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6年9月28日，孔子诞辰2557周年之际，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新址落成典礼在贵大花溪北校区举行。逢此因缘，海内外学者齐聚一堂，各自发表了自己对儒学的看法和观点，而讨论的焦点则是“儒学现代化”的问题，这一问题包括了四方面的内容：（1）儒学现代化的可能性；（2）儒学现代化所面临的阻碍；（3）现代化之路径；（4）儒学现代化的趋势。

　　一 、儒学现代化的可能性

　　儒学中究竟有哪些可以与现代社会相融化与互补的资源呢？这是儒学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是儒家学者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各位与会学者就此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具体到每个个人，儒学对当代人的心理卫生建设有重要意义。当代世界机器大生产的迅速发展，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对人性造成戕害，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儒学在缓解心理压力方面有许多资源。王自和先生指出：儒学提倡“仁爱、道德、认识、行为”，提倡“个人内心宁静，心胸舒畅，随遇而安，对内外在的和谐适应”，这些都有利于塑造高尚的人格和健康的心态。例如，孔子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从心理卫生的观点看，就是君子能自我悦纳，心情开朗，而小人不能接纳掌握，故自苦、自危、自惭、自卑、自惑，以致自毁。

　　其次，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儒家说“讲信修睦”，提倡孝悌、道义、良知、和睦，这些都是人生存与社会中的基本人文原则。在现代商业社会，人无信不立。儒家提倡的诚信是保证商业运作顺利实现的先决条件。而“选贤与能”则依然是现代政治值得参考和借鉴的重要观念。另外，儒家还讲“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对当代人如何解决环境问题也有重要的启示。

　　第三，从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载体的儒家，其重建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资源，中国的现代化语境和主体性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需要，驱使儒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重建。来自新加坡的李诗锦先生说：“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多次受到外族入侵和统治，但民族生命却未曾丧失，正是因为民族的人文精神遗传起到了为生民立命的作用”。香港孔教学院名誉院长邓凯先生指出：儒家主张和平，对促进世界和平意义重大；提倡修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孔孟的礼乐思想有利于提高民族的人文素质、精神素质；儒家思想还可以为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中争得优越地位。

　　二、儒学现代化的阻碍

　　儒学中存在众多资源使其能够与现代社会相适应，那么为何儒学现代化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儒学得不到当今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可和接受呢？与会学者认为，其主要阻碍是：

　　第一，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冷漠态度，存在抵制、批判的情绪。受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影响，年轻一代在不了解传统的情况下，将儒家和其他传统文化一概归为封建专制、愚昧落后的糟粕，遂认为儒家思想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是不可取的。因此，认为儒家思想在现在已经过时了，没有再研究和继承的价值。这些认识上的误区影响了儒学的发展和其现代化。

　　第二，国人对民族文化信心不足。自从近代以来，欧美列强凭借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后，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开始学习西方的文化。西学从器物层面到政治、文化层面，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一步步丧失，中国人数千年来的文化优越感在欧美国家先进文明面前瓦解殆尽。

　　第三，现代性对儒学的挑战。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发达和机器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导致人类的异化，出现人性危机，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盛行，道德伦理被解构，信仰被放弃，出现全面的价值危机。儒学与其它学说一样，都面临上述问题的困扰。因此，虽然有新儒家对儒学现代化的长期努力，但是儒学依然难以在社会中发挥重大影响，为广大民众认可和接受。

　　三、现代化之路径：宗教化？非宗教化？

　　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儒家要以怎样的路径来解决儒家现代化的问题呢？儒学界依然存在着广泛的争论。

　　有学者认为，从儒学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调适和重建的方式主要有十二种。在“现代化共识”形成（从1919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到1935前后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期间，通过“西化”派与“本位”派的长期论战，基本上形成了“现代化共识”，即认为中国发展问题的要害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泥古不化”，而是“现代化”）和“新儒家”问世以前（当代“新儒家”也基本上形成于1919——1935年前后，梁漱溟的儒家现代化理论——“乡村建设理论”、熊十力的“新唯识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钱穆的“新国学”等“新儒学”流派基本成形），儒家重建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而后是“创化论”（“创造性转化”）。前者尚没有完全脱离“夷夏之辨”的陈腐观念和盲目自大的虚骄心理，而后者开始从世界历史视野出发自觉发挥中华民族的主体创造性。“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 三种方式基本上还属于“体用论”的分析框架，偏重于“中学”思维，对“中学”与“西学”的认识都比较模糊，尤其认识不到二者的本质区别，但其历史功绩却是不可小视的，它们是儒家重建的先声，对引进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后九种方式（“中西会通”、“接续主义”、“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西体中用”、“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基本上属于“创化论”的分析框架，对“中学”与“西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逐渐走出了简单生硬的“中学”VS“西学”的思维，“现代化共识”的养成就是一个突出的证据。当然，采取什么样的重建方式是与中国当时的现代化情境息息相关的。

　　（一）宗教化？

　　与会学者认为，古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资源是由儒家士大夫提供的，这种知识人的伦理资源不同于欧洲传统社会中由教士阶层提供和维系的伦理资源，它强调以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理念为基础的意义体系和伦理秩序。这种知识人的宗教性的社会化和制度化机制，不是由组织自主的教团性的独立建制来贯彻，而是与国家的官僚集团的结合来贯彻。

　　与会学者指出，现代社会学的历史考察表明，精神性伦理的社会化机制主要有两种：a. 通过在社会中相当程度地分化的教团组织，把精神伦理有机化地融入社会基层，并有效地整合民间的大众型宗教冲动，比如历史上西方基督教和东方基督教的情形，这种文化宗教性的承担者是受过理性化教育的神职阶层；b. 通过国家的官僚层级组织，把精神伦理有机地植入社会基层，比如历史上的中国儒家士大夫，其文化宗教性的承担者是受过儒家科举教育的官僚。

　　但是，晚清废科举以及政制的改革，儒家知识人宗教性的社会化和制度化的实在基础丧失了。为了维系传统儒家理念的宗教性，儒家知识人必须重新寻找社会化的基础。而宗教化无疑会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除次以外，主张将儒家宗教化的学者还认为宗教化在一些实践层面有利于儒学的发展。一方面，虽然新儒家人数众多，但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结构，力量分散，在儒学宣传上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一些学者认为，组建儒教团体，则可以将人力物力集中，能够更好地扩大儒学宣传的社会效果，也能够使儒学的传承与发展获得组织保障，同时也使大众有更多机会地接触儒学。另一方面，儒教团体建立后，可以依法享有我国各种宗教享有的法定权利，并可以更好地利用国家为宗教提供的社会资源。

　　（二）非宗教化？

　　“非宗教化”是相对于“宗教化”而言的，不太赞同“儒家宗教化”的学者认为“将儒学完全宗教话是有问题的”。张新民先生指出，儒家有自己的终极关怀，它是一种以人为基础的人文教，以人文精神道化天下，不离日常生活，不像西方宗教以超越性为中心，认为将儒家改造成类似基督教的宗教，儒家就会丢掉一些平常性、多一些神秘性，这是不合孔子思想的。他认为，儒家现在最重要的是“重建其教化体系”，恢复人文教的本色。他结合办书院的实际，特别强调了书院是重建教化体系的一种重要方式，他认为书院可以开展讲学活动，进行对学生的生命教育和人格培养；书院教育具有开放性，有利于对学子进行“方便教化”，也“有利于向理、工、农、林等非人文学科的学生传播推广人文精神”。他还建议，国家可以将儒学内容和书院教育、形式纳入教育体系，使儒学进入课堂，在学校课程安排中占一定分量，使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能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在他看来，除教育体系外，各地的儒学团体应当深入社区和民间，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推广儒学，这既可以扩大儒学的影响，又能起到改善社会风气的作用。某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对儒家价值的认同和实践也是一种形式（例如“儒商”）。 张新民先生还提到了北大张祥龙先生的“儒家文化保护区”，也是儒学现代化的一种形式，其经验有是具有参考和推广价值的。



　　四、儒家现代化的趋势

　　部分学者指出，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儒家现代化的趋势是：第一，由以农业社会立论过渡到以工业社会立论；第二，由绝对地拒绝现代化到主张实现接续传统的现代化；第三，由西化与现代化混为一谈到能够分殊西化与现代化；第四，由简单地接受物质的现代化到认识到制度与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性；第五，由对“中体”的感性或感情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逐渐意识到经过“创造性转化”的传统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反而可以作为现代化的动力和助力，起到社会整合、民族凝聚、文化认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