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了的20世纪，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经济愈来愈繁荣，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人愈来愈长寿了，人类有能力可以登上月球，也有能力“克隆”自己了。但与此同时，人类的精神生活却更贫乏了，人的生命的价值却愈来愈苍白了。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大量的贩毒吸毒，暴力与犯罪，对获取暴利的迷狂，责任感淡化，人际关系淡漠，荣誉观、是非观混淆等现象大量存在，这是一个功利理性主义喧嚣的世纪，人类道德沦陷的世纪、精神极度空虚的世纪。

　　人类长期以来分不清道德的精神力量与法律的理性力量之间的重要差别，导致社会中人们的理性力量与道德精神（价值）力量的分裂，并且这种分裂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误认为“人类的精神即完全等价于理性的精神，殊不知，理性精神并不完全等同于人类全部的精神，人类的全部的精神尚包括人类的信仰精神和人类的仁爱精神。”[1]理性力量与道德精神（价值）力量的分裂导致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当今的美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当今的世界上，美国最强大、最富庶、科学理性最发达，然而它的法律也最繁复，警察也是最多的，监狱最多却也最拥挤，尽管如此，美国的犯罪率仍保持世界最高水平，无辜死于枪口的冤魂也最多。这两种力量的分裂的结果，就是人们的道德良心普遍沉睡了、丧失了。”[2]值得忧虑的不仅仅是美国人与其他西方人，正以快步跨入西方模式的中国人同样值得忧虑，在这半个世纪以来，在这块中国的土地上，又还有多少中国人继续保留着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良心呢？近年来，杀人越货、偷盗抢劫、贪污腐败等案件骤然增多，这通过1996年以来的“严打”以及纪检部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即可见一斑了。

　　有一个例子可反映当今中国人道德、精神失落的程度——北京市公用电话亭的变迁：先是大多数漂亮的玻璃电话亭被人故意砸碎，后是电话亭被“肢解”，投币盒被拆盗，甚至电话机整个被盗走，直至1995年底北京市电话局公用电话管理处将本市500部具有长途直拨功能的投币式公用电话全部关闭。导致此举的原因，是接到举报：有人对投币式公用电话作了一番特殊的操作，可只花一毛钱就可无限时的打长途电话，给邮电部门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据了解，开辟“盗打”技巧的正是北京市一些高校电信专业的学生。他们利用在学校学到的知识破译了投币电话的密码，于是经常只带几毛钱就可与天南海北的朋友“神侃”起来，而且他们还把这种“窍门”广为传播，使这“绝活儿”不胫而走。本市被盗打的电话多数集中在海淀区白石桥至中关村一线、西直门至清华东路一线，这些地区正是北京市高校云集的“文化区”，文化区无文化精神，这对于中国人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和悲哀。靠这种“文化”人，我不敢设想中国的前景该如何？[3]

　　在商业气息较浓的今天，“人类已被自己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商品或用金钱换来的一切所彻底淹没了，彻底物化了。物的消费、物的享受、物的刺激将人类包裹起来，人实际上已经成为丧失精神（文化）的木乃伊。”[4]人类的意义危机确实已经到来，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现代新儒学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的台湾学者刘述先将现代社会的精神失落、意义危机概括为五个方面：（1）意义失落的感受。这种感受使人把世界当成一块陌生、无情、充满敌意的土地来看待，而人生是荒谬的。认为这个世界以内的一切都是暧昧模糊的，因而人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陷入了无家可归的精神彷徨与困顿。（2）非人性的倾向。现代科学技术万能论把世间万物包括人的存在都当作是纯客观、纯物质的形态，人由此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科学技术本来应该用来服务人生，不意今日我们反成了科技的奴隶。（3）戡天役物的措施。寡头的人文主义思想把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认为“只要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简直没有达不到的理想和目标。而急遽开发的结果不只打破了自然原有的均衡，无节制的开采自然的资源已经使我们在今日面临涸泽而渔的危机。”（4）普通商业化的风气。“消费变成了唯一的目的”，“市场的价值变成了唯一的标准”，这样不仅消解着人性内在的价值准则，而且必然给无度的享乐主义推波助澜。（5）集团人主宰的趋势。“现代人虽倡导个体主义，其实是缺乏真正有特色的个体。集团人的观念趣味完全为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介所宰制，却懵然不觉，自以为有与众不同的见解。”大众化的价值取向成为唯一的准则，深层的理想与价值观被彻底的一体拉平。由此形成一种精神的平面化和普通的价值相对主义。[5]

　　时代面临的道德沦陷和精神失落，极大地冲击到现代道德建设，对学校道德教育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现在我国大中小学生当中出走、滋事、自杀、违法犯罪、心理问题等现象大量存在，成为当下我国教育面临的严峻问题。许多学生也承认自己或多或少地感到迷惘、焦虑、孤寂、失落、压抑、缺乏信仰等等。面对如此普遍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道德危机的现实。

　　当前道德危机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现代道德建设的低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建立的社会基础正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使得传统道德在整体上处于守势，它在一定程度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在地位上又处于被重新审视和批判的位置，这样一来，旧的道德体系动摇甚至面临瓦解，而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道德价值体系还没有最后建立起来，人们道德生活与伦理原理的心理机制还没有找到，出现了道德的真空时代。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道德价值观念不断输入，给中国人原有的道德观念造成巨大的冲击。在这个冲击下，一面由于西方科技、经济的优势地位，人们在心理上易于倾向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另一面，人们又很难从整个文化精神体系对它们进行审视，只能接受某些具体的，或片面的价值观念，因而造成价值心理的失衡和价值取向的紊乱，导致现代道德建设的重重困难。同时，我国的道德建设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体制上都比较滞后、方法单一，对瞬息万变的社会形势显得不太适应，特别是面对商品经济的冲击和传统道德、西方道德相撞而产生的困惑不知所措。道德建设的具体措施——道德教育不注重方法，一味以灌输为主，本来应该是智慧的启迪、心灵的碰撞、感情的交流的道德传授却变成了脱离人性内涵的抽象的道德规范、条文，给道德建设造成非常大的困难。加之我国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逐渐形成重知识轻德行的局面更加加剧了道德建设的困境。改进我国当前的道德建设状况，从面提高道德建设与现代社会的适应性，是现代道德建设所急需的。





参考文献：

[1]黎鸣：《道德的沦陷——21世纪人类的危机与思考》，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2]黎鸣：《道德的沦陷——21世纪人类的危机与思考》，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3] 黎鸣：《道德的沦陷——21世纪人类的危机与思考》，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94-95页。

[4]黎鸣：《道德的沦陷——21世纪人类的危机与思考》，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5]刘述先：《时代与哲学》，见景海峰编：《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刘述先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