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中国刚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大陆进行经济“制裁”，海峡两岸的关系也较前显得紧张而转入冰点。正是在这样一种波谲云诡的历史时期，从台湾地区转道香港来上海的一位神秘客人，通过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冯契先生，与已卸任多年的考市长汪道涵先生进行了一次鲜为人知的政治对话。今天，三位直接进行对话的人中有两位已经作古。我作为16年前那瘦对话的牵线者，现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作一个大概的回忆，以飨读者。

　　1990年4月，华东师大哲学系接待了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客人，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的弟子张尚德教授，他带着众弟子一行20人来上海后下榻虹桥宾馆。张尚德先生此次应中国哲学史学会、上海哲学学会和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之邀，来大陆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张尚德先生毕业于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曾任中国(台北地区)哲学学会总干事、文化大学教授及十方禅林书院博士班主任，是台湾地区著名的禅门宗师。听中心副秘书长李志林教授说，张先生此行还带有巨额投资意向，欲寻觅与本市主要领导会面的机会。

　　张尚德先生此间曾多次与华东师范大学冯契教授交流佛学。冯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哲学家，也是张尚德教授的老师殷海光教授的师兄。由于冯先生潜心从事中西哲学交汇研究多年，又频繁地与国内外学者进行交流，遂由他倡导，上海哲学学会、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六所高校的相关系科、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解放日报》、《文汇报》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知识出版杜联合发起，并邀请国内外中西哲学文化界知名学者，于1988年成立了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现改名为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中心还编辑出版了学术沦丛《时代与思潮》。我当时在该中心任办公室主任和“论丛”执行编委。张尚德先生在上海不仅开设佛学讲座．还先后在静安宾馆、华侨饭店、玉佛寺等处多次设宴，出席对象主要为交流研究中心成员、相关学者和领导。

当时华东师大袁运开校长和学校外办根据对方所提出的与上海市领导层会面的要求，在张尚德先生一行来沪之前就通过各种渠道与有关部门联系无果。在这样一种国内外风云际会复杂而又敏感的政治背景下，市领导似乎无意会见这位台湾民间入士。

　　此时，冯先生让李志林教授把我找去，问我：“听说你有办法与汪道涵取得联系”我回答说：“我有一位亲戚在国务院外经贸委曾与他共过事。去年《社会科学》杂志(我所工作的单位)成立十周年时我曾经请他为杂志属了词，”冯先生希望我能联系汪老，请他出山与台湾客人见一面。我虽然答应了下来，但一提起“台湾”二字，却心有余悸。由于我姑父早年北大毕业，抗战时期任日政府中宣部、中组郎的官员，后在河南大学任历史系教授， 1949年随著名历史学家、台湾著名作家孪敖的研究生导师、向南大学校长姚从吾赴台，缘于此，我的一生中受到过种种不公正的待遇，这方面阴影在自己心头始终挥之不去。但面对我所尊敬的师长，学识渊博而又心地坦荡的冯先生所托，自己又稍稍育所慰籍，终究“文革”已经结束十几年了。

　　我开始试着与市府顾问室汪办联系，接电话的方秘书回答：汪老没空!第二天又打电话去，得到的回答依旧是这简单的四个字。我如实向冯先生汇报。冯先生也一筹莫履，只好说再联系联系看。情急之下，我冒昧地直接往汪老家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庄夫人孙维聪女士，我怕再次被挡驾，先将我与汪夫人在黑龙江大学工作时所尊崇的杜老先生的关系抬了出来，在得到汪夫人的认可后，又说明了我与汪老的老同事、当时任外经贸部顾问的石部长的亲戚关系和来意。终于，汪老接起了电话。我在电话中先说：’南怀瑾先生您认识吗?”他说：“我知道。”我遂将自己所了解的张尚德先生此次来沪的情况和用意依葫芦画瓢般一一叙出，并转达了张先生和冯先生邀请他参加26日华侨饭店午宴的事，特别提到张先生带了50亿美金投资意向的事，认为这似乎是重中之重的事了。汪老在电话中未表示任伺态度。

　　4月26日上午9时，张尚德教授在地处上海市中心附近的华侨饭店9楼松鹤厅做了整整一天的“掸的超越性”报告。下午4点半，在报告会接近尾声时，中心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所所长丁帧彦教授突然急勿勿地走到我面前告知我：快，汪老马上就到，你赶快跟冯先生下楼去接客人(事后得知，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在那一刻刚接到汪办打来的电话，向他们通知了汪道涵先生要来华侨饭店会见张尚德先生的消息，校方马上派人驱车赶到饭店通知了冯先生)。我急忙陪冯先生、张先生一起下楼去接注老。不一会儿，只见汪老轻车简从，仅带了方秘书一人从一辆黑色的奥迪车上走出。华侨饭店已安排工作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大宴会厅隔出一间小会客厅，并将汪道涵先生、冯契教授、张尚德教役引入会客厅”—

　　我和交流中心的少数同志在会客厅门口挡闲人，张先生的秘书吴辉雄医师拿着相机给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面留下了珍贵的纪念照片。此刻．一位儒宦(周瑞金先生在回忆录中对汪老的尊称)、一位哲人和一位禅师开始了两岸历史性的对话。出乎我意料的是，三位先生的对话主旨从佛学、中国传统文化、投资断渐地进入了两岸关系…•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汪老谈兴盎然，原打算一个小时的会见又延续了半个小时。会见完毕时已将近六点。我跟着冯先生、张先生又将汪老送至楼下上了车。

　　这次上海会面之后，两岸加快了民间交往的步伐，1990年11月，辜振甫先生出任台湾海峡交流基盒会董事长。同年12月31日蛤，两岸密使在南怀谨先生香港的寓所中重开国共两党会谈。1991年12月，汪道涵先生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井于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海协会”和“海基会”在香港以民间机构的形式举行了会谈，达成了“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的“九二共识”。“共识”成为以后两岸正式对话与谈判的基础。在这三年间，由于各方人士、各派势力、各种团体、各个组织通过多种渠道的努力，1993年4月27日，“海协会”和“海基会”终于在新加坡的海皇大厦举行海峡两岸授权的民间机构最高负责入之间的首次正式会晤，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的第一步。会谈对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据知情人说，按当时的政治形势，没有特殊背景和最高级别领导的批准，是不可能随便安排两岸这种具有特殊政治背景的民间会面的。我想，汪道涵先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作出与张尚德先生会面的举动，很可能是紧急征求了中央最高领导的同意，也可看出汪老在当时已经产生了筹划两岸关系交流的念头或已经开始进行两岸关系的接触了。

　　从南怀瑾先生嘱托张尚德赴大陆访问到张先生的成行，前后准备了三年，从1990年4月26 H至1993年4月27曰“汪辜会谈”恰好又是整整三年．这是一种时间概念上的巧合，还是这”三”字冥冥之中意味着什么佛家谶语?从最近报章发表的追忆汪老的有关文章中了解到，中央在1988年就有意请南怀瑾先生这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隐土式的人物作为两岸关系的传话入。南怀瑾先生在此后满怀爱国热情，筹集巨资建立了基金会和投资公司．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又一家的合资企业，1992年又出资修建和筹建浙扛省温州至金华及温州至福州的铁路．并在全国各地的高校设立奖学金和助学金，至今还在以一颗佛心不显山不露水地为中华民族的振兴鞠躬尽瘁，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余生。此为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