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特约研究员杨维森：今天我们的议题是“传统与现代语境下的知识分子”，所以我觉得谈这个话题应该不要离开传统和现代这两个范畴。传统，指的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即以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文化传统。传统知识分子，张新民先生刚才已有所阐述。

　　我们的传统文化自晚清以来遭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包括左、右两方面的冲击，历经坎坷，最严重的是“文化革命”时期。我认为现代语境，在国内来说，指的就是自“五四”以来到建国后，经历毛泽东时代，转到改革开放，重新对传统文化进行评估，认识到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性，并逐渐得到认同这一语境。

　　儒学是治国安邦之道，而不是乱世争斗之法。经过实践，改革开放，共产党已将“斗争哲学”调整为“和谐哲学”，现代语境下的知识分子，也面临着重新思考、重新认识、重新定位。这几年，人们都在谈论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的“两头真”现象，这也是同“传统与现代语境下的知识分子”这一题目有关的，而且发人深省。我这里据平日所阅的国内公开出版的刊物、书籍所载作一简单介绍。

　　这里所说的“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指的是“五四”前后出生，年龄在八十至九十岁左右的那一辈人，主要是从事社会科学（历史、哲学、政治、文学）研究者，比我们这批五十至六十左右的人长一辈。“两头真”现象是通过纪念胡绳、冯友兰等老一辈学者，阐述他们一生思想历程时提出来的。

　　胡绳是老一辈历史学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98年作《八十自寿铭》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初知天命。”这就是“两头真”。胡绳在批判“两个凡是”时，仍抱着“左”的观点，后转变，临逝前，甚至说出“三百年不要谈社会主义”这样的过头话。其实，毛泽东时代进行“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一词与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一词含意已有不同。

　　冯友兰女婿蔡仲德在《冯友兰的思想历程》一文中，也谈到 冯友兰是“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也就是“两头真”，又称为“冯友兰现象”，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冯友兰是杰出的新儒家学者，建国后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丧失自我，“文革”中被批斗，进牛棚。1973年因写批孔文章而受毛泽东 称赞，成为“四人帮”写作班子“梁效”顾问。“四人帮”倒台后，作《三松堂自序》25万字以自我反省。八十五岁后，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认为“仇必和而解”，并打破史学界以“造反有理”评价农民战争的单一标准，重新评价太平天国和曾国藩，对毛泽东思想也从学术角度进行评价。

　　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现年八十九岁）也是个“两头真”，曾在《李普自选集序》中自称：“我早年追求自由民主，加入中国共产党。中间陷入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之中，这一段相当‘左’，‘左’得很可恨，可笑。六十岁以来逐渐觉悟，又走入自由民主的行列。”

　　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的“两头真”现象，还可以举出很多。如晚年直吐胸臆写真话《随想录》的巴金老人也算“两头真”，张劲夫这样的高级干部也自称“我也是个两头真”，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是个“两头真”。

　　费孝通早年以农村和民族调查为主线，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皆有创获，且属前沿水平。中年被迫中断，1980年“右派”问题解决，已年届七十，又继续早年的乡村和民族调查。晚年反思，1994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我过去有关社会学的研究最大的缺点是见社会不见人（包括1980年后的十年）……人的生活是有悲欢、有喜乐、有爱恨、有希望又有懊悔等极为丰富的内容……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需要看到社会结构，还要看到人，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态的研究。”

　　1995年9月费孝通在南京大学与师生座谈时，也曾谈到：“教育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讲做人的道理和规则。现在似乎不大讲这个了。光教你怎样做一个工程师，怎样操作电脑，怎样考高分。比起来，我们上一代倒清楚些，抗战时期，都懂得爱国，不能当汉奸，要当正派人。这是做人的根本。没有了根本，怎么去做人做事情呢？”

　　对于儒家文化，晚年的费孝通深有感悟。早年他读不进钱穆的书，而晚年却被钱穆和陈寅恪的书吸引了，读得津津有味，认为自已从小接受的是新式教育，没有上过私塾，没有读过《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五经，在看了《钱穆和七房桥世界》后，发现自己“八十岁才知道八岁该看什么书”，将一本袖珍本《论语》带在身边，随时阅读。认为“我的国学底子差，现在补课，越补越觉得缺得利害，补不胜补。”

　　世界风云变幻，费孝通看出了人间世事的轮回，认为现在的世界犹如我国的“战国时代”，各国政治家们活跃于国际舞台，扮演着类似当年苏秦、张仪之类的角色，忙着合纵连横，却看不到新的“孔子”在更高层次上提出人与人、国与国和睦相处的道理和规则。费孝通甚至写出文章，呼吁“要学会培养新时代的‘孔子’”。他写到：“从宏观的人类文化史和全球视野来看，世界上的很多问题，经过很多波折、失误、破坏之后，恰恰又不得不回到先贤们早已关注、探讨和教诲的那些基点上。”费孝通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共存共荣的有益思想中找到了归宿。近90岁，特别欣赏太史公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并提出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主张。

　　这就是现代语境下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即“两头真”现象，是值得探讨的。至于像我们这一辈五十至六十左右，即“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或“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知识分子”，其经历、心历如何，也是值得研究的，是不是应该重新思考、重新认识、重新定位？此问题牵涉面极广、极大，非三言两语所能涉及，这里就不谈了。

　　回归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这是历史的发展和需要，因为如何治理国家，构建和谐社会，挽救面临崩溃的社会伦理道德，离不开儒家文化。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复兴民族文化并不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也不是一个贬意词，哪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的领土被别人占领并不可怕，领土被占领了还可以收回来，或者将占领者同化。怕的是丢失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丢失了自己的灵魂，丢失了自己的话语，那才是最危险的，“哀莫过于心死，而身死又次之。”

　　我觉得，既然参加了儒学研究会，就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儒学研究会是民间团体，是一种松散的组织，不像政府的权力机构，有约束力，有权利的约束力。大家都是凭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儒学的认同，自觉地开展工作，我愿与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将儒学研究会办好。

　　龚晓康：刚才黄老师讲知识分子合法性的危机。他讲“士”转变为现代文明的代言人，又转变为人民的代言人，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解构。知识分子现在的形象很差，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网上。有人在网上发表高论说我们的金融和养老体制已经很完善了，我们可以给老年人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让他们活得富足。然后他就得出一个结论：儒家的“孝道”文化马上就会消亡。这个结论出来之后，引起网上的一片叫骂。“教授”被称为叫唤的野兽，“专家”就是可以用砖头打死的人。这种人活在世界上没有太大的价值，只有负面的价值。这种知识分子根本上是为利益集团说话。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我总结了三点，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三个特征：一是专业化，刚才几位老师也讲到了。萨义德指出专业化之后知识分子有四个特点，第一是他们局限于狭隘的领域；第二是他们重实用的工具理性；第三是会导致一种专家崇拜；第四是权力的附庸。二是同质化，现在传媒的发达，使我们的声音被强权所压制。三是制度化，就是说我们已经缺乏了以前那种无根性的状态，现在的知识分子融入了文化资本。另一方面，按照福柯的说法，话语一定要同权力结合。文化资本和权力结合，就形成霸权的话语。

　　其实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就是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包曼就讲：知识分子已经从立法者转向了解释者，我们只是强权势力的一个解释性工具。布尔迪厄说知识分子是统治者中的被统治者：一个是知识分子终极关怀的丧失，一个是批判功能弱化，一个是社会责任的沦落。

　　修文县何小萍女士：听了大家的发言，有喜有悲。喜的是我来自王阳明悟道的地方——修文县，和大家有缘相会；悲的是大家都在争论知识分子的定位，使我坐在这儿想，我是不是知识分子？有点摇摆不定。七十年代工作的时候，听人谈到“三信危机”，就是说在青年中存在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和信心危机。刚刚看了有关资料以后，觉得现在的知识分子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处在全球化的各方面的思想理念的交替的摩合的过程中，好象也存在这样一种“三信危机”，这三信问题导致了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定位、定性、定量的迷失，产生了价值观和生命意义的疑惑。我们在基层工作，是在实践中追求自己的理想、实践自己的信念，所以我们在讨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候，在谈心得体会的时候，特别注意“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句话。知识分子是先进文化的代表，甚至是它的代言人，是现代文明传播的使者，应该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在现代语境下该怎么发挥作用，这是一个问题。有人提到现代的知识分子应该树立和推行知行合一的原则，这条原则我觉得很重要，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主要就是这个思想。因此，我认为我们每个人不要把自已束之高阁，应该把自已融入社会、融入时代，做一个现代的知识分子，在知中求真理，在行中求善意。

　　某学生：刚才讨论知识分子的定义，标准不外三种，一个是“道”，一个是“德”，一个是“实”。“道”是“价值”、“德”是“道德”、“实”是“实质”。最理想的标准应当是三者的统一。尤其是“德”与“实”的统一。因为“道”是在“德”与“实”之上，是一个价值，最理想的是三者的统一。但是在历史或现实中，东方与西方，这两条标准在知识分子身上的体现却产生了一种分裂。西方特别重视的是理性，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结果他们的理性相当发达，而且产生了近代的科学分科、近代文明、现代科技，直到现代西方社会称霸世界。但在东方，在中国，特别重视的是道德。孔子特别喜欢他的两个学生，一个是颜渊，因为他的道德相当的高。结果形成中国的学术不能深入，中国的学术老是停留在圣人的训戒里边，因而产生不了近代的文明，导致近代落后于西方，中国人的文明落后于西方，西学东渐，国家落后。刚才讲道德与知识、价值的统一，也就是各位教授讲的中庸。孔子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就是讲协调是非常难以做到的事情，而且从现实可以看出，这几条标准没有达成统一。所以说，这就形成一条悖论。我们理想化的标准是这样，但现实却形成不了和谐与统一。我想请教一下张院长怎么看？

　　张新民：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谈论儒家、儒学，不是我们个人的选择和决定，是历史文化本身决定的。因为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影响最大，涵盖面最广，是我们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你刚才讲到中国落后，西方文明进步，你可以选择西方文明。但是你不能代表一个民族选择西方文明。这是我想回应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讲文明与野蛮、讲先进与落后，或者追溯中国落后的原因，往往有一个错置——具体性与历史感的错置，好象我们现在的落后，特别是科技方面的落后，是中国文化造成的。那么我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文化是不是一定要开出西方式的文明才符合中国人的需要、中国文化的需要，中国人是不是一定要走西方人的那条路？非西方文明包括伊斯兰教世界、被西方文明消灭掉的美洲文明、亚利安文明、印地安文明是不是都要走西方那条路，才是符合他们民族的选择？我们看到伊斯兰教世界还是不愿意走西方的路，我们要尊重伊斯兰人民的选择。我们无权——包括伊斯兰世界的宗教领袖都无权强迫伊斯兰人民改变他们的文化，全体性的、全盘性的转变伊斯兰文明。没有人有这个权力。

　　第二方面，中国文明是不是一开始就落后于西方文明？我想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不是这样的。现在大量的研究成果证明：直到17世纪以前，甚至在清初，鸦片战争之前的康熙、乾隆年间，中国文明或者中国的文化甚至包括科技文化都领先于西方。现在有一个史学界讨论得比较热烈的“唐宋变革”问题。唐代社会和宋代社会相对于从前的门阀制度有很大的变革。当然，中间有很深的联系性，一脉相承的延续性仍很明显。所以中国文化无论怎样变，还是中国文化。但是唐代文化和宋代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宋代的文化和明代的文化又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就是发展，在延续中发展，没有任何一个同时期的国家能比拟的发展。日本学者把宋代文化说成为近代文化，认为西方在18世纪转型的文化，在中国古文明中早就有了，宋代就是近代文化了。我们现在的落后能怪两千年前的孔子吗？怪宋代的朱熹吗？怪明代的王阳明吗？因果关系不能错位。现代中国人的问题只能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包括现在生存在中国土地上的实践中的全体人民中去探寻、去反思、去寻求解决。

　　我想，每一个民族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责任，我们不要把现代人的问题推到古人身上，这样做是有问题的、是不负责任的。欧洲中世纪是“黑暗时代”——这不是我讲的，是西方学者自称的。但他们没有把自己的问题往前推，错误地把一切问题归诿于“黑暗时代”。他们仍然是对他们的现代性进行批判，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就对现代性的弊端展开了各种批评，问题出在社会结构上，所以他们的批判是解构的，辩证否定的。他们是“后马克思主义者”，继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精神。先进与落后是变动的概念，不能把当下的落后永恒化或历史化，未来的变数就蕴藏在我们现在的作为中。况且以简单的“先进”、“落后”来划分，把中国文化划入落后，这个结论是有问题的。把先进归于西方，这个结论也是有问题的。“文明”本身很难用先进落后来划分和定位。

　　贵州民族学院教授庹修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儒、释、道文化是能起很大作用的，这个认识来之不易。因此我认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在构建先进文化当中，如何发挥传统国学的积极作用，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今年5月份，我参加北大和北师大、世界道学中心联合在泰国曼谷召开的会议，有人给我一本书，他说“只有《道德经》才能救中国”。同样，由于过去的种种原因，儒学受到了相当大的压抑，有人就认为只有儒学才能解决中国的很多问题。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可以理解，但也很偏颇。我觉得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儒道互补的必要。但它只能是构建先进文化中的重要一环，不能把它提到主导地位。另外，我提一个建议，儒学要振兴、要弘扬，希望学会广积人才，坚持不懈，进一步发挥作用。

　　（此纪述先由朱俊据发言录音记录成文字，然后由杨维森梳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