说“效三史是摹仿马、班的纪传体，学五经是恢复《左传》的编年体，这正指的晋时干宝、孙盛、习凿齿诸人”，并指出他们不仅效法《左传》的体制，而且摹仿《左传》的文章。[19]钱穆先生认为，这说明“当时人对经史之通观并重”。又以为“论其本源，则皆自崇尚儒学来”，“史学家中如徐广、裴子野等，制行茂美，尤是粹然儒者之榘矱。《宋书》史臣曰：臧焘、徐广、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并服膺圣哲，不为雅俗推移。此皆著作虽分经史，学术同归儒门之证”。[20]

　　诚如二位所言，魏晋史学出现了一段经史并重的时期，使得当时的史著与文学作品在文辞上有所不同。梁裴子野撰有《宋略》二十卷，长于叙事，时称简要。《史通》对裴子野盛赞有加，说其史著文辞是“长于叙事，无愧古人”，“时称简要”（《史通·叙事篇》）。《梁书·裴子野传》称：“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辞，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21]裴子野有《宋略·总论》，将文的华与质与世之兴衰相联系，十分鲜明的反对繁文丽辞，崇尚简要。其自言：“剪截繁文，删撮事要，即其简寡，志以为名。夫黜恶章善，臧否与夺，则以先达格言，不有私也。”[22]南朝陈何承天，撰有《梁典》，他在《梁典·总论》中说：“文章妖艳，隳坠风典，诵于妇人之口，不及君子之听，期乃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然雕虫之技，非关政忽，壮夫不为，人君焉用？”[23]裴、何二人，均极力反对甚至否定文学的审美性，重视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这与当时文坛的主流思想极为不一致。在一个文学觉醒的时代会有这样的见解，说明经史思想对其影响甚深。

　　对干宝、孙盛而言，他们志在典训，取法经传，“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理切多功”（《史通·序例篇》）。不仅效仿经传的义例，还兼拟其文。《文心雕龙·才略篇》说他们：“文胜为史，准的所拟，志在典训。”[24]孙盛、干宝喜学五经的做法，应是当时史学家反对近古浮靡文风的一种反映。

　　东晋南渡，曾出现过一段儒学复兴时期，虽很快又为玄学之风所浸，但对史学有明显的影响。“史例中兴，于斯为盛”（《史通·序例篇》），是谓“五百年史例中兴者”。在这个时代已经没落的儒家思相，藉此得到了一个回光返照的机会，提倡儒学，可以激发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可以抑制社会上的佛道色彩，也可间接抑制世家大族，这样的时代特质，使得史学有一些变化，以与儒学相关联。[25]我们认为孙盛、干宝，“不思浮丽之文，既波荡一世，黜彼靡曼，崇兹简质，准的邱明”[26]，总比效摹潘岳、陆机的做法，更具有史学家的气质。刘知幾所言“从晋已降，喜学《五经》”正好说明了魏晋时期，史学发展的这一特点。而魏晋史著学经传的义理，摸仿经传的文辞，可能就与此一时代思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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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通通释•摸拟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以下引《史通》文，同出此本，随文标注。

[2]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413页雷闻先生在《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一文中，以周先生此观点作论据，展开对唐“三史”之论述，似也未细究《史通》“三史”所指为何。见《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1期。

[3]张舜徽：《史通评议》，《张舜徽集•史学三书评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页。

[4]程千凡：《文论十笺》，《程千帆全集》卷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页。

[5]钱大昕：《十架斋养新录》卷六“三史”条，上海书店，1983年版影印本，第119页。

[6]本传附于《晋书》卷四四列传一四华表传后，中华书局，1974年版点校本，第1263-1265页。

[7]《北堂书钞》卷九九《艺文部五·著述十七》引《华峤集序》，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414页。

[8]《旧唐书》卷一百二列传五二《刘子玄》，中华书局，1975年版点校本，第3168页。

[9] 白寿彝：《刘知幾的史学》，载《学步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90-191页。

[10] 陈汉章：《史通补释·书事篇》，见《史通通释》附录，第655页。

[11]《晋书》卷六一列传第三一，第1617页。

[12]《魏书》卷五二列传第四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点校本，第1159页。

[13]《隋书》卷七六列传第四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点校本，第1743页。

[14]《晋书》卷四七列传第一七，第1323页。

[15] 王鸣盛认为“三史”指的是《战国策》、《史记》、《汉书》，见氏著《十七史商榷》卷四二，“三史”条上海店出版社，2005年版黄曙辉点校本，第309页。

[16]《新唐书》卷四八志第三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点校本，第1266页。

[17]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412-413页。

[18] 程千凡：《文论十笺》，第213页。

[19]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附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20]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安徽教育出版社，第135页。

[21]《梁书》卷三十列传第二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3页。

[22] 见严可均校辑《全梁文》卷五三，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第3262页。

[23] 见严可均校辑《全陈文》卷五，第3430页。

[24]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01页。

[25] 逯耀东：《魏晋史学的双层发展》，载《魏晋史学及其他》，台北东大图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7页。

[26]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