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教育资源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被改造甚至被取代的悲剧命运是注定的，但仅仅满足于这种解释，则无疑太过简单。我国的传统教育资源如官学、书院、社学、义学等，逐步形成并适应于以宗法血缘为基础、以儒家纲常伦教为核心的传统农业社会，对中华文明辉煌成就的取得及其数千年庚续不绝历史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使我国的传统教育达到了人类农业文明时代的最高水平。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晚清中国蹒跚迈向现代社会，传统教育资源的不适应性便日趋暴露无遗，以至于最终以不同的方式终结了各自的历史。从表面上看，传统教育资源因其不适应社会现代化的一面而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教育发展的历史理性的必然结果，无须惋惜；但是，这并不表明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教育资源无所作为或者说它只能起阻碍作用，更不意味现代教育因此而能与传统教育资源一刀两断。事实上，传统教育资源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不断地进行着现代转化，将自身融入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并因此与现代教育建立了难以割舍的联系。本文拟对晚清书院的嬗变及其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加以研究，以期说明传统教育资源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一历史理性。
一、晚清书院嬗变的原因分析
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教育资源，书院之名始于唐朝中叶，唐末五代开始发展成为聚书授徒讲学的教育机构，宋代始有一批著名的书院出现，此后，书院为历代所承，历久不断。清初鉴于明季书院讲学结社、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之风，曾禁止开设书院，但书院在读书人中间影响至深，禁而不绝。顺治十四年（1657），准许修复衡阳石鼓书院，实为书院开禁之先声。雍正十一年（1733）正式放开书院禁令，谕令各直省城设立书院，并各赐帑金千两为营建之费，各直省城先后修复或新建了20余所书院，此后，各府、州、县书院相继建立。到19世纪中叶，书院遍于天下，商衍鎏估计：有清一代“合之十余行省，必近二、三千之数[1]”；而据今人研究，清代书院达3781所，其中，同、光两朝新建1035所，也就是说到鸦片战争时期，书院有两千余所[2]。但在清代书院表面繁荣的背后则潜伏着危机：一是晚清中国社会在西方的冲击下开始的现代转型，向包括书院在内的传统教育资源的继续生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二是清代书院虽然数量繁荣，但在质量上却日益衰败。这两方面因素促使晚清书院嬗变，开始其现代转化进程。
（一）社会转型呼唤书院嬗变
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遭遇到了一连串来自西方的日益严重的冲击，灾难不断，创痛日深。习惯于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东方帝国，一次次屈服于“泰西”的坚船利炮，不得不靠签订出买主权的条约来换取帝国的暂时安宁。在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的冲击与裹挟之下，晚清中国在日益深陷“半边缘化”[3]的痛苦中，开始现代转型。转型的痛苦不仅在于自视为天下中心的帝国沦落到要靠出卖主权方能求得安宁的地步，而且在于国人敝帚自珍的儒家纲常伦教在与泰西“奇技淫巧”的较量中不堪一击，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间朝野对来自西方的冲击缺乏充分的认识，白白浪费了二十年的宝贵时光，直至19世纪60年代后，在更加严重的威胁面前，清政府才着手举办洋务，拉开晚清现代转型的序幕。
书院同其它传统教育资源一样，是以传统社会为其赖以运转的基础的。因而，当传统社会因西方的冲击而开始转型之时，书院面临严峻的挑战乃题中应有之意。挑战来自于时变对新型人才的要求，19世纪60年代由举办洋务而开始的现代转型首先遇到的是人才问题，谈判签约、造船操炮、建厂练兵、修建铁路、政治革新等都需要新式人才，这些人才在知识、能力、品德等方面必须具备能适应晚清社会现代转型要求的素质。然而，由书院、官学、义学、社学等为主体构成的晚清教育，以八股时文为内容、以科举入仕为目标，实在无力承担培养这类新型人才的任务；即使是理想的以聚徒讲学为特征的书院，所讲所研无非是传统的经史之学，所谓通经致用，无非在考证训诂之外，对传统的典章制度、田赋、漕运、河政等有所涉猎而已，至于洋务所亟需的“西学”则少有兼及。显然，旧式教育培养的只能是善于应付科场考试的旧式绅士，他们的知识和能力结构能适应于传统农业文明，但并不能应付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的挑战，无法满足社会现代转型对新型人才的需求。在此背景下，书院等传统教育资源要想一成不变地继续生存，已为势所难容，即使是想在原有基础之上小修补，亦恐难以完全适应时变的要求了。
伴随晚清现代转型的启动，晚清第一所官办新型教育机构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创立，拉开了传统教育向现代转型的序幕。在此后三十余年间的洋务运动期间，各地相继创办了一批培养外语、军事及各类专门技术人才的新式学堂，据统计，从1862年到1893年间设立的各类新式学堂“总数约二十六七所[4]”。同时，教会学校作为新型教育机构也推动了晚清教育的现代转型，1839年在澳门创办的马礼逊学堂是最早在中国本土上开办的教会学校，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教会学校迅速发展，据统计：19世纪60年代以前，教会学校不过四五十所，到70年代末则达800余所[5]。新式学堂的创立和教会学校的出现，打破了书院、官学等传统教育资源一统天下的传统教育格局，给书院等传统教育资源施加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新式学堂、教会学校以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模式运行，为传统教育资源的转化树立了榜样；二是新式学堂和教会学校以适应晚清社会现代转型的方式迅速成长，给传统教育资源带来了不得不向现代转化的压力。榜样引之于前，压力施之于后，晚清书院的变革势在必行。
（二）书院的衰败是晚清书院嬗变的内在动因
晚清“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给书院带来的是嬗变的外部压力，而书院的衰败则是晚清书院不得不变的内在动因。
1、书院严重官学化
书院官学化在元代已经出现，据《元史》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明文准许建立书院，规定书院设山长一员，“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经费虽主要靠“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6]，但官府也提供一定的经费，如为山长提供钱粮，在书院专设掌钱谷的教职等，可见元代书院的官学化已相当明显。清代在解除书院禁令后，采取了加强管理的措施，通过为书院提供经费、延聘山长、选录生徒等方式，使官学化更加严重。具体而言：第一，清代通过为书院提供经费支持来干预书院运作。雍正皇帝在允许开设书院的谕令中规定：“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着该督抚商酌奉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预为筹画，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7]。”至于各府州县书院，“或绅士捐资倡立，或地方官拨公款经理”[8]。第二，清代对书院山长的选聘、生徒的选录均严加控制。乾隆元年（1736）谕礼部：“该部即行文各省督抚学政，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9]”乾隆九年议准：“嗣后书院肄业之人令各州县秉公选择，报送各布政使会同专司稽查之道员再加考验，其果才堪造就，质非佻达者，方准留院肄业，毋得擅行收送。[10]”道光十四年（1835）最终确定：省会书院院长由学政会同督抚共举，各府县书院院长由地方官会同教官、绅耆共同举报。上述措施的采行表明，清代书院已严重官学化。书院的官学化尤其是官府对书院院长任命权的把持，导致书院院长虚悬、庸师充塞，质量不保。时人戴钧衡批评道：近世“省会书院大府主之，散府书院太守主之，以科第相高，以声气相结，不必尽贤有德之士类，与主之者为通家故旧，或转因通家故旧之请托。降而州县书院，则牧令不能自主，其山长悉由大吏推荐，往往终岁弗得见，以束修奉之上官而已[11]。”书院成为市惠应酬之具，焉有不衰之理。
2、书院完全沦为科举的附庸
科举自隋唐创制以来，经历代不断完善，逐步成为封建王朝选任官员的主要途径，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理想通过科举制度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到明代，甚至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12]的风气，科举制度的选官功能进一步强化。这种制度导引士子奔竞于科举之途，将学校等教育机构变成为科举服务的场所，书院虽以讲学和研究学问为特质，但也不能不受到科举的影响。
清承明制，任官只重科举正途，科考单凭八股时文，官学成为科举训练场，书院也在科举强大的辐射之下，以时文制艺为务、以科举入仕为目标，遂成科举附庸。这种状况自开书院禁令后不久就出现了，乾隆帝在1736年训饬直省书院师生时即批评道“若仅攻举业，已为儒者末务”[13]，显见那时书院专务举业的风气已很盛行。为了使书院生徒弃举业而务实学，乾隆要求：“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仿《分年读书法》，予之程课，使贯通乎经史[14]。”但科举的吸引力太大，一纸上谕难令天下书院学子放弃举业，于是只好变通。乾隆十年议准：书院院长“择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而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难强者，当先工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至每月之课，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听酌量兼试，能兼长者酌赏，以示鼓励[15]。”但无论如何变通，书院月课仍以八股为主，书院成为科举的附庸无疑矣，时人戴钧衡在《桐乡书院四议》中即批评道：“今天下山长所以教士者，津津焉于科举文章，揣摩得失，剽窃影响，而罕有反而求之于实学者[16]。”书院成为科举附庸，遂使书院难育贤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刑部侍郎李端棻在《奏请推广学校折》中即指出：“各省及府州县率有书院，岁调生徒入院肄业，聘师讲授，意美法良。惟奉行既久，积习日深，多课帖括，难育异才[17]。”不仅如此，甚者书院之教有碍教化，葛其仁在写于1849年的《书院议》中批评道：“书院者，辅学校之不及，而范之以仁义伦理之归，申之以诗书礼乐之教……。今之应书院课者，惟八比五言之是务，弇浅固陋，逐末忘本，甚者较膏奖之多寡，争名第之先后，叫嚣拍张，以长傲而损德，则书院反为诸生病矣，何教化之足云[18]？”这与书院兴贤育才的初衷无疑南辕北辙，可见，书院衰败实非枉言。
总之，社会转型和书院的衰败共同促成了晚清书院的嬗变，但二者在书院嬗变的不同阶段所起作用不同。后者作为书院嬗变的内在因素，在晚清书院嬗变的肇始阶段起到了始发的动力作用；前者则作为不同于传统农业文明的外来因素，推动晚清书院发生质的变化，直到为学校所代替从而完成书院的现代转化。当然，二者的影响又是互相交织的，书院自身的衰败一直困扰并推动着晚清书院的变化，而社会转型则使晚清书院的衰败愈加突显，并促使书院借助西学向现代转进。
二、晚清书院嬗变的线索
晚清书院经由复归书院传统的努力、新质书院的建立和改书院为学堂三个相互交织的嬗变过程，走完了现代转化之路。
（一）复归书院传统的努力
鉴于书院的衰败，嘉庆、道光年间便开始了以恢复书院研经治史、培养通经致用人才的传统为特征的书院改革，笔者姑且称其为复归书院传统的努力。
晚清复归书院传统的努力始自阮元创办杭州诂经精舍。嘉庆五年（1800年），阮元在杭州西湖孤山之麓创办诂经精舍。“精舍”乃汉代名师大儒讲学之所，与书院无异；“诂经”则指明了精舍志趣所在。阮元为诂经精舍写了这样一幅楹联：“公羊传经，司马著史；白虎德论，雕龙文心[19]。”俞樾在《重修诂经精舍记》中也称：“西湖孤山之阳，有屋一区，阮文达公视学两浙时，尝于其地集通经之士，成《经籍纂诂》一书。推文达之意，通经必从训诂始，……及文达抚浙，遂即其地创建诂经精舍，而奉汉儒许、郑两师栗主于其中。使学者读许、郑之书，通晓古言，推明古制，即训诂名物以求义理，而微言大义存其中矣[20]。”由此可见，阮元的学术志趣在经古之学。因此，诂经精舍不尚时文，转以考证经史为宗旨，兼及天算推步等传统实学，选两浙诸生学古者读书其中，这同当时普遍存在的“科举化”书院大相径庭，故可视为对书院研究经史、通经致用传统的复归。道光元年阮元在督两广时，又仿诂经精舍，在广州创办学海堂，以经传、考古、义理课士，马新贻在《新建学海堂记》中称：“往时阮文达公抚浙创诂经精舍，而督两广则有学海堂之建，凡以考校经义、修明朴学，衍贾、郑之绪，浚周、孔之源，故其时儒彦辈出，彬彬称盛[21]。”诂经、学海的创办，在当时书院、官学普遍沉湎于科举制艺的背景下，宛如沈闷夏夜的一阵清风，给读书人带来一股清新空气，流风所及，士林景从。研究清代书院的谢国桢称：“书院之风，自仪征阮氏倡导以后，远在陇蜀，近及吴越，设塾立学，所在成风[22]。”受阮元所倡书院学风的影响，道光以后以研究经史、考订训诂为宗旨的书院不断增多，或就原有书院加以改造，或新创书院，衍为晚清书院嬗变的第一股潮流。就资料所见，这类书院主要有：
河南大梁书院，早年在学海堂求学的钱仪吉，从道光十六年起主讲于此，宗义理考据之学，前后10余年；菊坡精舍，由广东巡抚蒋益澧于同治六年创办，阮元弟子陈澧主讲，仿学海堂之例，以经、史、诗赋试士；江阴暨阳书院，道光年间李兆洛主讲于此，与诸生研究天文历算、舆地、训诂、音韵之学，颇具阮氏学风；陕西关中书院，黄彭年于光绪初年修复该院，以“重躬行、讲经义、稽史事、通时务、严课程”为宗旨[23]；保定莲池书院，黄彭年于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元年、光绪四年到九年两次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崇尚朴学，以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训士；苏州正宜书院，黄彭年晚年在该书院设学古堂，专课经训考据之学；江阴南箐书院，江苏学政黄体芳于光绪八年倡议仿诂经精舍例创办，以救时文之敝，该院不课举业，专课经、古，经学附以性理之学，古学附以天文、地舆、算学等传统实学；受南箐书院学风的影响，王先谦在湖南主讲思贤讲舍、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即有南箐之风；陕西味经书院，由学政许振祎于同治十二年奏建，他在奏折中称：其它书院专课时文，味经之设则“令诸生逐日研究钦定七经及通鉴、史、汉、大学衍义、文献通考等书，引之识义理，稽故实”[24]，该书院不课时文，并要求山长登堂讲贯，明显不同于旧书院；上海龙门书院，苏松太道丁日昌于同治四年创建，课程以经史性理为主；上海求志书院，苏松太道冯焌光于光绪二年创建，分经学、史学、掌故、算学、舆地、词章六斋课士；此外，江西经训书院、济南泺源书院，也均以经史之学训士。晚清重臣张之洞先后在川、鄂、晋、粤等地，以研究经史为宗旨，创办了多所书院，计有：武昌经心书院（1869）、四川尊经书院（1874）、山西令德堂（1883）、广州广雅书院（1889）、两湖书院（1890）等，这些书院均具注重经史之学的特点。
由于资料所限，这类书院统计并不完全，但从上面所列近20所书院来看，这类书院的影响遍及全国各大区域，隐然已成一股复归书院传统的潮流。当然，笔者把以上书院均划为一类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毫无区别，如两湖书院在改制以后课程上即增设数学、博物、化学及兵操等科，与诂经、学海已有较大区别，但两湖书院创办之初仍以经学、史学、理学、文学为主。故上述书院均具有重视经史之学的特点，要在以考订训诂为宗旨、导引士子研究经史实学而不是醉心时文帖括，可视为一类。如果不是晚清面临非常变局的话，这股以复归书院的传统为特征的嬗变潮流，说不定真能为书院带来生机。但事变日亟，仅仅醉心于恢复经史实学的传统，充其量只是书院的古典化，而古典化显然与中国社会面临的现代转型的要求背道而驰，故晚清书院的这股变革潮流并不能为书院的生存开辟出一条光明大道、挽书院于既倒，陈宝箴在《河北精舍学规》中即对这股嬗变流向提出质疑：“仪征阮文达公遂创建诂经精舍、学海堂于浙江广东，……然数十百年间，考据词章之士多出其中，而能以道德经纶世变者，渺焉寡闻[25]。”因此，到19世纪90年代，专守经史之学的书院嬗变趋向便少有市场了，晚清书院的嬗变便须另觅蹊径。但应当肯定的是，这股变革潮流为晚清书院注入了注重实学的精神，从而为新质书院的建立做了一定的心理准备。
（二）新质书院的建立
早在太平天国尚未被扑灭时，鉴于战乱导致南方各省书院废驰的状况，清政府在同治二年（1863年）即令“军务省份各府州县”整顿书院，务“使士子聚处观摩，庶举业不致久荒而人心可以底定[26]。”然这种整顿仍不过是对科举化书院的恢复，与时变的要求不符。在时变的推动下，一种既不同于衰败的“科举化”书院，也不同于固守传统经史实学的“古典化”书院，得以产生。这种书院一本“古典”书院重视研究学问和崇尚实学的精神，兼取新式学堂和教会学校注重西学的优点，笔者称其为新质书院。在晚清，书院的这一嬗变经由两途来进行：一是另起炉灶创办新质书院；二是在旧式书院添加西学课程，改建新质书院。
1、创办新质书院
上海格致书院是创办新质书院的典型代表。该书院是由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于同治十二年（1873）倡议建立的，于1876年正式对外开放，从其特点来看，是一所“由中外人士共同管理、以向中国人宣传介绍西方文化科技知识为主旨的兼具西方博物院和中国书院特征的新式文化教育机构[27]”。格致书院的建立得到了当时许多政界、商界、学界等中外人士的赞助，如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捐银1087两；由八位中外人士组成董事会，据徐寿在《上李鸿章书》（1874）中记载，“业经拟举董事西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福弼士，华人唐丞廷枢、王副将荣和以及麦领事与卑职并职子知县建寅，共八人，以冀同心共济，合力齐举[28]。”其宗旨是“欲中国士商深悉西国人事，彼此更敦和好[29]。”院内备有各种西书以及格致器具，后又添设博物馆。格致书院于1879年开始招生，其课程分为两部分：一是西国语言文字，二是格致实学，包括算学、化学、光学、矿学、机器之学等。著名数学家徐寿长期负责院内日常事务，王韬从1884年起受聘为监院，并于1886年创立考课制度，由洋务大员和精通西学的学者命题考试来自各地的应试者。从格致书院上述种种举措来看，明显不同于传统书院，无疑为新质书院的典型代表。
除上海格致书院外，还有一些完全由国人自主创办的兼课中学、西学的新质书院，如上海正蒙书院、陕西崇实书院、杭州求是书院等。正蒙书院，由张焕纶会同沈成浩、徐德基等于光绪四年（1878年）创办，学生初为四十人，分为大小两班，科目为国文、经史、时务、格致、数学、诗歌等门。当时风气初开，“社会对于此种教法，奇诧万分，目为洋学堂，疑忌丛生，……”[30]，至1882年蜚语渐息，加课英、法文字，并注重体育。陕西崇实书院，先是陕西学征赵惟熙会同巡抚张汝梅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奏请设立“格致实学书院”，1897年巡抚魏光焘奏请易名为“崇实书院”，拟设致道、学古、求志、兴艺四斋，于传统经史之学外，开设外语、算学、格致、时务等新式课程，然因经费不足，到1898年仅设语言、算学两科，至于其它各科则只好等“经费稍裕，再添格致各器。庶几学有实获，不尚空谈”[31]。杭州求是书院，由浙江巡抚廖丰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奏请设立,设化算图绘诸学，兼及外国语言文字，求是书院章程规定：延聘“正教习一人，教授化学及各种西学，兼课图算语言文字。副教习二人，一教授各种算学及测绘、舆图、占验、天文等事，一教授各种外洋语言文字及翻译书籍报章等事[32]。”
2、改建新质书院
在旧式书院增设西学课程，改旧为新，是晚清新质书院建立的又一渠道。晚清书院尽管官学化严重，但毕竟不是官学，仍然具有较大的自由运转的空间，故对旧书院的改造相对官学而言，阻力较小。广东巡抚郭嵩焘1865年在学海堂增设数学一门，这是书院增设西学的尝试。此后，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改造旧式书院。1879年7月，贵州侯补道罗应旒在一奏折中建议，改太学和直省书院为经世书院，弃时文、诗赋之学，设政事、经学、兵学、辞令各门，聘西学教习，讲求机器、算学、重学、电学之类[33]；郑观应建议“令各直省建设西学书院[34]”；汤震呼吁：“亟乞明诏中外，所有省府州县各书院一切铲除旧习，改延谙习西学者为之教习，取同文馆章程颁示之，就原设之额拣之汰之并之[35]。”到19世纪90年代，书院添设西学课程逐步成为共识。1895年，刘光贲在陕西味经书院增设时务斋，章程规定：课程包括各国史、西洋文字、各国政治、兵事、算学等，“每日作六时，以二时讲阅经史，二时学习西艺及西书，二时游息[36]。”1896年7月，山西巡抚胡聘之、学政钱骏祥奏请变通书院章程，提出：书院课程应“参考时务，兼习算学，凡天文、地舆、农务、兵事，与夫一切有用之学，统归格致之中，分门探讨，务臻其奥[37]。”经礼部议准，在令德堂添设算学。江西巡抚德寿也于1896年10月奏请在南昌友教书院添设算科。
在各省官员纷纷奏请书院添设西学之际，光绪二十二年九月（1896年10月），翰林院侍讲学士秦绶章奏请“整顿书院预储人才”，提出定课程、重师道、核经费，课程分为六端：曰经学；曰史学，附时务；曰掌故，洋务、条约、税则附之；曰地舆，测量、图绘附焉；曰算学，格致、制造附焉；曰译学，各国语言文字附焉。经礼部复议，准其所请并“通行各省督抚学政，参酌采取，以扩旧规而收实效[38]。”这样，在戊戌变法前夕，以添设算学、格致等西学实用科目为特征的书院嬗变成为潮流。然而，这时的中国需要的是尽快建立现代学校教育制度，而不是对传统教育资源的修修补补。因此，书院这一传统的教育资源尽管通过接受西学而获得了一线生机，但书院与现代学制系统并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有碍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故，略获生机的书院旋又只得终结历史，给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让路。
（三）改书院为学堂
改书院为学堂虽然始于百日维新期间，但书院改为学堂早有论声。冯桂芬在《重儒官议》中提出：“愚以为惟合书院学校为一，而后师道可尊，人才可振也。移书院于明伦堂侧，建精庐可容一二百人……”[39]这是较早改书院为学校的议论。郑观应在《考试》中提出：“中国自州县省会京师，各有学宫、书院，莫若仍其制而扩充之，仿泰西程序，稍为变通，……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40]。”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时也建议：“今可令每省每县各改其一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41]。”顺天府尹胡燏棻在《上变法自强条陈疏》中提出裁改书院，他认为：中国书院、义塾规制完备，但在八股、试帖、词赋、经义以外，一无讲求，“明知其无用，而徒以法令所在相沿不改，人才消耗，实由于此。拟请特旨通饬各省直督抚，务必破除成见，设法变更，弃章句小儒之习，求经济匡世之才，概从实学。应先举省会书院归并裁改，创立各项学堂[42]。”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指出：各直省及府州县皆有书院，然皆以八股试帖为务，间有及于考据词章之学者，天下仅数所而已，建议“莫若因省府州县乡邑，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中西兼习之学校，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府州县之书院为中等学，义学、社学为小学[43]。”1898年7月3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奏呈京师大学堂章程折中提出：“近又叠奉上谕，停试八股、讲求西学。各省向课制艺书院，自应一律更改[44]。”至此，改书院为学堂已成晚清书院的必然归宿。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898年7曰10日），光绪发出上谕，命各省、府、州、县开设中西学堂，改书院为学校，上谕指出：“前经降旨，开办京师大学堂，……惟各省中学小学，尚未一律开办，总计各直省会及厅、府、州、县无不各有书院，着各该省督抚饬地方官，……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45]。”嗣后，各地即着手改书院为学堂，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即奏称：通省67州县已一律就书院改为学堂。由于百日维新旋即被扑灭，改书院为学堂也经受波折。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1898年11月13日），礼部奉慈禧懿旨，申明旧制，称：礼部“另片奏各省书院请照旧办理，停罢学堂等语。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份内之事，学堂所学亦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将此通谕知之[46]。”但改书院已成大势所趋，戊戌政变后改书院之举并未完全停止。清政府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乱后，迫于内外形势，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改书院又提到日程上来。1901年6月，张之洞、刘坤一在奏“设文武学堂折”中重提改书院为学堂之议。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日（1901年9月14日），清廷再发上谕：“人才为政事之本，……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47]。”至此，书院这一传统教育资源的改制，完全排除了政策障碍，改书院为学堂全面启动。随着1902年和1904年壬寅、癸卯学制的相继颁布，到清末各省书院基本上完成了改制工作。据邓洪波等人统计，部分省改书院为学堂的数量如下：河北24所、山东81所、安徽39所、河南49所、湖南51所、广东79所、四川50所、贵州51所、甘肃39所、宁夏9所、青海3所[48]。
三、晚清书院嬗变的影响
作为传统教育资源，书院在完成改制后走完了现代转化之路。书院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通过现代转化，书院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壮大了晚清教育现代转型的力量
晚清教育的现代转型，是在强烈的西方冲击之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转型面对的是强大的封建传统教育势力，每一项改革措施都要引起争论，都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教育之向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因此，教育现代转型力量的强弱，就成为抗击阻力、顺利推进现代转型的关键。用这一立场来审视晚清书院的嬗变，就会看到，书院嬗变增强了晚清教育现代转型的力量。
首先，复归书院传统的努力间接增强了晚清教育现代转型的力量。从嘉道以来所开始的以复归书院研究经史、通经致用传统为特征的转变，改变了清代学风，“清代考据之风，所由养成[49]”，尽管从后人的眼光来看，崇尚古学、考证训诂也算不得什么经世有用之学，但与乾嘉之际书院、学宫，专尚制艺、经书且束而不观的虚浮之气相比，无疑是极大的进步。这股转变潮流在士子中间传播了崇尚实学的精神，打破了专尚虚文的陋儒之习，这对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意义。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教育产生并服务于现代工业文明，“尚实”是现代教育的突出特点；相反，我国传统教育则具有重道轻艺、重义轻利的“虚文”特点。因此，晚清教育的现代转型，首先必须克服作为教育主体的士子身上的虚文之气，就此而言，晚清书院复归传统的变革，通过传播“尚实”的精神，间接地为晚清教育现代转型注入了力量。其次，19世纪70年代以后产生的新质书院，则直接壮大了晚清教育现代转型的力量。新式学堂的创办是晚清教育现代转型的标志，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到19世纪末，各类新式学堂虽达40余所，但相对于一千多所官学、数千所旧式书院以及为数更多的社学、义学、私塾而言，“犹如飘浮在茫茫大海之中的几颗闪忽不定的灯光，就数量方面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50]。”在这种情况下，新质书院的产生，尤其是在1896年礼部通令各直省书院添设算学后，各地书院增设算学、时务、格致等现代课程日趋普遍，这就直接壮大了新式教育的队伍，增强了晚清教育向现代转变的力量。
（二）为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晚清自1902年壬寅学制颁布后，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正式拉开序幕。学堂的建立需要大量的资金，而晚清财政却日趋不堪重负。1894年到1911年，由于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之战的消耗以及钜额的战争赔款——仅庚子赔款及借款本息即达４亿７千多万两——使清政府的财政平衡朝不保夕，“中国的可用资源大量枯竭[51]”。而洋务、新政如军备、开矿建厂、修建铁路、建立新式教育等，在在须款尤殷，因此晚清新式学校教育的建立除了文化、制度等方面的障碍外，经费等物质条件不足也是严重障碍。1898年10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在一份奏折中无可奈何地表示：通计各类学堂，需金数十万，然“当兹费绌用宏，度支告匮，如此巨款，实苦罗掘无从，而地方应办事宜，更何敢轻言请款[52]。”向称富庶的江南尚且经费无着，更无论其它地方了。在此情况下，利用传统教育资源如书院现有的物质设备，无疑是晚清发展学校教育的“至速之法[53]”，刑部侍郎李端棻在《奏请推广学校折》中即指出了利用书院创办学堂的好处：“书院旧有公款，其有不足，始拨官款补之。因旧增广，则事顺而易行；就近分筹，则需少而易集[54]。”有清一代，各府州县遍立书院，总数达三千所左右，张仲礼估计更达4500所[55]。这些书院经晚清不断地整顿，大多均有较为固定的经费和馆舍，有稳定的师资，把这些资源加以改造利用，有利于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迅速建立。据统计，光绪三十年（1904年）即癸卯学制颁布的当年，新式学堂即有4222所[56]。清廷1900年宣布实行新政，1902年颁布壬寅学制，在经费匮乏、时间极短的情况下，能迅速办起数千所新式学堂，如果没有对原有教育资源的利用是不可想象的。
以近代中国的高等学校的建立为例，省城书院向高等学堂的转变即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建立的重要途径，各省在1902年前后均利用省城书院改建高等学堂或直称大学堂。各省于省城改书院为大学堂的情况如下：山东以泺源书院为基础建立山东高等大学堂；江苏将位于江阴的南箐书院改为高等学堂；直隶将保定莲池书院改为省会高等学堂，将位于天津的集贤书院改为北洋高等学堂；浙江将求是书院改为大学堂；福建就省城正谊书院改建大学堂；陕西以宏道书院、味经书院、崇实书院为基础改设宏道大学堂；广西裁撤省城之孝廉、秀峰、宣成、经古各书院，就体用学堂原址建广西大学堂；四川将尊经书院改为大学堂；湖北将两湖书院改为两湖大学堂；贵州就贵山书院改建贵州大学堂；湖南将求实书院改为大学堂；广州改广雅书院为广东大学堂；江西改豫章书院为江西大学堂；山西以令德堂、晋阳书院为基础建大学堂；安徽以敬敷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各省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筹设大学堂，无不得益于各省城原有书院，由此可见，书院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近代高等教育与书院之间因此有了不解之缘。
（三）为现代教育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书院虽然从形式上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对现代中国教育的影响并未就此绝迹。通过壮大晚清教育现代转型的力量以及为现代学校教育的建立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书院与现代教育之间建立了难以割断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书院经一千多年的积淀而成的优良传统，成为我国现代教育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倡立湖南自修大学，到80年代北京的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办，无不显现出书院精神的持久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书院注重自动的研究，为现代教育的改革提供了镜鉴。我国现代教育建立之初，师法日本，这种教育建立在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的所谓“传统教育”理论基础之上，以教师的讲授为中心，罕有学生自动的研究。随着现代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这一体系的诸多弊端也逐步暴露，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儿童中心主义”为特色的欧美新教育理论纷纷传入以后，“教师中心主义”的教育模式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这时人们想到了书院的精神，试图将它同西方新教育理论相结合，以改造现代教育。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认为：学校坏的总根在于“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而书院则“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57]”，故，他提出湖南自修大学采书院的形式进行；蔡元培看了《宣言》后，以为正合其理想，郑重地向各省推荐。胡适1924年在东南大学演讲时也称：书院的真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与今日教育界所提倡道尔顿制的精神相同”，书院精神足可为鉴[58]。在当时教育界纷纷实验欧美新式教学法的情况下，以胡适在知识界的影响作此判断，足见书院精神可为当时的教育改革提供借鉴。其二，书院专重人文知识研究的特点固然有其弊端，但其重视道德修养和人格陶冶的传统，则改革对现代中国教育有所启迪。现代教育虽然在形式上并未荒芜道德教育，但其所重在科学知识和应用技术的传播，人文陶养不受重视，道德教育徒具形式。张君劢在1935年设立学海书院的旨趣中指出：“近来的大学无论是中国，或是外国，里面只讲知识，而不讲做人”，学生毕业后怎样做人、如何治事，学校毫不负责，他希望用书院的精神负起这个责任[59]。因此，在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盛行的现代教育领域，书院注重人文陶养的传统，确可补现代教育之不足。20世纪末，鉴于人文的失落，我国教育界开始重新思考人文教育、人文精神的价值，重视和加强人文教育，愈益成为共识。教育领域人文主义的回潮虽然不能说必然和书院传统有联系，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潮流必将能够从书院注重人文教育和人格陶养的传统中获得宝贵的精神资源。
从以上对晚清书院嬗变的历史考察中可以看到：在晚清社会转型的推动下，书院不断向现代转化以适应社会转型的要求，尽管它最后不得不以让位于现代学校教育的方式，终结其现代转化的进程，但是，书院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资源，均以不同方式被现代学校教育所利用或吸收，这样，在传统的书院与现代的教育之间，便有了某种难以割舍的联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传统教育资源与现代教育之间并非必然对立，相反，前者通过向现代转化促进了后者的发展，而后者也只有充分利用和吸收前者的遗产才能更好的发展，两者之间有着难舍的渊源。
注释：
[1]商衍鎏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第225页。
[2]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考》，《南开史学》1992年第2期。
[3]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40页。
[4]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74页。
[5]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7页。
[6]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32-2033页。
[7]嵇璜等撰《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卷70，直省乡党之学，浙江古籍出版1988年发行，第5504页。
[8]《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嘉庆朝编《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礼部·学校·各直省书院》，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4017页。
[9]《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乾隆朝编《钦定学政全书·书院事例》，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523页。
[10]《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乾隆朝编《钦定学政全书·书院事例》，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527页。
[11]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5，礼政5，学校下，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393页。
[12]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01页。
[13]《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嘉庆朝编《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礼部·学校·各直省书院》，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4018页。
[14]《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嘉庆朝编《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礼部·学校·各直省书院》，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4018-4019页。
[15]《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乾隆朝编《钦定学政全书·书院事例》，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528页。
[16]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5，礼政5，学校下，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394页。
[17]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26页。
[18]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0-1951页。
[19]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8页。
[20]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2页。
[21]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4页。
[22]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引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六十六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8页。
[23]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页。
[24]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十五，礼政五，学校下，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377页。
[25]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十五，礼政五，学校下，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405页。
[26]刘锦藻撰《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一百，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发行，总第8591页。
[27]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69页。
[28]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5页。
[29]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页。
[30]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26页、239页、250页、258页、266页。
[31]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0-1951页、2125页、2253页、1963页、2467页、2517-2547页、2591页、2597页、2604页。
[32]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26页、239页、250页、258页、266页。
[33]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0-174页。
[34]陈景盘、陈学恂主编：《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03页。
[35]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3页。
[36]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页。
[37]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38]高时良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98页。
[39]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5，礼政5，学校下，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331页。
[40]陈景盘、陈学恂主编：《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页。
[41]高时良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95页。
[42]陈良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四十二，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241页。
[43]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7页。
[44]杨家骆主编：清光绪朝文献汇编之《光绪朝东华录》，台湾鼎文书局印行，总第4109页。
[45]杨家骆主编：清光绪朝文献汇编之《光绪朝东华录》，台湾鼎文书局印行，总第4126页。
[46]杨家骆主编：清光绪朝文献汇编之《光绪朝东华录》，台湾鼎文书局印行，总第4255页。
[47]杨家骆主编：清光绪朝文献汇编之《光绪朝东华录》，台湾鼎文书局印行，总第4719页。
[48]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7-2547页。
[49]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引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六十六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2页。
[50]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72页。
[51]［美］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84页。
[52]杨家骆主编：清光绪朝文献汇编之《光绪朝东华录》，台湾鼎文书局印行，总第4230页。
[53]王炳照著：《中国古代书院》，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第200页。
[54]高时良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95页。
[55]张仲礼著：《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99页。
[56]［美］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440页。
[57]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1页。
[58]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7页。
[59]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4页。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五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 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