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5日上午，纪念王阳明龙场悟道五百周年暨黔中王门研究三十年学术讨论会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举行，会议由贵州省儒学研究会、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联合举办。与会的专家、学者主要来自省内各高校和省社科院，会议围绕三个方面的论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阳明心学思想的分疏及其现代理论价值；二、黔中王门的总体思想风貌及其代表性思想家的哲学思想研究；三、儒学（阳明心学）视域下的贵州地域文化研究。在此次会议上，一些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料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一、阳明心学思想的分疏及其现代理论价值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张新民教授首先发言指出，从长时段的视域看，王阳明的思想学说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高峰，完全可与周敦颐、邵雍、程灏、程颐、张载、朱熹、陆象山、吕祖谦八大儒比肩并立，构成了儒家宋明时期知识谱系完整链条最耀眼夺目的一环，代表了中国一流思想家超哲学的智慧和悟道行道的精神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但王阳明的思想学说最初却是作为一种解构性的力量出现的，直接地动摇了官学化的程朱理学对合理性思想资源的垄断。也就是说，当程朱理学上升为官方化的意识形态，它对合理性的要求已达到独尊的地步，成为是非判断的绝对垄断性标准，甚至权力话语支配使不合理性亦误被人们当作合理性来接受时，社会政治的病相就会出现，解构性的力量便容易产生，文化心理要求改变的愿望也会逐渐加强。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致良知”等一系列学说，便恰好充当了这种解构力量的理论发言人或渲泄释放阀。他通过各种传播渠道明确宣称，任何合理性的判断标准都只能是人人皆有的本心或良知，而不是权力架构或已经官方化的意识形态。无论外部权力世界或意识形态话语是如何的坚固强大，个体存在或生命现实处境是如何的渺小凡庸，均一概求之心之是即是，求之心之非即非——合理性的判断依据只能通过宗教式的内省意识，由作为价值活源的本心或良知来提供。凡真实的有意义的合理性的事，皆顺心合性；凡虚假的无意义的非合理性的事，皆违心背性。良知就是人的“天则明师”，无分贤愚凡智一概内具于心性之中。足见王阳明虽然与朱子同属于儒学阵营中的人，不可能有价值体系上的巨大反差或对立，但他的思想言说仍独立一军，别张一帜，一方面具有深刻的反专制意义，进一步强化了权力世界内在制约的思想资源，一方面也开拓和扩大了自身理论体系生存的合理性空间，丰富了儒学发展的多元性文化景观。
李诗锦教授(新加坡 易道研究所)从阳明的本心和本性立论，认为中国的儒学哲学体现的是天人合一的文化绝对精神意识 。李先生认为儒家思想的特点在于知天立命而贯注于人，依本心、本性而知天，而知命，而知性。心性至善而知道，而知诚，而知德，而知仁。天性显诸仁，本心是德。天道藏诸用，本性是道。德性善仁，道性善诚。诚乃天之性，人之智。仁智双彰。本性识道之大，行德之善。识道行德，乃道德合一、知行合一。道识法器。这是德识神器而显现道德双彰的文化绝对精神。天下为公，仁性方能威德化成天下。天地造化，大化流行。生命造化，大德川流。天地此一是一太极，生命彼一亦是一太极，是一种仁智双彰的文化绝对精神。
龚晓康博士（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认为，王阳明是从“道之体用”的维度论述“中和”的，喜怒哀乐未发，指心之本体，为“中”；其已发，指心之功用，为“和”。作为本体之“中”，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作为功用之“和”，物来顺应、感而遂通。详析其论，主要有三个层面：首先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未发之中”即是“已发之和”；其次是即体达用、即用明体，从“已发之和”而明“未发之中”；三是“中不可执”、因时制宜，“未发之中”须应随时机而变易，方能赞天地之化育。从体用的角度论中和，自然和佛、老的空、寂有了本质的区别。
卢祥运（贵州社会科学院）则从圣人之道，良知之教，致良知工夫三个方面辨析阳明心学传习中儒与佛、老的不同。他认为圣人之道，大中至正而又纯粹精一，简易明白而又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与佛、老的外人伦，遗物理，无为私己的空、虚出世之学不同。良知之教，是实理实学，一切只顺其天则自然。良知之周流遍润，发用流行，无将迎意必之心，有物来顺应之妙，与佛、老之私意安排，刻意为道，尤显自然纯正，究极圆满。致良知工夫，一本圣人一贯之道，不著相，无断续，动静合一，博约合一，敬义合一，本体与工夫合一，与释氏之躯壳起念、断灭禅定、明心见性、定慧顿悟的工夫不同。
王路平研究员（贵州社会科学院）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以“心即理”为本体论根据，将知行视为一个功夫，阳明晚年把“知行合一”说成是“致良知”。良知既不是一种概念知识，也不是一种外界的实然之理，而是一种先验的当然之理，它与先验主体之心是合而为一的，但它又不能停留在自我意识的状态中，不能局限于先验自我的圈子里，不能仅仅立足于先验之理的预设中，它必须把普遍的本心良知变成具体当下的道德行为，流行发用，在事事物物中显现，在客观外界对象中实现。“知行合一”的内容不仅包括知是行的指导，行是知的成就，包括了知与行统一的“知而必行”，包括了知行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相互包含，而且还包括了认识论意义上的“行而后知”的思想。“知行合一”说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曾产生过很大影响，它对于我们今天开启主体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塑造我们的理想人格；对于现代人挺立本心良知的主宰性，彰显人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当前构建生态文明社会，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赵玉娇（贵州社会科学院）认为良知必须通过在实践层面的践行，也即“事上磨炼”，才会得到落实，获得圆满。王阳明关于致良知功夫的落实——事上磨炼的论说，对于现代人克服功利、浮躁、空谈的学风、世风仍具有警世、醒世的现实意义。
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阳明“知行合一”的核心思想延伸至现当代的哲学语境下进行研究，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张顺昌（贵州省委党校）、朱迪（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以及“行先知后”等唯物主义观点，是基于批判和继承古代知行观，特别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蔡贞明（贵州社会科学院）则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与毛泽东的“知行统一”观都注意到了“知”和“行”、认识和实践的重要性。但由于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不同，王阳明的“知”和“行”与毛泽东的“认识”和“实践”有着不同的内涵和侧重点；相对而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具有哲学思辨性质和静态特征而毛泽东的“知行统一”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
二、黔中王门的总体思想风貌及其代表性思想家的哲学思想研究
王阳明在其悟道之地——贵州拥有众多的弟子，并形成了一个重要地域学派——黔中王门。李发耀（贵州社会科学院）认为黔中王门的思想风貌既直接继承心学体系框架，又对心学体系有所创新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良知本体”和“以仁为宗”；二是“易学”证“心学”和“心学”解“易学”，三是重“行”和“践履以立德”。李先生的研究给黔中王门作为一个学术流派以独立的地位，而不仅仅以地域区划分别之。
从地域性入手，研究一个学派的思想风貌与特征的方法值得重视，但对学派代表性人物的个案研究也非常重要，会上研讨了这一问题。王路平研究员等集体合著的《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思想研究》中从哲学、易学、伦理学、美学、社会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和文学方面对黔中王门的代表性人物孙应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的很多观点值得重视，如他认为孙应鳌的美学观是心即美，其心学美学的文化价值取向是以心性本体为基础的人格境界，以伦理本体为基础的道德境界，以意向本体为基础的至美境界。此专著可谓弥补《明儒学案》之不备、填补阳明黔中后学研究之空白，为王门正宗学派之一的黔中王门的研究提供丰富翔实的宝贵资料，并为推出以孙应鳌为代表的黔中王门提供切实可信的论据。邬锡鑫研究员（贵州社会科学院）认为孙应鳌的美学思想具有心学本质，他的美学思想，完全是他建构自己的心学体系，展开论述自己许多心学观点的需要。
郑朝彬（安顺学院）对黔中王门的另一代表性人物——李渭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李渭的教育思想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在教育目的上，主张“达仁体”，成圣人；其二，在教学方法上，主张无为而教，率性而为；其三，在学习方法上主张“学贵修行”，躬行实践。而这三个特点是基于李渭理学思想的三个重要特点：首先，以“仁体”为基石，主张以“仁体”取代“心体”。其次，“以毋意为主”。主张以“毋意”功夫专求“仁体”。 再次，“先行其言”，躬行实践，认为学孔为仁，贵在躬行。这种对哲学思想的延伸探讨，有利于对黔中王门的全面研究。
三、儒学（阳明心学）视域下的贵州地域文化研究
贵州作为已经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边远地区之一，特别是在当前中原复兴文化的映衬下，贵州的文化处于弱势地位。刘维民、岳卫国（贵阳中医学院社会科学部 ）认为，贵州应放下文化落后思想包袱，实现区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他们从狭义的文化（指作为观念形态的，与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并列的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等精神内容的总和）角度持论，认为贵州作为一个文化千岛之地，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积淀极其深厚，并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现实中造成贵州文化自卑心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主张运用“集中展示法”和“产业价值提升法”来克服文化自卑心理，发展贵州文化这一“朝阳产业”。
郎雅娟、邢启顺（贵州社会科学院）对侗族叙事歌中儒家文化的内涵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在侗族叙事歌中儒家文化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以不同表现形式得到了反映和体现，这种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和少数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的双向传播与交流，同时也是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认同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肖良武教授（贵阳学院）从生态文明的角度，结合贵阳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实际，主张在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进程中，要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因为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能够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减少城市建设成本及增加城市公共品的供给，从而加速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会议在王德埙研究员（贵州民族学院）的《祭孔歌》声中落幕，王德埙研究员收集、整理、并记录了八十年前在贵阳文庙和安顺文庙吟唱的祭孔歌曲。歌词系采用《礼记·礼运》的名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体现了孔子儒学的精粹，曲调流畅，朗朗上口，足以让人想见当年的弦歌之声，以及对师道的尊崇。在“以德治国”的今日，搜得此珍贵的文化资料，不亦快事乎！
作者：陆永胜 贵阳学院机电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