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2日下午3时，贵州省儒学研究会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勉学堂举行学术研讨会，研讨的主题是：传统与现代语境下的知识分子。会员70余人与会，提交论文多篇。

　　会议由新增补副会长童中心教授主持，张新民、张建建先生作主题发言后，与会者各抒已见，踊跃发言。虽说会议进程由下午3时至6时半，仅三个半小时，未能尽所欲言，但发言内容仍然是充分的、富有见地的，体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兹将这次研讨会的发言整理于下，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贵州大学教授张新民：尊敬的各位同道朋友，很高兴今天大家能聚集一堂，共同进行学术会讲。今天会讲的题目很有意思，我愿意先破题，以引发大家讨论的兴趣。在这个主题下，我们可以讨论传统语境下的知识分子，可以讨论现代语境下的知识分子，也可以以一种视野交融的方法，站在传统与现代双重的语境下对知识分子展开讨论。

　　大家知道，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知识分子都是其自我意识的标志，因为知识分子是最能进行批判、反省功过的时代声音。他们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担负起时代的责任，对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但知识分子对时代进行反思首先还取决于他能不能自我批判、自我反思，所以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我们有必要对知识分子进行一个通盘性的检讨。

　　既然是一个通盘性的检讨，我们就不能纯粹站在现代的角度来看问题，而必须贯穿古今，从传统与现代相互连接的价值立场上对知识分子进行一种全面性的反思、一种自我批判。然后依据这个批判来展开对社会各个层面学理性的讨论，这样才有利于时代的发展与进步。

　　讲到今天的知识分子，我们必然会问现代的知识分子从何而来？这就要联系到古代的知识分子。在古代语境中，知识分子是被称为“士”的。“士”，在先秦就产生了，即春秋战国时代。在那个时代，士已经开始突破王官之学了，他们在民间展开各种学理性的讨论，而他们所面临的那个时代又是礼崩乐坏的时代，怎样重建秩序，重新寻找一种人类发展的健康方向，儒家学派和其他各种学派都展开了讨论，他们有自己本体论的思考，有对价值立场的批判，形成了诸子百家并存的局面。这个局面与知识分子大量的涌现、大量的游动有关系。我们看见在春秋战国时代，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了一个游动的阶层，所以当时称之为“游士”。这个游士阶层已经不依附于任何阶级了。过去讲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他们的弱点，但恰恰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优点。因为他们不依附于任何一个阶层，所以他们有超越性。这就是孟子讲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能够超越“恒产”而有一个价值理想，有一个批判精神，这和他们能够不依附于某一个阶层有关系。

　　当时各家各派展开言说，主要的一个中心概念、一个中心范畴，或者说有一个活泼泼的体悟，那就是“道”。任何一个学派，主要是儒道两家，还包括墨家，他们都依据“道”，或者说依据一个超越性的价值理想对社会展开了批判，他们希望社会能从无道转变为有道。他们要改造世界，实现价值，实现文化和理想。这种精神在中国文化里一直是传承下来的。

　　秦汉以后，知识分子入仕之途开始制度化，那就是汉武帝的郎官制度、御史制度，开始在民间选取知识分子入仕。这个时候，我们清楚地看见，以前的“游士”变成了“士大夫”。秦汉时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具有“吏”和“师”的双重身份，也就是说他不光在行政架构里面推行政治职务要求的工作，同时他们也在推行与价值理想有关的教化工作。这样一个传统一直往下延续，一直到明代，甚至到清代，我们都可以看出这种一脉相承。

　　概括地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一个道的体验，他们依据道建构了价值理想，这个价值理想是超越性的，但超越性的价值理想又不脱离于世间，是与世间打成一片的。他们一方面拥有知识，另一方面他们又敢于行动。在中国古代，真正的反智主义的潮流不是很厉害，主要由法家来充当，道家有时也有这个色彩，但儒家基本上是主智主义的。根据他们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和西方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他们和古希腊的哲学家、基督教的教士有很相近的地方。

　　古希腊的哲学家是要对世界做本体论的沉思的，他们是静观的人生,对世界做静观，但不一定有行动。中国知识分子很早就对世界有一个解释、有一个体悟，同时他们也主张一个知识论的进度，但知识论的进度要服从于道问学、服从于道德的进度，他们并没有放弃知识。另外他们与基督教救世的精神很相近，基督教的救世精神决定了后来西方有一个发展方向，除了静观人生以外还要改造世界，这就是马克思说的：“我们不仅要解释世界，我们还要改造世界。”关键的还是改造世界。在西方，鼓舞他们改造世界的巨大的动力资源是来自于基督教。从儒家来看，两面都有：一方面他们对宇宙自然进行解释，他们对世界有一个体悟；另一方面他们要重建人间秩序，开辟一个真善美的价值世界。所以他们具备行动的人生，他们强调知行合一、强调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强调天人合一、强调心性体悟和具体行动的合一。这种性格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基督教、古希腊哲学家有非常相近的地方。但他们又有不同，尽管他们有类似宗教的信仰、有超越性的理想，但是他们没有西方那种统一性的组织、没有僧侣集团、也没有超越的人格化的上帝，他们从来不把“道”宗教化，所以先秦讲“道”，后来宋儒讲“天理”，王阳明讲“良知”，“道”、“天理”、“良知”都是和人生相当贴近的。

　　中国知识分子由于讲“道”，并且认为“道重于势”，所以还有一个“以道抗势”的传统。这个“以道抗势”的传统实际上在先秦就已经出现，比如范睢见秦昭王，秦昭王是给他下跪的，范睢就讲：“道重势不重，道重于势。”鲁穆公曾经要见子思，当时找使者用三种礼去问子思，一种是君臣之礼，子思是不能接受的；第二是朋友之礼，子思也不能接受；子思能接受的唯一的礼仪，也就是价值待遇，就是必须以师礼来待子思。这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重道的精神，那就是道比势还高，皇帝必须以师礼来对待知识分子。所以王安石组织经筵制度，经筵制度就是一种皇帝必须到场的宣传儒家学说的制度，即每半个月皇帝必须接受一次儒家教育。除王安石外，还有同时的二程都坚持皇帝要站着听，臣子——这时已经不是臣而是师，要坐着讲。

　　到明清以后，专制达到高峰，特别是朱元璋废丞相以后，专制达到极限，明代的知识分子和宋代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差异：宋代的知识分子是希望借君行道的，明代的知识分子已经放弃了上行路线，他们在民间开辟秩序，全面地在中国农村及所有能够施行教化的地区建构了一个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是以礼乐文明为代表、为标志的，就是说，治国之道是必须以教化为先的。当然，在一些学者比如杜佑看来，还是要以适合为本，先富之，后教之，富起来以后还要教化。所以从这个立场看，中国知识分子一贯具有“明道救世”的精神，这种精神决定了他们是“道义”的代表，也是社会良知的代表，这个社会良知的代表同西方对知识分子的定义非常接近。

　　大家知道，启蒙运动以后，西方认为他们的知识分子阶层才真正兴起，他们并不认为古希腊的先知、中世纪的僧侣就是他们的知识分子的渊源和延续，他们认为18世纪以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在西方才真正兴起，这个阶层在18世纪以后运用理性精神对社会展开了批判，而理性是要用于公共事务的，这恰恰和欧洲中世纪有很大的区别。中世纪的欧洲的理性精神是主要用于超越界的，启蒙运动要把超越界的理性拉回到世间，对公共事务也就是世俗世界展开批判。所以康德讲“启蒙就是运用你的理性”，理性运用到什么地方呢？那就是公共事务。对公共事务参与批判，转换它，实践性的转换它，所以这一批知识分子是社会良知的代表，知识分子不光从事他的专业领域研究，还要从专业领域中超越出来，对国家、社会、民族乃至于天下、人类有很大的关怀，这才叫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

　　我们从中国古代士的精神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恰恰具有这种精神。他们一方面拥有专业知识，因为要通过科举，这个专业知识是人文性的，但是他们又能从他们的专业范围或他们的职务范围、行政职守范围中超拔出来，对国家、民族、社会、天下有一个很大的关怀，这个关怀用宋儒范仲淹的话来说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用东林党的话说就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所以中国从东汉开始，知识分子的清议运动、“以道抗势”的运动、改造民生的呼声，始终不断，他们同时也代表边缘群体、下层群体、农民群体说话，这个说话是超越知识分子立场，站在其他阶层立场发言的。明代以后，知识分子也代表工商阶层说话，代表农民利益说话。他们正是社会良知的代表，如果社会有不幸、社会有苦难，他们就要拯救、就要发言，这恰恰表现了他们超越性的一面。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传统在晚清以后慢慢消失，宋儒到清儒有一个很大的转型，就是宋儒讲“天理”、讲“良知”，这个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精神还是很高的，但是清儒——我讲的不一定全面，只是理想性的概括，不排除个别，清儒把“天理”的“理”转换成礼仪的“礼”，要把超越的形而上的价值拉回到世俗世界，变为世间的礼仪制度，这个转型是有必要的，因为空讲心性也会导致脱离现实实践的问题，但是纯粹讲礼，没有“天理”的“理”，那么“礼”的依据、“礼”的价值挂搭也会悬空，因此我们如果把清儒和明儒做一个比较，尽管清儒也很重视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但清儒的气节精神是远远不如明儒的。所以到了晚清以后王国维曾经哀叹，他说戊戌变法前一天，举国上下的知识分子都还在拥护，一旦康梁变法失败，光绪皇帝被囚，转眼之间知识分子哑口无声，全部依附到朝廷一边，所以他感觉很伤心。当然他对康梁也有过批判，就是过分的用学术干预政治，把政治和学术搅成一块，学术没有独立。因为从中国文化来看，我们要有一种学术精神，为学术而献身本身就是精神的表现。

　　康梁变法以后，科举制度废除，标志着中国文化有一个很大的转型，我们重新从传统的教育转变为现代性的教育。在现代语境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化、科程化、专业化，西方的分类系统逐渐渗透到我们文化的内部。知识分子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从业。但是我们在民国年间仍然可以看到传统士大夫精神的跃动，比如像梁漱溟，他讲“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就很有一些传统士知识分子的气概。梁漱溟的父亲自杀也表现了一种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精神。晚近的陈寅恪一直坚守他的文化立场，他的身上也有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实际上他终身从事史学研究，著作都是考据性的，但他考据性的著作内涵有深刻意义，这个意义有很大的关怀，这个关怀已经超越了狭小的史学研究，他思考的是整个文化的走向问题，他固守的也是整个文化应有的价值系统。他们的身上还具有知识分子的气节精神，还有一种代表社会良知的价值立场。

　　但是在现代化的语境中，特别是８０年代以后，社会一方面进步，但是一方面我们看见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整个世界都在世俗化。这个世俗化的过程当然不能说是全部不好，但也导致了很大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已经没有宗教精神了，没有明道救世的价值立场了，也没有坚固的信仰了，知识分子成了狭小的专业分工中的工作人员。这同泥水匠、理发匠、管道工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用自己的职业来进行谋生，除了职业以外没有任何的价值关怀。一部分知识分子还与商品、与利益、与工具理性相结合，他们成了商业广告的附庸，追逐于商业广告之下，获取的是商业利益。他们迎合市场、迎合功利利益的需要，目的是在人类整体的功利里面分一杯羹。知识分子已经成了商业化的一个边缘群体，他们想进入中心，却被迫走向边缘，而不是因为固守社会良知才固守边缘。知识分子已经被严重的异化，我们认为是双重性的异化：一方面知识分子异化成商品的工具；另一方面我们看见教育制度的产业化也导致了教育的异化，对学生的培养不是人格情操，目的却是背后的利益——学费、创收，学校变成了市场。这些都和知识分子的下坠、堕落有关。这个堕落并不是我个人的观察，在清代转入民国以后，严复就有这样一个深刻的观察：世风之坏，坏于学风；学风之坏，坏于士林；士林之坏，坏于知识分子之无耻。顾炎武讲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中国文化是讲耻的文化，有羞耻心的文化，但是在严复的话语中我们看见知识分子已经从传统退落出来，传统发生了断裂。

　　这个断裂包括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之间的巨大鸿沟，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传统知识分子是有宗教精神的，是代表社会良知的，是有道的；而现在的知识分子是代表工商利益的，是没有价值立场的，是不能代表社会良知的。所以我们今天讨论传统与现代语境下的知识分子，应该有一个批判性的视野，我们应该重新唤起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知识分子不应该在市场上为自己斤斤计较地讨利益，他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代表包括农民、工人、弱势群体说话。因为良知需要他这么做，价值立场需要他这么做。他要关心他的专业，用专业知识为社会服务，同时他也应该从自己的专业超拔出来，对人类有很大的关怀，甚至对天道有很大的关怀。而这个关怀应该是能够落实于人间的，能够给人间创造秩序，提供动力性的资源的。

　　贵阳市文联副研究员张建建：刚才张新民先生讲到传统语境下的知识分子的一些主要特征及其在现代语境下这些特征的丧失，我想对张新民先生的讲话作一个回应。

　　在我看来，在当今时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很多问题，但最主要的还是今天的这个主题，即“传统与现代”的问题。按张新民先生刚才所讲的，首先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传统的身份问题，也就是他的价值身份。我们一直有一个习惯性的思维：讲到传统的知识分子——“士”，就认为传统的“士”阶层代表一种最高的道德理想、代表了一个国家未来的希望——以孔子为代表，同时还代表了我们文化的主流思想。我觉得把一种文化价值理想、文化价值的认定和一群人、一个阶层组合在一起，成为一种身份的鉴定，这只有在中国的传统中才成为一种规定性的说法。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士阶层和西方的知识分子是完全不同的。

　　刚才张新民先生讲到中国的士阶层在传统中是“吏”“师”一体，在学术上又是“道”“学”一体。这来自于他们整个的天道思想下的个人身份认同，实际上是社会身份的认同。这个问题我们要认真辨析，如果不认真辨析，可能对我们的文化人或者学者或者是知识分子对所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建构可能就没有清醒的、理性的认知。

　　在我个人看来，一个阶层的建立，特别是中国士阶层的建立，与士阶层最早掌握对天、地、人的解说权有关，孔子的删经著述等工作，实际上是对古代的人们的一些社会行为包括三王的行为作一个全面的解说，这种解说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是开创性的，既包含了人们对天地、宇宙神圣性的超越性经验，也包含了对人类世俗行为的规范性的言说，所以这样一个言说是开天辟地的，用传播学理论来讲，就是当一个人最早对一个事物进行了言说，其权力是最大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东西被一个人把它说清楚了，把它讲述出来，最后成为一种制度，甚至与治理国家的政治结合在一起以后，它就构成了一种潜在的权力。所以我说中国的士阶层首先是获得了对天道自然的解说权力。这是他们的第一层权力，因之构成了他们权力性的身份。这种身份我们不要小看它，因为这样语言的行为或文字的行为，最后会演变为一种文化的行为或者社会的权利。为什么儒家特别强调政统、道统、学统为一体，三统归一。实际上这一点清楚揭示了当代的思想家，象多蒂尔这位文化理论家提出的学术和权利的关系，儒家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最后一定要争取这个系统的完成，2000年以来儒学为自己的学统、政统和道统的合法性的自我认证，逐渐形成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我认为也是话语权的体系，这种话语权背后包含了巨大的政治权力。

　　为什么我特别欣赏蒋庆先生多次讲到“公羊学”中孔子为“素王”的思想？就是因为“公羊学”清楚地意识到儒生要参与到政治制度的建构中去，但又不能被僵化的政治制度束缚，丧失自己的权力。要坚持自己的话语权的最终完成，就必须坚持这种“素王”的身份，富有批判性，不在实际的制度当中纠缠，与现实保持距离，甚至采取激烈批判的姿态。这就是中国士阶层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吏师”身份，另外一个是“素王”身份。而这两点都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尊德性而道问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政治态度。

　　在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权力被一种科程化的文化背景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权力剥夺了。中国的士阶层没有一种独立的权力来完成对天道人事解说。如果我们更深入地来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当然便是话语权和身份的完全丧失。马克斯·韦伯认为知识是知识分子阶层的职业，是一种工作，是一种努力，这一职业与其他职业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但是他保持了一种理性中立的状态，能够在他放弃了进入社会政治制度结构的时候，保持了和制度的疏离性，才能坚持批判性的思想，所以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都坚持了一种批判的精神，始终对社会保持疏离的身份。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漫长时期以后，现代才刚刚面临马克斯·韦伯那个时代西方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

　　这个问题最大的挑战就是：西方是强调理性主义的，而理性主义不能建立一种道德的、神圣的合法性，也就是建立不起一种价值性的学说。但是我觉得西方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制度的疏离，可以使他们站在社会制度的外面，任意地发挥自己理性的力量进行批判，这是一种在行动当中的建构性行为。而中国知识分子在自己曾经有过的权力失落之后，更缺乏一种独立的方式，没有一种独立坚守的“道”。我觉得马克斯·韦伯讲的以学术为职业的中立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传统士阶层进行建构时，谈论道德的建立、谈论内在良知的建立、谈论天道思想的坚持，仍然是有必要的，因为这始终是人类未来的理想。不管什么时代，都希望有这样一种具有神圣性又与个人的生命灵性高度融合的未来社会的预期。但是我更欣赏的是知识分子要在现实社会中保持清醒的理性，具有批判精神，在话语权已经失落的时候，重新建立一种话语体系。

　　贵阳学院教授刘宗棠：我接触这个话题比较晚，但是对刚才谈论的一些问题我很感兴趣，这里面有三个概念，一是传统，一是现代语境，一是知识分子。关于知识分子定义，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它有几种解释，用现代的解释就是我们社会所说的四大劳动者之一，即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例如教师、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等等。还有一种就是古代读书人，称为士，古代的士是什么呢？是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帝）分忧，为民请愿。皇帝也要尊重他们，待之以师礼。既要为天下也要为民，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中国就没有知识分子。

　　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三个特点，第一点是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懂得以象征的符号来解释宇宙人生；第二点是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形成一个和其他社会阶级不充分整合，不依附于现存体制、自由漂浮的、相对独立的阶层；第三点是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对时政采取批判态度，对现状往往不满。杜维明教授提出一个概念叫“公共知识分子”。陈来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叫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在专业活动之外，把专业知识用在公共事务、公共活动之中，以专业知识为背景参加公众活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这种知识分子在强调学术专业的同时，不忘对公共问题进行关心，就是说他有专业性，还有公共性。有人认为2004年中国的这种知识分子只有五十个，今天有一百个，包括台湾的李敖。另外，乐黛芸教授认为知识分子死了，认为知识分子的概念是很复杂的，她说从最广义的概念来说，我们大概都是知识分子，要是严格要求，我们在座的符合知识分子这个标准的很少，达到公共知识分子的更是不多。

　　现代是什么语境？现代语境就是全球化的语境，全球化有两大思潮：一个是以美国鹰派为首的单极统治的思潮，认为凭美国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来控制世界的思潮，和它相对应的就是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还有一种就是多极均衡，文化多元共生，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全球化。所以费孝通教授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文化自觉有三个含义：一是自觉主动地维护一种文化的历史和传统，使之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第二点，不仅要认识传统，还要在传统中创造未来；第三点，要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中国文化在清末曾经丧失了自我。中国文化可能在世界未来的发展中作出什么贡献？费孝通教授提了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乐黛芸教授认为有三种梦，一种是“美国梦”，每个人都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来追求财富，较少关注更广阔的人类福祉；第二种是“欧洲梦”，强调生活质量，要求安定和谐，可持续发展；还有“中国梦”，这个乐教授没有具体谈，我考虑是不是这样：向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同世界。期望太平盛世，圣君贤相，国泰民安，所以我们国家圣人崇拜和臣民意识十分严重。我们总是希望有圣人、有皇帝、有贤臣、有清官，却缺少公民的自我意识。我们现在经历从臣民意识到公民意识的转化，还有就是清末以来的强国梦和现代化之梦。现在我们想的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把我的话归纳起来讲，就是：我们的语境是全球化的语境，是公民社会，知识分子，和西方知识分子有相同，也有所不同。说士和公民社会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恐怕还要斟酌。

　　张新民：关于价值中立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中国文化的立场来看儒家所讲的“道德”。我们现在把“道德”一体化了，把它看成一个范畴，其实回到儒家本意来看，“道德”是两个范畴：一是道，一是德。“道”是自然范畴，“德”是人文范畴。为什么呢？我们从老子的话可以看出来，老子说儒家是道失而后才讲德，德失才讲仁，仁失才讲义，义失才讲礼。他把从自然到人文不断发展过程看成是一个退堕的过程。但我们就可以看出儒家讲道德，坚守两个立场，一是自然秩序的立场，一是人文秩序的立场。如果我们回到“道”的立场，它恰恰就是中立的。因为“道”是一个整体，说它是一个范畴并不准确。“道”涵盖一切、笼罩一切，盈天地之间皆是道。但“道”又通于心性，所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心性是可以通天地的。我们返回到我们超越性的源头加以体悟，对天道自然加以体悟，一定是价值中立的。这个时候的价值中立实际上是涵盖一切的。我们的心，我们的性，是容纳一切的，无所不包的，就像地的承载一样，它是无所不承载的。但是我们一旦进入人文立场，我们就发现人间有问题，所以孔子在春秋时代认为“天下无道”，他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有了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从无价值、价值中立转移到有价值、有批判、有是非褒贬取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一方面要回到宇宙大全，美丑一体，真假一体，是非一体，善恶一体。但同时又做一个分殊，我们有价值立场，我们要讲真善美，要反对假恶丑。

　　关于圣人崇拜的问题，我们看西方，在它的源头上，古希腊哲学（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讲绝对理念。绝对理念就是绝对价值，它是和现象界有所区别的。现象界是有问题的，绝对理念是真善美集于一体的，只是哲学家没有把绝对理念人格化。这个理念代表了人世间真善美集于一体的超越理念，我们只能对超越性的世界起敬畏心、起尊敬心。然后我们依照敬畏心、尊敬心对世俗世间展开批判。因此站在古希腊先知的价值立场上，他们对超越世界就有崇拜，其实这也是对人性伟大、崇高面的崇拜。我们只能尊敬它，它维系我们的人格尊严，也维系了人类的人格尊严。基督教在西方也一样，它把所有的真善美的价值集中在上帝那里，上帝代表了真善美。所以在西方如果说上帝死了，那就意味着整个西方的价值系统的崩溃、解体。我们不能设想西方的文化没有上帝，因为没有上帝就意味着西方没有真善美的价值。因此，上帝崇拜在西方从来都有，即使进入工业社会，上帝崇拜也依然存在。对上帝的称颂，回到世俗生活来讲，就是对人的人性光辉、人性光明的崇拜，这个崇拜我们认为是应该的。我们不能拜物，我们也不能拜金，拜物、拜金都是有问题的。把真善美的价值人格化之后，是需要起敬畏心的。回到中国文化的立场来讲，我们讲“道”，“道”就代表了真善美的价值，因此我们对“道”从古到今都有敬畏心，我们对天地也有敬畏心。但是“道”要在世俗之间展开和体现，它要通过人格来展现。圣人贤人恰恰在中国文化里面代表了“道”，我们崇拜圣人不是对某个人进行崇拜，而是对他所代表的文化方向、价值理想以及蕴涵于其中的真善美价值的崇拜。如果不是愚不可及，就找不到一个人说他会反对真善美价值。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建构圣人、维护圣人的理想，就是恢复中国文化真善美的价值，恢复中国人的文化理想、价值理想。恢复价值理想，人类才有希望。

　　中国几千年有一个管理制度，今后无论任何时候，人类都是需要管理的。我们如果不愿意官僚系统是腐败的、贪污的，那么清官的呼声就应该有。老百姓对清官的呼声恰恰就是对真善美的要求，这是不能放弃的。我们今天依然要呼吁清官，因为不能没有官，就要对官有一个道德性的要求，也就是具有价值立场。价值立场来自哪里？来自道及其所代表的价值理想。官员只有放弃他贪污的一面，他才能回到他真实的生命，这就是回到道上，否则他的人性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

　　贵阳市委党校副教授方宇军根据自已的论文《儒家精神下的知识分子》作了提要发言，见本期所载论文。

　　贵州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乔遵女士：作为政府的公务员，能参加这次会议，很高兴。于公，作为政府部门要对民间组织进行管理；于私,从感情出发，觉得这样一个学会对于推动我们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很有帮助。挽救我们濒临危机的儒学，我觉得每一个在座的都有责任。所以，今天我是心甘情愿地、不是被迫地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来了主要是学习，主要是想听听各位专家教授的高见。

　　今天我想脱离主题讲几句。按照现在我们国家民间组织发展的状况，纯学术性的民间社会团体在增多，这是一种好的现象。正如刚才几位教授所言，现在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世风浑浊，国家也正在努力把我们的社会风气扶正——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儒学研究会自7月14号成立以来，表现出了强劲的活力。刚才我看了儒学研究会的出版刊物，儒学会从成立到今天已经开展了22次活动，这在我们全省的纯学术团体中是很少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儒学研究会应该评为优秀团体。另一方面，我想谈谈儒学研究会的责任。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还剩下多少？值得担心，在坐的老中青三代，都有责任。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觉得儒学应该得到大力提倡。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一个幼儿园的小孩，他对妈妈说：“妈妈，老师今天批评我没有剪指甲。”他妈妈说：“你怎么不告诉老师，指甲是你用来抓人的？”当时我听到，心中为之一震。妈妈也是30岁的人了，认识却是这个样子，这是不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我记起的是“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所以我看到儒学研究会成立的申报，眼睛为之一亮，和来办手续的汪海秘书长交谈了很多。我们希望儒学研究会不断努力，做一个全面的传销，把儒学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贵州大学教授王良范：对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我有很大的困惑。在我们生活的今天，已经看不到在一个国家内或地区内有一种很单纯的知识分子，不论他们的学术还是他们的政治身份都是高度语境化的，我们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今天的世界还存在知识分子。

　　今天的主题是现代语境下的知识分子，当下最大的语境是，我们现在谁可以说自己是一个担待“天道”的知识分子？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汉代儒学成为“王官之学”之后，它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也成为从精神到价值到伦理道德的一个解说。但今天的知识分子是由各种不同的人群构成的，我指的还不是专业上的分类，而是价值上的分类。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社会有各种知识分子，有保持儒家传统，以弘扬天道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有以西方自由主义为价值归依的知识分子，还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价值准绳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公共知识分子，而且他们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所做的事情是关怀家国、历史、永恒、正义、人类的”，所以说今天最大的语境就是谁有权力来说谁是承担“天道”的唯一的合法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当下最接近的一个语境。当然，刚才有人说到全球化，这的确是一种语境。我说的这个问题和全球化关系不大。任何一类群体中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在他的价值范围内对人类的不同知识分子做一种判断。儒家知识分子在面对人类社会时，也应该以自己的价值观对人类文化做一个全盘的判断，对所有的知识分子进行一种判断。

　　但是，今天的知识分子所处的是一个对话的语境。不能够先验地认定某一种思想是正确的，其他思想都是边缘的，要用一种思想取代其他。各类知识分子都有权利对这个世界做一个终极性的价值发言，需要对话。民族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环保主义也好，甚至于我同意张建建先生的包括娱乐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考虑与天道、国家没有关系，但是与个人生活有关系，这类人算不算知识分子？我认为包括他们在内都应该进行对话。这就是方宇军先生刚才讲到的中道，中道一定是相对于有差异而言的，两个有差异的东西在遭遇的时候它们需要找出二者的结合点，那就是中道。否则就是偏执，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表现出了偏执，人类的悲剧大都在偏执当中出现。

　　我们知道儒家也好，基督教也好，其他知识分子也好，当它们在和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都可能发生异化，产生偏执。由此带来政治上的集权主义、暴政、强权等等，这些东西是我们今天要吸取的一个教训。

　　知识分子总想在大型话语上建构出一个宏大的理想国。但是，这个国度带有很大的危险性，严复在讲中道的时候就在警惕这种危险。所以中道十分重要，但今天已经不是儒家内部讲中道的问题了，而是在全人类知识共享的情况下来寻找一种差异的可能的结合部，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满足人类发展的需求。当然，我们可以标榜自己属于哪一类知识分子，但最大的语境是我们今天找不到一个绝对的权威来判断谁是最好的，最符合天道的。我们需要更加宽容地对待其他思想，进行对话。

　　贵州大学副教授龚晓康：刚才张老师和王老师讲到“中庸”，我们知道“中庸”思想出现很早，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对“中庸”的含义重新做了界定。我们知道，大家现在理解“中庸”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这一思想是由程颐提出、朱熹继承的。现在我们在理解“中庸”的时候，一般也是这样理解的。但是这位学者得出一种结论，认为“中”字应该是“心”字。

　　我对这个非常关注。大家看《说文解字》的“中”字，他解释的是“从口从竖”，把“中”字解释为“内”。从口表示与人有关，《说文解字》解释这一竖说是“天地贯通”。后来我看了陈鼓应先生讲，在道家，“中”都是指“心”。把“中”解释为“不偏”只是儒家才有。

　　“庸”字又通“用”，“用”在甲骨文中就是“中”字加一个“卜”字。古人在做事之前要占卜，占卜后可以实行的是“用”。“中庸”联合起来就是指“用心”。

　　刚才有老师讲到“中道”，在《论语》中说：“不得中道而行之。”以前一般是“不得中道，而行之。”现在可以读为“不得中，道而行之。”在这里，“中”完全可以解释为“心”。大家看《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没有说不偏不倚，喜怒哀乐都与心有关。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刘宗碧（女）：知识分子怎么鉴定？我认为知识分子这一阶层古代就有，就是士。现代呢，如果一定要给他定义，还是应该以文化知识为准绳，就是他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知识，或者再在他的内涵里面再加一些内容，职业的、信仰的，如果都加进去，就很不清楚。比如说，以道德情操、信仰来鉴定知识分子，那么有好多人，比如中国古代有以儒家为代表的入世的知识分子，也有以老庄为代表的出世的知识分子，还有法家以法治国的知识分子，墨家以德治国的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只能是大的鉴定。但是，怎样用文字表述呢，我还没有想清楚。但是应该是以知识水平为最主要的准绳。知识分子内部又包括许多类型，自古如此。

　　我现在要讲的是另一个问题，儒家的知识分子。今天我到贵大文化书院，一来啊我心头就受到震动。我知道张新民教授在这儿办了个文化书院，但是来参观还是第一次。一来就看见孔子像，我心里就产生一种崇敬，我就想：这是几千年前的千古圣人、万世师表的形象。一进门，就看到上面的香炉，我就仿佛看见了冉冉的香烟；看见古朴的桌椅板凳，我就好象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我置身于古文化的氛围之中，好像回家来了。所以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作为儒家的知识分子，应该联系到现在怎样去思考问题。我觉得作为活在现代的儒家知识分子，应该从这三个方面去思考问题。就是三个字：学、思、行。

　　学，我认为当今的知识分子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应该像孔子那样，不断学习新知识，各种文化、各种礼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一要学习儒家的基本经典，今天我到书院，看到好多学生拿着儒家经典在读，有的在读《大学》，有的在读《弟子规》，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的文化好长时间被武断的否定了，现在看到大学生读儒家经典，我非常高兴。现在不仅大学生读，中学也很强调儒家经典教育。哪怕是小学、幼儿园也是这样。我的小孙子三岁半，我就教他背《三字经》。现在背了一半了，他还不知道是什么内容，但是他要背。我教他背书的时候，旁边一家的孩子跑过来了，他说：“你在背《三字经》，我读小学，老师也叫我读《三字经》。”我认为这么一个学习儒家文化的风气，是个好的趋势。有些同志跟我讲，以前对儒家不了解，现在学了一下，觉得太博大精深了，他怎么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我认为要学，要回到文本上去学。当然，也要学一些现代的知识，比如说我们现在老了，岁数大了，但是我们还在学，向年轻人学习，学电脑啊。知识分子一定要学，哪一天我们不学了，就丧失了前进的方向。

　　第二，要思。书上的问题，我们要提出质疑。中国文化，就是强调我们要有独立的人格，要有独立性的思考，对现实有批判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马克思讲：“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不崇拜任何现实的。”我们要对现实进行思考，提出问题和自己的观点。我觉得现在的青年人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错。前不久，我去听张新民的一个研究生上课，我觉得他的批判精神非常好。不管教科书怎么讲，都要思考。我觉得善于思考的人一定会有创造性。要像孔子讲的要多闻阕疑。

　　第三，要行。书院搞这种活动是很好的，也是传播文化的形式。如果光在书斋里坐而论道，而没有弘扬文化的行动是不行的。岗位不同，行也不同，但行是最重要的。孔子在《论语》里面讲行的地方很多。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只是会讲，不会行动，那也是空中楼阁。现在的知识分子要倡导什么样的精神？我认为从这三个字上去发扬，这就是儒家的精神。

　　贵州师范大学讲师（博士）黄沛俪：我觉得刚才各位老师都说了很多，但是好象言说的话语都停留在现象上。我想谈的是知识分子言说话语的合法性的源头在那里？我们反思当代知识分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西方社会，知识分子算是的良知的代言人，那么在当代中国语境里面，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的合法性源头在哪里？

　　对中国传统的“士”和知识分子，我以前可能有些误会，觉得二者有大致相同的地方，但是经过这几年的反思，我在学习上进一步深入，觉得传统的“士”和西方的知识分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想要揭示的是：在社会转型这个大的变革里面，中国传统的士在向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士”代表了“天道”，其合法性权利来自于文化血脉，几千年来士在中国传统里面担当了社会正义和社会良知的代言人，或者说是“道”的代言人。但是在由“道”的代言人向知识分子的转化过程中，我认为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完全是受西方的影响，他们从“道”的代言人转变成了现代文明的代言人，又从现代文明的代言人转向了人民的代言人。

　　我现在一直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话语究竟能代表多少人民的声音？人民对知识分子的话语产生了怎样的回应？在基层社会里面，知识分子的话语到底产生了什么作用？

　　我说传统的“士”是“道”的代言人，但由于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转变成为现代文明的代言人，从“士”转化出来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在价值上已经选择了现代文明，但是当他们进入民众的生活圈时，他是用现代文明的眼光来批判还保存着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民众生活的，这时就发生了所谓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例如1938年，一位做社会教育工作的女士在遵义发现当地老百姓喜欢听川剧、唱小曲，但在她心中这是充满了封建落后和愚昧淫秽的内容的，她奇怪这些人为什么不放弃这些落后的习惯，而去狂公园、马路？但当地百姓说，公园、马路那是洋派人的习惯，不合他们的口味。这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自觉地选择了表现出强烈的追求物质的工具化效应，然后进入还没有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百姓生活时，他们认为中国的百姓生活落后、愚昧，所以要改造他们。这个改造就是用所谓的现代文明来改造民众，这是近百年来知识分子的运动。但是民众接受吗？民众采取了拒斥的态度。为什么？因为现代知识分子在民众的心中已经不具有合法性了。这个合法性的丧失是因为知识分子已经从道的代言人转化成了现代文明的代言人。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现代文明时，不是采取价值认同，而是将现代文明当做工具和手段。另外，当他们改造民众的努力受挫后，社会上起主导作用的人变成了流氓无产者。

　　流氓无产者实际上宰制了中国近代基层。他们起的社会作用是什么呢？在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是和俄罗斯的民粹思想挂钩之后，中国传统的“等富贵、均贫贱” 思想就充分表现出来了，知识分子转化成为人民的代言人。但是不管是人民的代言人还是现代文明的代言人，知识分子都是把自己边缘化了。也就是说，我们所谈的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少合法性，到底有多少反映了民众的声音？

　　我们也发现，现在很多人总是说社会上的人怎样腐败，农村怎样贫苦、困难。但是当我进入到老百姓具体生活时，我觉得他们对社会的恐惧不像我们所说的那么可怕，他们不像我们那么焦虑。

　　“士”转变为知识分子，经历了两个阶段，放弃“道”的代言人这一角色之后，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在传统文化比较深厚的中国基层社会的合法性的地位。从“道”的代言人转向现代文明的代言人，转向人民的代言人，知识分子已经自觉地边缘化了。这是近代知识分子地位转换的一个路径。

　　面对现实社会的复杂性，我一直对提倡儒家文化保持一种警觉心——虽然在书院讲这样的话不太好。这不代表我对儒家文化采取否定的态度，我个人对它是有价值认同的，但我发现儒家文化的推广有可能助长一个最危险的东西——民族主义。未来全球化有可能在民族主义这个地方出问题，如果人类还有什么大变动的话，民族主义是带给人类灾难的最大因素。

　　我觉得当下知识分子的身份选择和价值认同，最好的载体是写文章，在文章里面发现道。

　　贵州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李发耀：今天的发言我发现有两个重要的议题没有人讲到。第一个重要的议题是“传统与现代语境下的知识分子”的核心是什么？第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想就这两个方面发个言。

　　议题的核心是什么？儒家有一个传统，是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天下万物一体，一体同善”，我想核心应该归结为“同善”。我觉得只要抓住核心的东西，还是可以做出一些文章的。在西方，苏格拉底说“善即是知识”。在我们的传统里面，王阳明说的是“良知”。在晚明时期，讲学兴盛，讲“一人不善即是己之不善”。特别是泰州学派，身体力行。晚明时期讲学是一道风景，是整个中国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为了追求一体同善，兴办了很多书院，包括贵州。由“一体同善”衍生“良知”，王阳明追求的是“满街都是圣人”。

　　在今天社会，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在传统社会，是以天道价值为导向的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以功利为导向的社会。语境不同，那么我们能承担什么样的使命？作为知识分子，我认为第一是要“卫道”，维系我们心目中的这个“天道”；第二要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发挥我们的作用。现在学者功利心太强，不能静下心来做学问，政府也不听这样的学者的意见。我们必须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我想这是今天开会的两个主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