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张新民教授 范丽庆 摄
2018年岁末到贵州，本是前往德江采访一个古老的非遗项目——“傩戏”——素称“中国戏剧的活化石”。临近结束时，梅兰芳纪念馆刘祯馆长问我：“你想不想采访一下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张新民院长？他是贵州国学界的领军人物。”
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有机会见到博学儒雅的张新民教授，给我一个人讲了一堂“阳明学”——明代学者王阳明官场遭贬，落难贵州，在龙场“悟道”，在贵阳讲学，提出“知行合一”说、“良知”说。多年来，张新民和一批文化学者，在贵州省各级领导支持下，创办中国文化书院，推动儒学研究，使“阳明学”成为贵州的一张文化名片。
在苦难中好学求知走上学术道路
年近70的张新民教授，出生在书香世家，父亲是教中国古代史的大学教授。张新民从小就背诵《论语》《大学》《中庸》一类课蒙读物，中国文化的血脉不知不觉流淌在生命之中。
1980年，张新民陪伴父亲赴南京、上海等地查阅古籍整理资料留影
“文革”中，张新民下乡当了4年知青，让他体验了中国的乡村社会，他把自己下乡的后寨湾，比作王阳明“百死千难”悟道的龙场。“龙场”生活教会了他动心忍性的功夫，那是花任何学费也买不来的生命的学问。
在那个一书难求的“书荒”年代，张新民在繁重的农业劳动之余，仍然坚持读书，四处求书。有时候步行20多公里跑到县城，只为借一本书。读得最多的是小说，莱蒙托夫的《孤帆》中的个别警句，一段时间内成了他的人生座右铭。
青年时代的张新民苦读中国古典书籍
知青生涯刚一结束，张新民父亲被抄走的部分藏书，幸运地得到归还。这让他的年轻心灵如饮甘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就是那时候通读的。他的阅读速度惊人。一部《资治通鉴》，几乎一天读一卷，用一年时间就读完了。
还在读研究生之前，张新民就开始协助父亲撰写《史通笺注》，跑了全国好几个大图书馆查阅资料。考上研究生后，恰好全国方志修纂工作刚刚恢复，他便转入方志研究工作，撰写了一部《贵州地方志考稿》。这部书稿花了他两年多时间，每天早出晚归泡在图书馆，通读了近300部贵州地方志，白天抄书做卡片，晚上整理做提要。书稿后来油印成厚厚的5大册，分赠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
1985年6月，张新民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
1985年，张新民开始在贵州师范大学任教,一度沉迷于考据，关注乾嘉学者的治学方法。由于考据文章写得颇为老道，当时北师大的刘家和先生，居然打听张新民是不是学界的老先生。
创办文化书院，改变过分西化的办学模式
张新民在贵州师范大学任教18年，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当过历史系副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历史文献学两个硕士点的领衔导师。2002年，他调入贵州大学，创办中国文化书院，试图以创办书院的方式来寻求体制的突破。这一探索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让记者感兴趣的是，书院是中国古代的教学模式，自唐代以来已有上千年历史，今天再来创办传统书院有什么意义呢？
张新民教授告诉我，贵州创办的书院，不是一所，而是两所。一所在体制内，就是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另一所在体制外，是蒋庆先生创办的“阳明精舍”。各有甘苦，一言难尽。
创办书院，就是为儒家学说找一个安居之所。张新民说，书院是以导师为中心而非以课程为中心，形成了自由讲学的开放风气。1901年清廷正式颁文废书院改学堂，书院蓬勃发展的生命戛然中止，儒学逐渐从中心退居边缘。但是不少有识之士也在反思，完全废除书院的做法是否合理。例如，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便十分惋惜书院精神的丢失；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就与他一度充任书院院长的经历有关。我们现在也在反思中国教育的缺失，教育生态应该多元化。完全由国家包揽教育，不利于民间社会自治机制所激发出来的创造性生机。我们创办书院，不仅是要绵延中国文化的精神命脉，更重要的是要改变过分西化的办学模式，做到知识教育与价值教育互动，专业培养与人格成长并重，将久违的人文精神世界重新召唤回学校，重建更能代表华夏民族宏大气象的学统和道统。
2011年5月9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在贵州调研时，曾经到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视察。当时，师生们正在举行“溪山论道”读书会活动，话题是：“我读《大学》——以‘五四’精神解读‘修齐治平’的当代价值”。习近平一行轻轻地走进教室，坐下来听同学们的发言和老师的点评。讨论结束后，习近平与大学生亲切交谈。他说，很高兴在这里看到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博学讲坛，今天师生们在这里学《大学》，并且以“五四”精神解读它的现代意义、时代精神，别开生面。习近平还说，学习国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它当古董摆设，也不是食古不化、作茧自缚，而是要变成内心的源泉动力，做到格物穷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当时还是2011年，习近平在讲话中明确地释放出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信息。这给张新民和文化书院的师生们带来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清水江文书”研究拓展新的学科领域
张新民从事文化研究是从研究地方志开始的，迄今已有近40年的研究经历。他认为，从乡土社会认知解释中国，是值得重视的一条学术道路。最近，他参与主持出版了80册的《赫章彝文古籍合集》，是多年关注乡邦文献搜集整理的结果。
在这方面，让他付出最多时间和精力，也是最有成就感的，是清水江流域民间契约文书的考释与整理。
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开题论证会上，张新民教授作为课题首席专家作主旨发言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清水江文书”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而在学术界，它已成为“世界级的人类记忆文化遗产”。“清水江文书”，是从明末清初到20世纪50年代，贵州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人民经营林业贸易的民间契约，目前至少有10万件遗存于民间。其数量之丰厚已超过了“徽州文书”。张新民认为，“清水江学”有望成为与“敦煌学”“徽学”鼎足并列的国际性显学。
10多年来，张新民跑遍了黔东南各个县，深感清水江文书是乡民社会生活的重要原始实录，每一份文书后面都站立着活生生的人，有着活生生的故事。出于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判断，他一直坚持整理考释清水江文书，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抢救和保护这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目前，“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已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立项，首批《清水江文书·天柱卷》共22册也已公开出版。以贵州本土学者为中心，形成了一批全国性的研究队伍。贵州学者已先后拿到20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或发表的研究成果数量相当可观。
对此，张新民并不自满，他说，“清水江学”的学术研究工作才刚刚起步，未来的发展前景十分诱人。我只是为他人开山铺路的一块石子，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行走在宽广的学术大道上。
两岸在儒学研究中应该有相互了解和尊重
2014年年底，“港台新儒家”代表性人物牟宗三先生的弟子李明辉教授，发表《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一文，引起大陆学者热议。对于李明辉先生的抱怨，张新民教授有什么看法呢？
2014年12月19日，张新民（前排左三）在缅甸蒲甘参加中国、缅甸、印度佛学研讨会
其实，张新民当时就在深圳出席“经典经学与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了主题发言，还主持了闭幕式。他听到了李明辉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
张新民认为，李明辉先生对大陆新儒家的批评，表面固然十分理性，暗中仍藏有意气和门户之见。因为近年来大陆学者批评牟先生的很多，主要不在于他所提倡的“生命的学问”，而在于他的学说建构过于“思辨化”即“西方化”。张新民说，我理解李先生维护师门的内在心境，但不愿看到儒家内部干戈相向、自贬自损，两岸学者在儒学研究中应该有相互了解和尊重。
李明辉先生认为“现在台湾不再讲政治儒学，那是因为它已经成为现实，再也不用特别提倡”。张新民认为是有失妥当的。人类的政治生活一天不完善，就一天需要寻找对治和解决的方法，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可避免存在大量弊端，即使西方自由主义者也在展开各种内部的批判工作。譬如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 )的《美国的不满：寻找公共哲学的美国》一书，就多方面地反思和批判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弊端。民主制度的建构决非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儒家积累了上千年的政治智慧，当然可以再次激活为现代政治批判或现代制度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重新在面向未来的社会中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
拯救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空虚危机
宗教冲突至今依然是一个世界难题，今天也有学者将儒学视为一种宗教。怎样看待这一说法，儒学研究的复兴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2016年4月23日，张新民教授在浙江湖畔大学讲学
张新民教授认为，儒家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心的位置，渗透于社会法律伦理公私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可以说是一国民族之“国教”。但儒学从来没有任何排斥或压抑其他宗教的意图，从未像西方一神论宗教的排他性。16世纪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传教，便大为惊诧中国的宗教氛围竟然如此宽容。当时基督教之所以能够与儒教和平交流，也得力于已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的包融精神。儒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严格组织化的宗教，但却有着西方宗教意义上的超越精神。我们如果寻找一种能够包容一切宗教信仰的主流意识，重新建构能代表国家精神的象征符号，同时又尊重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维护社会空间多元宗教并存的秩序格局，目前只有儒教可以充当这一角色。
张新民认为，儒家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不是与其他宗教争地位，而是如何恢复和重建教化体系，其中包括让经典阅读活动重新进入课堂。因而需要开展大量扎实严谨的学理研究工作。儒教无论作为宗教或哲学都有自己极为独特的性格，它长期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发挥着支配的作用，但并不像其他宗教那样走组织化、建制化的道路。历史上的儒教从未因信仰问题与其他宗教发生过你死我活式的冲突或战争，反而以包融的方式形成了涵盖整个东亚的儒教文化圈。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完全可以成为世界文明对话的主导力量。
张新民说，现代中国与物质繁荣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精神空虚，士林学风的败坏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重新复兴发展儒学，也是拯救现代人的精神空虚危机。
创办全国第一家阳明学研究刊物
在采访中，张新民院长一直试图用最简洁的语言，让我领悟“阳明学”的精髓。他还送给记者一本由他主编的《阳明学刊》。这本大型学刊目前已经出版了第八辑，其中有一个“国外阳明学研究”板块，收录了日本学者大场一央和德国学者大卫·巴托识的两篇论文。
令人赞叹的，不仅仅是他在办刊中，从组稿、出版到经费筹集所付出的辛苦，而是他竟然敢于在王阳明受到批判，传统心学学派被打入冷宫的年代，创办这样一本阳明学研究刊物的勇气。如今，“阳明学”由冷变热，他是直接的推动者。
记者问张新民教授，后世对“王学”即“阳明学”的批判也不少，比如从清初开始就有人指责“王学”空疏。您认为阳明心学最直接有效的作用在什么地方？
2017年11月18日,张新民教授（左三）在北京“唤醒良知真学实修”第二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上，荣获“国学传承奖”
张新民说，王阳明与朱熹一样，都是直接上承先秦孔、孟道统命脉，重塑华夏民族精神的重要历史人物。王阳明是在残酷的政治迫害环境中证悟生命真理的。不幸的是，明朝的覆灭影响了“王学”的发展，阳明心学自始自终未成为官学，批评“王学”的空疏成了清初的话语主流。王门后学特别是“现成良知”之说的确存在空疏弊病，但从阳明自身的学问宗旨及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事迹看，王门后学的空疏未必就是“王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在更深广的“三教合一”的整体历史背景下挖掘其深层原因。
王阳明以他一生的“行事”，见证了本体与工夫互动的重要，他在不断的生命实践活动中，或者从工夫证入本体，或者从本体开出工夫，最后归纳总结为同时兼顾本体与工夫的“良知说”，代表了他一生追求光明人性并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显得极为殊胜的智慧结晶。今天我们发扬“良知说”，同阳明当年一样，也有积极意义。
今天的现实生活，功利荼毒人心，“良知学”可以直接启发人的本心本性，做到“知行合一”，从而改变今日戾气弥漫的社会病态现象。维护人的尊严，维护人的权利，永远是我们的价值向往和目的诉求。
人物简介
张新民，字止善，号迂叟，1950年3月生于贵阳。贵州大学教授、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学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贵州省儒学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历史文献学、区域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撰有《贵州地方志考稿》《贵州地方志论纲》》《贵州：学术思想世界重访》《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阳明精粹·哲思探微》《存在与体悟》《中国文化的意义世界》等多种学术专著，整理点校《锦江禅灯》《黔志》《黔游记》等多种古籍，主编《黔灵丛书》《天柱文书》（22册）等，创办大型学术刊物《阳明学刊》。
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 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