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书籍实在是太多了。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的责任，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 , 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这样的话题也成篇累牍, 似乎没有什么需要再值得深入探讨的了。但是,当我们从儒家的角度再次聚焦知识分子时，却有了一些新发现，在此表达出来,就教于诸多同道。
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
春秋末年以后 , 士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通称。《汉书 ·食货志》把士作为四民之首，“士农工商 , 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 , 辟土殖谷曰农 , 作巧成器曰工 ,通财鬻货曰商。” 这已经把士作为一种社会职业来看待了 , 而这种职业是以专营知识为特征的。现在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位 , 《汉语大词典》界定为：“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教授、工程师、医生、会计、编辑、记者、文艺工作 者等。”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略有区别 : 知识分子是 " 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 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 " 有人认为 ,海外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迥异 : 一个人如果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并从事脑力劳动 ,还不一定算得上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除了受过较多教育和献身于专业外 , 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人类的一切利害。殷海光引用《时代》周刊对知识分子的定位：第一 ,知识分子不止是读书多的人，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第二 , 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但是,殷海光也认为,如果用《时代》周刊的标准,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即令在西方世界也是寥寥可数。
其实 , 儒家对知识分子有蕴含更深、更完整的界定。荀子以知识分子在现实政治中的表现来区分俗儒、雅儒和大儒 :“ 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为,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掩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患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也。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 是雅儒者也。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着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似怍。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也。”
然后,荀子又以知识分子的自身修养来区分小儒与大儒:"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性情,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才,可谓小儒矣。志安公 , 行安修 , 知通统类 , 如是则可谓大儒矣。 "（荀子·儒效）对知识分子定位最理想的也许要算《礼记·儒行》: 居处不淫、饮食不溽、举贤容众、毁方瓦合、博学笃行、悦近来远、礼义忠信、特立独行、宽仁厚德、乐道知命……似乎要把世间一切美德都集中在儒家知识分子身上。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把古今中外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概括归纳在一起，可以作出这样的界定：一、知识分子具有较高的操守；二、知识分子以知识的传授和运用为其职业；三、知识分子孜孜于新知识的探索和创造；四、知识分子可以用知识改变世界。一言一蔽之：知识分子的完美形象应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如果我们把上面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作一点引伸，并把士与四民中的其他三民作一比较，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特征。特征一：仅就知识分子以知识的传授和运用为其职业而言，知识分子是以知识的掌握为前提的，不论是知识的传授也好，还是知识的运用也好，他必须以知识为标准的，因此，知识分子的职业本身要求具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真理性，即使知识分子所遵循的知识或理论只是相对真理，甚至是谬误的，但在当时当地，这种知识或理论一定被认为是正确的，否则便不会被知识分子所遵循。士的这种身份特征，与农相比，有所不同，农民生产，虽然也要遵循客观规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但这种遵循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却是获取粮食。工商就不同，“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窬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盐铁论》中的这种描述，虽略显极端，却也道出了一定的道理，工商往往以迎合人们的需要、诱惑人们的欲望为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事物的公正性、真理性就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了。其特征有二：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职业多为两途，一是开馆授徒，一是进入仕途。科举一开，入仕更成了主流。仅以仕途而论，士为官一方，便要造福百姓，这是基本的准则，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公正清廉，也就是说，做官作为一个职业，更加要求为官之人具有独立性、公正性、真理性。这种独立性、公正性、真理性、客观性就是古人所说的“道”，尽管诸子百家对“道”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大家普遍认同的，即道是一种普世价值。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儒家认可的知识分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从道不从君”。
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
从知识分子的完整定义到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人们将会看到一个巨大的落差，定义中的知识分子是那么的尽善尽美，而现实中的知识分子却是鱼龙混杂，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知识分子的尴尬。董仲舒虽然成就了儒学独尊的地位，然而仕途并不顺利，以修学著书终老；贾谊名重一时，却嫉妒迭加，抑郁而亡；陶渊明虽不为五斗米折腰，而遁世自娱，却丧失了知识分子的功用；杜甫尽管心忧天下，却贫贱难以自给，死于牛酒；程颐虽以布衣见召，后则被放归田里，受人监管；朱熹虽不喜仕进，却被定为伪学首魁，及于终身；在这里还有佯狂避世的阮籍，有谏迎佛骨而遭贬谪的韩愈，有诗文传世、官场屡挫的苏轼……甚至圣人孔子，也有遍访诸侯而不得伸其志，汲汲如丧家之犬的时候。如果我们再把那些臭名昭著的知识分子也算上，如文字如傥直者的李义府，如进士及第、初期反对割地议和的秦桧，如潜心读书十年、颇著清誉的严嵩……那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
以上都是些鼎鼎有名的知识分子，至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尽管淡泊名利、扶危助困、尊老爱幼、扶身清正、行侠仗义者不乏其人；而那些苦读经书、贪慕功名、穷途潦倒、附庸风雅者也大有人在；其更下者，休妻再娶、冒名顶替、充当枪手、滥竽充数、挂名出书、欺世盗名、鸡鸣狗盗、坑蒙拐骗、挑拨教唆、贪赃枉法也不在少数；一部《儒林外史》，对此有更直接更形象的描述。如果谈到当代的知识分子，其情形如上所说的也差不了多少，只是在社会伦理道德日渐颓靡的条件下，其下者愈其下而已。
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与其完整定义的这种间隔，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方面是知识分子不直接地创造物质财富，而知识分子的生存又必需一定的物质基础。当知识分子既无一定的社会职业，又无现成的物质条件，其生活必然是凄凉的，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甚至鄙夷体力劳动。在这种情况下，他或是安于贫贱、死于冻馁；或是卖文鬻字、勉强度日；或是寄人篱下、食客帮闲；其更甚者，则是欺哄讹诈、无所不用其极了。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好选择就是进入仕途，这既可以有稳定的较高的收入，又可以施展一点抱负。
既然进入了仕途，有了稳定的收入，按理说知识分子可以尽展平生之所学，为老百姓造福了。诚然，历代官宦，为民请命者有之，造福桑梓者有之，刚正不阿者有之，兴学一方者有之……但是，挥之不去、愈演愈烈的往往是这样一幅景观：为官者上下勾结、营私舞弊、草菅人命、昏聩无能、贪赃枉法、贿赂公行……官场的黑暗与知识分子操守之间的这种巨大反差，正是我们所要论及的第二个方面。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定理，即个人利益获得最大化。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追求自身的物质利益，并力争使其达到最大。用这个定理来分析官场的黑暗，则一目了然，为官者如果贪图个人利益，他的欲求就会没有止境，何况他在一定范围内执掌着公共权力，利用这种公共权力为个人谋取好处，有特别的便利和巨大的收益。这就是历代贪官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真理性，放在这里一比，只会使人哑然失笑，或被认为是欺人之谈。知识分子有什么独立性？知识分子为稻粱谋，只有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庸，对世俗君主俯首称臣；知识分子有什么公正性？知识分子的公正性只是来自于神授之君权，倘若知识分子夹杂了个人的私利，这种打折扣的公正性也很难保持；知识分子既不能做到独立不倚，又不能保持其公正性，他的客观性、真理性又何能实现呢？
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与知识分子的完整定义之间的这种隔阂，这种反差，这种对立，这种人格分裂，将如何看待呢？如果知识分子只是遭遇困厄，然而能坚持操守、矢志不渝，尚能以知识分子道路之艰难解释之；倘若知识分子同流合污，甚至变本加厉，我们只能视之为知识分子的堕落，这还能称之为知识分子吗？但是，问题的关键不是这种道义上的申述或谴责，而是应该从更深的层次上来探讨这一问题。
具有儒家精神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守道之人，而儒家的道，就是中庸之道。所谓中庸之道，也可以说是用中之道。那么什么是“中”呢？“中”是万事万物的根本，是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繁衍。“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由于万事万物都存在矛盾的对立面，这种对立面的存在，决定着事物的运动和发展。如果在事物对立的两方面中，硬要消灭、否定、取消其中的一个对立面，事物的运动、发展也就不存在了，事物的生命力也就没有了。因此，要兼顾矛盾的两个方面，使对立双方各得其所，不要走极端，而是达到对立统一。这就是“用中”。正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但是如何允执其中，这才是真正困难的。
在我对人类文明社会的分析中，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作为私有者之间的普遍对立和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求这两对矛盾，不仅把人类带入了文明社会，而且是人类文明社会的根本动力。这两对矛盾推动着文明历史的进程，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诸多灾难和社会问题。人类的根本任务在于，既要让这两对矛盾得以顺利的发展以促进人类历史的进步，又要防止这两对矛盾的肆意妄为毁坏了人类的文明成果。
假定我们认可以上的结论，再来理解中庸之道，似乎要容易得多。如果我们处于一个人们利益纷争普遍对立的社会中，如果这种对立非但不能去除，而且这种纷争或对立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又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时，对于这种正作用与负作用的同时并存，人们除了促进正的方面的发展，抑制负的方面的危害以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中庸之道正是要在这样的对立中达到内在的统一，使事物向正的方面发展。执其中道，“无过无不及”。
假定人们处于普遍的对立中，要使人们和睦相处，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符合中道的选择。西方学者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称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黄金法则，在世界各大宗教中都有所表述。“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则是意思相近的表述。
假定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求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客观存在的，儒家对财富的态度则是超脱的。孔子虽然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的表达，但是也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的声明，更能说明其超然态度的是“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 （《礼记•中庸》）这似乎可以有效地抗御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具备儒家精神的知识分子，面对道的坚守，“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从道不从君”，“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面对物质财富的诱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面对仕途，“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孟子•滕文公》）
如此看来，儒家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必须超脱于世俗社会的各种对立之上，但同时又是积极入世的，这有着双重的困难。仅只是超脱于世俗的对立，就已经是相当困难了，僧侣、出家人之属似乎尚能做到；但又要关注国家的安危、民众的疾苦，而又能洁身自好，这尤显其难。儒家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既要有出世的情操，又要有入世的关怀，且能中正不倚，恪守中道。对于这种困难，古人早就意识到了。“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礼记•中庸》）为此，“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知识分子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隅隅而行，有些人不能理解中庸之道的真味，而止于迂腐；有些人不能超脱于世俗的对立，而随波逐流；有些人不能抵御权位财富的诱惑，而沉沦堕落……但仍有人不畏艰难、奋力前行，这些人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更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不坠的灵魂。
对于儒家知识分子，人们讥诮、否定、批判得最多的是儒家知识分子缺乏创新。表面上看似乎如此，儒家有考据之学，训诂之学，章句之学，义理之学……唯独没有创新之学。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几方面的原因，原因一：儒学是一种通达的学问，它的适用性、生命力非常强，是其他学说无法比拟的，没有必要对它进行彻底的改变；原因二：儒学作为一种在对立中寻求统一，在混乱中达成稳定，在偏倚中实现均衡的学说，有保持现状的内在倾向；原因三：数千年的农耕文明，相对而言发展变化是迟缓的，历史没有对儒学提出新的要求。尽管如此，儒学并不排斥发展创新，而且深知这种创新是非常难的，尤其是涉及社会总体变革的创新则更难，只有具有大智慧的人，圣人才能做得到“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行礼要节而安之，若生四肢，要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民，而博若一人，”（《荀子•儒效》）一旦世俗权威已经建立，则“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礼记•中庸》）
儒家知识分子是圆融通达的，忍辱负重的，坚韧弘毅的，中正不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
参考文献：
方宇军：《从中国到世界——文明社会的深层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论语》
《孟子》
《荀子》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之《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
《盐铁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