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8日《大众日报》第8版“文化”栏目刊发《大众日报》记者于国鹏“专家精解”文章，题：“做‘减法’，让人生回归本心”“何妨一‘心’开两‘门’”。全文如下：
做“减法”，让人生回归本心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诚可谓源远流长，人才辈出，但能同时做到“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者，为数不多。王阳明即为其中少数几个“真三不朽”的大儒。王阳明一生汲汲于讲学论道，不仅开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心学时代，而且凭借平定宸濠之乱的功绩，缓和了明王朝内部深刻的政治危机，不可不说是道德、功业、文章冠绝千古，影响世道人心既深且钜。自20世纪以来，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便已进入了西方人的学术视野，成为与朱子学相媲美的又一东方热门学问，成为西方进行中国问题研究的一大重要领域。
在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图书馆尼山书院承办的“阳明学系列公开课”上，贵州大学教授张新民系统阐述了王阳明龙场悟道及其心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他认为，王阳明在贵州修文龙场的大彻大悟，不仅是个人心路历程发展的重大转折，也意味着心学与理学二水分流局面的最终形成。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提出了“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系列命题，以“致良知”为其晚年思想的最后定论，反映了心学思想从形成到发展再到成熟的完整历史过程。
顿悟也有“渐修”过程
张新民说，在思想领域，王阳明是朱熹之后的又一个思想高峰。阳明思想发展有一个过程，其中龙场悟道是他思想形成、完善、成熟的一个历史性的坐标。这个历史性的坐标意味着他在龙场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引起整个明代的思想大变动，形成了一个心学风行天下的文化思想格局。
至于悟道，包括王阳明自己当时也认为，是顿悟。明朝哲学家钱德洪所编《王阳明先生年谱》里，简单记载了王阳明龙场悟道的经过，其中写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忽中夜大悟”“不觉呼跃”等，描述的就是王阳明顿悟的情景。这是王阳明突破名利观、荣辱观、得失观等一系列名缰利锁的捆绑，乃至突破生死观所产生的顿悟。
观察王阳明一生可以大致了解，在他顿悟之前，实际上存在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也是一个百思千难的生命磨炼的过程。也就是说，虽然龙场悟道是王阳明思想的一个飞跃性质变，那种境界好像是电光火石突然展现的，但之前是有一个渐修的、实践的、做功夫的过程。
这个渐修的过程，在王阳明的人生经历中展现得清晰而生动。比如，从11岁起，王阳明已经开始立志于圣人之学。那时候，他跟随祖父到北京生活。他的父亲是状元，在北京做官，王阳明就住在父亲的官署里，家里聘请了私塾老师教他读书。这期间，他产生了一个疑问，读书的目的是什么？老师给出的答案是，读书的目的就是科举。老师的这个看法，还是少年的王阳明并不同意，而是认为读书第一等事应该是成圣成贤。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志与学，立志意味着开始追求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孔子谈到自己的一生时曾说过，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每过十年，人生境界都会有一次提升。显然，立志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的开始。而王阳明从11岁开始立下了成圣成贤之志。
后来，王阳明又谈到“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认为人人都有良知，人人都是可以感召感化的。在《教条示龙场诸生》里，王阳明说，圣贤之路，唯有四事相规，这四个方面就是“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立志”被放在第一位。王阳明表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做第一等人可能成为第一等人，立志做第二等人可能成为第二等人，但如果没有一个朝向终极目标的志向，不追求做第一等人、第二等人，就可能掉入第三等、第四等，或者由君子落入小人境界。
由此看来，王阳明的渐修功夫，实际也就是他的实修功夫，从11岁立志做圣人开始，他就朝着这个终极目标努力了，所以，阳明的致良知学，也可以叫作圣学，是要引导人成圣成贤的，是完善自己人格的一种学问体系。
在这个渐修也即实修的过程中，志向已定的王阳明，表现出非凡的定力。有一件事非常有代表性，王阳明17岁时结婚，原定的大喜之日，因为在铁柱宫里和一个道士讨论养生之术，他竟然忘了回家，以至耽误了婚事。《大学》里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可见“定”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是修正自我的第一步，归入定的境界，才能达到静的境界，人在宁静的境界中才能做很多很多事儿。因探讨学问而忘记婚事，也充分说明当时王阳明已经具有超越常人的定力。
修身要做好“加减法”
明武宗即位后，任用宦官刘瑾，而刘瑾专权，引发弹劾。正德元年，即1506年，35岁的兵部主事王阳明为言官上疏朝廷《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触怒刘瑾，受到陷害，被锦衣卫廷杖四十，下锦衣卫诏狱。
正德二年，也就是1507年，王阳明出狱后，被贬谪贵州修文县龙场做驿丞。那时候，都把贵州看成蛮荒之地，驿丞职位又低，所以，王阳明自己也写道，“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
在奔赴龙场的路上，王阳明又写了一首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这首诗描写了路上的艰难，很直观地反映了王阳明当时的心境，同时也抒写了他的人生态度，更令人关注的是，诗中也包含着很多“隐义”。
所谓“隐义”，是王阳明通过一些景物或者意象，来隐喻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对人生意义的看法。比如，诗中的太空，就是隐喻作者的心体，意为心体像太空一样广阔。但是，此时心中也可能还掺杂一些杂念，像浮云一样来来去去。王阳明用“浮云过太空”，来隐喻自己的一种心境，无论是私心杂念，还是外部的艰难困苦，不过如浮云一样从心体一扫而过。这种超越的境界，在诗的后两句又获得进一步强化，尽管外部世界很险恶黑暗，宫廷权力斗争像海涛一样汹涌澎湃，但是对自己的心体并没有干扰，自己的心体仍然是纯正的光明的，勇于接受命运的挑战。
在龙场驿丞这个职位上，公务并不繁忙，王阳明有更多时间做学问和悟道。他自觉做好“加减法”。做学问需要不断积累知识，是需要做加法的，或者叫正的方法。同时，在人生修养上要做减法。怎么做减法呢？得失可以不计较，去超越。荣辱可以不计较，去超越。毁誉也可以超越，不去在乎。人生修养就是要把各种各样的私心杂念减掉，最后回到自己的本心，这叫负的方法。在那样一个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王阳明能够把毁誉、荣辱之念用减法化掉，不在乎，而且是根本化掉，超越它，这种境界还是有诸多可借鉴之处。
都说一念生死，如果说得失、荣辱可以超越，生死能否超越？如果不能超越生死，悟道是不彻底的。王阳明说，生死是从命根中带下的。一切存在都是好生而恶死，例如，向日葵围着太阳转，就是为了生存、争取太阳的能量，又有哪一个生命不希望多占有一些维护生存的优质资源？所以，儒家之道讲“生生之道”，但这不等于人不可以超越生死。怎么来超越生死呢？路径何在？王阳明认为，需要通过静坐的方法，做到归一，也就是归到心性的本体。这也是一个收放心的功夫，在静坐中超越生死，在超越生死中悟道。所以，王阳明龙场悟道，才有了“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感悟。
静坐不同于坐“枯木禅”
王阳明的思想，显然也是在不断纠偏中向前发展的。
比如，静坐的修身方法，在王阳明看来，静坐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把心收回来，这还是收放心的功夫，以此来内观自己，涵养生命中活泼的创造力，体认真实的自我。
这时候问题又来了。王阳明发现，有些人因为在静坐中体验到身心愉快，于是贪静厌动，不愿意再做磨炼的功夫了，如此一来，无异于修“枯木禅”。所以他又主张，静坐中一定要“省察克治”，省察就是反观自己，内省自己，要观察自己内心世界的存在状态，每时每刻都要思考检查自己的思想言行是否符合道德要求。同时，还要克制自己的私心杂念。
但是，王阳明发觉，这些办法仍然不太管用，在接近50岁的时候，他正式提出自己的良知学说。王阳明的“致良知”，是在孟子的“良知论”和《大学》里的“格物致知”结合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这绝非仅仅是一个口号或者口头禅，是阳明先生用渐修当然也包括顿悟换来的饱含生命体验的结论，是自己在长期人生实践中秉持的一个实证的功夫。
“致良知”作为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就包含着以良知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用减法去掉私心杂念，扩展自己心灵的内容。按阳明先生观点，良知通过“致”实践出来，这个实践的大门是向每一个人敞开的。每个人都有良知，每个人都有成圣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心内有良知，就有实现超越的可能。如果当下呈现良知，当下就是一个圣贤，所谓放下屠刀后，立地可以成佛。
“致良知”给每个人都打开了一扇大门。良知人人都有，这个思想就意味着在良知面前人人平等。良知意味着道德，它的实践意味着道德的实践，所以，在道德面前也是人人平等，没有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的区别。平民百姓“致良知”，一定可以堂堂正正做人，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达官贵人的良知如果被遮蔽，在道德世界里同样要被驱逐出去。
人人都有良知，又如何去判断是非，判断的标准何在？毕竟，良知无是无非，良知本身也是是非。在这里，不能说有好的良知或者坏的良知。坏的良知还叫良知吗？那一定叫私心杂念。良知无是无非，良知无好无恶，但是良知一定具有知是知非的功能，因为它能够生感生应，一定能好能恶，而且这是人人都有的。就比如，一位没文化的老太太，也知道感应，天气阴冷，老寒腿就痛了，这就是生感生应。
因此，判断是非的标准，按照阳明学说，不在权力世界、不在朝廷、不在宦官、不在皇帝，而是存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它不是从权力世界分出来的，不是物质成就堆出来的，是良知呈现才彰显出来的。每个人自身的良知，就是自己的指南针，就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正因为人人都有良知，所以才有人格尊严、道德尊严，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良知可以推衍开来，一步步地寻求超越。“致良知”可以使个人超越自我，在家庭里面实现自己的价值；超越家庭，在社区里实现自己的价值；超越社区，在更大范围实现更高价值，最后放大到超越国家、对全人类的关怀上，达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
何妨一“心”开两“门”
王阳明学说属于实践的、理性的哲学。对于现代人来说，学习阳明学说，做到知行合一，需要如何去实践？在现实世界中，个人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需要做“加法”，而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养成又需用“减法”，怎么做才能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贵州大学教授张新民认为，要学习、实践和运用阳明的学说，首先要做到自信，在自信的基础上，要做好自我修养的功夫。而对于如何做好个人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和个人道德提升养成之间的“加减法”，可以用一“心”开出两“门”的办法来解决。所谓两“门”，即“知识门”和“道德门”。通过开“知识门”，不断做“加法”积累知识；通过“道德门”提升道德修养，则要不断做“减法”，从而摆脱私欲等束缚和羁绊。
张新民介绍，所谓自信，就是自信都有良知。孟子曾经说过一句话，“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意思是说，人和动物就有那么一点点儿区别，这“一点点儿”一定是同良知有关的。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良知来进行道德实践，人性都有光明的一面，这就是成圣成贤的根据。同时，一定要做自我修养的功夫。每一个人都做修养的功夫，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良知的载体，最终就能够把良知通过行为、实践显现出来。试想一下，40个人明白这个道理并加以实践，就能影响到40个家庭，40个家庭进而可能会影响到400个家庭，如此一步步扩展，必然会带动整个社会风气向好处转化。
人人都有的个体良知，又可以通过实践转化成公共良知，即集体良知。上个世纪发生过很多值得反省的历史事件，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全世界人们带来巨大灾难，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行动，不仅体现着个体良知的泯灭，也直接体现着集体良知的丧失。“南京大屠杀”典型体现出集体良知的泯灭，可谓丧尽天良。战后，德国人集体反省，并赔礼道歉，可以说是集体良知的重现。
怎样才能把个人的良知转化成集体的良知？必然路径就是一定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参加历史文化的创造性活动，并在这一过程中思考与实践，如何参与建构起更好的、更科学的社会制度。构建一种制度时，要考虑这个制度好不好？要不要改革改造？常理而言，任何制度都要不断地完善，革除弊病。良知是先于制度而存在的，所以，良知就要积极参与其中，推动建立好的制度，缺乏道德规范就建立道德规范，没有法理制度就建构法理制度。要内外打通，良知本体界和实践界打通，形而上的世界和形而下的世界打通。这样，内外兼修，内外实践，就有望建设起一个美好的社会制度。显然，这个希望也是植根于每一个人实践性的努力。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做“加法”，个人修身的不断提升和养成又需要不断做“减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先观察一下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思·韦伯曾经对资本主义兴起作了一个分析，发现西方资本主义都在新教即基督教伦理区兴起。原因何在？主要还是因为有一批信仰基督教的人，他们通过积累财富来证明自己的成就，而他们积累的财富往往用于投资再生产，同时又约束自己过一种清廉的生活，他们希望用世间的成就和清廉的品行来争取“上帝的选票”，死后能够进入“天国之城”，所以，马克思·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基督教的伦理是有关系的。
从中国来看，按照传统的社会观点，并不压制人们通过做“加法”去赚取财富，而是主张积累起财富后，在享受发展的红利时，要合理消费。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天理和人欲分得很清楚，合乎人情的，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就是天理。朱熹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王阳明也说过类似的话。如果一个人到饭店里去，合理的点几个菜吃，那属天理；如果山珍海味点上一大桌子，只吃一点点，绝大部分浪费掉，那就不可行了。
从以上分析看，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不妨考虑一“心”开两“门”。心可以有很多向度，可以是同情心，或者是道德心、是非心、恻隐心、羞耻心等等。既然如此，一“心”完全可以开出两个“门”。一个门是“知识门”，通过知识门去学习和积累知识，去认知世界、改造世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方面显然还是要用“加法”。再开出一个“道德门”。用知识创造更多财富，又不被创造财富的成就束缚，做到有成就而不局限于成就，且能超越成就；有财富又不被财富捆绑，且能超越财富，把这些财富用之于社会大众。这其实也正是传统文化所追求的由自己来宰制物质世界，而不是物质世界宰制个人。在摆脱外部世界的束缚、捆绑、控制的过程中，当然还是用好“减法”。
特别需要说明，“知识门”和“道德门”并不是对立的。不断增加知识，用知识创造财富，用知识增加人类福祉，本身就是道德的范畴。
一“心”开两“门”，做好“加减法”，把二者融为一体，其中知识门做好加法，在知识上不断丰富自己、发展自己，道德门做好减法，减少物欲，不为物累，不断提高修养，提升境界，就能让自己成长为一个知识丰富、在物质层面有创造性成就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在精神层面有道德的、品质高尚的人。
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