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家圣人思想境域的正法眼藏

——王阳明的良知与致良知学说及其现代意义

　　王阳明良知学说的哲理蕴涵极为丰富，必须从不同的层面展开诠释，方可揭示出其有体有用的全幅意义。从本体论层面看，良知与性体心体一样，既内在又超越。内在是指良知即天道天理在人心中的呈现，超越则谓良知即人生宇宙一切万有的形上根据。良知从本体界进入存在界，则表现为实存生命的活泼创造生机，既为世界带来了无尽的价值，也使意义的建构成为可能。将良知视为人的天植灵根，更突出了儒家人性至善的一贯思想，不仅显示了其发动起用的积极动能，更能够维护生命本有的尊严和价值，要在使每一生命都活泼自由畅遂调适，从而更自觉地参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创造活动。良知在主体论层面上，又表现为人的道德理知与道德情感。良知能够自知自身本然之善或心性本然之善，又自然地朗现为廓然大公的道德判断准则，并以道德律令的形式自然地、不容已地指导行为实现善。与康德认为道德情感不能通向自由意志不同，道德情感既是良知的重要显现方式或实现方法，也是上达本体境界或步入自由意志不可或缺的生命实践环节。良知从本体界与存在界转入主体界与实践界，则不能不特别强调“致良知”的工夫。致良知的目的乃是要实现生命的至善价值与至善意义，成就博大的人格气象和圆善的人生理想，既是人类安身立命的终极性归宿，也是人类最伟大的人性去蔽化改造工程。

二、关于王阳明谱牒搜考的几个问题

　　作为研究王阳明世系及家世的基本资料，除了记述其个人经历和心路历程的年谱外，家谱无疑最为重要，族谱次之，宗谱再次之。然王阳明家谱，修或没修过，本身就是个历史之谜；与阳明有直接关系的王氏族谱，已难觅其踪；现存于世的若干种王氏宗谱，仅与阳明及其家族存在间接关系。本文主要是对近年来发现的几部王氏宗谱进行了具体考析，纠正了一些错误结论，认为：要回答王阳明一支为何没有修谱的疑问，可能要从王家的过早衰微以及户籍关系等原因中去寻找答案，而其最直接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其后人没有修谱的需要和动力。如果说王阳明不修家谱，是因为戎马倥偬、无暇顾及的话，那么其后人未修家谱，则主要是因为阳明家族的过早衰微。此外，明中后期开始的一些名宗大族对修谱不够重视，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三、从王阳明之“诗”看王阳明之“悟”

　　王阳明的“诗”是生命成长之“诗”， 王阳明的“悟”是境界自由之“悟”。“诗”与“悟”关系密切，“诗”是“悟”的意象表徵，“悟”是“诗”的精神之魂；从“诗”可以看到“悟”的次第和“悟”的境界。“悟”中之“诗”和“诗”中之“悟”相互结合而“知行合一”，彰显了阳明心学的体用功夫。

四、黔中王门后学研究综述

　　王阳明“龙场悟道”这一具有学术象征意义的事件，标志着阳明心学发端于贵州。由于王阳明及其弟子或再传弟子的继承和发展，贵州涌现出一批心学名士，形成了黔中王门学派。然而《明儒学案》却遗漏了这一学派，《明史》亦未为孙应鳌一类人物立传，加上其他各种历史原因，黔中王门长期晦隐不彰。近几十年来，贵州学者纷纷从黔中王门的源起、形成及孙应鳌等代表人物的研究着手，掀起了研究热潮。本文即是对上述两个方面研究成果的综述，希望能为黔中王门后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

五、泰州学派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泰州学派是中晚明最为活跃的思想流派之一，对我国中晚明思想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这一学派。后世学者也对这一学派有所研究。目前关于泰州学派的研究，从总体来看，主要是围绕着泰州学派的师承关系、泰州学派的性质和基本特征、泰州学派的历史影响等三个方面展开的。第一个问题主要是事实方面的考察，第二、三两个问题属解释学的问题，涉及解读路径、诠释视野等问题。笔者认为，要推进泰州学派研究的深入发展，必须立足新的时代背景，运用新的解读方法，重新解读泰州学派。

六、儒家学统体用辨

　　儒家思想的核心本具有道体与德用两层涵义。孔子说《易》有不易、易简、变易三意，不易、易简即指道体，变易指德用。《大学》、《中庸》对儒家明体达用的传统，尤其具有承上启下的重大作用。惟后代学人大多以修齐治平经世致用为信条，殊少究心于格致诚正之道体潜修默证。但尽管如此，儒家传统由于宋明诸大儒的阐发，孔颜心传道体仍得到了开显，体用兼赅的学统亦不绝如缕。当代新儒家的学问走向各有偏差，均应回到道体与德用合一的立场上来重新谋求发展。易言之，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必须体用兼赅。明体达用，依用见体，明体不能不格致诚证，达用则以修齐治平为目的，《中庸》所谓“博博渊泉”的文明成就，必须经此路径始能臻至。

七、孝惠帝、孝文帝与汉初“以孝治天下”考论

　　汉初孝惠帝、孝文帝既自身践履孝道大义，又推廓至治国方略，开创了汉世“以孝治天下”的教化模式。其中，尤其以孝文帝为最著，无论是从《大学》的修齐治平，还是从《孝经》的天子之孝来讲，文帝都完美的体现出传统孝道的精神所在。

八、程颐对《周易》的认识及解易方法

　　程颐作为义理易学派的主要代表，直接孔子，汲取孔子易学之精神，“推天道以明人事”，将《易》学研究与现实的功用紧密结合起来，并以天理解易，易理更加哲理化和政治伦理化。程颐为对抗当时盛行的佛、老之学，借助《周易》的义理，将儒学高度义理化，重建儒家学说的本体论、心性论以及实践论。探究天理、穷理以尽性以至于命是程颐治易的基本原则，而最终的归宿则是致力于现实社会治理及人生的道德境界的提升。在注解易学的方法上，程颐还汲取了汉、晋唐时期诸家易学的解易原则和方法，以义理解易又不废象数，使卦象与卦爻辞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和哲理化——即因象明理，以理解易，既注重经书之间的“互训”，也重视以史解易之法，将理论和具体的历史事实结合，从而奠定了程颐易学在经学史、儒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九、《梅氏书平》与茶山《尚书》学方法论

　　茶山是朝鲜朝经学大师，然其治《尚书》学的成就与贡献鲜为人知，其多卷本《梅氏书平》也少为国人所知，这是一部专攻梅书之伪的煌煌巨著，尤其是在研究特色与方法论以及考证思路上都超迈前人，应该高度重视其在经学史上的意义与地位。同时，在近代中国经学的跨文化传播史上，这也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经典著作，值得学者们深入研究。

十、明代的贵州儒学教育与地方性经学的形成

　　贵州属边远地区，开发较晚，在明代未建省以前,教育发展缓慢。但在明朝建立尤其是贵州建省以后，由于国家权力的介入，贵州教育勃然兴起，先后设立了各级官学。在官学的推动下，贵州的民间教育也以私塾、义学等形式大量设立。至明中叶, 王阳明贬谪到贵州 ,促进了贵州书院的发展。贵州学校的兴办，儒家学说的推广，确实使过去被视为“蛮夷之区”的一些地方，风俗丕变，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风貌，产生了一种“崇文教”的社会心理。由于明代规定“科举必由学校”，教育已成为当时人们的重要政治生活方式。随着教育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学术研究的活跃，由于明代学校和科举皆以儒家经典为根本，这首先便促成了贵州地方性经学的形成和发展。贵州是王阳明心学的发祥地，贵州经学是以阳明心学为契机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但因尚处于草创阶段，明代贵州的经学著作不算多。据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所著录的统计，一共只有十九种。从这些著作看来，其研治范围几乎遍及群经（只缺礼类及孝经类），这可以窥见明代贵州治经的规模。从写作年代看，除易贵所作在王学产生之前外，其余的大都写作于王学盛行以后，它们大都可以说是王学影响的产物，从中可以窥见明代贵州治经的特色。

十一、时间体验中的天道观

　　作者从古人对时间的深厚体验的视角入手，剖析了天道所蕴含的时间因素及两者的内在关联。正是由于中国天道思想涵摄了时间性，所以“天道”才未成为一个外在超越的实体、至上之神，而始终内在于人的生存体验之中。

十二、清儒朱书十二论

　　安徽宿松人朱书是清初程朱派理学家，发扬伊川所倡“敬义夹持”，曾与陆王派的李二曲辩论，否定王阳明“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而肯定次句“有善有恶意之动”，因为前句浓烈于禅宗色彩。对《周易》六十四卦，他强调谦卦教人忘却心中实有。在交友的态度上，朱书比较孔门子夏的严谨与子张的宽容。庄周主张“与古（人）为徒”，朱书将道家先贤改为儒圣，珍惜冲破时空拘束的“神交”。他反对“仕而优则学”，力主“学而优则仕”，由于贪官污吏不求学而擅长登龙术。朱书竟欣赏张居正严禁书院讲学，理由“讲学之名立，则附会者多，实不足够。幸亏他褒赞张载《西铭》“民胞物与”即天人合一的精神化境，认为民风应尽量削减违反和谐社会的诉讼。有趣的是他感谢农具“镃基”而不求赏赐，似老子激赏圣王立功而不矜伐。虽错误抨击王学偷盗佛教唾馀，朱书正确彰显同乡的明代忠臣金忠士、金星耀父子廉敏刚断且勇猛谏诤。24孝包含郭巨埋儿，朱书诃斥郭巨实践遇孝，即反迂腐。朱恬斋善撰游记，不信奉道教而赏誉老子感染朱元璋废除“五刑”之外的酷刑，访苦县濑乡（今河南鹿邑）时推崇老子为赠言的仁者。难得他引《水经注》及《河渠志》，洞悉卢沟原名桑乾，燕人“卢”指浑浊而非芦苇，卢沟桥非芦沟桥。

十三、“命”与“知天命”

　　人的命运各各不同，趋利避害凸现人自然人性层面的基本倾向。“知命”是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知命”一方面对表现为个人命运的坦然接受，另一方面表现为对责任的认同。“知天命”意义在于：它高扬儒家终极关怀的博大情怀。

十四、论孟子“四端说”对孔子“忠恕观”的发展

　　孟子在继承孔子“忠恕观”中之德性主体、心理发生和推己及人三大原则基础上，提出“四端说”，其内含转化机制，形成了“本心—→四性—→四心/四端—→四德—→成己—→及人—→爱物—→知天/事天”完整的“内圣”开出“外王”的体系。

十五、佛教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该文尝试以欢喜的语言,从历史的缘起,关怀哲学与文化、宗教的悲智层面,展开述说：（一）原始佛教在印度；（二）佛（教学在中国、台湾与世界；（三）佛学在当代思想的意义与价值。

十六、中国禅宗的心性论主张与传统思想背景

　　作者撰写此文目的，在于显示中国禅宗形成的几个方面的思想特点。这些特点既与传统思想观念相关，又与佛教本土化有联系。禅的中国化过程联系到了历代祖师对先前的中国思想的会通，更伴随着佛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适应。这中间有对印度佛教的传统三学——从戒到定到慧——的改造，也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主体性与自主性精神的极大吸收与及显扬。它既促进了中国哲学认识理论的深化，也丰富完善了中国佛教自身的解脱途径。作者指出，主观主义精神的极度扩张，导致禅宗一度相对地轻视宗教解脱的外在形式，但它仍然有一个复归传统的过程。这当中，始终得以突出的是禅的宗教解脱经验中的独特性、直觉性、超越性。

十七、中国传统文化与为人之道

——2007年4月在上海文化界座谈会上的演讲

　　张尚德先生自述与汪道涵及冯契先生的交往，乃是生命中最值得怀念的往事。器用世界的文明虽然不断变迁，但人性的高贵与善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却是永恒的。人活在做人的基本意义之中，无论逆境或顺境，都应该始终如一，平静厚道，拥有智慧的人生，将社会改变成“义”的世界，则无论个人或整个人类，都可说是有福了。作人的普遍道理，可以概括为七把钥匙。第一把钥匙是“信”：信天、信地、信人、信物、信自己。第二把钥匙是“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命的深厚力量无处不在，无情而暴戾，则禽兽弗如。第三把钥匙是“守序”：人要知时、知量，配合自然的秩序谋求生存和发展，而现代文明最重要的一项课题，便是让人的生存合乎秩序。第四把钥匙是“定”：在静定中下工夫，使个人乃至整个人类文明都走向安定的坦途，社会风气必然会出现“民德归厚”的现象。第五把钥匙是“善”：“善”就是“福”，是一切福的根源。第六把钥匙是包容与客观：客观即绝对接受正确的经验与活生生的真理，包容则是绝对不自以为是。第七把钥匙是反省与进步：透过反省来调整自己并谋取和谐，人人互依互助，互谅互容，互喜互悦，天、地、人都成为和谐的合唱组曲。人要有人格，然后成就风格，再将风格普化为社会性的风尚，发展以成德为归宿的文化。儒家忠恕以行仁，墨家尚同以显爱，道家冲虚以合道，佛家慈悲喜捨以成万类，都可以转化为海纳百川的文化成就。

十八、存在与体悟——在“纪念黔灵弘福禅院赤松和尚开山3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

　　本文是作者近年来的一篇演讲记录稿，讨论了存在与修行，存在与空性，存在与本体，存在与意义，存在与真实等一系列重大佛教理论问题。在教理与心宗、道统与学统，以及如何回应现代性挑战，如何诗意地安居等方面，也依据自己的习禅体验提出了相应的看法。作者特别强调生命体验及其实践的重要，认为这是人类不断开拓新的价值领域的根本基础。而佛教的现代性转化和发展，也必须以不丢失自己的超越性为前提。

十九、中国传统音乐“以和为美”的哲学思考

　　
　　“和谐”是中国人的宇宙观，也是审美思想的重要基础。儒道释三家的哲学思想建构起了中华美学的宏伟殿堂，无论是儒家推重的“中和”，还是道家向往的“至和”，乃至释家的“圆融”，都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大化境界，反映出中华民族崇尚“和谐之美”的文化心态。与西方音乐重视“音本体”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人的音乐审美意识，是将音乐与人生、与社会、与天地万物联系在一起的，关注文化建构胜于关注音声系统建构。中国传统音乐表现出旋律和顺自然，线条灵动；节奏方园有致，自由顺情；音色丰富多姿，和美适性等审美特性，都与“和”的审美意识密不可分。

二十、自我的转化与审美主体的生成

——张载美学思想研究

　　美学思想的核心在于强调现实中的人应该成为审美的人，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符合人的本性和人的使命；现实中的人要成为审美的人，必须首先进行自我转化，因为现实中的人并非就是一个已然状态的审美的人；自我转化不在于外，而在于内，因为转化的根源就蕴藏于人的内心，只要将心中美的一面弘大出来并搁置其上就行了；当自我完成这一转化后，现实的（当下的）世界就是一个审美的境界。可见，审美的境界并不在遥远的未来和彼岸，而就在当下的现实。也就是说，完成了如此的自我转化后，审美境界即然出现。张载的这一美学思想，不但体现了宋明理学对儒道禅（特别是佛教禅宗）的吸取（“三教合一” ），更为重要的是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美学的现实性品格。总之，在张载看来，美在主体，美的生成在于主体的自我转化。

二十一、文化正典意义生成的符意学考察

　　该文作为批评性的学术追问，将文本的建构性话语过程、符义生成-表征策略、话语主体及文本-话语修辞学等维度，纳入文化外观设定的主-客、元话语对对象话语的对位视野，在意义历时生成与共时结构、意义转换与阐释框架内，对文化正典文本的文本-话语的功能意义、符义生成与表征诸维度，尤其是文化塑型与维系功能、正典与文化逻辑、话语-文本的一般特征，以及自我修辞-辩护动机性建构、正典的支持性互文本系统构型等，进行了反思性的文化符意学考察。

二十二、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与阳明心学

　　作为中国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梁启超对国民性的关注，乃是与其开启民智、民德的“新民”思想相始终的。无论是梁启超思想发展的前期或后期，中国传统文化对他都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尤其阳明心学在梁氏的思想言说中，仍有清晰的表现与延续，并因应时代作出了某些创造性的转换。

二十三、从《苌楚斋随笔》五种看刘声木的“文化遗民”情结

　　作者认为如果将集道统担当、学统承续与文化整理等职责合为一体，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文化遗民”，刘声木无疑可归属于“文化遗民”之列，他的变名和筑室，以及称颂遗民、称颂遗民纲常节义、保存文献和从事撰述等行为，既是透过学术探索的缝隙来凸显对遗民的情感、气节、撰述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挖掘、传承和开拓了学术文化的研究领域。刘声木对道统、学统与文化整理等内容的自觉追求，印证了他“文化遗民”的个性特征。

二十四、改造民众：抗战时期贵阳民众教育的必要性与目的性探析

　　抗战期间，民众教育空前发展是贵阳教育事业的一个突出特征。该文通过揭示贵阳民众识字率低、生产技能落后、国家民族意识淡薄、体质弱等素质面相，探讨战争背景下这座内陆城市借助教育“改造民众”的必要性问题。而这种“改造”既开发了支持抗战的人力资源，又加快了贵阳及其市民的“文明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