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明代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思想研究》
摘要：《明代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思想研究》是关注阳明学，特别是关注黔中王门的人们早就期待的一部学术专著。本书的特点有三：一、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三、尝试使用了创新的科研方法。笔者从“文化自觉”的观点来认识这部专著的意义。
关键词：儒学 王学（阳明学） 黔中王门
孙应鳌 文化自觉
最近，拜读了王路平等同志的学术专著《明代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思想研究》，很受启迪，也有感慨。其实，这是关注阳明学，特别是关注黔中王门的人们早就期待的一部著作。在这里，我愿意写出自己读后的认识和感受，向大家请教。
(一)
儒家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具有极其突出的显要地位。1941年，贺麟先生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提出：“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份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还说：“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1]4-5 当然，儒家在先秦时代只是百家中的“一家”，然而，从汉代到清末的两千年左右，却基本上都是作为中国社会主流的正统思想；而在今后，无论从中国来说，还是从全世界来说，儒学作为多元文化中重要的“一元”，仍然具有特殊的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
宋明道学（也叫理学，西方称之为新儒学）是中国儒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阳明心学是宋明道学中的一个高峰。五百年前，也就是1508年，王阳明“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的龙场悟道，创建了阳明心学，并构建了龙冈书院讲学。第二年，又到贵阳，“提学副使席书聘主贵阳书院”，而且“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2]1228-1229 据有关资料，当时来听王阳明讲学的有两百多人。显然，贵州不仅是诞生阳明学的地方，也是最初传播阳明学的地方。
而且，正如李友学同志所说：“经过王阳明亲授弟子和再传弟子的不断努力，加上外地来黔做官或贬谪入黔的王学门人积极倡导，使贵州在明中以降到清涌现了一批不仅在贵州，而且在全国都一定影响的阳明心学学者和阳明文化的崇拜者，形成有地方特色的黔中王门，是阳明后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学派。”[3]236 然而，遗憾的是，过去贵州非常偏远、落后，特别是交通不便，传播力弱，因此，这一学派长期受到忽视，不仅外省人知之甚少，就是本地人也了解不多。
近十余年，随着儒学和王学的复苏与复兴，对黔中王门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特别是黔中王门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孙应鳌，更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不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研究者都只发表了一些单篇学术论文，还缺少对之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现在，王路平等同志的学术专著《明代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思想研究》出版发行，不仅填补了阳明学研究的一项学术空白，也为今后进一步研究黔中王门后学增强了基础并拓宽了道路。
(二)
有人说，19世纪是军事征服的世纪，20世纪是经济竞赛的世纪，而21世纪，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文化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4]1
其实，我国经历了摧毁文化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到1978年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文化热，90年代又兴起了国学热。于是，从20世纪初就受到严重冲击的儒家学说得到了复苏和复兴；而且，从解放以来，在国内几乎濒于绝境的阳明学（王学）也逐渐受到重视，得到复苏和复兴。特别是在我们贵州省，以1996年在贵阳隆重举办“中国贵州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为契机，阳明学迅速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
现在，贵阳修文已成为所有关注阳明学的广大人士所景仰的王学圣地；而阳明文化在贵州省的特色文化中也居于异常显要的地位。今年是王阳明1508年在贵阳修文“龙场悟道”的五百周年。我们贵州省和贵阳市将隆重纪念，并热情接待来自海内外的朋友。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贵州人对于阳明学的了解还很不够，特别是对于在贵州继承、发扬和发展了阳明学的黔中王门后学，更是缺乏深入的研究。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早就关注这一问题。例如：就在1996年的“中国贵州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贵州学者刘宗碧、张坦、谭佛佑等都专门撰写了有关黔中王门后学的论文。而且，也就在这一年，由刘宗碧、龙建荣、王雄夫等学者点校的《孙应鳌文集》也出版发行，其中包含了孙应鳌的四种有代表性的著作，为深入研究黔中王门后学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后，对孙应鳌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但是，十余年来，虽然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孙应鳌的单篇论文，但却缺乏对孙应鳌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这跟孙应鳌獒这样一位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贵州省内外的影响及其在黔中王门里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称的。
进入21世纪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王路平等同志决定合作研究黔中王门代表人物孙应鳌的思想。2005年10月此课题被立项为2005—2007年度贵州省优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长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由王路平主持，写出设计大纲初稿，课题组的九位学者共同研究，分别撰写。他们根据孙应鳌的原典文献及相关的珍贵资料，从纵横两个方面对孙应鳌的家世、生平、著述及其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作了全面的考察，对孙应鳌的政治、哲学、伦理、易学、美学、教育、文学等不同的思想层面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并且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富有创见的阐发。
我拜读了这部专著，认为本书有三个特点：
本书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其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在这部专著的《前言》里，开宗明义，就对孙应鳌作了一个概略的论断。指出，他“是中国著名哲学家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是晚明黔中王门心学大师，是贵州建省以来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而且，还引用了清代贵州著名学者莫友芝对孙应鳌的描述与评论：“海内群以名臣大儒推之”，“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5]1 这就给读者一个全面、完整而准确的印象。
《前言》还说：“孙应鳌传承和发展了阳明心学，在阳明心学的视域下较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哲学、易学、伦理、美学、政治、教育、文学等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为阳明后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形式，为黔中王门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5]3 这里讲到的从哲学到文学等七个方面的重要思想，就在本书的第三章到第九章中分别给予论述，而第一章和第二章则集中交代孙应鳌的家世，生平及著述，探讨孙应鳌的思想渊源。
当然，孙应鳌的思想渊源于王阳明，但又对王阳明心学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引用清代大儒莫友芝的原话，把孙应鳌的思想核心归纳为：“以仁为宗，以尽人合天为求仁始终，而其致功扼意在诚意慎独。”讲得很好。王路平同志据此指出：“所谓‘以仁为宗’实际上是以心为宗，人心是孙应鳌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孙应鳌继承王阳明‘心外无理’的思想，指出心和仁是内容等同的概念。”[5]42 这一点非常重要，本书此后分章论述孙应鳌的思想时，都紧紧地围绕着这一见解。
例如：讲“孙应鳌的政治思想”，就着重讲“以儒家之礼为政治制度准则”，“以‘求仁’为最高的政治追求”。讲“孙应鳌的哲学思想”，首先就讲“天人合一、即仁是心的心学本体论”。讲“孙应鳌的伦理思想”，就讲“‘唯善不朽’的人性论”；讲“‘求仁为宗’的道德规范”。讲“孙应鳌的美学思想”，讲了“心学何以通向美学”；又讲“心即是美所体现的主体性”。讲“孙应鳌的教育思想”，讲他提出了“世道理乱，关系人才”的主张，倡导“崇正学、迪正道”，讲他认为“圣人立教，专在德行”；讲他提倡“思与学合一”；讲他注重儿童的早期教育，认为“有子弟者，育宜在始”，而且应该“教以孝、忠、实、笃，洒扫应对之节”。讲“孙应鳌的文学成就与文学思想”，既讲了他“‘言志’、‘体情’的诗歌”和“‘正心’、‘养气’的散文”，也讲了他“主张情志并举、率性而真的文学思想”。讲“孙应鳌的易学思想”，就着重论述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淮海易谈》，指出：“《淮海易谈》是孙应鳌以心学观点系统的专门研究阐发《周易》的哲学专著，集中代表了孙应鳌的易学观，是贵州开省以来最有影响的易学著作。”并概括地说明其特点和影响：“孙应鳌易学是以心学释《易》和以《易》证心学，从而形成了一个一以贯之的易学体系，在明清时期产生了较大影响。”
综上所述，可见本书对于孙应鳌思想的研究非常全面和系统。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例如，有关孙应鳌易学的研究，已经发表过一些单篇论文，其中卢祥运同志的《从王阳明“玩易”到孙应鳌“谈易”》[7] 就很下了功夫，此文认为：“孙应鳌易学是对阳明易学的继承、深化和创新。在继承阳明易学思想的同时，孙应鳌易学又以其释《易》体例的完整性，易学思想的独创性以及影响的广泛性，而成为心学派心性易学传承中的杰出代表，成为贵州易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7]25 讲得很不错。
但是，本书对于孙应鳌易学思想的研究就更为精深和广博。首先，概略地论述了“孙应鳌易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指出“其易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曰易理即人心的易学本体论，二曰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易学方法论，三曰体用一源，即用是体的易学体用观。”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接着，论述“孙应鳌易学思想的三大特点”：“第一，属于义理易学中的心学派；第二，以心学解易学，以易学证心学；第三，属于伦理型的易学哲学。”概括得很准确。而且，这一部分不仅切合实际地说明其正面的现实意义，也明确地指出其时代局限性。认为：“孙应鳌易学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儒家哲学特别是阳明易学的心学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中国哲学包括《周易》哲学和儒家哲学的一些原则性的思考和智慧，彰显了丰富的人文价值意蕴，其中不乏很多对当前来说也仍然有着重要价值的思想，在今天可以为我们塑造理想人格，树立理性批判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然而，“毋庸置疑，孙应鳌的这种伦理型易学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特别是在现代科学观念（知识论层面）的比照下，对此可以认识得更为清楚。”更明确地说，“孙应鳌易学赋予自然天地以社会伦理道德的属性和意义，把世俗的论理道德投射到自然界中，又将伦理生活中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无限夸大，不区分天和人、内和外、自然和社会，有把它们混为一谈的弊病，这无疑也是具有时代局限性的。”
是的，研究传统的文化和思想，就应该站在现代新的理论制高点上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并尽量作出恰如其分的论断。
本书对孙应鳌易学的研究，还专门探讨了“孙应鳌易学对贵州明清易学的影响”，指出“他不仅是晚明心学派易学的代表，同时也是贵州明清时期义理易学心学派的先驱，其心学解易模式对贵州清代易学家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开启了贵州易学经世致用的早期启蒙思潮。”
本书作者认为：“明清时期是贵州文化史上空前繁荣的一个时代，这个时期，全省各地涌现了一大批研究《周易》的学者，仅以易学作品存世的易学家来看，综观他们的研究路径和易学建树，虽然各有自己的特点，但对《周易》的解读和治易路径，大多受到孙应鳌以心解易模式的影响。”还说：“综观贵州明清易学的发展和演变，‘经世致用’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查阅《贵州通史》中有关明代哲学的部分，记有：“王阳明在黔再传弟子中，孙应鳌的成就最高。”[8]392还有：“孙应鳌的哲学思想，具有质朴、笃行、务实的特点，并能打破门户之见，兼收并蓄，可谓得王学的真传。”[8]393 读此，可以对孙应鳌得到一个概略的认识。然而读了《明代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思想研究》，这种认识就更加丰富，更加具体，也更加深刻了。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尝试使用了创新的科研方法。这部专著的《内容提要》指出：本书作者“对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既能很好地吸收，又不囿于陈说，并多有正本清源之论，体现了作者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严谨的学风和独具心得的见解。”还特别提到：“本书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本研究方法上，又运用全面系统与具体深入相结合，历史考察与哲学思辨相结合，文本分析与纵横比较相结合的诸多现代学术方法，对孙应鳌的思想作出了具有理论说服力的深入研究和积极评价，从而填补了黔中王门后学研究的一项学术空白。”细读全书，就能觉得这种说法是合乎实际的。
例如，《贵州通史》认为，孙应鳌的哲学“是心身修养之学，是伦理型的哲学，其主要论点有四：一是发挥王阳明‘心即理’、‘心外无理’之说，提出‘吾心即物理’、‘物理即吾心’及‘天外无道’、‘人外无道’的命题；二是在继承王学‘格物即格心’观点的基础上，认为‘格物之学’乃是‘天德王道之学’，以此纠正‘遗事物以求心’和‘逐吾心于事物’的两种倾向；三是熔铸朱，王二说，在格致理论上既不偏内也不偏外，以‘诚意’、‘慎独’的途径而达到‘求仁’之目的；四是提出‘由知行之并进，以造于知行之合一’的观点，进一步阐发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指出‘知行虽若为二事，而实无二功’，坚持‘知行合一’的观点，又不致走向‘销行以归知’的极端。”[8]393 讲得很全面，也很深刻。
然而，本书对孙应鳌哲学思想的论述又自有特点。认为：“孙应鳌的哲学，直承阳明心学的论证主题，通过对《周易》和四书等传统儒家经典的义理诠释，在本体论、发展观、方法论、认识论等方面，形成了一个圆融会通、综贯一体的哲学理论体系。”也讲了四点，即：一，天人合一、即仁是心的心学本体论；二，生生不息、阴阳交感的变易发展观；三，中和时中、与时偕行的中道方法论；四，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道德认识论。
两相比较，虽然对象同一，但着眼点有区别；相互补充，可以加深并拓宽我们对孙应鳌哲学思想的认识。
总之，这部专著很值得一读，特别是关心中国文化和贵州文化的人，关心国学、儒学、王学的人，关心“黔中王门”的人，应该都很有兴趣—读此书。
(三)
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命题，叫“文化自觉”，并且一再地进行阐述和倡导。他讲：“什么是文化自觉？简单地说，就是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9]316 他还讲过四句得到广泛认同的话，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说：“这几句话表达了我对未来的理想，同时也说出了要实现这一理想的过程。”[9]316
关于这两个重要的主张，费先生自己作过多次阐述，其他的很多同志也发表过自己的理解或感受。我的认识是，对于各种不同的文化，既要有“知人之智”，也要有“自知之明”；应该“知彼知己”。正如费先生所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条件。”[9]288 他说，要“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边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9]214 说得非常好。
我想，这‘本土’，讲的应该是本民族，但有时也可以理解为本地区。近来我们常讲：“立足贵州，面向全国，放眼世界。”这话很有道理，具体到文化上，就是我们贵州也要有“文化自觉”，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应妄自菲薄；也是既要“各美其美”，又要“美人之美”，而且还要“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具体到对于国学、儒学和王学的研究上，我们贵州的学人也应该下功夫研究并弘扬生成并发展于我们贵州，或与我们有关联的国学、儒学和王学。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热烈欢迎并且非常赞赏王路平等同志的专著《明代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思想研究》，而且对于类似课题的研究，类似成果的问世，类似专著的出版，充满期待。
参 考 文 献
[1]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992年.
[3]李友学.黔中王门是阳明后学的重要学派[J].载王晓昕、李友学主编.王学之魂[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
[4]郭建宁著.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王路平等著.明代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思想研究[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7]卢祥运.从王阳明“玩易”到孙应鳌“谈易”[J].载《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8]贵州通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9]费孝通著.费孝通九十新语[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