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贵州省儒学研究会春夏两季会讲略记

　　5月17日，贵州儒学研究会春夏两季会讲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勉学堂召开，会员约50余人参加了会讲。会讲由儒学研究会会长张新民教授主持，会讲主题为“现代性危机与人类良知”。

　　张会长首先回顾了中国历史会讲的渊源与沿变，并对西方的沙龙作了简要的介绍。他说，中国的会讲始于春秋，兴盛于宋，至明代达至顶峰。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通过会讲活动讨论学术、砥砺节气，以同志相许，共勉互进。因此，会讲活动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和士大夫风骨的磨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在近代西方同样有类似于中国会讲的活动，这便是沙龙（salon）。西方的沙龙聚会中，知识分子们通过相互辩难、分享成果等种种方式来升华思想、启迪智慧，诸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便从沙龙活动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随后，张会长对“现代性危机与人类良知”这一主题作了言简意赅的表述。他认为，现代性给人类带来了诸多好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性是21世纪中举起的一面大旗。他强调说，我们今天来讨论现代性的危机，并不是否认现代性，拒绝现代性，而是对现代性做一个客观而冷静的反思。并指出，在近几十年来，现代性在给人类造福的同时，它所彰显出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是现代性的危机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与思考。

　　整个会讲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与会专家认为：现代性也并非全是真理，它也存在着谬误与危机，在上个世纪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界便开始了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和批判。法兰克福学派首先在学理上对其进行了批判。他们承认启蒙确实使人类受益匪浅，社会制度的进步、科技的发展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然而，人类的异化与社会的物化却也接踵而来，种种异化的力量将人类层层包裹束缚起来。在古希腊的时代，神性在社会中起着绝对支配的作用，但是，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高扬理性，将神性抛弃到历史的深渊中。人们信仰理性，崇拜理性、神化理性，坚信理性是自然与社会的主宰。在不知不觉中，人类在信仰中迷失了自己，在理性面前发生了异化，彻头彻尾的变为了工具理性的奴隶。人类在一个广泛联系的社会中却倍感孤独，在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人的价值取向却并未有相应的提高。于是，现代性的危机弥漫了整个人类社会。对于如何拯救处于现代性危机之下的人类，学者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与方案。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认为最理想的世界应是既有理性存在，又有艺术生活；以生活世界为基础，又不被工具理性侵占；能够还原人类本真的生活世界。马尔库塞则认为解放人被压抑的“爱欲”，消灭“异化劳动”。但是，由于西方人缺乏对心性的研究与探索，他们对解决现代性危机道路的思考往往难以提高到生命的深度。

　　与会专家还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哲人从心性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迴向生命，解决问题的，如王阳明针对明代越来越显功利的社会，提出了良知说，他继承孟子的学说，深信人的良知是天赋的，而且是可展开、可呈现的，是活泼泼的。同时，他认为良知有是普遍的，它存在于全人类在中，是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能放弃的。它是人类安身利命的价值。只有良知才能作为人心的主体。所以，儒家的道德就是要恢复人类先天的良知，从而达到与社会、与自然、与宇宙的大和谐。

　　与会专家谈到，危机自古就有，并不是现代所物有的。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人类的贪婪。孔子强调个人通过修持以约束自己行为，不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是对自律的过分强调，忽视他律，也很难实现社会秩序的正常运作。

　　与会专家还认为，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是一系列的，是全球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外部的，也有人本身的。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答案只有一个：这便是用人类的良知来化解这种种问题。只有通过对人性进行改造，使人本心中的良知放射出本具的光芒，从而建立起一个良知普照的社会，才能使人类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一一消解。

　　此外，与会的人员，或就个人体会，或从学理方面，纷对“现代性危机与人类良知”这一议题发表了精辟的看法与见解。最后，会讲在大家的积极磋商与讨论中顺利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