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7日“儒家网”转载刊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贵州大学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所主办学术辑刊《阳明学刊》（第八辑，贵州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所载，现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副教授、贵州大学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贵州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贵州省阳明学学会副秘书长张明所撰贵州大学人文社科项目“王阳明与黔中王门研究”[批号：GDYB2010014]文章，题：贵阳“阳明书院”源流述略。全文如下：

    摘要：王阳明贬谪贵州和“龙场悟道”（1508），不仅使贵州成为“王学圣地”，而且还形成了贵州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地方儒学群体——“黔中王门”。王阳明去世仅五年（1534），黔中王门就建立“阳明书院”，这是天下王门最早的“阳明书院”之一。清初雍正年间（1733），“阳明书院”改名“贵山书院”；清末光绪28年（1902），“贵山书院”改为“贵州大学堂”，是为“贵州大学”前身；2002年，贵州大学成立“中国文化书院”并出版《阳明学刊》，这是中国两岸三地第一家以“阳明学”为刊名的大型学术刊物。从历史源流来看，明代200年的“阳明书院”、清代近200年的“贵山书院”，与迄今已有110余年历史的“贵州大学”，乃有一脉相承之关系，故贵州大学是一所具有五百年王阳明学统的重要学府。  

    关键词：王阳明 黔中王门 阳明书院 贵山书院 贵州大学

    基金项目：贵州大学人文社科项目“王阳明与黔中王门研究”[批号：GDYB2010014]。

一、王阳明“龙场悟道”与“王学圣地”的形成

    明朝中期，贵州历史上迎来了一件引人瞩目的大事。王阳明因得罪宦官而贬谪贵州龙场驿（今修文县）。他在生死边缘之际，仍潜心探究圣贤之道，终于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于是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学说，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当代学者称其为“思想史上的一声惊雷”。[②]标志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阳明心学”体系在贵州高原初步形成。“阳明心学”从贵州起源之后，“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③]，不仅在几十年间就出现了遍及大江南北的几个王门学派，而且也使贵州成为五百年来历代王门弟子朝拜的“王学圣地”。

    王阳明贬谪贵州龙场起因于宦官刘瑾。明正德元年（1506），年幼的武宗皇帝即位，宦官刘瑾乘机把持朝政，南京科道官戴铣、薄彦徽等上疏弹劾，得罪下狱。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挺身相救，上疏忤旨，廷杖四十，投下监狱，谪为贵州龙场驿丞。“正德元年冬，刘瑾逮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④]正德二年（1507）初，王阳明从北京赴谪至浙江钱塘，在浙江停留一年，于1508年初踏上赴谪贵州的道路，途径江西、湖南，于正德三年（1508）春三月，抵达贵州龙场驿。

    龙场驿在今贵州省修文县城，位于贵阳西北约八十里的万山丛棘中。王阳明初到龙场，没有房屋居住，只好暂时搭一间草庵居住。草庵不能遮蔽风雨，又移到离驿站不远处的一座小孤山洞穴中居住，端居澄默，玩《易》其中（故称“玩易窝”），潜心探究圣贤之道，终于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阳明年谱》对“龙场悟道”记载较详，特附录于下：

    （正德）三年春，至龙场。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谈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⑤]

    王阳明“龙场悟道”以后，当地少数民族指引王阳明迁到距小孤山三里之外的龙岗山山腰的东洞，王阳明将“东洞”改名为“阳明小洞天”。少数民族又帮助阳明在山顶之上修建一座“龙岗书院”，以及“何陋轩”、“君子亭”、“宾阳堂”等建筑。王阳明旋即向当地少数民族弟子讲授心学。“先生抵龙场，履若中土，居职之暇，训晦诸夷，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如堵焉，士习丕变。”“当日坐拥皋比，讲习不辍，黔之闻风来学者，卉衣駃舌之徒，雍雍济济，周旋门庭。”贵州、湖南、云南学子纷纷前来就学。如贵阳陈文学、汤冔、叶梧等前往就学于门下；湖南蒋信、冀元亨千里求教，“大有得而归”；云南朱克明、朱克相兄弟也拜学于王阳明门下。他们后来都成为西南地区传播阳明心学的著名学者。贵州龙场成为王阳明通过书院传授心学的发源之地和起点。

    王阳明“龙岗书院”讲学引起贵州土司和地方高级官员的高度重视。贵州彝族土司、贵州宣慰使安贵荣多次遣使问候，表达崇敬之情，结下深厚友谊。贵州提学副使毛科、席书先后两次邀请王阳明到贵阳讲学。正德四年（1509），王阳明接受席书邀请，主讲贵阳“文明书院”。席书亲率书院弟子二百余人“以所事师礼事之”，“诸生环而观听者以百数，自是贵州人士始知有心性之学”。正德四年岁末（1510.2），王阳明调升任江西庐陵知县，离别之际，贵州弟子与他依依惜别。王阳明在镇远邸店中致信贵州弟子，嘱咐他们管理书院，勉励“努力进修，以俟后会”[⑥]。

    王阳明在贵州虽然只有短暂的三年时间，但他的龙场悟道和书院讲学活动，却是贵州史上第一次破天荒的大规模学术活动。不仅为贵州播下了阳明心学的种子，而且也揭开了贵州持久的书院讲学活动的序幕。“黔中之有书院，自龙岗始也；龙岗之有书院，自王阳明先生始也。”王阳明为龙岗书院拟定的“立志”、“勤学”、“责善”、“改过”四大学规，成为明代贵州书院讲学运动的旗帜和指针。明代江右王门郭子章称：“海内谈圣学，半宗余姚；余姚之学，成于龙场”。清代贵州学者翁同书称：“黔学之兴，实自王文成始”。民国贵州学者陈矩称：“终明之世，吾黔学祖，断以文成为开先，信不诬也！”王阳明因教化边地之功，被学者称为“黔学之祖”；“龙岗书院”成为历代王门弟子朝拜的“祖庭”，留下了大量摩崖石刻，成为反映贵州阳明文化发展状况的珍贵文物史料。贵州因王阳明“龙场悟道”和首传阳明心学而被学术界称为“王学圣地”。

图一：玩易窝外景（上世纪八十年代，杨德骏先生提供）

二、明代贵州“阳明书院”和黔中王门书院讲学运动

    王阳明与贵州少数民族的交往，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处理民族问题的实践经验[⑦]，为王阳明后半生在南方民族地区建立不朽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成就“兼三不朽”的伟大功绩。然而，王阳明的功劳反而引起朝中部分大臣的嫉恨。王阳明逝世后（1529），朝廷立即剥夺其爵位，定王学为“伪学”，禁止天下学子讲习阳明心学，王学处于最为晦暗的时期。

    在此背景之下，黔中王门弟子感恩阳明先生，他们尊奉阳明先生如初。黔中王门在王学最困难的时期，将阳明心学的大旗树立在贵州高原之上。特别是黔中王门三大著名弟子——汤冔、叶梧、陈文学相继弃官，返归贵州故里，他们慨然以弘扬师说为己任，使阳明心学在贵州得以继续传播，为天下王门树立了标杆和榜样。

    贵州阳明书院始于王阳明逝世五年之后（1534），当时贵州士人或在家遥祭阳明，或亲到龙场祭奠，里巷歌声犹然“蔼蔼如越音”[⑧]。是时，阳明浙中私淑弟子王杏巡按贵州，汤冔、叶梧、陈文学于是联络黔中及门弟子数十辈，恭请王杏兴建“王公祠”以作“阳明书院”[⑨]。嘉靖14年（1535），王杏会同贵州左布政使周忠、按察使韩士英等购贵阳城东“白云庵”建成“阳明书院”。[⑩]王杏亲撰《新建阳明书院碑记》，是为天下王门最早的“阳明书院”之一。王杏《记》云：

    ……先生门人汤君冔、叶君梧、陈君文学数十辈，乞为先生立祠，以便追崇。余曰：“公帑未敷也。”次日，宣慰司学生员汤表、张历等以辞请。又次日，汤君冔辈又请。……乃行布、按、都三司掌印官，左布政使周君忠，按察使韩君士英辈会议，佥曰：“此舆论也。先生功德在天下，遗泽在贵州，公论在万世，祠典有弗合焉者乎？请许之以激劝边人”。遂许之。为赎白云庵旧基，给助之以工料之费，供事踊跃，庶民子来，逾月祠成。门庑堂室五座凡十三楹，祭田仪式亦备。汤冔辈请记于余……

    何以赎“白云庵”而建“阳明书院”？当是因为王阳明曾游此地并留有诗作之故。王阳明《白云堂》诗云：“白云僧舍市桥东，别院回廊小径通。岁古檐松存独干，春还庭竹发新丛。晴窗暗映群峰雪，清梵长飘高阁风。迁客从来甘寂寞，青鞋时过月明中。”按：白云堂，民国《贵州通志》载：“在龙场驿，今废。[11]”笔者颇疑王阳明所游白云堂恐非位于龙场，而当为王阳明游览的贵阳城东之“白云僧舍”，即王杏《记》中的“白云庵”。王阳明《白云堂》诗首句明确指出“白云僧舍市桥东”。此“市桥”当为贵阳城内的“忠烈桥”（今“市府桥”）。龙场连驿舍都没有，何来“市”？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文明书院”在今贵阳大十字偏南处（今贵阳市南路１号），与“忠烈桥”（今市府桥）、“忠烈宫”（今大十字大德书院）、城东“白云庵”、城南“南庵”（今甲秀楼观音寺）、城北“易氏万卷书楼”（今喷水池附近）均相距不远，这些都是王阳明当年最喜欢游览的地方，留下多首诗文。且城东“白云庵”与城中的贵州巡抚衙署很近。汤冔、陈文学、叶梧等建议王杏将王阳明到过的“白云庵”改建为“阳明书院”，乃是很有纪念意义的最佳选择[12]。

    嘉靖18年（1539），王阳明当年在贵州的著名弟子湖南常德人蒋信提学贵州，为进一步抵制朝廷将王学定为“伪学”，蒋信扩建重修“龙岗书院”、“文明书院”、“阳明书院”，并新建一所“正学书院”。至此，在全国禁毁阳明学说的背景下，贵州率先形成了龙岗、文明、阳明、正学四大心学书院鼎立的盛况，表明阳明心学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已深入人心。

    嘉靖25年（1546），江右王门弟子王学益[13]巡抚贵州，将“阳明书院”从贵阳城东改建于贵州宣慰司学右。江西万安人朱麟任贵州提学副使，奉命主持重修阳明书院。朱麟《阳明书院记》云：

    ……阳明先生之学则固以良知为教，得于心而言之者也。先生之得于其心者，其在龙扬之时乎？盖其困心断虑之地，孤臣孽子之初，天机所发，自与往日所见不同，而有志于学者，此其准的者也。中丞大廓王公（王学益），先生之门人，巡抚贵阳，因贵阳之士永慕先生，即其居丧之地为先生建书院，以淑来学，忘其所，复取先生之教，朝夕讲明，盖戄学者能焉。……[14]

    嘉靖30年（1551），江西王门弟子胡尧时任贵州按察使，谓贵阳民夷杂处，宜先教化，后刑罚。乃复增修宣慰司学黌舍与“阳明书院”，“凡王公遗言在贵阳者，悉为镌刻垂远，且与四方学者共焉。朔望，率诸生拜先圣礼毕，即诣阳明祠展拜，如谒先圣礼。已，乃进诸生堂下，与之讲论学问，率以为常。”[15]“奖励士流，身示表则”，主持刻印阳明著作，颁行贵州学校、书院以作教材，“令学徒知所景仰，士风为之大变”。

    隆庆元年（1567），程蕃府迁入贵阳，次年（1568），程蕃府改名贵阳府，并建“贵阳府学”，“阳明书院”权为贵阳府学明伦堂。隆庆五年(1571)，鉴于“阳明书院”被府学所占用，贵州巡抚阮文中、按察使冯成能于是在巡抚衙署左侧（今贵阳市省府路），另建新的“阳明书院”，增置学田四十亩以供诸生膏火。特聘贵州“理学三先生”之一的马廷锡[16]主讲其中。冯成能时时来会，听者常数百人，“盖若先生（阳明）复出而相与周旋问难于何陋、宾阳间也。”[17]冯成能《阳明书院落成记》云：

    隆庆辛未，余自里中赴贵阳廉访，时游于阳明先生之门先达长者及诸同志之士相与践且送焉，则曰：“阳明先生之学，大成于贵阳，三载居夷，兴起甚众，及今则希声矣。公兹行也，先生之学其复昌乎？此学术兴替，世道污隆所系，吾辈窃延颈俟焉，不然何以为冯子？”余为之惴焉惕焉，惟弗胜是惧。及抵贵阳，谒先生祠，芜陋特甚。盖先生旧有祠、院二所，自贵阳迁入，一为郡治，一为庠，故废堕至此，余复为怃然茫然，即檄有司为更新计。既而得地于督抚之南，风气明秀，冠于黔中，若天故作之以待今日者。于是，议请抚台，而诸僚大夫咸协厥议，遂各捐赎鸠工。凡文武吏士，莫不翕然予来，不数月，而工已落成。睹者咸喷喷叹慕，谓海内名儒祠院壮伟无若此者！先是，同志长者敬斋蔡公及心泉程公、少松滕公，偕余延乡先生心庵马公，主会郡两学师生讲学别署，兹则移会于祠之正学堂。诸士子瞻先生之俨然其像，则已肃然敛容，而相与寻致知之端绪，究精一之心传，则复勃然兴起，盖若先生复出，而相与周旋问难于何陋、宾阳之间也。……

    为了让“阳明书院”得到永久的、良好的发展，各级官员专门为“阳明书院”购置了学田和店房，所得租金供书院祭祀和月考之用。郭子章《黔记》详细记载如下：

    壹分在夷菜寨，每年纹银贰两六钱，巡按王杏、提学蒋信置。壹分在洪边高寨，每年纹银贰两，布政石简、提学徐九皋置。壹分在洪边夷菜寨，每年租九成银壹两零六分。壹分在龙场，租银贰两捌钱。店房六间，在祠前，共租银壹两伍钱壹分。通共玖两玖钱柒分，每年祭用银肆两，存伍两玖钱柒分修理本祠。壹分在竹林寨，租银贰两伍钱，内将六钱供香烛，六钱作门子工食，壹两叁钱付学月考之费。[18]

    万历间，江右王门弟子郭子章巡抚贵州（1599—1608），平定明代最大的土司叛乱——播州之乱。郭子章常到阳明书院讲学，其《疾慧编·自序》云：

    予署前为王阳明先生祠。予日坐其中，因思先生在龙场，虽云困厄，未若予十之二三，而悟良知以启圣钥。予之忧悸，十百先生，而竟无所悟，以窥先生之藩篱，则甚有其葸。故虽当驰戈摄弓之秋，发棠施药之日，与二三子讲明先生之学，无日以怠。久之，得若干条。三年疢疾，仅窥一斑。二三子请剞劂之，强名之曰疾慧。

    在“阳明书院”的示范作用下，至万历年间，经过黔中王门弟子四代一百年（1508—1608）的不懈努力，阳明心学在贵州得到广泛传播，贵州从王阳明到贵州时的两三所增加到四十余所（见后）。是时，泰州王门巨子罗近溪游历龙场，江右王门名士、东林党领袖邹元标谪戍都匀，江右王门郭子章巡抚贵州，三大王门巨匠与黔中王门理学三先生同时闪耀贵州，他们相互论学，弟子云集，阳明心学完全覆盖贵州全省，出现以龙场、贵阳、思南、清平、都匀为中心的五大“王学重镇”，[19]形成了贵州古代教育史和学术史上的前所未有的盛举。王阳明心学在贵州一百年的传播，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加强了汉夷民族的融合和西南边疆的巩固。

明代贵州书院一览表（以时间为序）[20]

资料来源：据万历《贵州通志》等资料并参考张羽琼《论明代书院的发展》一文汇总得到此表。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统计明代贵州书院为28所，似有误。

三、清代“贵山书院”和“贵山三先生”

    明朝末年，因贵州战乱频仍，“阳明书院”毁于兵火。清康熙十二年(1673)，巡抚曹申吉重建“阳明书院”，购书数千卷藏于其中。康熙二十一年（1682），巡抚杨雍建再次增修；二十八年（1689），巡抚田雯重修，增建“合一亭”、“传习轩”五楹；三十一年（1692）巡抚卫既齐增修斋舍。四十五年（1708），巡抚陈洗亲临书院课士。雍正十一年(1733)，贵州巡抚元展成（天津静海人）奉旨将两百年历史的“阳明书院”（1534—1733）改名为“贵山书院”，拨银一千两增建学舍五十间，亲题“贵山书院”匾额和对联“天地之性人为贵，风雨不动安如山”。至此，经过两百年的风雨（1534—1733）的“阳明书院”转入到“贵山书院”的发展阶段（1733—1902）。

    乾隆四十五年(1780)巡抚舒常、粮储道德隆、嘉庆二十年(1815年)贵州巡抚曾燠、嘉庆二十五年(1820)粮储道倭臣布、同治八年(1869年)贵州巡抚曾璧光等均捐资扩建重修，规制空前。至光绪初（1879），巡抚岑毓英又增建“奎阁”，每年追加拨银一千一百余两为固定经费，用于购买图书、增加教师“束修”和学生膏火。岑毓英题楹联云：“大任从劳苦得来，愿诸君皆以天下为己任；酬知在居恒造就，效曩哲勿忘性内之良知。”继承了王阳明“龙场悟道”以来的“良知”思想和“知行合一”精神，主张以“良知”为准的，在贵州加强文化教化作用，使贵州少数民族学生涵养“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清代“贵山书院”经不断扩建和重修，规制齐备，藏书众多，名家辈出，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为著名、最有影响的书院之一。

    有清一代，出任贵山书院“山长”者均为饱学硕儒之士，其中最著名的有贵州人陈法、艾茂和福建人张甄陶，他们就是闻名遐迩的“贵山三先生”。以下简单介绍“三先生”生平及其成就。

    陈法（1692—1767），字世垂，号定斋。贵州安平卫（今平坝县）人。清代知名学者和治水专家。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山东登州知府、山东运河道等。悉心研究治河方略，著成《河干问答》一书，总结了历代治河经验，对后世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有重要参考价值。乾隆十年（1745），河道总督白钟山被弹劾，陈法大义为其辨解，被革职发配新疆，以四骆驼负书万卷而至，日夜诵读不辍。后遇赦归里，潜心治学，无意仕进，遂主讲“贵山书院”二十余年，捐多年之束修作为书院公费，大力购置善本图书，又积极改革书院弊端，整饬学风，申明学规，循循善诱，敦敦教诲，作《敬和堂文集》二十篇、《明辨录》一卷，作为贵山书院的教材之一。另著有专著《易笺》、《醒心录》、《内心斋诗稿》、《犹存集》等多种。卒祀乡贤祠。

    张甄陶（1713—1780），字希周，福建福清人。受业于桐城古文派领袖方苞。遍览百家之书，旁搜博采，几遍阅《永乐大典》三万卷。乾隆十年（1745）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出任广东五邑县，增建书院，颇有政声。改云南昆明知县，因不得上官赏识而免。主讲昆明“五华书院”五年；后至贵州，主讲“贵山书院”十一年，“实能尽心训迪，卓有成效”，成就者甚众，边隅文风大盛，名震滇黔两省，晚以病归闽。张甄陶课士以经义为本，以朱子为纲而旁通众家。“其大旨以正心术为本，以多闻见为资，以明礼达用为宗，以济人利物为效。”其著述宏富，有《实政录》、《周易传义拾遗》、《尚书蔡传拾遗》、《诗经朱传拾遗》、《礼记陈氏集说删补》、《春秋三传定说》、《松翠堂文集》、《惕菴杂录》，等等。

    艾茂（1722—1800），字颖新，号风岩，贵州麻哈州（今麻江县）人。少肄业于三台书院，应童子试为第一名，得贵州督学邹一桂赠诗“两序温文归大雅，五经讲诵逊神童”。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充国史馆纂修。“文出有班马笔意”。无意仕进，乞养归田，读书著述以自娱。云南巡抚礼聘其主讲昆明“五华书院”，历时五年，后又主讲贵阳“贵山书院”九年。艾茂教人必先器识。自编《贵山四书集讲》、《应制律诗》、《易经入道》等作书院教材，另有《贵山新草文集》、《联捷文稿》、《宝珠堂诗集》、《五经类纂》、《性理集成录》、《古文聚精录》、《独山志》等著作多种。艾茂培养的弟子多以文章经济显荣于世，其中以“西南巨儒”莫友芝最为著名。

    鉴于“贵山三先生”对贵州的重大贡献，贵州学子将他们与王阳明合祀于“贵山书院”。后来又将“贵山三先生”移往贵阳扶风山“阳明祠”[21]旁的“尹道真祠”，王阳明与“贵山三先生”继续受到贵州学人的崇拜和敬仰。

图二：明代玩易窝摩崖

四、“贵州大学堂”和“贵州大学”

    近代以来，中国因受到外国侵略而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前赴后继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其中教育制度的改革成为中国近代的主题之一。“戊戌变法”时期，贵阳人李端棻成为支持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22]他上疏倡议设立“京师大学堂”，并向光绪帝密荐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人士。虽然“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京师大学堂”和教育改革得以继续。光绪27年（1901）清政府推进“新政”，命令全国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贵州巡抚邓华熙奉诏将“贵山书院”改为“贵州大学堂”，并拟定《贵州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六章，具体规定了办学目的、培养目标、培养对象、教学计划、教员编制、办学经费、管理条例等。光绪28年（1902），“贵州大学堂”正式建立，挑选全省优秀学子前来就读，除讲授传统经史科目外，同时也很重视中西贯通，增开外语和西方自然学科，“分英、法、日文三班，并授以经史、格致、天算诸学”。为贵州培养了一批近代人才。

    在此可以特别强调一下，日本近代处于与中国相同的被世界强国凌辱的局面，但日本发愤图强，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制度，将阳明心学作为重要的思想动力发动“明治维新”改革运动，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强国，并在十年之内（1894—1904）打败大清帝国北洋海军和俄罗斯帝国远东舰队。光绪30年（1904），日俄战争刚刚结束，中国武官高山公通、金子心太郎等一行共6人，前往贵州贵阳和龙场瞻仰阳明遗迹。后由日本东宫侍讲三岛毅题诗，带回贵州并勒石成碑，诗云：“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该碑竖于贵阳东山阳明祠，“足以表海外景仰之意”。[23]

    日本皇家代表团到贵州的“阳明朝圣之行”，对贵州学子产生极大震动。贵州学子决心“以日为师”，纷纷东渡日本探求强国之道。“贵州大学堂”引领贵州和西南赴日留学潮流，截止光绪31年（1905），“贵州大学堂”分四批共选送“有志之士”150人赴日本公费留学，“贵州大学堂”教席周恭寿（贵州麻江人）亲自带队，负责学生在日本学习的各种事宜。“贵州大学堂”留日学生主要从事师范、教育、法政等方面的学习。他们在日本学成归国后，大多活跃于中国社会各界，“为贵州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干部准备”[24]，成为贵州辛亥革命前后和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和贵州社会的发展。“贵州大学堂”不愧是西南地区最重要的近代高等学校之一。

    由于经费困难，贵州大学堂先后改为“贵州高等学堂”、“简易师范学堂”、“矿业学堂”等，1919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不久，学校停办。1926年，贵州省主席周西成重建“省立贵州大学”，“贵州大学堂”当年派出的留日带队教师周恭寿，被任命为贵州教育厅首任厅长，同时兼任“省立贵州大学”首任校长。两年后（1928），因周西成战死，“省立贵州大学”被迫停止，校地被移作它用。

    1939年，来自王阳明家乡的浙江大学因抗日战争国土沦陷，而迁往幽美宁静的贵州。部分校区安置于遵义湄潭县，部分校区则安置于贵阳花溪青岩镇。浙大校长竺可桢多次强调王阳明“知行合一”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意义。1942年，因浙大等内迁高校的刺激和影响，国民政府决定重组建立“国立贵州大学”，其校区就选在离浙大青岩校区不远的贵阳花溪河畔；两校比邻而居，是为贵州文化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解放战争时期，贵大掀起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斗争，为迎接新中国作出重要贡献。1950年重新定名为“贵州大学”；1951年，毛泽东亲笔题写校名“贵州大学”，以后不断调整、完善，为贵州培养大批干部和各类骨干人才。1997年8月，原贵州大学、贵州农学院、贵州艺术高等专科学校、贵州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等完成合并；2005年9月贵州大学被批准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

    为了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贵州悠久的阳明文化，2002年，来自于浙江大学的贵大校长陈叔平申请省长专项基金，专门成立“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中国文化书院”以整理、研究和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为目标，同时关注东西方文化的平等交流和对话，使人类文明真正朝着真、善、美和谐统一的方向发展。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为书院题写“中国文化书院”牌名；孔子第77代孙、台湾孔德成先生亲自为书院题写楹联；世界儒商联合会会长、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捐赠四米高孔子铜像一尊（西南地区最早进入高校的孔子铜像）。

    贵大中国文化书院设有“阳明学研究所”、“贵州地方文献研究所”、“宗教文化亚牛中心”、“清水江学研究中心”等多个专门研究机构；“贵州省儒学研究会”和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的办公机关也设在书院之内。书院还定期编辑出版《阳明学刊》、《人文世界》、《书院文化论坛》等重要刊物。2004年《阳明学刊》第一辑正式出版，这是中国两岸三地第一家以“阳明学”为刊名的大型学术刊物，大力宣传阳明心学在中国和贵州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意义，从而弥补了日本有此类刊物而中国反而没有的缺憾。《阳明学刊》已经连续出版多期，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贵州大学因此被认为是当今国内外阳明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2004年，在明代“阳明书院”旧址发现多块明清古碑，贵大校长陈叔平先生、贵大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张新民先生立即派书院院长助理张明前往考察详情，抄录碑文，拍照留存。贵大特意在中国文化书院内修建一座“合一亭”，安置仿“阳明书院”明清古碑三块[25]，书院大门之左竖立天然巨石一块，上刻“贵山书院”四字，以志不忘“阳明书院”、“贵山书院”之源流和学统。

图四：贵阳东山阳明祠“王阳明先生朝服大像”拓片杨德俊先生提供

结论

    综上所述，从历史源流上考察，明代200年的“阳明书院”、清代近200年的“贵山书院”，与迄今已有110余年历史的“贵州大学”，乃有一脉相承之关系；换言之，“贵州大学”是明代“阳明书院”、清代“贵山书院”，以及清末民国“贵州大学堂”在贵州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贵州大学与阳明心学在贵州的发展演变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贵州大学是一所具有五百年王阳明学统的重要学府。

    注释：
    [①]作者简介：张明，男，贵州印江县人，土家族，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贵州省阳明学学会副秘书长，美国夏威夷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阳明学、贵州地方史、教育学。
    [②]张新民：《思想史上的惊雷——纪念王阳明龙场悟道500周年》，见“儒家中国网站”，网址：http://www.rujiazg.com/detail.asp?nid=2440（2011-12-05下载）。
    [③]《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一》
    [④]《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王守仁传》。
    [⑤]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28页。
    [⑥]王阳明：《镇远旅邸书札》，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等编校，第1202页。
    [⑦]王阳明给当时贵州最大的土司安贵荣三封书信，使拥众四十八部、桀骜不驯的安贵荣驯服于朝廷，堪称“三封书信胜抵十万雄兵”。王阳明处理贵州少数民族的经验对其后半生妥善处理南方少数民族和土司问题提供了巨大帮助。
    [⑧]王杏：《新建阳明书院碑记》，见嘉靖《贵州通志》卷六《学校》，《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68册上），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771—774页。
    [⑨]汤冔、陈文学、叶梧因倡建“阳明书院”而被钱德洪、王龙溪载入《王阳明年谱》。《王阳明年谱》载黔中王门弟子者，仅此三人而已。
    [⑩]在贵州文化史上，贵州先有王阳明“龙场悟道”（1508），然后依次有“阳明书院”（1535）、“开科考试”（1537）、“贵阳府”成立（1568）、“甲秀楼”（1598）、郭子章《黔记》（1608）。这一系列事件构成明代中后期一百年间贵州明代文化史的标志性事件和重要的阳明文化遗产。
    [11]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一》。
    [12]“阳明书院”建立后，王杏、汤冔等还在贵州刻印《阳明先生文录续编》，该书与《阳明王先生文录》、《居夷集》、《传习录》、《遗言录》等刻印于贵州，使黔中王门弟子学有依归，遵师训而行。
    [13]王学益（？－1561），江西安福县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历官工部主事、兵部职方司郎中、福建按察司副使，应天府丞。进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督兵平苗民起事。后为言官所劾，削职为民。贵州守臣上疏言其平苗功，复原官。
    [14]嘉靖《贵州通志》卷十二《学校志》。
    [15]《黔记》卷三十九《宦贤列传六》。赵平略点校，巴蜀书社，582页。
    [16]马廷锡，黔中王门第二代著名弟子（郭子章又称马是王阳明的私淑弟子），他在贵阳“一亭三书院”（栖云亭、文明书院、正学书院、阳明书院）宣讲阳明心学长达三十余年，为贵州培养了众多的阳明心学人才，马氏家族也成为贵州重要的阳明心学世家。马廷锡讲学的“栖云亭”后来建为“甲秀楼”，成为明清以来贵阳著名的文化标志。
    [17]冯成能：《阳明书院记》，见《黔记》卷四十六《学校志上》。赵平略点校，巴蜀书社，第240页。
    [18]《黔记》卷十六《学校志上》。赵平略点校，巴蜀书社，第223页。
    [19]黔中王门五大“王学重镇”，详见张明：《贵州阳明学派思想流变初探》（全国优秀硕士毕业学位论文，2003年5月）；又见张明：《王阳明与黔中王门》，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一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0]张明：《王阳明与黔中王门的书院讲学运动》，《贵阳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21]贵阳扶风山阳明祠，位于贵阳城东扶风山麓，始建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是祭祀王阳明和贵州历代乡贤的建筑群，包括阳明祠、尹道真祠、扶风寺三部分，环境清幽、景色秀丽，清代西南巨儒郑珍赞云“插天一朵青芙蓉。”贵阳扶风山阳明祠与甲秀楼联合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2]李端棻，贵州贵阳人，时任礼部尚书，支持光绪推行维新变法，深得光绪皇帝信任，梁启超称他是：“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
    [23]该碑毁于“文革”，幸拓片保存至今。
    [24]林芊：《贵州留学日本学生与贵州辛亥革命》，《教育文化论坛》，2011年第5期。
    [25]2004年冬，在贵阳市中心的省府路发现阳明书院（即贵山书院）遗址和明清古碑多块。贵州大学高度重视，校长陈叔平和文化书院院长张新民先生立即派书院院长助理张明前往考察阳明书院遗址，并要求抄录古碑碑文保存。贵大杨政银教授和张明又应邀到贵州省人民广播电台“午间时光”节目向全国听众讲解“阳明书院”源流及其在贵州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听众踊跃互动，引起广大市民和众多媒体关注，纷纷前往考察或发表报道，产生十分良好的社会影响。贵州大学后仿制“阳明书院”（贵山书院）古碑三块，安置于文化书院“合一亭”内，以示对王阳明先生的尊崇和对“阳明书院”、“贵山书院”学统的承续。

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