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为人之道
——2007年4月在上海文化界座谈会上的演讲
一、怀念汪道涵先生
中国文化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于1990年，嘱我到上海做文化交流，曾做两次公开演讲，当时的上海，真是四处玻旧不堪。演讲完毕后，汪道涵先生亲莅演讲会场，在演讲大厅旁，用屏风临时隔一个小小的谈话室，他至为亲切开朗，也极为友好，和我闲谈一个半小时，我深深的感悟到和他在一起，真是如沐春风。当时，名学者冯契先生在座，始终笑嘻嘻的，很有大儒风范……。就这样，令我对中国的未来，在各方面的复兴与重建，有了信心。其时并准备在上海创设“道南书院”，汪先生期望极力促成，但世事蹉跎，未能实现。
那次演讲，我从参听朋友们的眼神，看出了大家对中国未来的殷切展望。近二十年了，不止是上海，全中国各方面的建设与发展，不是蓬勃向前所能形容的。
在演讲会上，我的第一句话是：“很高兴回到自己外婆的家。”我出生在湖南湘潭，离开大陆近半个世纪，只身在外，我真是日夜怀念家园，就像怀念外婆的家一样。
在演讲会上，我的第二句话是：“台湾是我父亲的家”。因为我十六岁去台湾，在那里受教育，成家立业。在做人的基本立场上，我也非常感谢台湾，而且在人性的情感上，也不可能忘记台湾。
后来多次来访上海。前年拜见了大陆名医，也是大学问家裘沛然先生，他亲自为我把脉，很热忱且鼓励地对我说：“六脉调和”。也许不是六脉调和，而是六脉高兴的跃动不已。今天我又来到上海，我真的非常高兴，更感谢这些年来，上海各方长老，对我的鼓励与接待。我真的非常敬念汪道涵先生和冯契教授，经由他们和大陆全体人民的努力奋斗，让我对整个中国未来的健全、壮大与复兴，充满了无比的信心。
二、传统文化与做人
这次上海人民出版社邀请我来报告：“中国传统文化与为人之道”。这个讲题要在两小时内说清楚，实在不好掌握。
“文化”一词就有一百种以上的解释，就中国文化的传统来说，又是指哪一方面的传统呢?说到“做人”，那更是说尽东南西北十方，仍是各门各派说自己的好，由之而莫衰一是。中国文化儒释道各家，甚至其他各派，无不是在人文哲学上，要归到做人的，就我的体认来说：儒家是在一切中，维护一切；道家在一切中，调整一切：佛家在一切中，而又超越一切。
他们多归到修“气”上，例如孟子是修“浩然之气”、孔子“平和之气”、庄子“平旦之气”、老子“清虚之气”、释迦牟尼佛则是修“宇宙净气”了。
中国的文化在秦汉以前，就相当的定位与成熟了，以道家和原始儒家来说，他们的源流，都可以溯自《易经》，易经核心的始点与归结是：“洁静精微”。在做人方面，儒家强调要成为圣人；道家则要成为真人和道人，最后都是归到“洁静精微”的。但是几千年来，中国又出了几个道人和圣人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文化之所以高贵、所以深厚、所以源远流长、所以会永存于世界，正是有那些少许的圣人、贤人与君子，才让我们中国人，能永久抬头挺胸的迈步往前走。
就我个人几十年从事文化工作与教育的体悟来说，我觉得“文化”是一种透过文明的式样与内涵，追求和理解真善美的高贵价值的表现，人透过对真善美的追求与理解，不断的与有益而合理的存在符应、契合与同一，因为凡存在必为真。
同时，因为真善美实在是一而三，三而一的，我们自己身心的存在，就是活生生的真理。且真必展示出一种形式与内涵，而人也必然会与之相应地统一在一起。因与真统一，内心便会产生一种直观式的清净，因而有无尽的愉悦，这便是美。在认识舆活动上，珍惜其真与美，那就是善了。就对存在的全体性理解来说，真善美是统合互摄在一起的。
在中国精华文化的传统与做人方法中，展示出不论贫贱富贵，也不论出身的高低，人是可以顶天立地、快快乐乐的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愧于天地地度过一生，这就是中国文化各门各派做人原来所追求的核心价值，即使是儒家性恶论的荀子，也是主张要透过教育为善的。
人本来可以快快乐乐过一生，在很多情况下，原来天下本无事的，这可从一生面对忧患而又超越忧患的现年九十岁嵩翁南怀瑾先生所写的一首诗体认出来：“浮生自苦不从容，睡起依然日又红，贫富不知闲是福，几人肯唱大江东。”
人能面对忧患而又超越忧患，一种自我存在的妙乐，便油然而生了。诗僧八指头陀说得好： “一雨郊原草木柔，田夫含笑入城游，使君福泽真殊胜，浅水今行自在舟。”总括一句：人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环境下，始终都是有希望的，而在寻觅自己的希望的过程中，自然会发现我们本来就有的快乐。
中国过去几千年来是在苦难中转转折折走过来的民族，文明不发源于风光明媚的长江，而发源于洪水泛滥的黄河，正因为极度苦难和重重转折，使得中华民族不仅有不屈不挠的生存意志，且有深厚、博大、活泼泼的高贵情怀。这就是中国文化传统做人最富有而宝贵的传统。个人和民族是不可分的，当然和地球及宇宙也不可分，其种种高贵的展示，绝对是经由苦难和转折熬炼出来的。在这里我可以向各位报告一点，中国有很多人在抗日战争中，经历无数的苦难，我也是其中之一。
中日本来是兄弟之邦，合则两赢，分必两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日战争，是中日的不幸，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不幸的一部分。我个人并无意去回忆这一段悲痛的历史，只因为年幼时正逢中日战争，那些因战争带来的种种惨状，和在心中所深植的痛楚，以及看到中国人民在痛楚中所展示出的奋斗意志，让我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日军在我家乡所到之处，四处杀人放火，强奸掳掠，无恶不作。我家原来有一栋大房子，外公已七十多岁，日本人来了，因年老而无法逃跑，被绑在屋外的大柱子上，一下子大屋化为灰烬，他老人家顿时就活活地被烧死了……。整个乡村，田园荒芜，十室全空，我们全家躲在偏僻、三面环山的祠堂里，跟日本军队驻扎的地方，相隔大概有十华里，日军没有来巡逻的时候，大家尚可喘息式地休息一下，日军一来，只好往后山逃跑。日常生活，不要说无盐、无油、无菜，更没有米，只好到处去找能吃的，只要有吃的、能拖到不死，那就好了……。
现在回忆起来，真是心痛，人类历史为什么会如此悲惨呢?让我也想到，人在极度艰难痛苦中，会发出一种不屈不挠，比钢铁还要钢铁的力量，在此，我可以写出几句当时游击队战歌的少许语句：“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再说回来：中华民族过去是在不断的苦难中成长的，在这里，我个人相信，中国的整体苦难，已经过去了，我们的未来应该是一条人人引领自己，也引领别人往前快快乐乐是的一条大道。
三、做人的道理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的传统文化中，都有做人的道理，是不是能把过去做人的道理，搬到现在来做人呢?是不是把外国人的做人道理也搬到中国来呢?答案是：器用世界的文明是变迁的，但在器用世界文明的变迁中，人性上所表现出高贵与善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只要有人的存在，那就绝对是永恒的。
例如：西洋强调要尊重人，所谓尊重人，公权是法律，私权就是私人的生活。这在中国过去的文化来讲，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概念，譬如说：“己所不欲，勿拖于人；己所欲，而施于人”，其实这也包括尊重人的观念在内，只不过中国文明的发展与西方有所不同，在尊重人的方式的表现上有所不同而己。过去中国注重家族也就是注重祠堂文化。中国家族的祠堂文化，也就是一种与社会结合在一起的文化，透过对祖先的慎终追远，将现在、过去、未来，无尽绵延的时间，贯串在一起；而西洋没有发展祠堂文化，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基础信仰不同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是和时间永久并存的文化。
西洋人在生活的基本上，大致相信人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最后又归到上帝。中国人不是，中国人一方面相信阴阳之表，也就是相信《易经》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相信人人可以为神。像王皇大帝、土地公、关公……都是神。人只要为社会做好事，治水的大禹和李冰父子，虽然原来是人，因生前对社会有所贡献，逝世后，便为大家敬重为神。
这就是中国人从来所注重的：“重利，应重天下利：求名，要求万世名。”这就是指人要立德、立功、立言。中国文明发展的结果，导衍出五伦的文化：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在五伦以外，又特别着重 “尊师重道”，将五伦和尊师重道结合在一起，便强调人要：
“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用最普通的话来说，皇帝要像皇帝，父亲要像父亲，老师要像老师。而所谓 “像”，就是不可以乱搞、乱扯，成全自己，也要成全别人。
时过境迁，历史始终不断在变动，某方面来说，人是自私而任性的，也常受环境和不良遗传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开国的皇帝得到天下后，要休养生息，社会就暂时上轨道。接下来的皇帝，一步一步往坏的方面演变，结果又要改朝换代了。中国文明就始终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打转，一次一次的战争与社会混乱，使得人民并不能长久安居乐业。不过在中国文化中，有一点特别突出的表现，那就是一旦社会混乱或者君王垮台，基层农民社会仍始终是稳固的，那实在是由于君臣一伦以外的另外四伦—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始终根深蒂固的关系。例如以朋友一伦来说，过去中国人一再说：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而在朋友中，最重要的是讲“信”，强调“一诺千金”。以前中国
人在金钱上的彼此往来上，很多是不需要打借据和收条的，这里说一个故事：甲向乙借了一笔钱，未还。死时交代自己的儿子，希望将来儿子有钱还给乙，结果乙也离开人世了。不久，甲的儿子有钱了，就去找乙的儿子，说：“我父亲临是时，交代要还给你父亲一笔钱，现在我有钱了，还给你。”乙的儿子说：“我父亲没有跟我谈这件事，我不能要。”甲的儿子一再要求乙的儿子收下，而乙的儿子从头到尾，都拒绝接收。只好请包青天来处理，包公就把这笔钱捐做社会公益了。
朋友有困难，只要帮得上忙，就义不容辞去帮他，这就是做人的本份事。这里再说一个故事。南师怀瑾先生在台湾五十年代左右，一家六口，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常常三餐不继。有一天，出去张罗，借了二佰块，在路上遇到坐三轮车的老朋友，那位老朋友向南老师说：“我找你找得好苦啊!”南老师问他：“你找我干什么?”他说：“我开刀了，我要向你借钱。”南老师又问：“你要借多少呢?”他回答说：“至少二佰块。”南老师当下就把好不容易找到的二佰块给朋友了。说到这一点，在现代文明中，世界各国监狱里，关了许多支票不兑现的朋友，那又如何说呢?而且有许多并非是刻意不守信用，而是因一时企业经营、社会金融流通等等的不景气造成的。
再说一个孝道的故事：以前强调“百善孝为先”，所谓有三年之孝，就是要守孝三年。现在在台湾和世界各地，常常看到父母孤孤单单的离开人世，儿女不在身旁，因为职务的关系，无从亲自治丧，这又如何说呢？一句话，由于世界性文明的变迁，在传统义化中，一切做人的道理，在表现上来说，几乎是全部垮台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文明外在形式的表现，虽然有所变化，做为一个人在文化精神上要守住、且发扬中国文化的五伦精神，那绝对是需要的。以君臣观念来说，以前是指皇帝，现在应该指全社会的生存、生活与社会永久稳定性的存在，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中，“君”就是全体社会了。中国人相信夫妇修好多世才成为夫妻。讲到父子，儿子一生下来，就像父亲，什么地方不去投胎，却投胎到这里。这一种因缘，又何等之“神秘”。兄弟同“宫”，那又是何等之机运。所以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反过来说，如果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兄不兄、弟不弟，那人活着的意义和力量又在哪里呢?再说全体社会都有“义”，那又是多美好的社会!如此，人活著才有稳定性，才不会孤单无助，才有作为一个人要活着的基本意义。
人活在做人的基本意义中，有时会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天晴下雨，下雨天晴，本来就是循环往复的。所以人在得意的时候，要有一分失意的形色，不可得意忘形：失意的时候，要有几分得意的心情，不可以如丧家之犬。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做人，能在既谦冲又自信中，始终能迎接逆境与顺境，而又超越逆境舆顺境的道理。不过，人在做人一事上，终其一生，应该要表里如一，在逆境或顺境中，始终平静厚道，那才是做人的根本了。有人说：“人生如梦”。如果在梦里也有乾坤，醒时复将乾坤也看成是梦，这种有智慧的人生，能醒梦一如，那就真有福了!中国做人的平凡道理如此，由平凡才能平实；经平实便能平怀；透过平怀便平静：一平静，便能梦里知醒，醒里知有梦了。
四、普遍的道理
中国过去做人的普遍道理中，第一把钥匙是：“信”一—信天、信地、信人、信物、信自己。
信天：天有天神，我们从来是与天合而为一的。所以才说：“天命之谓信”。在老百姓的信仰中，“仰不愧于天”的才情与修为，便发挥出来了。
信地：因有土地公等神，便有“俯不愧于地”的认识与诚敬。
信人：相信人者“仁”也，便“己所不欲、勿拖于人”等等。又说“将心比心”，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都是心同、理同的信人道理。
信物：认识和相信“不诚无物”、“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如此便自然的惜物、爱物。
由以上的信人、信物，便能民胞物与。
信己：“有诸己之谓信”，彻底归到自己内心本有的平静与知足，人活着，问题就少了。因为信天、信地、信人、信物、信己，天、地、人三才便合在一起，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种种道理，是中国过去做人的第一把钥匙。上面听说的这一切，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必然如此。不论世界文明如何变迁，它们都是与我们自己的存在合而为一的。
做人永恒价值中的第二把钥匙是：“生”。
儒家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是与地球人的存在，永远契应在一起的。人要孝敬父母，只因父母是天生的、永远爱子女的，所谓“虎毒不食子”。不仅如此，我从Discovery频道中看到许多动物表现出父母亲的爱，那不是令人感动所能形容的。母海狮生了小孩后，拖着疲累的身躯，跳入海中寻找食物，几天以后，回来吐哺小海狮；北极熊生产之后，带着三只小熊，四处觅食；一只母长颈鹿，生下小鹿，因无法站立，母鹿以无尽忧伤的眼神望著它，不断的舔舐，而在不远处，有一只准备吃小鹿的狼，正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小鹿死后，母鹿不得不离开，那只狼随即靠近小鹿，母鹿立刻回来驱赶野狼，守护已死的小鹿……。面对这些种种，我一方面对有情生命存在的执著，感到无尽的怜悯；另一方面也让我体会到生命之力量的深厚，这就是任何植物都要向阳，“天地之大德曰生”的道理。好好的活着便是真善美，所以“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水远盛开的花朵，便是圣人、真人与佛。人不为别的，只因为活着，所以要活着。而家就是让人可以活下去的最重要动力。在做人中，如果违反天地的大德，无情而暴戾，那比禽兽都不如。
做人的第三把钥匙是：“守序”。人来自自然，也归于自然。在存在的过程中，地球有四李，每日有早晚，人是始终活在自己的六大问题中的：（一）生理是什么?（二）心理是什么?（三）生理与心理结合在一起是什么?（四）舆外界的关系是什么?（五）如何用它?（六）如何超越它?
人活在这六大问题中，一直受自然、四季、自己的心理与生理和外界人事物的影响，就必须知时、知量，所以《朱子治家格言》一开始就说：“黎明即起”。在中国文化中，处死犯人，在秋天，谓之“秋决”，因为春、夏是生长的季节，冬天是收藏的季节。这就表现出中国文化的厚道。
中国过去农业社会有二十四个节气，都是配合着上述六大问题而开展的。现代文明，虽然变化快速，但在客观的存在中，它们始终是和过去的存在一样。如何让人的生存合乎秩序，那是现代文明最重要的课题。如果人活着神魂颠倒、阴阳错置，那个人、家庭、社会、天下国家，绝不可能安定的。中国过去整个社会，不论上层怎样变动，下层始终稳定，就是由于人们守住了二十四个节气，稳定了大家存在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做人中，最重要的第四把钥匙是：“定”。不昏沈、不散乱、对人事物明明了了，就是定。有了前面所说的几把钥匙，人就可以说已经得定了。所以在中国各门各派中，无不是强调 “定”的，譬如儒家在《大学》中，有“知、止、定、静、安、虑、得”，这七证是用来实现[道、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庄子强调“心斋、坐忘、朝彻”，“坐忘”是用来修平旦之气，以便成为真人而臻至逍遥游；老子更是主张“守静笃，致虚极”，所以以前中国的皇帝、君王阶层，首先就要在定静中下工夫，故《诗经·文王篇》才有“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之说。
如果个人、家庭、社会、天下国家，也就是整个的文明不安定的话，那必然会产生一种现象：由浅薄而轻浮、因轻浮而下流、一下流便下贱了。
如果整个社会下贱，庸俗与无知便会成为必然；一旦庸俗与无知，社会不乱，那才叫没有天理。反过来说，如果一种文化，在高贵的安定中，那就会归“厚”了。“厚”就是德。德者得也。所以在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生活中，有好多家门口都贴着“民德归厚”。现代的文明太轻浮了。其实不论中外，过去的文明都定要求自己定，要让自己和社会安定下来，这原是人类任何社会存在的基本目的。西洋的基督教也有祷告，在祷告中使自己归到定，而定了以后，才能生静。西洋文化在以前也是表现出定的高贵性。我曾经参观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个艺术馆，一进门的第一层是现代文明的展示，当然非常“好莱坞”，第二层是展示中国的字画古董，第三层便是展示林肯时代的用物，看出林肯所用的刀叉碗筷都是极为精致而朴厚的。
现代文明有的庙子，大厅堂贴许多佛菩萨，居然是用机器做出来的塑胶像。以前一尊佛像，不论雕刻或绘制的，都要经年累月。现代文明中的“菩萨”，也成为快速加工的牺牲品，难怪德国哲学家尼釆，早就说过：“上帝已经死亡了”。大家实在应该认真的好好祷告、好好念佛，请上帝和菩萨快快再醒过来。在人的生存展示中，自己本来就有定的功能，从而透过教化与修为，使家庭、整个社会也得到永久的安定，只有如此，社会才能上轨道。
第五把钥匙是：“善”。《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我在这里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绝对要感谢共产党的。在我年幼时，家中有一位长工叫龙安福。他究竟几岁来我家，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从未见过他，只是感觉到家中的田园，在夏天时，作物就长得特别茂盛。中国共产党解救了农民，龙安福后来也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家，他孙女在教中学，就住在我家叫“学堂岭”的房子，是家中小孩上私塾的地方。我幼时丧母，母亲就葬在离学堂岭几百公尺的小山顶上。这些年我常回家扫墓，途中路过他家，有时就去吃顿饭，和他闲聊几段：我问他： “为何小时候从来没见过他?”他说： “我整天忙，平时是住在菜园后面，离牛棚不远，就近照顾牛与田地。”他很谦虚地说，因为总是一身脏，自己为了方便进出，就不与大家一起吃饭，所以才整天见不到他。我的母亲是在农历十一月十一日深夜去世的，当晚正下着大雪，龙安福在天寒地冻中出去找医生，医生到后，母亲就断气了。接著，他没有休息，马不停蹄地连赶了三天的路程，去我舅舅、姑姑、叔叔家报丧。我问他：“当时多大年纪?”他说： “十九岁。”我再问：“当时的薪水多少?”他说：“一年两石谷子。”
解放后，在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中，每个人分配的工作量是一样的。我的大哥是知识份子，没有力气，工作总是做不完，龙安福就静悄悄的帮我大哥完成。我问他：“为何对我大哥这么好?”他说：“你们家对我好嘛!你知道吗?你家叫张积善堂”。有一回去拜访他时，他遥指着我母亲的墓，对我说：“我常想到你们这一家，善良是很重要的。你大哥任小学教员时，薪水微薄，却还是资助那些无力缴费念书的学生。”听到这里，当时我的内心极为沸腾，心想：这位长工在我家中时可说是几无报酬，但他如此善良、如此豁达，将他的所有，奉献给我家，我自内心对他有一分尊敬与喜悦。同时，我也对中国共产党无的感谢，因为中国共产党，才使得这些长工有翻身的机会，数亿农民，汇为一股莫大的力量。而龙安福虽是一介农民，他却有如此的海涵，善良、谦虚而又有智慧，我不由得想对龙安福说：你好“君子”。
“善”就是福，是一切福的根源。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说：“人最重要而唯一的，就是要在善中积阴德。”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做人的风格。
第六把是个人做人乃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钥匙：“包容与客观”。人生与天下国家的成与败，实系乎是否客观与包容。“客观”即绝对接受对的经验与活生生的真理，绝不诿过、自大与轻慢，置真理于不顾。“包容”即绝对不自以为是，不把虚幻的主观，凌越客观。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便是在客观与包容上，完成了一个时代的太平盛世。将包容与客观付诸实际，就必须让人在修养的认识和态度上，对自己说：“我没有成见”，而在社会制度的规约上，也必须包容，也就是要海纳百川，即人人可以从事任何活动，但必须在道德上负责，如道德无从约束，那就必须诉诸全民遵守的法制了。
第七把钥匙是：“反省与进步”。人和社会都是有缺点的，但透过对自己的反省，就会不断的调整和改善自己的缺点，所以《大学》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也就是孔子为什么那样喜欢不贰过的颜回之原因。我们个人在一生中都会有许多错误的，国家民族也如此，中国过去一直遭遇困难与挫折，甚至不断犯错，总体说来，中国总是往前进展的，有这种反省和改过的认识与精神，这也就是中国人最宝贵的一把钥匙。
最后，最重要的一把钥匙是：“大和谐”。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于是小德川流，大德便敦化，人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整个社会的存在，便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互依、互助、互谅、互容、互喜、互悦的一个大和谐，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下宇宙成为一大和谐的大合唱组曲，汉唐盛世是如此，清明上河图是如此，我坚定的相信整个海内外的中国人，新的大和谐合唱组曲会很快到来。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有主张经由意识产生的观念，决定存在；也有主张透过对存在的认识与接受，便决定了意识。这种意识决定存在或存在决定意识，互相矛盾的思想，在历史上对立与对抗好多年。唯独中华民族，早在古代就将这种对立与矛盾，统合起来了，这就是《易经》所说的： “一阴一阳之谓道（客观的存在），继之者善也（主观的意识）。”将善之意识，相应在存在中，存在就美好了；将净的存在，符应人善的意识，存在就是天国；人间就成为净土了。
有了这种辩证式的统一后，中国过去的诸子百家，彼此在表述上，虽有些微差异，大体上都不会太偏于主观或困于客观，而是将主观与客观统合在一起。这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为人做事最宝贵的遗产，有了这份遗产，中国社会才多次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和谐快乐颂。
五、科教、道德与法治
一九九八年武汉邀请我去讨论我的恩师殷海光先生的学术成就，在大学做了几次演讲，我说“科教兴国，人文治国”。不久，江主席泽民先生也到武汉做了演讲，提倡 “科教兴国，道德治国”。江泽民先生是对的，因为“人文”一词的指谓实在是太广了，究竟是指哪些人文呢?中国的文化是一种成己、成仁、成物的理想文化，不论是个人、家庭、社会、天下国家，都是要成就德行归宿的文化。人要有人格，然后成就风格，再由自己的风格普化为一种人人认同的风尚，从这一理解来讲，江先生所说的是既深且厚的，所以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不过在江先生理想的德化中，相对于现代文明快速变迁的发展来讲，在“科教兴国，道德治国”一事上，还可有一点发挥。现代整个的地球社会，绝对是一个讲求利益与时效流通的商业社会，在快速变化流通的商业社会中，企业的经营与金融的流通，并不是每一个商人、甚至大商人所能永久且全面掌握的。一旦破产而产生不信用，那你要他怎样守住传统文化中的“信”呢?除了透过法律来解决以外，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呢?就以家庭来说，现代文明家庭不稳定，那是人人都可以看到的，夫妻儿女个个都忙于自己的工作与事业，人人都需要一种特别的温暖与安慰，每一个人，在每天忙的不可开交中，有谁给他扶持与安慰呢?再加上人与人的交往是那样的频繁，那人舆人之间的问题包括夫妻，除了透过法律来济道德的不足外，又有其他什么办法呢?其他人事物种种都可以依此类推来做理解，因此在现代文明中，除了“科教兴国、道德治国”以外，还必须加速建立“法律护国”。法律护国不是一蹴可成的，尤其在中国，困难重重，这有几层原因：
（一）过去中国执法者，多得不到好的结果，如李斯等，都没有好的下场。出现包青天那样大公无私、浩气凛然的执法者，那是天意，既可贵又可惜。“可贵”者，他真做到一个执法者应有的风范；“可惜”的是，当时的法律制度，并不如现代来得完整。
（二）中国过去的文化偏重人治，法治有几个重要的条件：第一，社会需要健全的制度与规章。第二，人对法治本身要具备一种态度与信仰。“信仰”是信仰法治的公平性，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态度”是人人讲理，人人有礼貌，也就是尊重法律。这种态度、信仰要建立起来，绝不是一天一夜的，所以英国前首相柴契尔夫人说：“英国法律制度的建立，足经过三百年的努力才建立起来”。我曾向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先生说：“蒋介石老先生和蒋经国先生令人感到最遗憾的是：没有建立法治。”我相信全中国在不久的未来，科教、道德、法治必会根深蒂固的一而三、三而一的融合在一起，这方面的道理说来话长，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我更相信中国的社会，未来必然会是全面快乐的社会。
前面提到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做人的目的是要成就自己的人格、人品，从而成为一种风格，进而化为社会的风尚。所以墨子要“兼爱非攻”；孔子要做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瑜矩”；孟子更是要“行义以显仁”。而佛法东传后，中国将之吸收并发扬光大，也是从做人开始，人做好了，才能成佛。例如：六祖惠能大师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也就是说先要在人世把人做好；孔子也说：“未知生，焉知死”；庄子则说：“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历史是曲曲折折往前走的，这几百年来，中国可以说是非常不幸的。因为工业革命后，西洋人的船坚炮利构成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如何面对帝国主义的文明，出现了一个非常不通的名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之中有体，这个在过去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是至为不当的一种错解，例如：过去有人谈到佛法的《楞伽经》时，有说“一真之体”，竟至有唯识学大师把“一真”说成“体中之体”。“一真”本身都无体，那从何处来“体中之体”呢?
所谓“一真”，从哲学上来说就是本体，也就是形而上的本身。有两句老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就是“一真”。从佛法的观点来讲，要彻底做到“人无我，法无我”，也就是在一切中又超越一切，便知道“一真”是什么。这种在一切中又超越一切，也就是彻底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全部落实在做人的道理上，“无为而无不为，无不为而为”，成就了“无为”后，连无为也要超越。这是透过修为而证“一真”的过程，是中国传统文化个人生命成就的最高峰。
很不幸的，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夺，中国宝贵而优美的做人文化传统发生了动摇。于是有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后竟有一派主张全面西化。这里我可以举一亲身的例子：一九五五年我为台大哲学系一年级学生，过旧历年时，到醉心于西洋文化的自由主义大师殷海光老师家拜年。我在他的学术影响下，完成的硕士毕业论文，也是西洋经验哲学中的知识论。循其所嘱，翻译了《自由的哲学》、《开放的社会》两部强调自由民主的书。当时，我去拜年，他听到电铃声出来开门，问我来访的目的之后，他说他不过旧历年。
快快乐乐的欢度春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何等庄严、美好、盛大而又欢乐之事，他居然说：“不过年”。但是，他却过圣诞节……。后来，他生病了，在养病的几个月中，我常去为他按摩，期间慢慢与他谈中国乡村传统做人的道理，与生活的式样。他开始对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忠厚、朴实与美好，有着莫大的向往……。这时，我已在南老师怀瑾先生处求教，也介绍他认识南老师。他曾与南老师见过几次面，却仍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的现实中冲突、徘徊。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不得解决自己所思所想的种种问题，当然非常痛苦，他甚至曾在南老师家门外向内瞻望，伫立一阵之后，又矛盾地转身回家了。其实中西文化是绝对可以统合在一起的，因为整个人类在基本上并无太大的不同，所以列子说：“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陆象山也说：“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世界的真理都是相同的。中国过去的一加一等于二，现在依然等于二；外国的一加一，也还是等于二。只不过彼此在文化发展中，有少许差异而已，这种差异透过现在文明的日新月异，整个人类文化的宝贵内涵与精神，是绝对会汇合在一起的。西洋的科技文明，重要在建立几个“W”上，我们必须接受且更需发扬光大。他们探求和研究一切事物，常常先问：“为什么”（Why）?“在哪里”（Where)?“是什么”（What）?“什么时候”（When）?“怎么样”(How）?“是哪位”（Who）?在西洋文化建构上，透过思辨过程的逻辑推理，不断自我反省地问“哪一位”，将这种思考落到因果推理上，便产生一种信仰，因而有了上帝；经过自己实际生活的体认，在对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作了一番反省后，人世间原来是善恶并存、美丑互现，所以便产生地狱和天堂的观念。后来在中国大有发展的佛法，也有地狱和极乐世界的思想，极乐世界也就是天国。只不过中国人强调人人都可以到天国，去做天国的主人。其实人是各式各样的，有一位叫林酒仙的大禅师，他就不要去 “天国”，他说：“天国没有酒喝”。其实社会整体架构的存在价值，只不过是让各色人等，在稳定中，大家好好相安无事地把日子过好。
要感谢这些年来，中国人所做的奋斗，西洋文化所深耕的几个 W”，绝对在中国生根了，我相信再经过若干时日，中国不断的迎头赶上西洋的“W”，而且会发展中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将之散布全世界，整个中国有前途，世界才会有前途。
全世界都成为商业社会了，就是进入现代高度商业文明的社会，更是要讲理有礼，此所以中国古代大商人白圭，也强调商人更要仁能“取予”，强有“所守”。
中国各方面基本上已经站起来了，会将中国人做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的人文精神，实现和相应到西洋的几个“W”文化上。一个有道德而又具科学教养与建树的中国，若能透过健全的法律制度，把真正合理而有礼貌的民主，实现在全民有礼而合理的守法认识中，那中国就有福了。本人相信，这一天是会很快到来的。
六、结论
人在世上活著，真是要感恩的，吃了农夫栽种的各类农作物，衣、住、行、甚至育、乐，无不是天地和别人提供给我们的。说到究竟，我们连沙子也要感谢，沙子虽然炸不出油，但地球若无沙子，那地球绝对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只要是一种存在，任何一种存在，我们都应感谢它。莲花来自污泥，没有污泥，就不可能有莲花，这也就是烦恼即菩提，一粒沙子中也有亿万佛的道理，而且即使是一切化为灰烬，尘沙（地）经由天地氤蕴的气化，它又可以和水与风及火，合而为一。这就是中外许多哲学家，把人们存在的根本，是经由我们的精神生命，相应在金、木、水、火、土中的道理。这也就是我们要感谢一切。
中国传统文化普遍做人的道理与归趋，在古代的《礼记》中就定位了，那就是《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讲信修睦……。”一句话：从生到死，人人好活，个个平安，这就是做人的终极目的。
统合性的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就为人的基本内容与目的来说，儒家是忠恕以行仁，墨家尚同以显爱，道家冲虚以合道，佛家则是慈悲喜舍以应万类。其后，中国禅门初祖达摩，东来传法，降至唐宋以迄清代，在中国文化形而上精义上，归到本来不生不灭，何有一物之解释。而在此哲学精义起用上，便在一无轨迹与痕迹的飞鸟掠空中，展示出仙珠走盘、了不可得。在不可说的不二法门中，成就一己的游戏三昧，从而与儒家的随心所欲不瑜矩，道家的逍遥游不谋而合，由是乃有纳百川为大海之文化成就：“四库全书”。一个民族的深厚博大与久远，是建立在文化上的。清朝经康熙创业兼守成，完全吸收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乃得有本为大禅师、后为极具智慧的君王：雍正。因雍正在文化各方面打好深厚基础，清朝才有乾隆盛世。异哉!美哉!伟哉!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唯独中国才出现大禅师君王。此即圣者苏格拉底所说的：“哲学家国王”。
最后要说的是，所谓西洋的自由民主，在认知、态度和实现上，是透过讲理和讲礼，形成一种人人遵守的约制来达成的。究实说来：科教乃真，道德为善。健全的法治，必然有助于透显真与善，让人在社会上不会不安，活着会令人正直而深感有所依靠，心理便自然会平静稳妥。因稳妥，内心自有一种喜悦，那就是美。我相信，不久的将来，经由中国全体人民的努力，一个健全、开朗、活泼、厚实而又高贵的中国社会，必能建立起来。
让中国的高贵与全世界同在!
最后要提的是：非常感谢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与上海出版社的朋友，邀我出席这次演讲会。
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