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水江流域简介

　　清水江（亦名轻江、清江、清水河……），为沅系河流，是贵州省境内的第二大河流，干流省境内长432公里，其源有二。其一，发源麻江两岔河，绕福泉，凯里而出黄平西南境为重安江，另一源发于贵定县斗笠山与都匀云雾山麓之间，东流过凯里南境，再入黄平西南境而与重安江汇合。整个流域跨黔南、黔东南两自治州，流经都匀、麻江、丹寨、凯里、福泉、黄平、施秉、台江、剑河、锦屏、黎平、天柱等十几余县市，与舞阳河汇于湖南省黔阳县后称黔江，下称沅水。后入洞庭，注长江。历为黔东排筏舟船通往江汉的要道。主要支流有：右源支流巴拉河（九股河、排乐河、小江）、南哨河（乌沙河）、瑶光河（乌下江）、亮江（黎平河）、洪州小河。左源有六洞河（小江、八卦河），监江等。清水江流域，现代按自然特征都匀以下大体可划分为三段：（1）、上游都匀至岔河段，长148公里，通称马尾河或龙头河，枯水河宽30--50米，此段河床，沙卵石浅滩居多，河浅碍航。（2）、中游岔河至锦屏段，长197公里，枯水河宽50--100米，剑河以上有大滩20处，以十里长滩最著名，滩长3.5公里，航槽窄狭，狂浪鼎沸，为全河最险河段。（3）、下游锦屏至分水溪段，长87公里，山势开阔，河谷稍宽，枯水河宽70--200米，惟本段河槽宽敞，流量较丰，比降相对平缓，航行条件较以上各段好。

　　二、历史上清水江流域的航运状况

　　水运对贵州古代疆域的开发和政权统一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贵州地处边陲，过去被视为是蛮荒之地，史家笔录甚少，兴衰大事尚且语焉不详，航运情况更是凤毛麟角。但是零星的重大事件，仍然能给我们一些与航运相关的信息，透过点滴史料，可以对贵州航运粗缀一个梗概。从其航运发展特点来看，时间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明代以前、明代和清代。下面以时间为限，梳理清水江流域各个时期航运发展概况：

　　（一）明代以前，清水江流域航运状况

　　明以前贵州通航情况没有明确的文献资料记载，但是可以从一些历史大事件和相关文献来看，可以窥见到贵州通航的蛛丝马迹。从大事件中可以获识，明以前清水江流域有航运发生，但是仅限于下游航运条件较好的局部地区，且运输物种非常有限，大致以贡赋和食盐运输为主。

　　首先，从水系的自然状况和分布来看，清水江流域与舞阳河大部分都属于今黔东南地区，二者分别为沅系水道的两源头。而三国至西晋这一时期，今黔东南地属荆州武陵郡，其时，在武陵郡即（今湖南芷江东）置舞阳县，就大致含有今舞阳河和清水江中下游。沅系水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进入贵州的重要通道，清水江作为沅系源头之一，又为贵州腹地河流，便利的天然地理位置，无疑会得到人们的青睐，从而对其进行开辟。

　　其次，从流域的建置来看，在南齐时期（公元479—502年），清水江流域已经有确切的建置。即在今清水江下游锦屏设南平阳县、今天柱瓮洞设新东市县。因为整个流域下游地区航运条件最好，而且与湖南境内的沅系流域最为接近，故下游地区最早得到开辟建置。

　　再次，从相关历史文献来看，三国两晋时对少数民族赋税征收是 “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三斛，近者五斗”《晋书》。东晋时期财政困难，更规定“诸蛮陬俚洞，沾浴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补国用”“军国所需杂物，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定法令”《隋书•食货志》。三国两晋时期赋税制度变更不大，我们可以看出对“沾浴王化”的少数民族虽然没有明确赋税额的征收，但是有不定时的义米、军需杂物等征收。因此这时在清水江下游运输条件相对较好，又有建置地区，就有不断的赋税运输。

　　此外，除了赋税运输之外，这时已经开始有食盐运输。《资治通鉴》提到，宋后废帝元徽二年（公元474年），荆州刺史沈攸之个人心怀野心，不择手段，对武陵人民实行高压政策，施以暴政“重赋敛，以缮器甲，仓廪府库莫不充实，而赕罚群蛮太甚，又断五溪盐运，全蛮怨叛” 这是沅系水道最早有盐运的记载，说明五溪人民已改变淡食生活，食盐成为不可缺少的进口物资。（五溪：潕溪、巫溪、辰溪、樠溪、酉溪，湘黔边境。贵州包括今清水江、舞阳河下游部分地区）。

　　三国两晋以后，隋、唐、元时期，中央对地方的权力控制不断加强，建置不断扩大，客观的加快了清水江流域的航运开辟进程。

　　隋唐：在贵州广设经制州与羁糜州，在清水江流域下游今黎平东北置亮州，黎平西北置鼓州，黎平西南置福禄州等羁糜州。建置扩大，但关系较为松弛。

　　宋代：由于北方部族不断进入，政治重心南移，对沅系水运的利用较前有所扩大。清水江下游及渠河（含洪州小河）流域的土著，开始推进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土著酋长纳土输诚，朝廷以其地置诚州，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改称靖州，辖铜鼓田，滨亮江下游，潭溪田，近亮江流域，其地今有湖南靖县地区外，尚有今贵州黎平、天柱、锦屏的一部。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建置范围逐渐扩大，清水江下游地区基本上都已处于航运地区。

　　元代：取消羁糜政策，在今贵州地区普遍推行土司制度，分别隶属四川、湖广、云南3行省。由少数民族世袭土官，土司对中央政权有纳赋与征发的义务。土司较松散的羁糜关系前进了一步，使元在贵州的统治得到加强，也为贵州的交通提供了新的条件。在今清水江沿岸上游今都匀有都云、定云二安抚司、今福泉有平越长官司；中游有偏桥中寨、德胜寨偏桥四甲等处，施秉前江等处长官司（今施秉）；下游锦屏有潭溪长官司，黎平有上黎平长官司。清水江在施秉县境内即称施秉前江，从建置可以看出，整个清水江流域都有土司建置，但较零星，且中游施秉地区的建置，是舞阳河航运开辟的结果，并非说明清水江此时清水江中游可以通航，因为中游地段险滩多，航行难度大，又为顽苗世居，不具备开辟条件。但是险滩之上，上游与中上游之间航运是有可能的。

　　总而言之，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此时清水江流域航运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但是从流域不断扩大发展的历代建置来看，清水江流域在一点一点的被人们认识、开辟。这是一个逐渐扩大发展的过程，贡赋、食盐运输也逐渐频繁。但是由于这一时期这些地区并不在中央的视线内，控制不力，所以建制与发展都是非常有限的。

　　（二）明代为清水江流域的发展时期

　　明代为了控制西南，开始经营贵州，于永乐十一年，设立行省，使贵州成为了完整的军事与政治单元，密切了与中央的隶属关系。行省的建立，对贵州经济发展与交通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布政司与都指挥司根据政治与军事的需要，组织修筑道路，设置驿站，疏通河道，水运得到发展。之所以说这时期是一个发展期，一方面是对清水江的航运有了频繁的利用，另一方面又对它进行了一定的开发。

　　其一，就利用而言，主要有战时性的军粮运输、非战时性的军粮运输、木材运输。

　　1、战时性的军粮运输。明代贵州境内的军事活动较为频繁，一方面卫所加强对境内的控制，另一方面，先后爆发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包括肃清元代残余势力与镇压地方割据势力，土司之间争夺战争，各种人民反抗封建剥削与土司盘剥的举事等等。《黔记•宦贤列传》兴宁伯李震传载：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茅坪苗叛。三年（公元1467年）初，铜鼓苗侗人又一次暴动，时“贼方联舟洪江”，副使刘敖、都督李震统兵数万在铜鼓、天柱一带分道进击。十一年（公元1475年）间，起义军又一次反击，李震所领官军分五道围攻。连陷远口，蔡溪，九虎塘等沿江各地，十一月攻取茅坪。十万左右的官军攻伐二月余，由清水江运送的军粮，不下数万石，于是“遂营排洞，以便漕运”。

　　2、非战时性的军粮运输。屯田初期，有些卫未能及时的开垦，不能自给，还必需从外地调粮接济。如洪武十九年（公元1387年）十二月诸卫缺粮，朝廷令“军士屯田自食”（《洪武实录》卷179）已经来不及，二十年（公元1388年）三月，乃由湖南经清水江运去粮食20万石。

　　此外，遇有灾欠也需由外地调粮救济。实行纳米中盐，也有相当数量的粮食短途集运。因此清水江和其他航道一样，除战争期间承担大量的突击性的军粮运输外，平时还有一定量的经常性军粮运输任务。

　　3、木材运输。从明代中叶起，清水江流域已经有频繁的木材运输了。明正德九年《武宗正德实录》载“工部以修乾清、坤宁宫会计财物事宜，上请尚书李鐩提督营建。升湖广巡抚右都御史刘丙为工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总督四川、湖广、贵州等处采取大木……”《武宗正德实录》卷117。正德十一年又“免贵州布、按二司及府、州、县正、佐官、长官司吏目来朝，以地方用兵兼有采大木之役也。”《武宗正德实录》卷139。正德十二年“以贵州采办大木，停免清平等卫所正德十一、十二年额造军器。”《武宗正德实录》卷152。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当时在贵州已有频繁的采木活动，而《实录》中提到的清平卫即为清水江中游的建置，免去其额造军器的任务，可见中央对采木的重视，而清水江又为贵州木材出口的第一大林区，木材多且质好，交通也方便，清水江木“入采”可以说不可避免。

　　由于木材的运输，在清水江下游还形成了铜鼓和新市两个主要商镇：

　　一是铜鼓（今锦屏），南齐时曾设南平阳县，宋代为羁糜亮州，初为千户所，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置卫筑城。所倚清水江沿岸盛产木材，水道又利于排筏流放，明代输出量增加，江汉商多来此采购，逐渐成为以木材为主的商贸市场。支流亮江流域内“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三月甲子，设湖广赤溪两江口巡检司，隶赤溪湳洞长官司。以其水陆冲要之故，设巡检司，置流官巡检一员，仍以土人付之”《太宗实录实录》卷五十五。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曾置新化府于此，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并入黎平府。说明亮江当时可以通航，水陆联运繁忙。溯亮江，陆路经黎平可往都柳江，为宋代靖州盐运古道，故铜鼓又是沅系水道和西系水道商贸往返的重要口岸。

　　二是新市镇（今天柱县瓮洞），是清水江下游较早形成的居民点之一，南齐时曾设东新市县，明代为湘、黔交通孔道，黔东一个主要水陆码头。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天柱县令朱梓在此新建“官殿数十间，募土著聚客商，往来鱼、盐、木货泊舟于此” 《天柱县志》，市场繁荣。

　　其二，从开发上说。由于通航的需要，明代对清水江流域还进行了局部的疏浚。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间，湖广五开卫向朝廷申报：“卫与苗接，山路陡险。去卫三十里有水通靖州江，乱石沙滩，请疏以便运输”《明史•河渠志》。英宗当即允许了这一建议。亮江与洪州小河，均发源于黎平县境，两江均通靖州江，洪州小河与靖州江近而便，《开泰县志》以亮江为当时五开卫请疏的水道，盖因亮江直接沟通五开和铜鼓二卫，在战略上有一定重要地位。

　　总之，明代贵州航运得到极大发展，卫所普遍设立，大量的屯民进入，上下游地区得到极大的发展，但中游尚属于“生苗”属地，未纳入中央统治系统。木材、贡赋、食盐、军粮等运输货物较前增加，运输业十分频繁，航运具有了一定的规模。

　　（三）清代时清水江流域航运的繁盛时期：全线通航，同时木材贸易达到繁盛时期。

　　清初，清水江流域局部地区仍属“化外”之地，不隶版图，清廷为完全的统一贵州，于是在这些地区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土归流”，并在这些地区辟“新疆六厅”。雍正六年置八寨厅（今丹寨县）、丹江厅（今雷山县）、七年、置古州厅（今榕江县）、八年置清江厅（今剑河县）、九年置都江厅（今黔南三都县），十一年置台拱厅（今台江县）。至此，清水江整个流域基本上纳入中央统治。之所以说它是繁盛时期，同样可以从对他的利用与开发方面得到证实。

　　其一，就利用而言，仍然有战争之利用和木材贸易之利用。

　　1、战争利用方面。在“改土归流”中清水江承担了大量的军运和粮运。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春，官军围剿公鹅等寨，柳受一寨出动舟船40艘供官军装备舟师，迅速攻占这一清江要隘。官军控制清江以后，方显留守，曾运粮往施秉（今施洞），航程百余里，苗胞受雇承运，安全到达。又从湖南洪江购进粮盐，清水江154艘苗船参加运输，往返航程近千里，“黔楚商船，千帆箕张，云翔上下”（ 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19），盛况空前。途中苗民扶老携幼，麋集两岸，临江眺望，喜形于色。不少苗胞以其所产，“争来交易，以为见所未见”（方显《平苗纪略》，转引自《贵州通志•前事志》卷）。是清水江历史上较大的一次粮盐运输。

　　2、木材贸易利用方面。清朝，尤其是清前期，国势兴盛，国民经济复苏而趋高涨，贩运商业盛极一时，清水江木业出现乾、嘉、道三朝的木业鼎盛时期。

　　大批商人涌入清水江地区贩运木材。而清水江沿岸交通便利的村寨因为木材交易逐渐发展成为繁华的集市。据雍正九年（公元１７３１年）黎平知府在布告中宣称“茅坪、王寨、挂治三处，皆面江而居，在清江的下流，照地与生苗交界。向者生苗未归王化，其所产木放出清水江，三寨每年当江发卖。买木之客亦照三寨当江年份，主于其家。盖一江厚利归此三寨。”茅坪、王寨、挂治都是下游锦屏县的沿江村寨，都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清水江流域的木材集散地，被称为内三江。其下的岔处、清浪、三门塘被称为外三江地区。外三江曾经还因为不满一江木材厚利尽归内三江轮流享有，而与之发生争江案，从雍正年间开始，持续两百多年，一直到光绪年间才稍势平息。此外，还因为木材贸易发生了，白银案、役夫案，皇木安等纠纷，可见当时的木材贸易之繁荣。在卦治以上，清水江两岸也被商品经济浪潮推动，形成了如平略、文斗、瑶光、施洞、革东、重安江等集镇。

　　此时每年前来经商的商人不下千人，年成交营业额达白银二、三百万两。苗商李魁在诉状中说：“三江买卖不下数百万金……三帮、五勷不下千人” ，（“三帮”即来自安徽、江西、陕西的木材商人。 “五勷”即指湖南常德、德山、河佛、洪江、托口等地的商人）光绪初年编修的《黎平府志》也记载：“黎郡杉木则遍行湖广及三江等省，远省来此购买。在数十年前，每岁可卖二三百万金，黎平大利在此。” 可见木材贸易以为这一地区的大宗经济。

　　其二，在开发上，航运的开发有时与军事是同步的。同时在战事兴起以后，云、贵、广西三省总督鄂尔泰、按察使张广泗更深感运输的困难，于是奏请疏浚清水江，于雍正七八年，对河进行疏浚，上迄都匀百子桥，下通湖南黔阳，全域1200余里，遂畅通无阻。《黔语》：“雍正七年鄂文端与巡抚张广泗请开浚自都匀起至楚之黔阳县止凡一千二百余里，于是复有舟楫之利……清平铅下武陵抵汉阳者，由此道也”。这是对清水江的第一次全域疏浚。以后也因为航运复阻，又进行了疏浚，如乾隆三、四年间，又以上游都匀为起点，直往中下游，包括疏浚险滩，开凿纤路，“以资挽运、而济商民”《东华录》。乾隆十一年（公元１７４６年），又“伐险浚流”《开泰县志》，开发清水江的支流亮江。

总之，这一时期，清水江流域航运进入全盛时期，整个流域纳入中央的统治系统，木材运输外成为清水江流域的大宗经济，商贾往来十分频繁，其他货物的流通也是分频繁，沿江盛产的桐油、白腊、棉花、油茶顺江而下，远销省外，航运经济呈一片繁荣之势。

　　三、清水江流域航运的影响

　　囿于资料，本人重点谈一下明清时期的清水江的航运。清水江流域是苗族和侗族等少数民族世代繁衍生息之地，自明清至近代，凡三四百年间，流域的苗族、侗族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那么从航运交通方面去看，清水江流域的航道对这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航运的最大意义在于运输，一个地区要想发展，便利的交通是不可缺少的，当然运输不仅仅是货物的运输，通过他带来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等流通，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明清时期，清水江流域发展迅速，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两个方面：

　　1、政治方面，表现为对政治权力介入的影响。航运在政治权力的介入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为其运军、运粮提供了便利条件。贵州穷乡僻壤，粮饷有限，一遇战事多靠外省接济，《明实录》贵州巡抚王三善有言“黔饷仰给于楚省，无兵不敢言战，无饷不敢言兵……”而明建省以来，至清初“改土归流”才完全统一贵州，此间进行的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平定土司争战，改土归流等等战事不断。通过航道进行的频繁运输，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航道在政权的统一中，意义不言而喻了。当然我想说的是我在强调航运在政治权力的介入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政府往往因为利用的需要，又不断对其进行开发。二者之间的互动的影响。往往成为流域航运得到开发的主要动因。

　　2、经济方面，主要表现在木材贸易上，它是这一地区的主要支柱经济。明清王朝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形成明至清前期国民经济普遍高涨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经济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萌芽，表现出一种新旧生产方式嬗递的历史趋势，另一个特点就是以资财雄厚，贩运广阔，流动频繁的贩运性商业资本发达。贩运商业资本的主要运行机制，是依赖舟楫水运或运输方便的交通大道而进行长途贩运，其经营的目的是利用供求关系和地区差价，采取贱买贵卖以谋取暴利。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盛产杉木，具有具有径级大、主干直长，尖削度小、耐腐性强的特点，是理想的优质建材。因地居边陲，民风淳朴，产价低廉，更因为清水江流域交通便利，下入洞庭湖、注长江，能极大的为贩运商人提供厚利，这就吸引了外省商人络绎而至，以致在这边远的少数民族山区，开拓了一个木材市场。

　　清水江木材市场的开辟，使得原本偏僻的山区呈现一片繁荣之势，“三帮”、“五勷”、“十八邦”前来贸易的商人络绎不绝。随着市场的不断形成，也产生了为之服务的市场机构。锦屏县地处湖南沅江上游，贵州清水江下游，沿江的王寨以及王寨以下五十里之茅坪、王寨以上五十里之挂治古称“三寨”，自明清以来，是清水江上最大的木材集散的和最大的木材贸易中心。据古州理苗同知雍正九年（1731年）文告称，“三寨”以上广大地区“所产木值，放出清水江，三寨每年当江主持木业经营，发买木卖木之客，亦照三寨当江年份主于其家”。“三寨”的“每年当江”，使通过若干具有一定实力的住户来实现的。这些住户当时叫“行户”、“牙行”或 “木行”。这就是清水江木材市场的服务机构。“三寨”轮流当江，开设木行，首先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机构内部有的一定组织，之后每年必须按规定向政府交纳营业税，行户作为木材交易的中介人，非一般的交易中间媒介，而是具备控制木材交易特权的地方封建势力，具有“一口喊断千斤价”的权威。从它形成专门的木材管理机构可以看出，木材贸易在这一地区确有较大的规模。

　　自古以来，商场如战场。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必然产生一系列矛盾，尤其是经济利益越大，表现可能会越明显。在清水江木材贸易的过程中，就出现了许多反映贸易繁荣的矛盾。最突出的事件是当时的“争江案” 。“争江案”发生在“内三江”和“外三江”之间，“内三江”茅坪、王寨和挂治三寨。“外三江”茅坪以下天柱的清浪、岔处和三门塘三寨。“外三江”因不满“内三江”独享木材贸易经营权，因此从雍正初年开始，就围绕木材贸易，爆发了旷日持久的“争江案”。战争从雍正处年一直延续至光绪初年，两百余年的利益争夺战，我们且不看谁输谁赢，看看战争的持久性就知道利益的丰厚度和当时木材贸易和航运的繁荣景象。

　　据《侗族社会调察》在解放前夕的一个调查，调查对象是锦屏县瑶光寨的扒排与务农的情况，瑶光包括河边、中寨、上寨和里寨四个小寨，以苗族为主要居民，在河边和里寨则是苗侗杂居。瑶光寨位于瑶光河与清水江的汇合处，瑶光河发源于黎平县境，上源的大架、落里、孟彦等地都盛产木材，数百年来，木材畅销省外，沿江人民因山多地少，不足耕种，多从事水运木材工作。中寨是最少的参加水运木材，以中64 .9%的人从事水运木材。27.2%从事农业，7.9%从事其他。在抗日战争至解放前夕，官僚资本、民族资本深入清水江民族地区，对木业进行垄断与掠夺，整个林业生产与木材贸易成衰落之势，而瑶光寨从事木业的还达64 .9%，可以想象在繁盛时期，沿江人民对他的依赖程度。沿江一带还有这样的谚语：“篙子下水，老婆夸嘴，篙子上岸，老婆饿饭”。总之，因为清水江便利的交通，使这一地区的木材具有了交换价值，并且曾经一度曾为这地区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这恐怕是在其他木材丰富而交通不便的地方看不到情况吧。[1]

　　综上所述，清水江流域航运在明朝以前，发展极为有限，仅限于在水运条件较好的下游局部地区，运输货种也相当有限，可能仅仅是贡赋和少量食盐的运输。而在明代得到了进入发展时期，航运开始由上游、中游、下游地区都有发展，但是因为中游航运条件不佳，再加上多为“生苗”所据，因此未能全线通航，但是这一时期航运范围扩大，货种增加，除了贡赋、食盐外，还有土特产、木材、漕粮、战时军、粮的运输也十分频繁。清代进入流域航运的极盛时期，中流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对清水江进行疏浚，实现了全线通航（干流而言），四方巨商大贾，络绎而至，清水江流域的发展进入繁荣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