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1472—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曾筑室故乡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故世称阳明先生。明代成化八年（1472年）生于浙江省余姚龙泉山北麓的瑞云楼，明嘉靖七年（1529年）在广西平乱胜利返途中的江西南安青龙铺病故，享年57岁。王阳明出生于世代书香门第，为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后裔。王阳明从小就受到父亲熏陶，少年时代受过严格、系统的教育。他于弘治十二年（1499年）28岁考中进士，后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正德三年（1508年）37岁的王阳明春到贵州龙场，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创立“心即理”的心学思想，并创办龙冈书院。正德四年（1509年）38岁受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的邀请到贵阳主讲贵阳文明书院，始论“知行合一”。心学也自此终于大方异彩,成为了中国哲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名词。王阳明的心即理、知行合一以及致良知的理论对于世人约束自己的行为,培养自己良好品德有重要作用。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阳明先生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既有“立德”、“立言”，又有“立功”人，其德行、事功，至今仍受到读书人的敬仰，可见他巨大的人格魅力。本文公论述他在贵州的活动事迹，以见其人格魅力之一斑。
一、王阳明开创贵州一代学风，为贵州培养了一大批心学弟子。
王阳明以他宏博的知识,儒雅的风范,天才的领悟能力,忧国忧民的情操,不断地吸引着众多学子拜倒于他的脚下,成为他的弟子及后学。
明正德三年（1508年）春，王阳明来到贵州龙场（今贵阳市所辖修文县城）。当时龙场地处万山丛中，属贵州安氏土司辖地，苗彝杂居，民风淳朴，刀耕火种，过去从未有过学校，民智未开。王阳明来到龙场后，生活艰苦，后来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在龙冈山腰建了几间茅屋，算是安顿下来。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少数民族人民的质朴、善良、助人为乐感动了他。为了开通民智，王阳明在龙冈山的茅屋里，创办龙冈书院，开课授徒。创办龙冈书院不仅开今修文县教育的先河，而且使龙场成为明代贵州教育一大圣地。“最早亲聆阳明讲学的学生，有数百人之众，现有名姓可查的有：张时裕、何子佩、越文实、郝近人、范希夷、郝升之、汪原铭、李惟善、陈良臣、汤伯元（汤晘）、陈宗鲁（陈文学）、叶子苍（叶梧）、易辅之、詹良臣、王世臣、袁邦彦、季良臣、高凤鸣、何廷远、陈寿宁等二十人。其中，陈宗鲁、汤伯元、叶子苍三人最有成就。”（《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刘宗碧：《贵州的阳明后学》，贵州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万历时曾任贵州巡抚的郭子章认为，私淑过王阳明的再传弟子，贵州还有孙应鰲、李渭、马廷锡三人。这三人使王阳明学说在贵州和全国发扬光大。据民国时期《贵州通志》所列学校表统计，从明初至崇祯三年（1630年），全省共建学47处。而且主要建在人口较为集中的府州衙门所在地。龙场属程番府（后改为贵阳府），不可能有官学，而修文到贵阳有40多公里山道，不要说贫苦人家，就是殷实之家，要到贵阳读书也极其困难。王阳明能在本地办书院、收弟子，是了不起的大事。正因为这样，龙场百姓才自己动手，不但修龙冈书院，还为他建何陋轩、君子亭、宾阳堂。这样，从教学到生活，都有了妥善的安排。
明正德四年（1509年），王阳明应贵州提学副使毛科及其继任者席书的邀请，到省城贵阳城内文明书院讲学。这年的春、夏、秋三季，大多数时间他都在文明书院度过。王阳明提出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教育主张，重点是强调道德品质教育。他主张学生可以批评老师，提倡“谏师之道”，并认为可以“教学相长”，这反映了他的教育民主作风；他提出“诸生责善，当自吾始”，说明他要求学生做的，自己首先要做到，一代师表，令人起敬。王阳明在文明书院讲学，对提高贵州的教育水平，活跃贵州的学术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王阳明与贵州少数民族的交往，得到龙场苗彝同胞的理解和支持。
王阳明谪居龙场期间，与当地少数民族相处得也很友好、和谐，交往也极为密切，友情也十分深厚。王阳明到达龙场时，正值早春三月，山中春意盎然，当地少数民族好客而又热情，见王阳明远道而来，都扶老携幼前来探视。王阳明亦以礼待之。尽管双方服饰不同，语言不通，习俗各异，但是当地少数民族纯朴的民风，粗犷豪爽的性格，却给王阳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生病期间，王阳明都亲自采蕨、砍柴、汲水、煮饭、浇园，直至请学于农，种田南山，向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学习农业生产技术。通过平凡的劳动，艰苦的生活，王阳明与当地“夷民”日益接近，逐渐也懂得当地夷民的语言。因王阳明平易近人，为人诚恳，态度和蔼，一些小孩经常围着王阳明，听他吟诗、唱歌和弹琴，王阳明即授之以琴技或教其习字。当地“夷民”也争相与他亲近，在生活、劳动各方面给予王阳明很多帮助，双方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王阳明痛恨正道不走走歪道的人，即使在绝境里，也不会卑躬屈膝，“为五斗米折腰”。而是靠坚持正义，靠自己的人格魅力使对方折服。是时副都御史王质巡抚贵州，借口王阳明傲视朝廷地方官府，遣人至龙场凌辱王阳明，不料却引起当地苗彝诸乡民的公愤，他们把差人围困起来羞辱并痛打他，最后将差人赶出龙场。差人向王质告状，王质大怒，要王阳明认错谢罪，王阳明不畏强权，拒不谢罪，后来王阳明的同乡、时任贵州按察副使的毛科从中调解（毛科——先做贵州提学副使，管教育；后做贵州按察副使，管监察。毛科是浙江余姚人，和王阳明同乡）。对王阳明的耿介秉性不是不知道，但是怕由此惹下更大麻烦，命令王阳明道歉。王阳明没接受这位同乡的意见，但还是给毛科写了回信。信中说：
“……差人至龙场陵辱，此自差人挟势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龙场诸夷与之争斗，此自诸夷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则太府固未尝辱某，某亦未尝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请谢乎？跪拜之礼，亦小官常分，不足以为辱，然亦不当无故而行之。不当行而行，与当行而不行，其为取辱一也。废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礼义而已，又弃此而不守，祸莫大焉……某之居此，盖瘴疠虫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态然，未尝以动其中者，诚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众身之忧也。”（《王阳明全集》第801页）
王阳明的信写得刚柔相济，不卑不亢。着重强调自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能处之泰然，就是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忠信礼义。为了忠信礼义，死都可以；与这一原则相违背的事，是断断不会做的。他虽然没有明说，却在字里行间透出这样的意思：是太府无理取闹，才发生这样事，怎么可以反而向他道歉？毛科把信转给思州太府，太府被王阳明的义正词严所折服。通过这件事，王阳明更深深地感到当地少数民族内心的朴实善良和嫉恶如仇的耿直性格，而当地少数民族也更加敬佩王阳明光明磊落的英雄气概，双方愈加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彼此诚心相与、肝胆相照。
贵州宣慰使彝族土司安贵荣（奢香之后）闻王阳明远道从中原而至，并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在龙场生活非常艰苦，对其十分仰慕和同情，遂主动“使廪人馈粟，庖人馈肉，园人代薪水之劳”，以尽地主之谊。王阳明以“夙闻使君之高谊，但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惧不敢当”答之，以礼谢辞（《与安宣慰》，《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一）。这使安贵荣对王阳明更加敬仰，故又派人送来金帛、鞍马、柴、米、炭、鸡、鹅等物，“礼益隆，情益至”，使王阳明深为感动。看到盛情难却，他接受了两石米和柴、炭、鸡、鹅等物，而将金帛、鞍马等悉数退回；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表示感谢（《与安宣慰》第一书）。由此开始了王阳明与安贵荣的深厚交谊。安贵荣视王阳明为师长挚友，凡遇大事，都主动求助于王阳明。
安贵荣管辖水西（约今息烽、修文以西、普定以北、水城以东、大方以南，大部分在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他的佐官同知（管督粮、缉捕、水利等的副手）宋然分管水东（今开阳县境，并领贵阳附近17长官司），宣慰司治所在今贵阳市。后来，宋然属下酋长阿贾、阿扎叛乱，叛军逼近贵阳，人心惶惶，如果不加以制止，将给贵阳带来不小祸乱，是显而易见的。安贵荣因爵位不封之事，故意不出兵平乱。王阳明见事情危急，连忙给安贵荣写信，告诉他说，你位在宋然之上，和他一起镇守一方，而今地方有人叛乱，两人都有责任，怎么能推给他一个人呢？同时，王阳明提醒他说，你想想，遵义有土司杨爱，恺黎（凯里）有杨友，湖南酉阳、保靖有彭世麒等人，只要朝廷下一道命令，让他们出兵平乱，水西就朝不保夕。安贵荣听了王阳明这话，猛然醒悟，派兵平乱，保了地方安宁。
三、王阳明和席书的交往，被延请至贵阳文明书院讲学。
正德三年秋，在贵州担任了五年提学副使的毛科，书请王阳明至省城讲学，王阳明以病和自谦谢绝。正德四年四月，毛科退职告老还乡，席书继任贵州提学副使。他对王阳明的遭遇深为同情，同时很佩服王阳明渊博的学识，也很推崇王阳明教学与德业并重的做法。敬请王阳明到文明书院讲学，并且“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年谱》一，《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郭子章《黔记·宦贤列传》中记载有《席书敬请守仁训迪诸生书》：
近时懂诸士者，要不过属题命意，改课文，锻字句，以迎主司之意，裁新巧以快主司之目。上以是取士，下以是挟策。师舍是无以为教，弟子舍是无以为学。居今之时欲变今之习，诚艰矣！岂朝廷取士之初意乎？然贵之士安于土俗，诱以禄利尚不乐从，教以举业复不能治。幸有治者，日省月试又不能工，而况有大于举业者乎？舍是以教，贵诚难矣！夫举业者，利禄之媒也。世之皓首一经，凡为利禄而已。以书一人推之，书少时治举业，要不过为利禄计也。然昔者借是而有闻，今者脱是而愈暗，是误天下之豪杰者，举业也。然天下士皆是而知所向上者，亦举业也。故韩子因文见道，宋儒亦曰：‘科举非累人，人自累科举。’今之教者能本之圣贤之学，以从事于举业之学，亦何相妨。执事早以文学进于道理，晚以道理发为文章。倘无厌弃尘学，因进讲之间，晤以性中之道义于举业之内，进以古人之德业，是执事一举而诸生两有所益矣！
席书信中表达了贵州学子的嗷嗷待哺之情，态度十分诚恳感人，王阳明深为感动，为自己在这偏僻的贵州遇到这样一位知己而深感幸运，于是他于正德四年夏天接受了邀请，主讲贵阳文明书院。王阳明到达文明书院后，席书专门问王阳明关于理学的问题，问朱熹和陆九渊的理论有什么不同？善于把握对方心理的王阳明知道席书不仅是在讨论学问本身，也在试探他的学问，王阳明干脆不正面回答，只说他自己研究所得，并着重讲了对知行合一的看法。王阳明对朱熹、陆九渊的观点已经有不少异议，但他并不急于表述，这样，既对学问持慎重态度，又不至于使人产生狂妄的感觉。由于王阳明对知行关系的创造性见解和强大的逻辑力量，交流几次，席书终于接受了王阳明的新见解，成了知心朋友。专门选州县优秀学子，集中贵阳文明书院，请王阳明执教，尊他为师。在贵阳的交往，使席书师事王阳明，二人终身结下深厚情谊。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反叛，率领十万大军，出鄱阳湖，沿长江，过安徽安庆，指逼培都南京。如果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势必灾祸频仍，全国大乱，受害最深还是老百姓。那时，王阳明手下无兵，靠他的声望和学生的帮助，积极准备勤王。这时，席书任福建左布政使，集数万人，和王阳明率领的队伍一起，荡平濠乱，挽救了明王朝。
王阳明在贵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贵州人对他的感情却十分深厚。在修文阳明洞，有彝族土司安国亨的题字，大书“阳明先生遗爱处”。这“遗爱”，是无限的爱，是永恒的爱，永远存活在人们心中。王阳明《与安宣慰》的三封书信表达了他与少数民族之间情真意深，永志难忘。他所写的《居夷诗》百余首，还有《玩易窝记》、《何陋轩记》、《君子亭记》、《宾阳堂记》，记述了他在贵州期间的历事心迹，是王阳明思想转变的历史见证。他开启了贵州自由讲学之风，以后的文明书院、正学书院、阳明书院、南阜书院、学古书院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对贵州的教育与思想有着深远影响。为了纪念这位文化巨人，在修文阳明洞，在贵阳扶风山，都建起了王文成公祠，如今还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阳明园。王阳明的人格魅力至今仍感召着贵州学子，鼓舞着贵州人民。
作者：谢敏，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