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是中晚明最为活跃的思想流派之一，对我国中晚明思想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这一学派。后世学者也对这一学派有所研究。但是，目前对泰州学派的研究或关注不够，或方法单一、视野狭窄，仅在泰州学派的个案研究中有较大进展，总体性的研究和把握非常欠缺，这和泰州学派的巨大影响是不相称的。
建国前，对泰州学派的整体研究很少。目前发现的有影响的只有嵇文甫先生的《左派王学》。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的需要和泰州学派所蕴涵的“人民性”、“启蒙性”特征，泰州学派受到重视，介绍和研究也就随之展开。总体来看，从建国到80年代初期，泰州学派的研究以政治评判为主，在研究成果上也主要是在思想通史和哲学史书上的介绍，专著很少。在思想通史和哲学史书上的介绍方面，以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为代表。研究专著只有1980年出版了杨天石先生的《泰州学派》（初稿写于1973年）。80年代后期以来，学术研究逐渐摆脱了政治上的干扰和简单化的做法，泰州学派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一方面，国内产生了一批学术性强的文章和专著，有全面研究泰州学派的专著，如季芳桐先生的《泰州学派新论》（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版）；也有对泰州学派个案人物的深入研究，如吴震先生的《罗汝芳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还有一些对泰州学派人物、某一方面探讨的学术论文，如吴震先生的《泰州后学颜山农思想绪论》、陈来先生的《明代的民间儒学与民间宗教——颜山农思想的特色》，等等。另外，海外学者对泰州不派的研究也被介绍到大陆，如牟宗三先生关于泰州学派的研究。但总体而言，目前对泰州学派的研究以个案研究为主，全面性的研究虽有，但仍然以外在介绍为主，对其内在理路的考察、思想实质的诠释仍不够深入，还有广阔的诠释空间可以拓展。
关于泰州学派的研究，从总体来看，主要是围绕着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泰州学派的师承关系、泰州学派的性质和基本特征、泰州学派的历史影响。第一个问题主要是事实方面的考察，第二、三两个问题解释学的问题，涉及解读路径、诠释视野等问题，且第二、三两个问题有密切的关联性，对学派性质和特征的认定必然影响对其历史影响的认识。
一 、关于泰州学派师承关系方面的研究
对泰州学派师承关系的考察是泰州学派研究的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它不仅涉及对这一学派宗旨的判定，还涉及许多相关学者的学派归属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早期关注，主要集中在李贽身上。由于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未列入李贽，因而李贽是否泰州学派就成了问题。对这一问题，以侯外庐先生的肯定性意见最具影响，即认为李贽应属于泰州学派。杨天石先生则持相反意见。（《泰州学派》第170页）随着泰州学派研究的深入，这一问题越来越凸显，不仅李贽，而且许多泰州学者的“籍贯”成了问题，成为当前泰州学派研究的一个新问题、大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章主要有：1、吴震：《泰州学案刍议》（《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泰州学案的重新厘定》（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门》第五卷（2004）第一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吴震先生的文章不仅指出了黄宗羲《泰州学案》编排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和重新厘定泰州学派的性要性，而且不具体分析了赵贞吉、耿定向与泰州学派的关系，认为二者均不应归属泰州学派。2、彭国翔：《周海门学派归属辨》（《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彭先生认为，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周海门都不应归属泰州学派，而应归属于浙中王门。3、马晓英：《江西学人与泰州学派》（载《泰州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该文主要论述了江西泰州派学者对泰州学派的传播。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问题才刚刚开始，随着泰州学派研究的纵深推进，这一问题也将不断深入。
二、泰州学派的性质和基本特征方面的研究
泰州学派的性质和基本特征的研究，明显地呈现出两种研究路径：一是学术视角，一是社会与政治视角。
学术视角主要是以该学派思想与王阳明良知说的关系为标准来判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现成派。以日本学者冈田武彦为代表。冈田把王门分为三派：现成派（左派）、归寂派（右派）、修证派（正统派），泰州学派被归结为现成派。不过这里的现成派不仅指泰州学派，还包括王龙溪。但在现成派的具体介绍中，除王艮、王龙派之外，分五节别介绍了罗近派、周海门、耿天台、何心隐、李卓吾。可见，泰州学派是其现成派的主体。这里的左、右派之分是就其和阳明的关系而言的，并非政治涵义。
2.日用派。钱明先生的观点。钱先生把王门分为王派：虚无派、日用派、主静派、主敬派、主事派。其中日作派即指泰州学派。钱先生还指出，该派的主旨是“百姓日用即道”。创始人王艮。共有弟子孙487人，次子王东崖、二传弟子颜山农、三传弟子罗近溪、何心隐是该派主要代表。
3.“左派”说。来先生的观点。陈先生根据和阳明的关系把王学分为左、中、右三派，泰州派学者归属左派。经处左派亦非政治意义上的左派。
另外，牟宗三先生也对泰州学派的特征有论述。他首先以地域为标准把王门分为三派：浙中派、泰州派、江右派。牟先生认为三派皆是本于阳明的发挥。对于泰州学派，牟先生指出，泰州学派始自王艮，流传甚久，人物多驳杂，亦多倜傥不羁，三传而有罗近溪为精纯，故以罗近溪为代表，并认为阳明后唯王龙溪与罗近溪是王学之调适上遂者，是真正属于王学者。以罗近溪为泰州学派的代表，极有见地，可见牟先生对泰州学派的看法。此说目前在学术界影响甚大。
以社会和政治视角看泰州学派的性质，主要有以下观点：
1.“左派”说。这是嵇文甫的观点。他说“泰州学派是王学的极左派，王学的自由解放精神，王学的狂者精神，到泰州学派才发挥尽致。这个学派王心斋发其端，中经徐波石、颜山家、何心隐、罗近溪、周海门、陶石篑，等等，发皇光大，一代胜似一代”。（《左派王学》
第44页）然这里也是把泰州学派和王学作比较，但立论在政治层面上。嵇氏的观点影响很大。
2.启蒙说。以侯外庐先生为代表。侯先生认为：“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王艮是“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者”。（中国青年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思想史纲》下，16-17页）他认为，“从泰州学派的思想内容来考察，其平等思想与消灭阶级差别的思想，其对土地问题的平均分配思想，其对封建教条的‘判逆’思想等等，也都证明它的异教徒的性格”，他还特别指出，“李贽的观点贯穿着平等、自由和尊重个性的精神”，并认为整个泰州学派都具有这一特点，他们是“启蒙者的先驱”。与启蒙说相联系的就是其人民性性问题，即认为泰州学派是极具人民性的学派。启蒙说影响巨大，长期以来左右着泰州学派研究。
3.奴才说。杨天石的观点。杨先生认为：“泰州学派是奴才道德的鼓吹者”，“要人们浑浑噩噩地生活，高高兴兴地受剥削、受压迫”，“从主要的方面来看，泰州学派的社会作用是反动的。”（《泰州学派》第173页）杨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看法和把泰州学派视为具有丰富人民性和异端色彩的唯物主义学派的观点则好相反。（第176页）此说也有较大影响。
三、关于泰州学派历史影响方面的研究
和对泰州学派性质和特征密切相关的是泰州学派的历史影响问题，这也是泰州学派研究的一个大问题。从学术史上对其历史影响的研究比较少，有影响的观点是余英时先生的“内在理路说”，认为泰州学派促使了心学的解体，催生了清代考据学，亦即说，从心学转向考据学有其内在理路。
对泰州学派历史影响阐发得最为充分的是“左派”说和启蒙说。左派说认为泰州学派极大的解放了思想。启蒙说主要阐发了泰州学派的人民性和其反封建意义，以及对市民思想的影响。另外，文学艺术方面也多以此为依据来解读中晚明以来的文学艺术。
四、泰州学派其他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关于泰州学派的研究已比较深入，学者们对其许多方面作了探讨。主要有：关于泰州学派讲学方面的研究，陈来、吴震等有相关文章和专著涉及这一问题；关于泰州学派的生命体验问题，陈来、钟彩钧等先生有相关方面的论文面世。另外，关于泰州学派的民间化、泰州学派与民间宗教的关系等问题，均有文章探讨。
总体而言，政治性话语主导着泰州学派的研究，虽然近年来这种状况在泰州学派的个案研究中有所改变，但对泰州学派的总体把握没有突破。这种研究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这种使用西方话语的研究存在明显的比附或削足适履的弊端，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如启蒙性、人民性问题，泰州学派就不具有反封建的、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性质。相反，在泰州学派的著作中，对王权的维护和歌颂随处可见。泰州学派对民众传播儒学是基于儒者生命修养的需要，是生命实践的展开。具体来说，就是基于儒者“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民胞物与”等生命修养观与境界观的需要。即使有启蒙性和人民性，那也是迥异于西方的启蒙。第二，与上述问题相联系，从政治性角度解读泰州学派有许多问题难以解释。以启蒙性、人民性作为其特征，则难以理解泰州派学者对王权的歌颂和维护，众多泰州派学者的宗教性问题也难以作出合理的说明。另外，大量的泰州派学者为封建士大夫的问题也难以解释。同样，“奴才说”也有许多问题无法解释。当前不少学者所作的学术式研究较为客观、准确，但缺乏整体感。当然，个案研究是整体把握的前提和基础，能为总体上研究泰州学派奠定基础。
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认为，要推进泰州学派研究的深入发展，需要必须立足新的时代背景，运用新的解读方法，重新解读泰州学派。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拓展泰州学派的研究。
（一）泰州学派的生命哲学研究。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这一点是大家都认可的。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儒家作为生命哲学的面向有不同的表现。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学者扩展了儒家哲学的生命向度，主要表现在：在肯定道德生命的基础上，也肯定了人的肉体生命的重要性，使感性生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理性生命的禁锢，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如王阳明说“无身则无心，无心则无身”，就是一个例证。不过，王阳明开创了融合儒释道三教、兼顾人的身心灵明的生命智慧的新局面，但把这一观念全面推向深入的还是泰州学派。笔者认为，生命哲学是泰州学派的基本特质，其师承关系、思想内涵、理论旨趣、人格特征，无不围绕生命这一核心问题来展开，对这一向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厘定泰州学派，更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其思想实质和更合理地评估其现代价值。
（二）泰州学派与儒学民间化研究。从理论旨趣上说，民间化是儒学的一贯追求。但真正把民间化作为自己的理论宗旨并倾力于此的，在儒学史上恐怕不能不以泰州学派为典型。泰州学派不仅在理论上为儒学民间化作了大量的说明，更重要的是，这些泰州学派的学者的儒学民间化的实践值得我们分析和总结。
（三）泰州学派与明清学术与文化研究。长期以来，由于对泰州学派政治内涵的过度诠释，导致对泰州学派在学术史与文化史意义上的遮蔽。事实上，泰州学派有许多理论功底极为深厚的学者，如罗汝芳等。这些学者的思想在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随着明代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愈益彰显。但对这些泰州派学者在总体上对明清学术与文化有何影响，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