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它必须放在一定的语境里才能清晰化。这语境，包括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从时间上来说，鸦片战争后，由于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到戊戌变法前后知识分子的知识谱系已经大大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士人。事实上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晚清教育制度的改革，翻译西学在19世纪晚期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从事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从知识社会学来说，这是我们区分传统士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志。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如果说，新式学堂的普遍设立，教学内容从传统的读经应试到以西学为主的转变，已经预示着依附于经典的正统价值观念的有效性将受到怀疑和忽略的话，那么科举制度的废止，则打断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遵循的工具性连环。知识分子阶层不再可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完全在传统的王权体制中讨生活，疏离以“天命”论为中心的传统价值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就是说，随着晚清教育制度的改革、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几次留学热的出现，出现了一大批拥有现代价值信仰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传统知识分子也就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从空间来说，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四民社会中，士这一阶层活动空间，可以说是“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钱穆语）虽然有“耕读传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不同的人生境遇，真正自我放逐的‘隐士’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的人生选择不出“政教”二字，即或者做官，或者从事教化。在19世纪晚期随着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广泛开展，给离开传统体制另谋生计和发展的士人以多种新的空间：一是经商，从郑观应、张謇开始，成功者大有人在；二是转变为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包括从事现代教育事业；三是从事新闻、法律、医务、文学艺术等行当的“自由职业者”。第一种人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第二、第三种人，就是最初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是现代大都市的产物。从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者的转变，就是知识分子不断摆脱自然的血缘、地缘关系，进入都市公共空间的过程。
在传统的中国，“士”是一个很复杂的阶层，他们既存在于社会的基层，又与政权密切联系，因此，在探求传统语境下知识分子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做一简要分析。我们习惯把“士”与“士大夫”混为一谈，其实这两个词的意义是不同的：“士”乃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而“士大夫”则是指通过“学而优则仕”，成为官员的部分士人。由此观之，“士”即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而“士大夫”只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王尔敏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士”作为一个群体具有如下表征：其一，有开拓并延续民族文化的使命。所谓“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二，有担负国家政治的责任和过问政治的兴趣。所谓“学而优则仕”。其三，有谋致全民幸福乐利的抱负，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其四，有悲天悯人之情怀、淑世之热肠，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说，如此这般的有学识修养和思想能力的人，才可以说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是现实政治体制的直接基础（官员或候补官员），而且是垄断传统教化的特殊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历来有着两种品格：一种是积极进取，建功立业，大济苍生，刚健有为，称之为“进”；另一种则是清心寡欲，遁世避人，寄情山水，淡泊无为，称之为“逸”。在宦海沉浮、人世苍凉、忠贞屈黜、奸佞当道的政治背景下，有志人士“进”则不能，必然转向“逸”，所以很多都有过回归田园、退隐山水的想法，寄情于田园山水以求个性的自由和生命的超脱。但这种独善其身、返璞归真并非真的意味着消极退却，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传统和优良品格始终在他们心中坚实驻留，随时可能迸发出光和热。熟悉唐诗宋词的人不难从诗词中看出古代士人那自觉地承担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优良品格。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始终是积极向上的，平静中蕴涵着力量，而内心情感与自然完美交融的意境又体现着知识分子的高雅情调和韵味。从这种“进”与“逸”的变化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安身之处：传统政治下的铨叙、监察、科举制度，“使他们一面有所倚仗，一面有所顾忌。从倚仗中得到心安，从顾忌中得使心不放。中人以下也可循此轨辙，幸无大过。而农村经济之淡泊安定，又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后一退步。”（钱穆语）
由于传统的士人受儒家“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大都遵循“内圣外王”之道，追求“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以追求不朽之名作为人生终极目标的传统士大夫文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追求不朽之名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励人们在有生之年奋发有为，或参与政事，或建功立业，或著书立说，积极为社会作贡献，推动社会群体的繁荣进步。就个人而言，它有助于发展出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就群体与族类而言，它有助于养育出进取而有活力的文化。其次，对不朽之名的追求可以鞭策人们加强道德行为的约束，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品质。因为“名”与“善”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三，对不朽之名的终极追求，能使人在面临金钱利禄的诱惑时，不那么容易堕落，不至于为了一己之私利而无所不为。甚至在面临死亡的考验时，也能以“青史留名”为精神支柱，做出符合正义要求和群体利益的选择，即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古代许多大臣或儒生，敢于冒着杀头的危险，公然冒犯人主，直言诤谏。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可以在青史上留下“诤臣”或“直臣”的美名，至少是这些原因中重要的一条。
但是，以追求不朽之名为目标的人生态度也有其严重的缺陷。所谓死后的不朽之名虽然带有超验的意义，但它毕竟不是进入天国的通行证，而是留在人间的墓志铭，因而终究难以脱尽世俗的色彩。求不朽之名的人，钱可以不要，官可以不做，甚至身家性命也可以抛弃，举凡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都能做到。但是如果关系到他的身后之名本身，也即当他意识到他根本不可能拥有身后之名时，他还能做出什么，就很难说了。所以，一些深谙此理的独裁统治者，对付文人知识分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根本不让他有说话和发表言论的机会，让他从大众的记忆中消失，从历史上绝迹，使他变成什么都不是。到了这一步，人生的终极意义、生命的最后价值，就有待于更深层的或更超验的精神资源来做支撑了。
由于西方文化的碰撞，使得一批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转化为、也使得一批青年学生成长为现代知识分子。尽管当时，他们在整个社会中仍然只是星星点点，但却是中国最先进的一群人。他们还没有发展成熟，时代就催促他们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伊始，就带有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色彩，承担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历史使命。这一特点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此后百年间的历史命运。近一百年来的中国思想文化一直处于对传统的维护与反对的张力之中，现代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看法已不是简单的对传统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变得越来越复杂。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矛盾一直持续至今。俞可平把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简单地归结为五个字，称之为“游魂无处归”。并解释说：“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归宿，没有自我定位，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像一个游魂，飘拂于社会之中。它依违于政治和学术，游离于传统和现代，摇摆于中国和西方。” 他认为导致这一命运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所必需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在近现代的中国始终没有出现。
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并不是一味游荡而没有建树。他们始终是走在时代的前列的。一百多年来，知识分子一直在不断的探索中国的道路，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的变法维新，到陈独秀、李大钊的“以俄为师”，到40年代中后期寻求“第三条道路””，到1957年短暂的时期内以微弱的声音仍然要求政治的改良和文化的自治，到80年代再次热烈探求中华民族通向民主政治和现代文明的道路，到90年代继续默默地反思和耕耘要求宪政。尽管如此，知识分子的呐喊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知识分子先后被军权、官僚、甚至是农民压倒，近20年来，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兴起，知识分子又在经济地位上被逐渐挤到社会的边缘，而被商人所压倒。综观百年来的知识分子境遇我们不难看出：“有学识修养与思想能力的人，并不一定是有能力的政治领袖或领导者。即使热心政治，却不一定有才干。于是不免成为书生论政，于政治领袖多方苛求，成为发言空论的批评者，建策者，实际主政，则窒碍难通，反而扰乱政治步骤。是以往者之知识分子，虽然一般都会或大或小地达成社会有影响的人物，但未必能成为政治领袖，大多数附着于政治军事集团，从事各种表现。”（王尔敏语）
尽管时代不同，但知识分子的个性，即思考的独立性、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对社会的终极关怀却是以一贯之的。今天我们讨论研究传统与现代语境下的知识分子问题，我们就应该把知识分子的这一个性发扬广大之。
[作者：张顺昌，贵州省委党校副教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