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一言以蔽之，就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对他来说，创造新文化，就得要有中国文化的“返本”，就得要正确地对待与处理“返本”与“开新”的关系。对此，他在一段文字中作了十分巧妙地比喻与生动地描写。他写道：



　　中国文化将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将要转变出一个新的文化来。“转变”二字最切当，这便是我们创造新文化的办法。我们就是要从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转变”二字，便说明了将来的新文化：一面表示新的东西；一面又表示是从旧东西里面转变出来的。换句话说，他既不是原来的旧东西，也不是纯粹另外一个新东西，他是从旧东西里面转变出来的一个新东西。用比喻来说：中国好比一棵大树，近几十年来外面有许多力量来摧毁他，因而这颗大树便渐就焦枯了。先是从叶梢上慢慢地焦枯下来，而枝条，而主干，终而至于树根；现在这树根也将要朽烂了，那就糟了！就完了！就不能发芽生长了！所以现在趁这老根还没有完全朽烂的时候，必须赶快想法子从根上救活他；树根活了，然后再从根上生出新芽来，慢慢地再加以培养扶植，才能再长成一棵大树。等到这颗大树长成了。你若问：“这是颗新树吗？”我将回答：“是的！这是颗新树，但他是从原来的老树根上生长出来的，仍和老树为同根，不是另外一棵树。”将来中国新文化的创造，也正和这棵新树的发芽生长的情形是一样，这虽是一种比喻的话，可是道理却很切当。[1]



　　在他看来，中国新文化的创造首先是救活中国旧有的文化，其次是从中国旧有的文化中“转变”出新文化。所谓“转变”就是创造，就是“开新”，就是从“旧”东西中生长出鲜活的新东西。从实质上说，就是旧东西与“新”东西的结合与再生。中国新文化的创造就是这样一个由“返本”而“开新”的过程。一句话，创造中国新文化就是“返本开新”。对当代新儒家来说，“返本开新”，的确就是由本于以儒学为主的“内圣”之学而开出一种具有“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新外王”。但是，却绝非像一些望文生义的浅薄之人所理解与歪曲的那样，以为“返本开新”的意思是指在以儒学为主的中国老文化中已经包含了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所谓“新外王”即现代化的内容，因而可以由本于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即所谓“内圣”直接开出或推展出“民主”和“科学”等内容的“新外王”。当然，“返本开新”论一直是从梁漱溟以来的当代新儒家的一贯的文化态度与立场与一贯的哲学态度与立场。正是这一态度与立场延续与护持了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生命，拓展与创造了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未来。梁漱溟对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精神与智慧充满了莫大的信心与希望。他十分肯定地坚信与指出：



　　中国的老道理，不但站得住；并且要从此见精彩，开出新局面，为世界人类所依归——不过我们要注意，新局面的开出，是从老道理的真精神里开出来的。……不追问到底，不追问到根本处，新局面是转不出来的。……所以新文化的开创，亦非从头另来不可，亦非从老根上再转变出一个新局面来不可——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另外创出一个新文化来。无论是政治、经济……什么组织构造，通统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从此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这便叫做“乡村建设”。[2]



　　乡村建设就是要创造一个新文化，创造新文化要以乡村为根，要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所谓乡村组织就是要从乡村做起，从乡村开端倪，来创造一个新文化，创造一个新社会制度，所以说创造新文化要以老道理为根，也就等于说乡村组织要以老道理为根了。[3]



　　从中国的老道理老文化中开出新局面，换发智慧的光彩与青春的活力，是完全可以期待的，但是中国文化是否一定会为世界人类所依归，至少在目前还难以断定，需要长期观察与历史来验证。不过，在梁漱溟来说，“返本开新”，创造中国新文化，创造中国的新社会制度，就是一切以乡村为根，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为中国开出新道路，以救活中国这个老民族，则是没有错也不会错的。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一言以蔽之，就是“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梁漱溟强调，乡村建设固然是要救济乡村，但是其真正的意义是在于积极地为中国创造新文化。也就是说，乡村建设除了在社会经济上的乡土重建以外，更是出自于对人性人生的积极向上的高度理性的信念与坚执，以期重建中国传统文化而创造一种新文化。——由于这一缘故，梁漱溟主动地放弃了或至少是悬置了佛家的出家生活，而走入了应世的儒家道路。对他来说，儒家的应世道路是人生所不可回避的。只有完成了儒家应世的生活，自然才可以接上佛家出世的道路。就是说，走佛家出世的道路必须以儒家应世的生活为前提。因此，梁漱溟自觉地扮演了一个大儒的角色，担负起推动创造文化的使命。他说：



　　总言之，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以外；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4]



　　梁漱溟强调以中国的乡村为根，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来实现儒家由“返本”而“开新”的道路，的确是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与关键。尤其是他把“返本”落到了实处，而并非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开新”找到了一个具体的方向，与实实在在的根基。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的文化创造与“开新”，自然包括了农业的新知识、新技术与新方法的开新。因此，乡村建设运动本来也就是一次农业现代化运动。在梁漱溟的眼中，理想的乡村组织就是一个好的农业推广机构。他强调农业进步不单是技术的问题，不是单设农业试验场与单靠留学生就可以了，而是与金融经济与政治文化连在一起的，要从各方面为农业的进步创造与提供社会条件。此外，他特别提示与强调“要靠乡村组织使内地乡村社会与外面世界相交通”，并把这一关节点称为引进新的知识方法的一个“窍”，从而真正地使科学技术在中国扎根与健康地生长。而衡量科学技术扎根中国的标准就是中国生产农业的科学化与乡村生活的科学化。他的这些观点见诸以下的文字：



　　我们理想的乡村组织就是一个好的农业推广机构。同时下级地方自治以及合作指导金融流通等等行政的或经济的机关，亦要让他相融或相连。农业进步不单是技术问题，还要有他的社会条件，总要各方面顾到才行。果能如是，则派留学生自然可以发生作用。即必须有了乡村组织，再接上农业试验场；有了试验场，再接上留学生；这样，新知识方法才能引进来。……我们可以这样说：生产农业的科学化，乡村生活的科学化，才算是科学技术在中国扎根。若科学没有能与生产发生关系，于乡村发生关系，则始终不会有什么科学在中国成功。所以要想引进新科学只是方法，不但不能单派留学生，亦不能单设农业试验场；我们必须找着那个窍。那个窍是什么呢？就是要靠乡村组织使内地乡村社会与外面世界相交通。有了乡村组织，才能内外相交通；内外相交通，一切新只是方法才能引进来。（……）[5]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同一时期的晏阳初利用洛氏基金（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资助所推行的民众教育计划（Mass Education Project）、以及南京基督教大学的村建工作（Gin ling Rural work）都是在现代中国积极有效地推展农业现代化运动，它们各有千秋，难分轩轾，分别代表了现代中国的三种农业现代化运动的模式。如果说晏阳初的民众教育计划与南京基督教大学的村建工作主要是以民众为对象，那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主要对象则是扮演着儒者与专家的双重角色的青年知识分子。民众教育计划与基督教大学的村建工作深受西方与现代化的影响，而乡村建设则具有较多的中国文化传统色彩，除了肩负现代化的社区组织功能之外，更重要的是担负着复兴儒家文化的使命。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是一种农业现代化运动，但是乡村建设运动又不为农业现代化所限。

　　依梁漱溟之见，乡村建设需要成立一个文化上流通输送的机构，而乡村组织要在这个机构中站一个位置。无论如何，这个机构不单是文化的、学术的、教育的，同时也是连带上经济的与政治的。[6]事实上，梁漱溟的乡村组织是一个结合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教育的多功能的组织，而且他希望以实际的“身教”来影响民众。无疑地，从儒学运动自身的历史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际上是承续着吕大钧（和叔）的“乡约”运动，并从中得到了灵感与启发。但是，不能将乡村建设运动看成是历史上的“乡约”运动的现代翻版。对梁漱溟来说，乡村建设运动的成功将是中国历史的最大进步与最大成功。

　　不能不看到，在乡村建设运动中酝酿着一个伟大的政治计划与目的。这就是要从乡村建设入手来达到在中国实现儒家的政治民主。正如美国研究梁漱溟思想的著名学者艾恺（Guy Alitto ）博士所说，梁漱溟计划中的“新社会”是以乡村为基本单位，而乡村的中心则系学校。乡村的学校由既是儒者又是专家的干部与地方上的德高望重的长者、乡绅一起来办理，一方面传播农业技术，组织合作社与地方自卫队，同时还教育农民，推广识字运动，复兴儒家的道德礼俗。但是，这绝不是食古不化的复古运动。在他的儒学复兴计划里，也注意到许多现代化的功能，诸如整理不良风俗，反对缠足与禁食鸦片等；此外，他还鼓励大家关心社区问题，热烈地参与社区生活。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一结合传统与现代的制度，使乡村的人民成为经济上、政治上与精神上的儒家集体主义者。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认为中国将成就一个“权力来自人民”的民主政治；在这样一个民主政治中，政府官员是合乎儒家“作之师”所要求的仁者，也就是“儒官”，而不是视人民为刍狗，不顾民间疾苦的官僚。[7]不仅如此，在梁漱溟理想的儒家民主政治社会中，除了儒官以外，还有儒生、儒商、儒工、儒农。应该说，儒家的政治民主乃是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终极关怀所在。对他来说，建立这样一个儒家民主政治社会的基石是中国广大的乡村。中国的儒家民主政治社会只能是从乡村开始。乡村建设就是“要上层去接引下层，即革命的知识分子下到乡间去，与乡间人接近而浑融。”即是说，“要使乡间人磨砺变化革命知识分子，使革命知识分子转移变化乡间人；最后二者没有分别了，中国问题就算解决。”[8]在梁漱溟看来，这样才能为建立中国儒家民主政治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乡村建设乃是中国通向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对梁漱溟来说，当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之所以要由乡村建设运动来落实与实践，而不能只在理论上说说而已，其深意与蕴奥正存于此，并由此方可见之。这一思想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发为言论，非但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过时了，反而是经受住了长时间的严酷的考验而显现出其不朽的生命力，特别是它对当今的中国农村建设来说，仍然具有前瞻的启示与引导作用和重要意义。今日中国农村所存在的问题，比起半个世纪以前梁漱溟所眼见的情况，业已复杂的多了，而其问题的严峻与尖锐，危险与恐怖，其触目惊心、惊心动魄的程度，其给人心所带来的震撼与隐发的激烈痛楚，恐怕是这位为农民仗义直谏而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大儒和思想家所匪夷所思与岂能预料的！这并非危言耸听，我们所看到的陈桂棣、春桃伉俪所写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就是一个最为有力的明证。这对夫妻作者花了两年的时间，以少有的热情与冷静走近当代中国农民，对他们生活所在的安徽省50个县的农村，以“地毯式的采访”做了深入与系统地调查，在极其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与大量有关的文献的基础上，历经两度寒暑，三易其稿，才写出了这部面向农村，心系农民，为天下忧的惊世之作。书中写道：



　　我们发现，原先存留在我们印象中的那一幅幅乡间风俗画，不过都是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或者说，是过惯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对乡间的一种向往。而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并非如此，或者说，农民眼中的农村并非如此，他们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们活得很累、很沉重。[9]



　　我们想说，今天中国还非到处歌舞升平，我们还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和困难的群众。现在许多人没有离开过大城市，以为全中国都像北京、上海那个样子，有些外国人来看了，一看，也以为中国都是那个样子。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10]



　　书中还透露，2000年的春天，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人的一封信中所说的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11]安徽的农民如此，湖北的农民如此，如果再联系到1992年四川的仁寿县的农民因为不堪重负而引发上万人的大规模地上访，演出了一幕农民与警察的流血冲突，愤怒的农民烧毁警车的不幸悲剧，还有报道或未报道的全国各地发生的其他大小不等的同类事件，那么就不能不承认，《中国农村调查》一书所揭露与反映的情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完全真实的和具有典型意义的当代中国农村的实况。显然，这些情况固然暴露出中国社会的许多体制的与政策的缺陷和弊端中的深层因素，但是所有这一切因素都集中在中国农村的问题上。诚如作者所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它已经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12]那么，当代中国农村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说来说去，都说是“三农问题”，其实不外乎两个问题：一是文化问题；一是民主政治问题。如果这两个基本的大问题解决好了，其他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那么当代中国农村就不会发生这样多的悲剧与不幸，中国的文化之根——农村文化就可以免遭如此惨烈的破坏与瓦解。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为全国农民免税5年，以缓解农村局势之危急，减轻农民之重荷，当务之急，势在必行，非常及时与必要，的确有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乃深得民心之举措。但是，这也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非长远之策。如果要由治标而治本，或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则必须在广大的农村建设民主政治，推展中国文化建设运动，把农民组织起来。温家宝总理去年访美时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也坦诚地承认“民主是中国奋斗的目标”，并强调“改革开放是为了中国的人权进步”，中国社会的进步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这是直透中国的症结之言，把中国改革的目标与动力也点明了。无疑，温总理所说的中国“民主”当然是包括中国农村的民主政治的建设即：农村的选举和在什么样的体制内建立起真正的民主监督制度，以及建立农民自身的合法组织等内容在内。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一直处于由传统的民本政治向民主政治的嬗变与转型的漫长过程之中，其间，传统的民本政治不幸演变为与民主政治绝对对立的以“阶级斗争为本”的政治，因此使这一转型遭受了无比严重的挫折与惨败。今天，我们在痛定思痛之后，重新拾起民主建设的话题，自当有其新意！由于中国农村文化的土崩瓦解，传统价值的日益毁灭，造成乡村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较之梁漱溟的时代业已变得益发艰巨与困难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梁漱溟把乡村建设看成中国通向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的思想具有何等的先见之明，是何等的正确之至。其重大意义在今日看来就愈发的透亮与耀眼了！无疑，农村的政治民主是与整个中国的政治民主密不可分地连为一体的。如果中国的政治民主从大局上稳妥地得以解决了，那么中国农村的政治民主也能自然地得到相应的解决。然而，众所周知，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举步维艰，“政治民主” 的实现谈何容易！ 梁漱溟不是一位纯粹的理论家，更不是一般意义上令人白眼的一芥书生，否则，他就不会设计出这么一项从农村入手来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对他来说，当然是儒家的政治民主——的乡建运动计划了。虽然你可以不同意不接受他的儒家立场，但是你却不能不承认也不能不接受他的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智慧。

　　非常明显，梁漱溟的乡治或村治所代表的儒家民主政治与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民主政治比较来看，就是一种十分温和并且多少有些保守的民主运动了。中国的自由主义从老子胡适到儿子殷海光再到孙子柏扬、李傲，在大陆则到方励之等所鼓吹与提倡的自由民主政治是日益激进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激进的；相形之下，中国当代新儒家从梁漱溟开始，经过张君劢、熊十力而到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所倡导与极力推动的儒家式的民主政治就要温和得多也保守得多了。激进的民主政治已经多次流产了，至今元气未能恢复，而温和的民主政治的命运也并不比激进的民主政治好多少，同样未能竟收其功效。无疑，这样的历史结局是颇耐人寻味的。有关于此，周阳山发表过一段评论可供玩味，今援引如下：



　　……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的终归失败，无异于揭示中国当时民主运作条件的不成熟，而温和的民主运动推动者在当时政局下的无奈与艰辛，更令今日民主运动的后来者深思不已。四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欣见民主的种子终于因政治环境的变迁，社会经济条件的成熟而展露新生的契机，也益发为漱溟一代当时未竟的努力而概叹。毕竟，民主不是光凭一群知识分子的努力就可达成的。在一个政治环境日趋两极化的时代里，有心而真诚的知识分子的艰辛努力，很可能是终归罔然的。漱溟一生在政治社会范畴上亟思有所作为而终不可为的无奈，于此盖可见之。[13]



　　在此，虽然可以说“民主不是光凭一群知识分子的努力就可达成的”，而且这的确是真的，但是一定不要忘了：离开了知识分子的努力，（中国的）民主是永远不能达成的！

三、结语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终极关怀把我们的视线带向了儒家式的民主政治，但恰恰是他对民主政治的关怀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沉重的感叹号，令人不胜悲叹与惋惜；同时也发人深省，催人自新。究实而言，乡村建设作为当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一种具体的实践思路与模式来看，一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正如上文所言，梁漱溟不仅是当代新儒家在20世纪初从实际上明了与提出“返本开新”的第一人，而且他把儒家的“返本开新”落实到乡村建设的运动中，指明了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大本大根与源头活水，强调了保持作为中国文化之根的乡村自身的生命活力与生机，并能与外面的世界联系和通气，从而吸收外边所供给的方法材料以发荣滋长的重要。实际上，他是为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新开展指示了一条具体的实践道路，这就是以救济乡村为入路来收复中国文化的失地，争取创造一种独立自主的儒家新文化。比起他以后的当代新儒家只注重中国的经籍元典而仅在思想理论上讲“返本开新”，就愈发显见其另一种深刻性与透彻性。然而，藉乡村建设运动来实现与推展“返本开新”毕竟是有限制的。因为正如思想理论上的“返本开新”是片面的一样，乡村建设的“返本开新”也仍然是片面的。可以说，它们皆是半边的“返本”，半边的“开新”。因为中国文化有两个“本”：阳本与阴本。阳本是经籍之“本”，阴本是乡村之“本”。如果阳本不落实到阴本，不与阴本相交合，那么阳本只能是老本、枯本、或死本，根本就起不了作用；同样，阴本不上搭于阳本，不与阳本勾通，那么阴本就缺乏足够的资源与动力，仍然难以运转。“开新”也一样，必须以活根活本的生机和发荣滋长为条件，在充分地吸收与消化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而诞生出来。立足于阳本的“开新”多重在思想或理论上疏通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之内在的关节，而立足于阴本的“开新”则更讲求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通汇合的实效。它们均有其不足之处，“返本”不彻底，“开新”就不充分。所以，必须是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两本交合，生机向上勃发，充满生气与活力，“返本”才彻底才完整，“开新”才充分才全面。

　　总而言之，思想理论上的“返本开新”与乡村建设的“返本开新”均为一偏的半边的“返本开新”，必须将它们二者合而为一，才能得到完全的整个的“返本开新”，才能看出当代新儒学本于“内圣”而开出“新外王”之义理的全幅规模与深远意义。只有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置于20世纪以降的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的运动中，才能全面地理解它的意义，并透见它的局限，从而客观与公正地评价它在中国当代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政治史与社会史以及农业现代化运动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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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612页。

[2]《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612页。

[3]《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653页。

[4]《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611页。

[5]《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649页。

[6] 参阅《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649页。

[7] 参阅周阳山〈传统与现代间的抉择——访艾恺教授谈梁漱溟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问题〉，《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75-276页。

[8]《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217-218页。

[9]陈桂棣、春桃著《中国农民调查·引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第1页。

[10]陈桂棣、春桃著《中国农民调查·引言》，第5页。

[11]陈桂棣、春桃著《中国农民调查·引言》，第3页。

[12]陈桂棣、春桃著《中国农民调查·引言》，第4页。

[13]周阳山〈梁漱溟和他所处的时代〉，《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