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博简《孔子诗论》问世以来，学术界发表了许多相关文章，对先秦时期的诗学、经学和史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过，对于《孔子诗论》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孔子诗论》所论对象的问题，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十分深入的探讨。一般的人往往也就将《孔子诗论》所论的诗歌对象等同于孔子所编撰过的，后来传授给弟子子夏的那一部《诗》经。但是，如果认真研究起来的话，这种一般的看法其实值得商榷。窃以为，在孔子编撰《诗》经之前，周室所采集的诗歌已经被人编辑和整理过，并且以《周诗》之名流行于世。即以上博竹简《孔子诗论》来说，其所论诗歌事实上也只是《周诗》而并不是后来经孔子编撰过且传授给弟子子夏的那一部《诗》经。
不过，这样说有何根据呢？
先从古代传世文献来说。
班固之《汉书·礼乐志》言及古代诗歌，尝云：“自夏以往，其流不可闻已，殷颂犹有存者。周诗既备，而其器用张陈，《周官》具焉。”其《汉书·艺文志》亦云：“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很显然，班固这里所说的“周诗”不宜理解为周代诗歌的泛指，而应理解为一部周室所辑诗歌的选本。因为《史记·孔子世家》说过：“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可见周代的诗歌到孔子时已经散失的十分严重，不能说是保存完备，所以“周诗既备”只能理解为当时尚有周代诗歌的选本《周诗》一书存世；同时，对于班固所说的“孔子纯取周诗”，魏源《诗古微·夫子正乐论中》认为：“曰纯取者，明无所去取其间也。”《仪礼·乡射礼》云：“二算为纯”，郑玄注曰：“纯，全也。”可见魏源此处的解释是正确的。据此，则班固这里所说的《周诗》也就更不可能是周代诗歌的泛称，否则，孔子所纯取的“周诗”岂不就成了周代诗歌的全集？如此一来，下文的“下取鲁”又将如何解释呢？所以，对于班固在《艺文志》中的话，我们只宜理解为是说在孔子编撰《诗》经前，已有《周诗》作为周代诗歌的选本流行于世，而且在这部周代诗歌的选本中并无殷诗与鲁诗，至孔子编诗时，孔子一方面全部收录了《周诗》中的作品，一方面又对《周诗》之外的殷诗与鲁诗作了有选择的收录。从班固在《汉书·礼乐志》所言“殷颂犹有存者”来看，孔子的“上采殷”显然只能认为是说孔子编撰《诗》经时选录了《殷颂》中的诗歌；至于孔子的“下取鲁”，《文选》卷一所收班固的《两都赋序》有言曰：“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所以班固说孔子“下取鲁”，当是指孔子编撰《诗》经时选录了《鲁颂》而言。
但是，班固的这一说法是否可信呢？窃以为完全可以信据。
郑玄所作《诗谱·鲁颂谱》云：“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勋，命鲁郊天三望，如天子之礼，故孔子录其诗之颂，同于王者之后。”其所作《诗谱·商颂谱》复云：“当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孔子录诗之时，则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备三颂。”由此说来，郑玄也认为《诗》经中备有三颂是孔子所为而始于孔子也。又，《隋书·经籍志》亦云：“幽厉板荡，怨刺并兴。其后王泽竭而诗亡，鲁太师挚次而录之，孔子删诗，上采商，下取鲁，凡三百篇。”所谓“鲁太师挚次而录之”者，当即《周诗》也；所谓“上采商，下取鲁”者，当即上采《商颂》，下取《鲁颂》也。由此说来，班固之说不孤矣。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隋书·经籍志》不仅指出孔子之前，周代诗歌已经被编辑过，并且还道出了编者是谁，这显然比《汉书·艺文志》又要更进一步了。另，据《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所载，是年吴公子季扎来聘而“请观于周乐”。既云观“周乐”，那么其所歌亦当是“周诗”了。由于即使我们从鲁襄公二十一年来记算孔子的年龄，孔子到这一年也不过八岁，所以，很显然，季扎彼时所欣赏的诗乐毫无疑问还未经过孔子的编辑与整理。那么，彼时季扎所欣赏的“周诗”中又包不包括《鲁颂》与《商颂》呢？由于季札观“颂”乐时说了一句“盛德之所同也”，而杜预又解之曰：“颂有殷鲁，故云盛德之所同”，所以不少认人为彼时季扎所欣赏的颂诗中包括《鲁颂》与《商颂》。不过，说起来，杜预此注恐怕是不正确的。一来，《商颂》多美武事，而《周颂》尽道文功，其德不可谓同。二来，《周颂》颂天子，《鲁颂》颂诸侯，诸侯之德岂可与天子同乎？其实，季札所谓“同”也，当指《周颂》所美的文、武、成、康之德同也。文、武、成、康之德是非鲁僖公所能比也。况且，即便鲁人自美其君，以季札之贤，又岂肯谀之乎？是以知杜注之不确，而班固之说良可信也。[①]
现在再说上博简《孔子诗论》。
窃以为《孔子诗论》所论对象亦仅限于《周诗》。何以知之呢？一来，是书虽有缺简，然所论之诗尚未发现有存于今传《鲁颂》与《商颂》中者；二来，就其所总论的颂诗的特点来看，说的也只是《周颂》，而无关乎《鲁颂》与《商颂》。譬如，據廖名春先生的隶定，简文第二支曰：
颂，旁德也，多言厚；其乐安而迟，其歌伸而引，其思深而远。至矣！
关于这支简文的隶定，学者们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如周凤五先生隶之为：
頌，旁德也，多言後；其樂安而遲，其歌伸而尋，其思深而遠。至矣！[②]
不过，不管怎样隶定，很显然，在这里，廖先生与周先生都认为《孔子诗论》说颂诗的特点是“其乐安而迟”，由此可知，《孔子诗论》所论的颂诗也还仅限于《周颂》。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王国维在《观堂集林·说周颂》中早已指出《周颂》之声“较风雅为缓”。王氏证明其说的主要依据有四：风雅有韵，而颂多无韵，一也；风雅皆分章，且后章之句法多叠前章，而颂则不然，二也；较之风雅，颂之篇幅过于短小，三也；颂虽短，而所用之礼节则颇繁琐，四也。在这四条依据中，前三条说的都是诗体本身的特点，不过，这三条正如王氏文章题目所表明的那样，仅仅是《周颂》的特点，而无关乎《商颂》与《鲁颂》。因为在颂诗当中，《鲁颂》与《商颂》不仅都有韵，多叠章，而且篇幅也都很长，体制与《周颂》有所不同。尤其《商颂》押韵多为句句押韵，曲调自然趋于急促欢快和铿锵有力，而决然不会是“安而迟”。《韩诗外传》第九章记子贡看望原宪，不辞而别，“原宪乃徐步曳杖歌《商颂》而反，声满于天地，如出金石”，即其证也。这样看来，《孔子诗论》中所说的《颂》诗显然并不包括《鲁颂》和《商颂》在内，因此其所论者并非今之《诗》经，而应当就是班固所说的孔子编撰《诗》经时所“纯取”的那一部《周诗》，这部《周诗》与季扎聘鲁观乐时所演奏的那部《周诗》至少有一点相同，即皆无《鲁颂》与《商颂》。
明确了《孔子诗论》所论的对象还仅限于《周诗》，这对于我们确定《孔子诗论》的写作年代与传人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启示。
先说《孔子诗论》的写作年代。首先，由于所论的对象还仅限于《周诗》，说明《孔子诗论》所记孔子的传诗活动当发生于孔子编撰《诗》经之前。说道孔子编撰《诗》经的时间，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系之于孔子晚年返鲁之后，也就是鲁哀公十一年之后，这是学者们大都接受的。由于孔子编撰《诗》经有可能从鲁哀公十一年返鲁后就已开始，所以《孔子诗论》所记的孔子的传诗活动大致就应当发生在是年孔子返鲁之前。其次，据《论语·为政》所载，孔子尝有“五十而知天命”之语，而在《孔子诗论》第七支简文中，孔子尝用非常自信的口吻以天命论诗。由此看来，是书所记孔子的传诗活动就最有可能发生于孔子五十岁之后，六十八岁返鲁之前，而《孔子诗论》一书最初之写作至少不应去此时太远，否则，断不会将孔子的一段一段的子曰记得那样清楚。虽然我们今日看到的记载《孔子诗论》的竹简被断为是战国晚期之物，但它的祖本则显然至少应该追溯到春秋之末，盖当与《论语》同时而成书也。
再说《孔子诗论》的作者。对于《孔子诗论》一书的作者，或者说最初向下传播是书所载孔子诗学思想的传人，学者们或依据上博简在字体、形制与编联方面的状况，认为《孔子诗论》原为上博简《子羔》中的一章，同时，因《孔子家语·庙制》中孔子与子羔论及《甘棠》之语颇与《孔子诗论》相似，故谓《孔子诗论》为子羔所作；另一部分学者则依据《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比较，认为《孔子诗论》是子夏作，也有以为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所作的。由于我们已经明确了《孔子诗论》所论的对象还仅是《周诗》，是时孔子还尚未编撰《诗》经，所以我们可以断定，是书绝不可能始传于孔子的再传弟子。那么，这样说来，《孔子诗论》的作者到底是子夏还是子羔呢？窃以为子夏作与子羔作二说，后者近是。为什么呢？因为子夏学诗当学于孔子编《诗》之后，而子羔学《诗》恐学于夫子编《诗》之前。
按汉唐诸儒的一般说法，子夏学诗，事在孔子晚年已编《诗》经之后。如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即云：“孔子删诗，以受卜商”，卜商即子夏也。又，陆德明所著《经典释文·序录·注解传述人》亦云：“移风俗，莫近乎诗，是以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一十一篇，以受子夏，子夏遂作序焉。”观《孔子家语·论礼》》所载，孔子尝与子夏熟稔地论及《商颂·长发》，子夏亦请敬而志之。故知汉唐诸儒所言不假，子夏实学诗于孔子删诗之后，其所传之诗理当兼及商、鲁，而不当唯《周诗》是论也。如今，既然《孔子诗论》论颂诗而不及《商颂》与《鲁颂》，还只是把对颂诗的理解局限在《周颂》之内，所以它也就不大可能是子夏所作，其作者还应当依据上博简在字体、形制与编联等方面所说明的那样，是孔子的弟子子羔。至于上博简中很可能与《孔子诗论》同卷的《子羔》篇何以多称“子羔”，那恐怕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大概是因为后学之士在传写中有所改易而致，不必因此而疑《孔子诗论》非子羔所始作也。
子羔之所以更可能是《孔子诗论》的作者，是因为按一般的说法，孔子编选《诗》经后，并未传授他人，而只是传于了子夏。所以，子羔学诗应当是学于孔子编《诗》之前，具体点说，恐怕他随孔子学诗是学于孔子晚年返鲁之前。这一方面是因为，《孔子家语·庙制》所载子羔问学于孔子之事，发生在子羔仕卫之时；另一方面，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左传》鲁哀公十五年、十六年所载，孔子自卫返鲁，子羔有可能并未相从，诸书所载亦未见孔子返鲁后，子羔有相从问学之事，所以，孔子返鲁后，子羔很有可能依旧留仕在卫国，一直到了孔子临死的前一年的闰十二月，方因卫国发生内乱而有可能由卫返鲁，但是，次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便患病而死。所以即使子羔返还师门，孔子一方面已经传《诗》经于子夏，一方面年既老，体既衰，且临去世只有三四个月之久，很显然，已不可能再传新编的《诗》经之学于以“愚”见称的子羔了。[③]所以子羔从孔子学诗实际只是学到了孔子的《周诗》之教，并未学及孔子的《诗》经之教，他所传的《孔子诗论》因而自然也就局限在《周诗》之内，而未有更新。不过，由于子羔的诗学与子夏的诗学一前一后皆出于孔子，所以子羔所传的《孔子诗论》与相传是子夏所传的《毛诗序》十分近似，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并且，我们可以认为，从子羔所传的《孔子诗论》到子夏所传的《毛诗序》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反映了孔子本人诗学研究的某些发展与变化。
另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子羔小孔子三十岁，且“子路使子羔为费郈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据《左传》，子路为季氏宰，堕三桓而取费，事在鲁定公十二年，很显然，“子路使子羔为费郈宰”只可能发生于子路是年取费之后，而是时子羔年不过二十四岁。[④]从孔子与子路的这段话来看，子羔此前并未深入地从孔子问学。所以我们即使假定他从二十四岁起开始用心问学与学诗，那时孔子也当是过了五十四岁的人了。据此，我们上文说《孔子诗论》所记孔子传诗活动大概发生于孔子五十岁知天命之后，看来又可确定为孔子五十四岁之后。又，子夏之年，《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为小于孔子四十四岁，因而我们说子羔学诗在前，子夏学诗在后，子夏从孔子学诗在孔子晚年编撰《诗》经之后，看起来也并无大错，因为，孔子去世的那一年，子夏也不过年方二十九岁而已。
--------------------------------------------------------------------------------
[①] 关于《鲁颂》与《商颂》为孔子附入原有周代诗歌选本一事，近人罗倬汉论之尤详。说参罗倬汉《论诗乐》一书， 南京，正中书局，1948年第一版，第88至96页。另，章必功先生亦认为季扎聘鲁所观周乐并不包括《鲁颂》与《商颂》，说参其《“六诗”探故》一文，载于《文史》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1984年6月第一版，第165至175页。
[②] 所引竹简隶文请分别参见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诗论简校释》，《中国哲学史》（北京）2002年第1期，页18；周凤五：《〈孔子诗论〉新释文及批注》，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至于所言简文之序，则依马承源先生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③] 《论语·先进》之文曰：“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柴即子羔也。
[④] 钱穆亦系“子路使子羔为费郈宰”之事于是年，说参钱穆《孔子传》，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9月第一版，第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