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末期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向以文圣人著称于世，殊不知在武学教育方面亦可堪称一代宗师，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重视并推崇文武兼备的武学教育思想的杰出代表。在他的教学实践中，不仅十分重视和推崇“文教”，而且亦十分重视和推崇“武教”。对此，司马光针对唐玄宗时为武圣人姜太公立庙，与文圣人孔子并享祭祀这件事发议论说：“经纬天地之谓文，堪定祸乱之谓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称圣人，未之有也。故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虽不试，犹能兵莱夷，却费人，曰：‘我战则克’，岂孔子专文而太公专武乎？”[1] 从司马光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孔子作为一代宗师，不仅在“文教”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在“武教”方面亦独树一帜。
一、“仁”和“礼”中的尚武精神教育
“仁”和“礼”是贯穿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一般认为，“仁”和“礼”哲学思想的基调必然是超越国家、阶层而坚决反对战争的，因为“仁”和“礼”都意味着关心天下民生，目的是保卫民生，使其不受干扰和侵害，这一思想体现出浓浓的人文关怀，尤其爱惜和重视人的生命。所以当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军事时，孔子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真的没有学过“军旅之事”么？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夏，孔子曾亲自指挥了反击费人袭击鲁国的战事，并“败诸姑蔑”，可见他对于军事绝不是门外汉，之所以托词“未之学也”，是希望卫灵公不要发动战争。孔子从不轻许人以“仁”，但他却称赞帮助齐恒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管仲帮助齐恒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通过非战争手段称霸于诸侯是孔子所推崇的，这一点似乎与兵家“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后世兵家提倡的“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等思想，以及后人主张的战争正义性的思想，恐怕与儒家“厚生利用，无伤为仁”的主张不无关系。
孔子的“武教”，主要是以“仁”和“礼”为前提，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孔子在反对战争的同时又非常重视武学教育。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2]可见，孔子不仅肯定“勇”，而且把“勇”当成一种必要的美德。子路“勇于义”。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3] 这表面孔子对子路之勇的认同。不仅如此，孔子还把“勇”纳入其思想体系的核心——“仁”的范畴。所谓“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4] 就是说，“勇”是实现“仁”的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但要达到仁的境界，首先要有“勇”的品质。在战场搏杀中，主张“见危授命”的孔子毫无疑问要提倡无所畏惧的勇武精神。然而，孔子强调的“勇”又和“文”是紧密结合的。孔子认为，培养君子这种理想的人才，要注重仁、知、勇三个方面。所谓“勇”，主要是指勇敢精神和武勇。子曰：“勇而无礼则乱”。[5] 子曰：“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6] 孔子一方面反对穷兵黩武，滥杀无辜，另一方面在特定的情况下又主张诉诸武力。是否用兵要取决于战争的正义性，其衡量标准说到底就是他的仁和礼的哲学。卫灵公无道，向他传授用兵之道则是不仁之举，而反击费人的袭击是反抗侵略，保卫母邦，当然符合“仁”的标准，至于陈恒弑君在孔子看来简直就是犯上作乱，为了维护礼制，必须出兵讨伐。在这一点上，孔子的武学教育思想与兵家的思想如出一辙，《司马法·仁本》中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这或许不仅仅是巧合。
二、文武并重，先教而后战的备战思想
文武并重，富国强兵，是我国古代国防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孔子是倡导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武，就是军事力量。文，则有“文治”、“文德”、“文事”、“文教”等用法，大体上相当于今人所谓的政治。如作广义的理解，可以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精神等一切非军事力量在内。《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国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7]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
除了倡导文武并重的治国思想，孔子以十分慎重的态度对待战争。《论语·述而》记载：“子之所慎，斋（齐），战、疾。”孙武。又据《孙子兵法》记载：“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8] 孔子与孙武不谋而和，两人均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孔子还主张积极备战，重视对民众的武学教育。他强调的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和“御”就是当时重要的军事技能。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9]关于教民，朱熹的解释是：“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务农讲武之法。”在孔子生活的时代，没有专门从事作战的职业军人，我国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实行“寓兵于民，兵农合一”的民军制，因而平时参加生产劳动的“民”，战时就是兵，“教民”既包含政治意义，也包含军事意义，或者说军事训练是“教民”的一个方面。还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这里的“善人”即孔子常提到的“君子”。“君子”在先秦文献中一般指社会上层人士，但这里既然不用“君子”而用“善人”，说明二者之间未必等同。相比之下，“善人”二字似乎包含了更高的道德要求，用现在的话说，从事武学教育的人思想素质必须过硬。关于“七年”，朱熹的解释是：“谓其久也。”这就是说，加强战备要长期坚持，短期的突击是不能形成战斗力的。只有经过坚持不懈的长期努力，才能培养出披坚执锐，攻无不克的威武之师。在军事教育的内容方面，孔子主张教之六艺中的两项，即射、御。从孔子弟子的作战成绩中，可以看出孔子军事教育的积极效果。譬如，关于公元前483年的齐鲁之战，《史记·孔子世家》这样记载：
冉有为季氏将帅，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10]
这一事例也表明孔子先教后战的军事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行之有效的。孔子本人亦经常推崇尚武活动，学习武事。他身材魁梧，力气很大。《吕氏春秋》记载：“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当时的武学教育主要有射和御。孔子本人也积极参加射箭活动。所谓“孔子射于矍阳之圃，盖观者如堵墙”，[11] 就是形容孔子参加射箭活动时的盛况。御，就是驾驭车马。孔子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论语·子罕》：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这表明孔子是善于御的。孔子重视军备，把“足兵”与“足食”和“足信”视为最重要的治国方略。《论语·颜渊》记载：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的治国方略体现了文武思想的辩证统一，二者不可偏废。正如穀梁传襄公二十五年曰：“古者虽有文事，必有武备。”依照孔子的治国方略，“好战”和“忘战”均不可取。如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好站和忘战的教训均有记载。譬如，《说苑指武篇》记载：
夫兵不可玩，玩则无威；兵不可废，废则召寇。昔吴王夫差好战而亡，徐偃王无武亦灭。故明王之制国也，上不玩兵，下不废武。
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可保也。”又曰：楚文王伐徐，残之。徐偃王将死，曰：“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诈人之心，以至于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备乎！汉书艺文志曰：鸿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
三、将帅教育必须做到足智足勇足谋
孔子十分重视将帅的教育，要求将领必须足智足勇足谋。作为将帅，“德”的要求应放在第一位。孔子认为，人的原始性格本来是直率的，虚伪的性格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虚伪的行为曾使主体感到幸运而免于灾祸的缘故。所以，为政者必须具备正直的品质，“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对于那些虚伪的人，孔子也批评道：“巧言令色，鲜矣仁！”但是，孔子的这些道德准则是就修身和治国而言的，至于军事将领，他认为使用计谋权诈无可厚非。《韩非子·难一》中记载，晋文公采用舅犯的诈伪之术，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但在封赏的时候却把头功给了反对“以诈遇民”的雍季。他解释说：“夫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孔子对此非常赞同：“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事之利。”孔子思想中正直与权术的关系在这句话中概括得非常贴切。局限于“一时之权”而忘记“万世之利”的短视行为自然为孔子所不齿，但只知“万世之利”而“不知权变”同样也是他所反对的。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军事将领首先应具有“好谋”善思的素质，反对“匹夫之勇”，他对子路的评价似乎更能说明这一点。《论语·述而》记载：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子路在孔子的弟子中素以耿直和勇武著称，前面谈到孔子对他的肯定。《论语·颜渊》记载：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孔子说子路能够“片言折狱”，即只听取原告或被告一方的申诉就可以断定孰是孰非，因为他太正直了，没有人忍心欺骗他。可是在上面这段引文中，孔子对他就不那么认同了，因为这一次涉及的问题是军事指挥，就必须考虑“一时之权”了。子路不怕死，敢于徒手打老虎，精神固然可嘉，但孔子却不喜欢这个人协助他指挥三军。在军事方面，孔子赞成那种那种遇事恐惧的指挥官，因为只有遇事恐惧的人才能知道其中的利害深浅，才能谨慎处之。在这里，孔子赞成的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反对那种空手打虎枉送性命的有勇无谋者。最重要的是，他要求指挥官必须擅长谋略，并能取得成功。需要说明的是，孔子在这里给子路泼冷水，是出于因材施教，针对其“好勇过我，无所取材”的缺点而言的，可以说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绝不能片面地认为孔子主张让懦夫去带兵，他对于勇武同样是相当重视的。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军事将领也必须具有“勇”的品质。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提出一个人应有六种品德，其中就有“勇”。但他提倡的勇是“义勇”，他说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即主张“义”和“勇”，联系起来，以“义”规范“勇”，这同单纯提倡“勇”有所不同。孔子还强调军事将领必须“足智”。认为“智者不惑”。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一个合格的军事统帅应该是智勇双全的全才。
孔子的“武教”思想虽不像孙子兵法那样直接作用于军事，亦不像孙子兵法那样具有世界范围内的军事思想的影响，但在中国古代国防与军事教育思想史上产生的影响却非常深远，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毛泽东曾经对孔子的武学教育思想加以肯定。他于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仲尼取资于射御”、“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身体不健。”这当然是孔子重视武学教育的结果。孔子在教育实践中，把武学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体现了孔子的文武兼备思想，同时也在教育史上是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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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
[2] 《论语·宪问》
[3] 《论语·公治长》
[4] 《论语·宪问》
[5] 《论语·泰伯》
[6] 《论语·阳货》
[7] 《史记·孔子世家》
[8] 《孙子·计篇》
[9] 《论语·子路》。汉书刑法志曰：二伯之后，寖以陵夷。至鲁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赋，搜狩治兵大阅之事皆失其正，春秋书而讥之，以存王道。于是师旅亟动，百姓罷敝，无伏节死难之谊。孔子伤焉，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10] 《史记·孔子世家》
[11] 《礼记·射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