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全球化的民族-国家政治权力结构被后现代“消解”地建构，迷惘与复古情节、反现代与自然主义取向、个体无意义和集体无意识并构，张显出后现代主义的权力特征。多元化消解了中心，也强化了另外的中心，这样的中心将建构出新的世界体系，民族-国家政治及以货币为核心的权力结构仍在很长时间内主导后现代文化。
关键词：后现代 权力 民族-国家
提及“后现代”，“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等，各种定义莫衷一是，只能说“能意会不能言传”，如詹明信（Jameson,另译杰姆逊）所说：“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界定，然后心安理得地去使用的东西。概念（若有的话）必须在讨论结束时，而非在开始时获得。”1因为他是至今争论不休的词汇，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宗教神学研究，文学批评等领域，皆成为热题。无论对其持冷静、慎重或深思熟虑的观望和理解，还是以全然相反的态度加以批判，否定，或是将其视为一种时尚不假思索地提倡和奉行，都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对他的认识，不求一个全之又全的概念，而求对他在诸多方面的描述、抽象进行联系历史的审慎思考。
先必须领略各家对“后现代”的诸多说法。
“后现代”不可理解为一个狭隘的时间顺序，去寻找其“开始时间”、“发展过程”、“何时结束”，做一些无用功。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于历史发展的细节之中，而当我们发现，并惯之以“后现代”之名时，已发现他已消逝在历史之中。人们对“古代”、“现代”、“后现代”只不过是对某一历史人为的规定。从一般意义而言，“后现代”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此时，全球经历了一战、二战，西方世界依靠其厚实的经济基础，战后世界发生了重大的社会转型，因此，在意识上，实践上和理论形构上隐含的转变被描述为“后现代性”，“后现代情景被描绘为现代性质的转变的征兆。”2而在非西方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数摆脱了殖民统治，主权独立，一方面仿效西方走“现代化”道路，企图在经济上赶上富裕的第一世界，中国也在走这样一条道路；另一方面当西方世界的“后现代”“润物细无声”，岁光阴潜入人类生活时，第三世界必须面对“现代”和“后现代”的理解和接受，主观上追求实现现代化时，“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未名主义”已随而进入第三世界。于中国，这一开端大约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如果对照后现代的描述，可以在工商业充分酝酿和发展的上海、广州、等特别是香港找到后现代的影子。并且，时代前沿的文化区域率先领导了第三世界的文化变迁，以通讯、传媒、文化艺术，主要是音像制品为主要渠道，与传统文化进行不可避免的冲突和融合，形成了不完全等同于现今西方世界描绘的后现代文化的特色文化，新态文化。这样的文化变迁不可拒绝，不必担心，虽然为阵痛而伤，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必然。
读一读关于“后现代”的书，我们大致可以“管中窥豹”地吸收意会的材料。其中不可避免无法辨认谁是现代，谁是后现代。
詹明信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后现代产生的母体，其关系如下：
⑴市场资本主义→写实主义
⑵垄断帝国主义→现代主义
⑶跨国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2
很明显，这是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序言中的理论。詹明信以此为出发点，描述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特征：“新的无深度”、“历史性的削弱”、“精神分裂”、“感情强度的全新模式”，以新科技建立起的“新世界经济体系”、“新世界空间”。3在后现代社会，“艺术朝向杂会，拟像化，社会主义经验显得无深度、无历史感、精神分裂、经济发展成跨国公司，让剥削不在象早期资本主义时代那么简单，明显。”4“后现代主义就是当现代化过程已完成，而自然已永远逝去时，我们所拥有的事物……这是一个文化更彻底的世界……文化已变成真正的‘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在后现代文化里‘文化’本身已经变成一种产品；市场已经变成它自己的替代品，而且和它所包含的任何一种商品一样是完全的商品。现代主义仍倾向批判商品，仍然在试图让商品超越自身。后现代主义则是对商品化过程本身的消费。”5描绘的后现代主义是马克思早年论述的发挥与深入。
斯马特（Barry Smart）分析后现代性概念时指出“分析家所使用的后现代性概念有三种意义：其一，意味与（资本主义）现代性有所不同，但仍与前者保有一种连续性的关系；其二，将后现代和现代情况之间的决裂或断裂；其三，将后现代性视为一种与现代性生活相连接的方式，完全与现代性和解，坦然接受现代性的好处、问题丛生的后果，及其限界和极限。”
他们论述的后现代是相对现代而言具有的新特征，是继承中的批判。
看后现代的代表人物福柯，被李欧塔（Lyotard）称为“我们这一代最优秀的哲学家之一”，是思想界的“怪杰”最震撼的是他对权力的研究，“权力不仅仅是指国家、专政机构等的权力，更多的应指策略、机制、技术、经济乃至知识，理性所造成的权力，也是更应反抗——因为它真正束缚着人类追求真知的意志——一般权力。而且，对这样的权力的反抗，永远应该从内部进行的。”6“权力不属于任何人，不可能被夺取或剥夺。权力的运行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所谓权力集中于政府、国家机器、君主的看法，其实是受了蒙骗。即使人们摧毁了这些东西，也还是触动不了权力。权力关系的网络会立即在新条件下重视。”7
他的思想代表了新的时代，代表了西方社会转型中更强烈的民主要求，卢梭提出了“自由”、“平等”的口号，而他要求社会尊重个人的差异性，引用勒内·夏尔的一句话“发展你们合法的怪癖吧”作为口号。因此，他反对政府，主张无政府主义，被归为近代启蒙运动的新发展部分。但是，他的思想不是当年卢梭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而声称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解放”是一种欺骗。“从政治上看，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无以伦比的，是应该肯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把资本主义说成是唯一合理制度，把资产阶级的本性夸大成全人类的本性，把资产阶级的理性宣称为绝对真理的化身。而后现代思想对权力理解和人的批判，则从根基上摧毁了有关资本主义的一切神话。”8
“后现代”是一个庞大的思想文化潮流，涉及面极广泛，代表人物有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李欧塔（Lyotard）、哈贝马斯（Habermas）、詹明信（Fredric R.Jameson）、德里达等，他们的思想超越了学科的界限（实际上，学科是人为的分类），其中包括了人类学的新发展。
新时代的政治人类学无疑肩负着这种与人类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分散于各自各种论述中的权力理念的分析、概括和创造。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成果之一是承认非国家的形式下“存在着一些依靠不正规的手段来组织人群的社会。”9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某些形式的权力组织，但权力组织不一定是政府。这与福柯的论点是一致的。但不可忽视的几点是：权力关系无处不在，包括国家体系，经济生活，宗教活动，家庭事务，社会团体内，人际间。权力组织的形式可以有多种样式，无论美国、英国、日本、中国、非洲；历史中加以考察，现代权力制度的主要形式是民族-国家。
⑴后现代的权力意识
权力的重新分配是今日世界政治具有决定意义的唯一要素。权力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甲民族还是在乙民族或是丙民族；在经济组织或是文化组织或社会团体组织；在英语群体或汉语群体或是其他语言群体；在知识阶层，在上司与下级之间，夫妻之间，长幼之间，男女之间，拥有的权力是平等的。“人具有不愿被统治的坚决意志” ，“权力产生知识，权力与知识是直接相互指涉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也不会有任何知识。”10创造和获取知识是获取权力的手段，权力的实现也只有首先从占有知识开始，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必然拉如权力之网中，无论是工厂、学校、医院、家庭都难逃权力的牵制，并且，作为人类的一分子都必须加入到权力运作之中。权力的体现形式是公共法律，服务于全人类意志，全人类通过平等的秩序法律化实现权力平等。消解中心是人类的必然要求，但政府并不位于权力中心，只是维护权力平衡的一部分。消解中心并不等于无政府主义。
福柯作为人类权力解放的先锋，但他主张不提出任何心的取代方案、新的重建模式，是理论的无能。他所追求的“解放人的潜在意志和欲望”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⑵后现代的概念，在新的背景下，已用来描述一些领域的发展，包括政治与社会，以及“新”社会政治运动。11在关于后现代的论述中，大多并未具体指出那一次“新”政治运动，实质上，惯之某一次政治事件是“后”现代的，实在不太理智，也太难，无论是否认同福柯的权力论，但他们的行动方式除了与以往政治运动大不相同外，确实增加了许多“后现代”的成分。如果仔细阅读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一书，则明显感到，他是围绕“后现代主义”为中心描述整个社会的，虽然大部分以文艺为为例，但权力现象的论述时时浮现于文中，他并非将其分开，而是如同“后现代”的权力散布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一样，用“后现代”的描述方式将其展示出来。文化中人只有身在庐山之感。他们企图制订一种“为了导向计划”（future-oriend）式的后现代，包括后稀有性（post-scarcity）秩序，多层民主参与，废除军备，以及科技的人性化等（Giddens 1900 164）,但这遭到了同行的批评：“他构建了一个乌托邦思想。”12看样子，后现代运动是不同于以往的社会主义运动了，并且，只追求“局部的解放”是悲观的“社会主义”吗？还是“现实的的考虑”？在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家眼中，这或许还是“社会主义的残余”。而作为参与主体，他们或许不举“社会主义”这面旗帜，而认为这是一场确实意义上的“后现代”政治事件。
⑶后现代的另一个争论热点是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世界政治。在此，无论评论者是否标市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也暂时纳入这一相关主题中（因为“后现代”具有不确定性），民族-国家是当今全球一体化趋势下的政治行为主体，由“国际政治”行为主体转变为“世界政治”行为主体。这里有必要插入“国际政治”与“世界政治”的区别：“国际政治” 是国家间的政治往来关系，包括国际联盟的复杂演变，今日联合国也是国际政治发展的产物，他以国家为权力行使单位；“世界政治”则视国家为一个权力载体，并包括其他权力关系全球参与的政治行为。今天，“在尚未形成超国家的权威领导之前，全球一体化的推进主要是也只能是以民族-国家为工具，以各民族-国家的平等合作、共同参与来推进一体化进程的深入，解决一体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从而推动人类最终走向世界大同。”13世界一体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的共同趋向，现代民族国家面临着较为棘手的多元化与多种族问题，“国际社会（nature societies）”在全球性的交易与传播中开始溶解，分割，“一方面是族群与区域差异的突现，及相应的自主与独立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全球性的人口移动，跨国传播网，以及在经济活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行销与消费模式中的相关连变迁。”“但这并不表示民族-国家已不实用了。”14从文化政治而言，全球文化表现出多元一体格局，作为文化群，面临着对异文化的承认和吸收，而并非如亨廷顿危言耸听的大冲突。国家或族群的文化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富有情感的”，“并能引发共有的感受、价值与记忆，引发历史认同与共通的命运感。”这种认同是确认自己的情感归属和根意识，但他的活动是超越自身的，是全球的。甚至，在确认自己的同时，也有作出某种文化自由选择的权力，包括宗教信仰，语言应用，职业分属，政治群体等。
在对民族-国家的关注之后，在回到传统政治人类学。面对眼前复杂的全球一体化社会，非国家行为主体在世界政治中情景怎样呢？首先，不可忽视的是在“民主”的呼声中，我们强烈要求社会承认我们的个体差异性，以求在全球一体化中找到自己，不至于在世界中被淹没了。而实际上，自己置身于滚滚社会洪流中，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寻求一只独秀几乎是一种妄想和梦幻，如果一味坚持，只能找到失落的自己，失望来了，孤独来了，“精神分裂”也“慕名来访”。唯一的出路是在巨流中不自觉地容入，以变应变寻得自我几乎被淹没的价值。然而，洪流中不能没有个体的存在。另一个世界政治的主体分子则是由个体组成的初级群体，他们在历史中形成，又在历史中演变，不断地被历史分化组合。在全球一体化信息社会中个体正无可奈何地被群体吸收，割裂，又重组，个体不停在几个群体中游弋，随时变换自己的角色。最值得注目的莫过于“族群社区”，“一方面会挑战他们所隶属的政治体，另一方面则追求现代独立国家地位……”15这是历史形成的当前国际政治以国家为单独行为主体的矛盾运动。在国际政治的影响下，族群社会强烈要求取得国际政治体的各种权力，成为一个国家意味着他的生死命运。这样的政治主导中，一个族群甚至将一切都放在这样的追求中，引发与所在大群体或国家的纷争，导致硝烟不断地凝铸在局部的上空。这是人类发展致国际化阶段的产物。在今天，已经惨不忍睹。人类对他的深刻反思中，如果仍死抱国家概念不变，同样的惨剧仍会发生，无论怎样谴责人类良心的泯灭或愚昧，让“人也死了”，各国军备竞赛仍在升级，阻止核扩散仍是一纸空言。呼声代替不了事实的摧残，只有行动才能挽救人类的良心。
后现代的理论家们似乎感受到了“最近日复一日所经历到的地缘政治的‘地震’之间，有一种诡异的关系。”16自认为“活在这样一个差异世界中，我们有必要去培养一个有助于追求宽容，多元的社会秩序的情境。但是，我们再没了可供援引的认识及政治基础，这表示，决定适当情境的任务，绝对不会有争议，而且也无法完备。与这种现象相处，即是后现代情境的一部分。”17后现代的情境实在令人坐卧不安，在这种事实面前，许多人不可避免走向虚无，但不可将虚无视为一种时尚，这一天可以在后现代存在，但决不能在后现代之后存在。虚无是阵痛中的失态现象，正常的人类只希望这样的阵痛之后分娩出一个新生儿。当然，阵痛中，“他以反科学，反理性，反民主，反知识，反社会，反文化等等方面来展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文化矛盾。”18看到这一点，人类向何处去？是在虚无中走向堕落，还是在反抗中走向光明？
多元权力观似乎已经非常流行，这是后现代中心消解的表达。多元文化主义强有力地建构出多中心，在此意义上，中心不是被完全消解，而是以多中心的存在消解一元中心主义。疑问在于多元中心权力均衡是否意味人类平等的实现，世界体系是多元化还是依靠等级体系来完成，还将进一步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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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现代主义·导言》第018页；
2 Barry Smart著，李衣云 林文凯 郭玉群译《后现代性》，巨流图书公司，第011页；
2 詹明信著《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8页；
3 同2第9页；
4同2第11页；
5同2第002页；
6 （法）迪递埃著〈〈权力与反抗〉〉第3页；
7 谢强著《福柯》，第409页；
8 王铭铭著《想象的异邦》；
9 王治河著《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第2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11；
10 刘北成著《当代法国》；
11 同2第007页；
12 同2第031页；
13 蔡晓萍《论民族主义与全球一体化的关系》，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6.3；
14 同2第195页；
15 同2第203页；
16 同2第179页；
17 同2第179页；
18 张国清著《中心与边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