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贵州建省以来，文教逐渐振兴，涌现出一批批文人学者。一些土族民族的青少年也学习汉文经史，参加科举考试，其中有中选登科，步入仕途者，也有一些深通文史，有诗文或学术著述传世者。清代嘉道咸同之际的苗族诗文家龙绍纳，著作斐然可观。由于多种原因，长期湮没无闻，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经学者评价，才为人所知。但对其文学成就的总体评价及其在贵州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未有恰切的评断。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些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
龙绍纳（1792-1873），字廷飏，号木斋，晚号竹溪，清黎平府锦屏县亮寨司人。父亲龙超，曾入太学。绍纳五岁丧父，九岁失母，由长兄绍轲抚养成立。绍纳天资颖异，读书过目成诵，“长为文，矫矫不群”，十七岁“应童子试，冠一军”（吴师贤《木斋先生墓志铭》），入学为秀才，不久得食饘饩（奖学金），岁试均列优等，但乡试多次落第。道光十六年（1836年），贵州学正贾亮侪视学到黎平，读到绍纳的诗文，对黎平府学教授李云庵说：“纳文、赋并佳，经艺尤绝，可冠通省。”贾学使回省城向巡抚贺耦庚（长龄）谈及，贺中丞嘱粮道致书促赴贵山书院肄业。当时书院山长文定斋（舒曜），系湖北名宿，见绍纳文，叹赏不已，一时有“龙之为灵昭昭”之誉。十七年（1837年）乡试，绍纳终于中举。同科的有遵义诗人郑珍。明年，赴京会试，报罢。以后几年，又两次失利，绍纳年过五旬，绝意仕进，于乡间团馆授徒，琢育后辈，并致于诗文创作与学术研究。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绍纳移馆于天柱县的厦村，在此授徒达五年之久。其门生徐之瑛、徐之镐、吴型之、吴齐之、宗灿、宗烂、宗辉等先后入泮成为秀才，有的考取举人。此后回归故里，潜心读书撰述。晚年遭逢各族农民大起义，他避处深山僻岭间，不预世事。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三月初一日辞世，享年八十一岁。
平生著述有《亮川前集》二卷、《续集》二卷、《试帖》二卷、《文集杂荐》四卷。光绪四年（1878年）由其子世衔等刊刻行世。龙氏为黎平大族，“忠臣、逸士、孝子、贤媛，代不乏人”（ 吴师贤《木斋先生墓志铭》），为了让先辈“风轨德音”不致湮没，绍纳“拾旧闻、网罗散佚”，“悉心编辑”，花去几十年的功夫，撰成《龙氏族谱》八卷。
由于印数有限，地处边远，龙绍纳的著作传播不广，省内各家图书馆已难寻其刻本。上世纪80年代，锦屏县方志办的同志去亮寨司寻访，在绍纳后裔龙源先生那里得《亮川集》四卷，是龙氏诗文集，《龙氏家谱》八卷仍存，还有《试帖》二卷的刻板一百块。县志办将《亮川集》点校（姚炽昌、欧阳克俭、龙连云点校），于1993年铅印散发。由此引起学术界注目，先后在省内报刊发表十多篇研究文章。
二
《亮川集》共四卷：卷一为《亮川诗集》，收诗87首；卷二为《亮川赋稿》，收入赋18篇；卷三为《亮川杂俎》，收入论、记、传、序等各体文章21篇；卷四无名称，收入考、碑文、祭文、祝文、墓志铭等各体文章25篇。
就诗歌而论，所抒写多是家乡一带的山川风物、朋友赠答以及民俗风情等，题材范围较狭，晚年虽遇民族起义，但反映乱离景象的作品绝少。诗人长期生活在苗乡侗寨之间，对这里一水一石、一木一草都赋予爱恋的深情。所写《亮川八景》、《厦村八景》以《南泉山》、《神鱼井》以及《艾虎鸡》《鸡土从》《咏竹鸡》等咏物诗，不惟景物有山乡特色，而且孕含着浓郁的民族风情。
《亮川八景》之一的东出云描绘山间云彩的变幻：
无数烟云触石生，蓬莱五色望中呈。
青龙佳气常葱郁，苍狗殊形几变更。
雨过佛头披絮帽，日临仙掌照铜钲。
此间便是神山否？缥缈楼台画不成。
此诗原注：“司左一山，兀立如人，高镇一方，每天将雨，必有云出，居人一卜阴晴。”云萦绕山岫，时而青龙，时而苍狗，变幻无常，有如蓬莱仙境，楼台缥缈。丰富瑰奇的想像，给人多彩的美感享受。
另一首《江水左环》中有句云：“恼人秋树无情碧，媚我春花着力红。鸥影浮沉波上下，渔歌酬唱岸西东。”把亮江两岸的迷人景色和渔歌互答的情趣，描绘得生动活泼，诗情画意交融，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厦村八景》中《鼓鸣深涧》写道：
镗鎝声从涧底回，不曾风雨也闻雷。
正平善打渔阳鼓，直向龙宫喷出来。
用弥衡“打鼓骂曹”的典故，来形容涧底的巨大声响。另一首《梵寺蟠螺》：
凝秀山腰锁碧烟，青螺一点自盘旋。
此间好听生公法，来伴孤云白鹤眠。
用“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典故，凭添佛家神秘的氛围。两个典故用得自然贴切，增强了历史感与新奇感。
一些诗歌反映出当地特有民俗。如《村居杂兴》四首有这样的诗句：“暂放斗牛寻乐趣，闲携笼鸟听啼声。延巫打鼓常终夜，宴客高歌忘五更。”“剪短髫姑待字，高蟠作髫妇新婚。青蓝衣服翻鸦色，啁哳声音杂鸟言。”山民们“岁岁事躬耕”，十分劳苦，但他们懂得生活，忙里抽闲，寻找“斗牛”、“笼鸟”的乐趣。但也有一些陋习，如生病后请巫师冲锣送鬼；宴客时互相对歌到天明。未嫁姑娘梳一小髫，出嫁则盘高髫，形如青螺；衣服全是青蓝，自家染制。这都是当地民族特有风习。
明清以来，不少汉族文人到过苗乡，写了不少《黔苗竹枝词》之类的作品，以猎奇的心态描写少数民族习俗。由于对苗民生活习尚了解不深，往往有歪曲的描写。龙绍纳以苗族人的身份描写民族习俗，既准确，又形象。
一些咏物之作，借写物以隐讽世事。如《艾虎》写端午节采艾枝叶扎制虎形的活动。诗末点题：“才信市中真有虎，人心咫尺伏机关。”《咏竹鸡》写竹鸡鸣声，好似劝导远行“为利亦为名”的行客，一路务需小心。诗末云：“不如南山下，春雨一犁耕。”引人反思，有警世的意义。
一些应酬之作，不一一论述。就龙氏总体诗风而论，与当时的“宋诗派”为近。如《寿贵州皋司唐镜海同年六十》长篇古风，有840字。诗中以比拟的手法，记述唐氏一生的经历，用典颇多，这正是“以文入诗”、“以议论入诗”的宋诗派主要特征。此诗显示了龙氏深厚的功力。这是龙氏代其恩师文舒曜所写的祝寿诗。唐镜海名鉴，长沙人，道光中期来贵州任按察使。他是著名的理学家，曾国藩的老师。后任太常寺卿，鸦片战争期间弹劾琦善，耆英等奸臣，直声震天下。龙氏此诗气势磅礴，堪称佳构。
《亮川赋稿》18篇，其中写山水的5篇，咏物的4篇，叙事的2篇，言志的7篇。以描绘山水之作为佳。
《亮川赋》描绘故乡一带的秀绝风光。如云：“锦屏为障，香炉为岑，三江为带，五溪为襟，松枞为木，衫桧为林……”这是宏观的鸟瞰。“况复亮江之滨，两山包裹，怪石巉岩，奇峰嵯峨……”这是细微的描绘，展现出亮江流域自然景色的秀丽和田园的肥沃、物产的丰饶。
《甲秀楼赋》有两篇，前一篇写楼的形象及周围景色，后一篇写登楼所见及观赏情趣。现录观赏情趣一节：
尔乃天气清明，人情欢畅，日丽风和，心怡神旷。携得惊人句到，背李贺之奚囊；认将直面写来，开徐熙之画幛。高瞻远瞩，无限低回；密咏恬吟，几番惆怅。欲举首而近日，连步同升；思引手而摘星，缘梯而上。于是驻锦鞯，停华盖；侈盛游，联嘉会；披翠烟，拂苍霭；觅鱼汀，听石濑。卧元龙百尺，寄情山水之间，看黄鹤千寻，骋目在云霄之外。……
写出游人观赏胜景的欢乐情态，展示赋体铺张扬厉的特征。
一些赋有较强的思辨色彩。如《善问如攻坚木赋》、《思不出其位赋》、《载酒问奇字赋》等，用典较多，难以卒读。也有一些赋想像瑰奇，形象鲜丽，读起来韵调谐和，铿锵顿挫。如《观云悟笔赋》，从观察云彩的形态变化，进而体悟出书法的笔势奇崛。《好鸟鸣高枝赋》描绘众鸟啼鸣的奇妙景象，充溢着大自然的蓬勃生机。
三
《亮川杂俎》中的“论”6篇，是学术性论文，有论政教的，如《敷教在宽论》、《学古入官论》，有论道德修养的，如《慎修思永论》、《读书以穷理论》，也有论历史人物的，如《唐王圭魏征不死建成论》。这些论文，均有作者独到的见解，如《同律度量衡论》中云：“声律身度，聿开有夏之规；角甬平衡，遂绵有周之绪。八荒不自为风气，亿姓各守其章，不愆不忘，无偏无党，所由叶统同之礼，而致大同之化也欤！”把声律与度、量、衡的统一规范，提到创建“大同”理想社会的高度。
“序”有4篇，有寿序、赠行序、咏物序等。其中《杉君子传序》，把杉木比作君子。我国古代文士，历来把兰、莲、竹视为“君子”，写有文章、诗歌加以赞颂，而龙绍纳则独出心裁，独赞杉为君子。文中写道：
以予论之。兰以韵胜，莲以净胜，菊以节胜，殆高人杰士之流。若云君子，未敢许可。竹虽有可为君子之姿，然竹中虚，杉中实，且菊犹有婀娜拜舞之态，而杉且亭亭独立，绝非俯首下人者比。
龙氏之所以盛赞杉木，是与他生活的环境相关。黎平府各属清水江两岸，盛产杉木，林业成为当地的重要产业。杉木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好处，所以热爱它、赞美它。他还写有《杉君子传》，以拟人化手法描绘杉木的习性与品格。文中把“杉君子”同“亮川松君”、“榕江榕君”联系起来描述，编撰了有趣的故事。文章最后用“论曰”加以评论，提国家选用人才的问题，寓意深刻。
这一卷中还有几篇“记”，主要是山水游记和桥碑、庙碑。《游挪伽山记》和《游狮子山记》较佳。前文中一节写游山的乐趣：
时方首夏，闻山鸟曼声长歌。如鼓簧焉，间止间作。见飞鼠树间往来如织，戏拾石击之，鼠惊纵横。飞窜甚疾。予大笑。新笋兀兀出林，大数围，长数尺。数小儿戏其下，见予，谑曰：“汝食笋乎？”竟起攀之，笋不蹶。予又大笑。
选用几个细节来表现游山的快乐，生动有趣。很有生活气息，也显示出作者个性特征。
第四卷中，有“考”8篇，如《夜郎疆域考》、《龙标考》、《铜鼓考》、《沅水考》等，属历史地理考证文章。《诸葛古迹考》，对黔东南各地的多处诸葛亮遗迹的来由，作了推论和考证，认为诸葛亮遣马良通“五溪”，马良代表诸葛亮巡行之处，自然留下诸葛亮遣迹。其说虽牵强，但不无道理。龙绍纳的故居“亮寨”、附近的“亮江”，都是为缅怀诸葛亮而命名的。
集中还有“帐文”、“祝文”、“诔辞”、“祭文”等，多涉及鬼神灵异之事，意义不大。
《吴冰壶先生挽章》，属祭吊一类文字，所挽的是一位学生家长。文中描绘吴氏的性格特征与精神风貌，颇为传神。如云：
先生性诚朴，无外饰，而气颇豪。每当感慨时事之余，一片侠肠辄寄之于酒。酒后耳热，慷概悲歌，怒发上竖，大有惭离击筑，荆轲高之慨。
一位雄豪侠义之士的形象，跃然于纸上。文中还描述了吴先生的远见卓识：
咸丰改元，太平日久，人行思乱。先生知不可支，避迹天保山，结茅以居，课种蔬果。及变作，村里多被焚毁，而山居得全，姑知先生之计之预也。
文中隐约反映了民族起义中的情况。从行文意趣推知，作者是反对叛乱的。这是封建文人必然的局限。
集中有几首题像辞。《自题小像》抒写个人的人生志趣，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色。其自赞曰：“势利场，判得断；繁华事，打得散。名是缰，莫羁绊；礼是舟，莫毁缆。狂一半、傲一半。文章千古，功名一时。莫嗟叹，立足脚跟不动摇，红尘不损铁罗汉！”足见他淡泊名利，耿介孤高，不苟同于流俗，自然就不见容于污浊的社会，确是生活中的“铁罗汉”。
四
综观龙绍纳的著述，大约分为三个部分：诗歌、古文和学术论文。就总体成就而论，学术研究不及文学创作；文学创作中，古文胜于诗歌。
学术研究中，几篇“考”的学术价值较高。如《夜郎疆域考》，引述汉、晋、唐有关夜郎郡，县建置的史料，指出：“一夜郎也，或大或小，或分或合，或废或置，诚以与汉比大。襟六诏而带五溪，控巴渝而引交广，故无处不可以夜郎名之。”又引证李白流夜时期的诗作，作出“李白非不至夜郎也”的论断，颇有见地。《龙标考》，提出“县在黔阳而尉在龙里”的论断，有一定的道理。《铜鼓考》引证不少历史资料，述其铸造源流，均有价值。
有学术论文如此，足以在贵州学术史占一席之地。
龙氏现存诗歌不多，题材较窄，社会信息容量不大。晚年20年间正处于民族大起义时期，仅有《送黎守胡文忠公证苗》二首涉及此事。文忠为胡林翼谥号，他于咸丰中期任黎平知府，镇苗有功，调任湖北巡抚，与曾国藩共同对太平军作战。龙绍纳还有《恭送胡文忠公徂征革夷诗序》，其对起义军的态度可知。由于他避居上乡，远离“势利场”，不惹尘世是非，因而不愿以诗笔涉及世事。他的乡试同年郑珍却未置身事外，敢于直面社会现实，既写了农民军入占其乡园的情况，也揭露官兵绅练追捐派款、逼杀民命的惨痛事件，成为一代“诗史”。
龙氏诗歌成就不高的缘由，大约于此可知。
龙氏能写出意境淡远、幽情的散文，而骈体的“赋”更见功夫。“赋”这一文体起于战国末期，盛于两汉、魏晋，其中抒情小赋尤为人们喜爱。其后赋体渐衰，文士们偶一为之，也有佳构，如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至今脍炙人口。清中叶骈文中兴，涌现“八大家”，大家之一的洪亮吉视学贵州，为黔东南的风光所激动，写了《狮子岩赞》、《少洞寨赞》和《白水河赞》等骈文体。也许龙绍纳受其启发，用骈体的“赋”来赞美家乡风物，进而以这一文体抒情言志。龙氏“赋”不仅数量多，艺术性也佳，在贵州的骈文作家中，可与刘藻（有《姑听轩四六》）比肩而立。
在黔中诗文家中，龙绍纳的成就自然不能与郑珍、莫友芝等相提并论；在黎平作家中，大约与胡长新、彭应珠等为同列。但是，龙绍纳身后的一百多年间，却没没无闻。陈田等辑的《黔诗纪略后编》没有龙氏作品，而胡、彭二人却录了几首。光绪《黎平府志》和民国《贵州通志·人物》都收录龙绍纳的小传，但李独清所辑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却没有收录龙氏的诗文集目录。1981年出版的《苗族文学史》，及稍后的《苗族简史》，也没有提及龙绍纳，真是咄咄怪事。
龙绍纳之所以长期不为学术界所知，也许有如下缘由：
一是他生前交游面不广。从其诗文中涉及的诗友，仅有朱莲池、徐涤斋、石次山、吴冰壶等几位，而他们的名望都不高，不能引起外界注目。他的同年郑珍，两次同龙绍纳进金参加会试（1838年和1844年），同住在樱桃斜街的贵州会馆，一定是相互接触过，但郑珍的诗歌中未提及龙绍纳这位同年友。还有一桩奇怪的事：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会试后，举行举人“大挑”（清制：举人参加三次会试未中者，由王公大臣举行面试，评一等者可任知县，二等者可以教职任用），郑珍评为二等，第二年出任古州厅（今榕江县）学训导。为什么龙绍纳连二等奖都未得到？这个历史之谜值得进一步探讨。
其次，龙绍纳长期居处边远山乡，形成自我封闭状态。他虽然受知于学使和巡抚，一度赴贵山书院肄业，但为时不久，中举后仍回乡教馆，几乎与外界失去联系。1845年郑珍从古州送童生去黎平参加院试，龙绍纳已去天柱厦村教书，未来黎平与同年相见。
第三是作品传播不广。生前很少与外界的诗友交流唱和；诗文集刻印后，也未广泛赠阅与发行，以致外界无法得知其作品。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人发现龙氏诗文集，并在报刊上评价，引起学术界注意。《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仅仅收录了龙氏诗2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黄万机《贵州汉文学发展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在“各府州散文家”一章中，第一首为“龙绍纳《亮川集》”，以两千多字的篇幅评论这位苗族作家，肯定了他在贵州文学史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