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艳国，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省级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首席专家，历史学博士、博士后，二级教授、博导、博士后合作导师。
一
传统家训，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形成和繁盛起来的关于治家教子的训诫，是以一定时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内容作为教育内涵的一种家庭教育形式。传统家训，不仅在中国宗法—专制社会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家庭教育形式，而且在中国传统社会步入世界化、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中，仍然有极强的影响，如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虽然所处的历史时代有别于中国古代社会，但是，就其家训的内容而言，仍不逾传统家训的轨范。
中国传统家训，就其内容而言，是用宗法—专制社会的礼法制度、伦理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指导人们处理家庭关系，教育子女成长的训诫；就其表现形式而言，主要是对话，训诫者对被训示者的言谈。这种言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话记录，一种是书信。根据中国传统家训所表达的内容，可将它们归为五大门类：家庭、家政、修身养性、勉学、经世应务。家庭和家政，讲的是处理家庭关系；修身养性、勉学和经世应务，讲的是教育子女成长问题。关于前者，主要包括如何处理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如何处理长辈和少辈关系，如何妥善处理家庭诸关系而达致家庭的团结、和睦、和谐，如何处理家庭的经济利益关系，等等；关涉后者，它主要包括：如何使个人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成长，如立志问题、修身问题、养生问题，都有一套完整的说教；在个人成长中如何求学成才，如何做官谋政，如何择友交友，如何处世为人等等，这些都是家训中十分重要的内容。
中国传统家训的社会意义，是按照以儒家文化为主轴的社会文化要求，使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合乎宗法—专制社会礼法的要求，做到家庭稳定，和睦协调；使家庭成员按照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行为规范而设计自我，勤奋学习，刻苦自砺，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从而是一个对社会有所作为的人。中国传统家训，作为宗法—专制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深入到家庭内部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它不能超越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主题，而须服从这个主题，并以此为根本和依据，为建立合乎社会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社会秩序服务。因此，中国传统家训所表达的理想人格图式，个人同社会对接的普遍模式，仍然是人们世代遵循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张艳国著，《中华家训讲读》，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二
中国传统家训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先秦到两汉时期。它以先秦儒家经典为源，以两汉时期人们依据儒家经典阐发治家做人道理作为其流。在先秦儒家经典那里，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圣贤，从他们所设计的社会理想和伦理道德标准、行为举止规范出发，对那个时期具有普遍意义的家训所进行的提炼，反映在《易》《礼》《诗》《书》《春秋》和《论语》《孟子》《孝》《大戴礼》等典籍中。通过儒家圣贤对话这种形式所反映出来的先秦家训，又成为中国传统家训中的经典，直接成为两汉及其以后人们作为治家教子的价值标准而被效法并得到阐扬。两汉时期家训作为先秦家训的发展，反映在当时人的家庭对话中，直接引用先秦圣贤的语录，在阐释中体现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这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例如，西汉人孔藏在《与子琳书》中反复引用儒家经典训子：“训曰：‘徒学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诗》不云乎？‘毋念尔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则不远。’”司马谈在《命子迁》中引《孝经》训子：“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刘向在《戒子歆》中，引用《春秋》里的郤克救鲁魏的故事，教育他戒骄戒躁，所谓：“贺者在门，吊者在闾。”张奂在《诫兄子书》中说：“经言‘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郑玄在《戒子益恩书》中，结合自己所走过的道路，鼓励儿子努力学习“六艺”。总之，两汉时期，人们在家训中，是将儒家经典作为格言、准则、信条来看待的。它反映了先秦两汉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形成时期的文化特征。
第二个时期，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中国宗法—专制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指导传统社会发展的理论；另方面，在社会发展中，已经建立起全社会所普遍遵循的伦理道德体系、行为规范标准、理想追求价值、社会体制，以及深蕴于中华子民心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因此，在家训中，一方面以作为文化主轴的儒家文化为指导；另一方面以社会既存的文化价值体系和尺度作为家训的内容，如宣扬已经在社会生活中建立起来的人生哲学和处世哲学，宣扬儒家文化所崇尚的理想人格和文化信念，宣扬宗法—专制社会所认同的伦理道德风尚、节操，鼓吹传统社会的家庭观，鼓励人们依照时代的价值标准进行自我完善，勤奋好学，立志成才。这就意味着，由先秦两汉以来迄于魏晋隋唐，人们由主要遵循儒家经典进行家庭教育，转而以儒家文化价值观念为依据，主要以现实社会体制及其文化内涵作为家训的主要内容。这样，魏晋隋唐时期的家训就具有更为广阔的文化意蕴和深厚的文化现实感。它也反映出那时人们已进入到自觉的家庭文化建设阶段。当然，这种家庭文化建设依然是以传统社会统治阶级所张扬的文化观念和人生信念为主轴的。作为魏晋隋唐时期反映家训的文化内容的典型和代表之作，就是南朝北齐人颜之推所撰的《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由二十篇文章构成，它是我国传统社会里第一部家训著作。在论述教育的目的时，它强调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多知明达”，“开心明目，利于行尔”。“多知”，是指增长知识，启发愚昧，达到“开心明目”的效用；“明达”，是指提高能力，“利于行”。由于它将人分为上智、中庸和下愚三品，而上智者是天才，下愚者是白痴，因此，教育的对象自然只是“中庸之人”：“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学习什么呢？作为儒家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和张扬者，颜之推突出地主张学习儒家经典，所谓：“夫文章者，原出五经。绍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诵，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只有学通了儒家经典，做人才会“厚重”，达到“忠君”“孝顺”“谦恭”“礼让”“慎交”的道德境界，进入儒家人生哲学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境界，处世为人，进退自如。为了学好知识，提高能力，它主张学习书本和学习实践的两种方法：前者是强调“遍观天下之书”，即“博学”；后者是强调对于“郡国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饮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寻，得其原本”。此外，它还鼓励受教育者乐观向上，同时又强调少欲知足，修身无为；它强调学习的极端重要性，又重视受教育者了解“贵谷务本之道”的不可忽视性。《颜氏家训》关于家庭教育的丰富论述，不仅饱含着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和文化内核，而且融会着深刻的生活真谛和人生体味。它是中国传统社会里家庭教育的奠基之作、开山之作，对后世影响巨大。
《颜氏家训》以其恳切周详的说理、委婉生动的述事、独具匠心的写作和凝重朴实的内涵，深受后世文人褒奖，对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影响甚大。如袁衷在《庭帏杂录》下中说：“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王钺在《读书丛残》中说：“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言，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清人卢文在《注〈颜氏家训〉序》中说，儒家“六经”虽然了不起，但论及“委曲近情，纤悉周备，立身之要，处世之宜，为学之方，盖莫善于是书”。就是在近世，学者们也十分重视《颜氏家训》的不凡价值，如范文澜评论道：“《颜氏家训》的佳处在于立论平实。平而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风，自成一家言，所以被看作处世的良轨，广泛地流传在士人群中。”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家训”始祖与家庭教育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启后世“家训”之作的先河。据《中国丛书综录》所列书目记载，自魏晋以后，迄于民国初年，历朝历代都有“家训”一类的著作出版，总计达117种之多。由此可见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的文化价值及其巨大文化影响力。
总之，魏晋隋唐时期的家训，反映了传统文化欣欣发展的景象，反映了中国文化在那个时期一体多元化发展的体貌。在那时，文化的内涵虽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但其他文化内涵或勃兴一时，或渗透其间，或交互影响而互相吸纳，呈现出一种开放的文化态势。这种文化走向也自然反映到那时的家训中。
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明清时期。经过第二个时期对孔孟圣贤重视家庭教育的弘扬，在这时，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对于家庭文化的建设，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文化活动。它虽继续张扬作为文化主体精神的儒家文化，但它也以每一时代的文化内容作为家训的依据。因此，在这个时期的每一时代，家训著作层出不穷。对后世卓有影响者，如袁采的《袁氏世范》、司马光的《居家杂仪》、陆九韶的《居家正本制用篇》、朱熹的《蒙学须知》、陆游的《放翁家训》、倪思的《经锄堂杂志》、温璜的《温氏母训》、许衡的《许鲁斋语录》、吕本中的《童蒙家训》、高攀龙的《忠宪公家训》、张履祥的《训子语》、霍韬的《渭涯家训》、焦循的《里堂家训》、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训》、邓浮的《家范辑要》等逾百种。它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由盛世向衰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反映了一种定型形态和臻于完善的文化形式和内容。因此，它所宣扬的文化内容更为精细，涉及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信爱和平、经世应务、为人处世的各个方面，涉及个人、家庭、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涉及自我、人我、物我关系的各个环节。总之，它反映的是在一种社会发展已经处于鼎盛并向衰世发展的文化状态，社会体制已经定型和完善以后，人们如何修身，如何齐家，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
中国传统家训，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传统社会中社会意识形态在家庭领域和家庭关系里的体现，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和体现。所谓中国传统文化，要对它下一个学术界所公认的定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目前对它所下的定义不下百种，但其内涵，对它主要精神的概括，学术界还是多所近似的。在笔者看来，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政治为模板而始于孔孟，流变于汉宋，吸收了释、道思想的儒家文化，它表现为大自然、小人事的宇宙图式，自我反省、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重义轻利、重理节欲的道德规范，中庸平和、外圆内方的处世准则，精神超越、深入意境的审美情趣，血亲伦常、等级有序的社会管理，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理论基础、精神支柱。
说传统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是从体现文化的形态上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核质——儒家文化及其经典，就是一种文化形态，而与中国传统文化同质同构的传统家训，也是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形态。说传统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主要是从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蕴上讲的。中国传统家训是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作为价值轴、理想轴和参照系的，因此，它的文化内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阐扬，是一种转换了文化领域的价值宣扬。
中国传统家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将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灌输到家庭，经过家庭的吸收和加工，改造制作，又传递给社会，使每一社会时代具有新的、现实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内容。这样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只是在类似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中国才可能产生。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社会成员以农业为生活的依靠，所谓“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以农业为本，贵本轻末，重农轻商，把“耕稼之艰难”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和信念，并积淀于社会心理结构的底层，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族而居，围绕着农业生产而同自然发生关系，在生活中总结提炼经验，依循经验，尊重经验，因而以老者长者尊者为本位，作为家庭和家族的核心。在这种血缘宗法式的农业社会里，老者长者尊者具有绝对的文化权威，因而他们最具有从事文化教化的资格（涉世的经历与经验、家族中的权威地位），因此，他们最有资格、最有权威从事家庭教育。这就是中国传统家训产生和发展的浓厚文化基础。
张艳国著，《<颜氏家训>精华提要》，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三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家训，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形态，它具有巨大的文化功能和突出的文化特点。
首先，传统家训是传统社会中社会意识形态的家庭化，是社会意识形态内化为个人意识的中介。
在社会领域，社会意识形态是根据统治阶级的意识而对社会意识进行的加工和提炼，它集中地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和社会利益，它对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规范性，但对每个社会成员并不直接具有有效的渗透力。这就是说，社会成员既可能遵循普遍的社会意识规范自己，约束自己，完善自己，也可能仅仅依据自我意识（当然在某些方面也反映社会意识）而设计自我和塑造自我，这种自我设计往往会同普遍的社会意识所规范的社会发生冲突。而解决这种冲突的最好的方法，则是将社会意识形态家庭化。只要家训的内容反映和体现社会意识形态，它就可以担负解决这种冲突的重任。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组成和体现的传统家训，正肩负着这种重大文化使命，较好地解决了这种冲突，使社会普遍的社会意识内化为个人的意识，成为个人意识的灵魂和主宰。这样，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的冲突就消融了，就浑然融合为一体了。因此，在传统社会里，每个人就可能自觉地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要求和价值取向，并依此来磨砺自我，完善自我，使个人的修为体现出一种文化精神的内在品质。通过传统家训这种形式的文化陶冶，个人的修养、节操、理想、奋斗的足迹，就同儒家理想人格模式——修齐治平同构起来了。
其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组成和体现的传统家训，它在文化的播射力中体现了一种伦理的巨大力量，通过这种伦理的超常力量，使社会成员自觉地接受传统文化的教化，接受以统治阶级的思想、意志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
中国传统家训在教育上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老者长者对少辈幼辈的耳提面命，透过这种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其中又贯连着或者说是包容着一种血亲伦常关系。中国传统家训所反映的教育关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在这里，是先有血亲关系，而后才有教育关系；教育意义从属于或者说是依附于血缘关系。中国传统家训所张扬的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就是关于血亲伦常的教化，在此基础上所张扬的君臣关系，为君主者勤政严正，为人臣者忠节清廉；长少关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放大到社会生活领域里的等级关系，敬老爱幼，尊上友下，等等，也耦合着家庭血亲性的伦理意义。
可以这样认为，它是家庭模板的放大，是家庭关系的社会化。正是这种伦理关系，长辈对幼辈的约束力和绝对影响力，家训中所贯彻的关于立志、勉学、修身、养性、经世、应务等原则要求，规范约束，才具有可付诸实践的动力。血亲伦常关系，在人际上，既有威严，更有亲善；在教育上，既有直接的灌输，又有间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家训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形式，与官方教化如刑法、政令、学校等等形式相比较，是极为有效的；就其文化影响力和透射力来说，同官方所凭借的行政力量相比较，也是最为巨大有力的。
再次，传统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通俗化，它以一种通俗易懂的传播形式，将博大精深、玄奥缜密的中国传统文化传递给社会成员，并影响他们的行为规范。
集中地、主要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和精神的文化载体，是一系列的文化典籍，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经典。姑且不论作为中华原典的“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即便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著述，魏晋时期对儒、释、道的演绎，两宋对文化典籍的祖述……都囿于一种高雅的表现形式，又具有经典性，其思想的深刻性、论证的周密性、文辞的华彩性，都是一般社会成员所具备的有限文化水平所难以诵读和领悟的。要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普及到民间，深入到社会底层，尤其是将居于中国文化主导的儒家文化的基本内容传递给社会成员，就需要一种通俗易懂的形式将丰富玄奥的道理寓教于乐之中，并成为一种日常的文化活动。
而传统家训，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内涵的通俗化表达，运用长辈对少辈的谈话方式，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精神和宏伟的文化感染力。口语对话，言谈心交，有别于书面语言，它是一种俗文化类别，而典籍，则是一种雅文化存在。通过俗文化形式表达雅文化内容，它是文化传播上的一种突破和创造。很难想象，如果离开了中国传统家训，中国传统文化有如此巨大深远的播射力和幅员广阔的影响力。仅此一斑，就足可透视到中国传统家训的文化魅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由官方走向民间，如何由书斋而成为全民族的文化认同，如何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忽视了中国传统家训的文化意义，显然是不可思议的。
张艳国著，《<论语>智慧赏析》，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四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反映任何一种内容的文化类型，它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总要从属于或者服务于那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组成和体现的中国传统家训，同样如此。它是在中国宗法—专制社会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它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为文化沃壤，因而它不能不反映中国传统社会里地主阶级的思想和意志，不能不是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这是中国传统家训所映现的鲜明时代内容和阶级特征。对于中国传统家训，我们应该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态度，区别良莠，剔除其中在今天没有用场的文化内容，吸取其中在今天仍然有生命力或有益的文化内容，并把它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联系起来。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能在沙滩上进行，也不能在空白地带上进行，而应该以本国本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为基础，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地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的发展具有传承性，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斩断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恩格斯曾经指出，对于任何历史文化，“问题决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列宁也认为，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途径，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通向无产阶级文化”。由此看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条件下，批判地分析中国传统家训，完全是毋庸置疑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文化态度和方法，吸取传统家训中对今天有益的文化内容，是大有可为的。通过批判和扬弃，中国传统家训在如下几方面所体现的内容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包容和吸收。
1.关于修身做人。中国传统家训认为，人生在世，总要有所作为；如果糊里糊涂，三心二意，就会虚度年华，无所作为。人生须有志，用正确的目标引领人生历程。因此要强调人生中立志的重要作用。三国时诸葛亮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晋人嵇康说：“人无志，非人也。”宋人张耒说：“并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明人杨继盛说：“人须要立志。”立志，对于修身是十分重要的。要做一个有德行的人，还要志在圣贤，矢志不渝地追求远大理想，砥砺人格，提升自己。譬如立志报国，言行谦逊忍让，与友忠信，与人笃敬，慎独修心，刻苦自砺。如晋人王祥说：“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也。”明人高攀龙说：“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庞尚鹏说：“孝、友、勤、俭，最为立身第一义，必真知力行，奉此心为严师。”这些训诫，都有合理的文化内核，在现时代，可以经过扬弃后，成为人生修养的基本信念之一。
2.关于勉学成才。中国传统家训认为，人非生而知之，人非生而圣贤，所谓知之和圣贤，都是勤学的结果。人必须向社会实践学习，向古人学习，向书本学习。如果离开了学习，是不可能立身处世的。他们认为，知识只属于那些勤奋学习的人，学习的志趣越高，学习的动力就越大，取得的成就也就越突出。宋人欧阳修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关于学习方法，强调勤、恒、苦、知、行、终身不渝，可谓精妙至极，如颜之推说：“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唐人韩愈说：“诗书乃勤有，不勤腹中空。”宋人王应麟说：“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陆游认为：“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清人章学诚说：“夫学贵专门，识须坚定。”张之洞说：“求学宜刻苦。”这些传统的学习方法，至今仍然是有旺盛的生命力的。
3.关于处世交友。中国传统家训认为，人生在世，难免同人打交道，发生社会联系，有时还少不了有交友的需求。交友，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在交友中，人与人是互相影响的，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此要慎交、择友务贤。三国时人刘廙说：“交友之美，在于得贤，不可不详。”颜之推认为：“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宋人江端友说：“与人交游，宜择端雅之士。”朱熹则说：“交游之间，尤当审择。”清人纪昀认为，“择交宜慎，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误交真小人，其害犹浅；误交伪君子，其祸为烈矣。盖伪君子之心，百无一同：有拗戾者，有黑如漆者，有曲如钩者，有如荆棘者，有如刀剑者，有如蜂虿者，有如狼虎者，有现冠盖形者，有现金银气者。业镜高悬，亦难照彻。缘其包藏不测，起灭无端，而回顾其形，则皆岸然道貌，非若真小人之一望可知也”。他们将交友看成人生中的大事，所以强调慎重对待，切不可随意结交。在为人处世上，传统家训认为，要谦和诚实，以礼相待，要戒除骄狂傲慢的作风，要善于扬人之长，戒己之短，要设身处地，善于留有余地，灵活机智，等等。如宋人袁采说：“处己接物，常怀慢心，伪心，妒心，疑心者，皆自取轻辱于人，君子不为也。”明人杨继盛说：“与人相处之道，第一要谦下诚实。”清人尹会一则说：“待亲族，须以敬老济贫为主；待下人，须以宽为主；待多事小人，须以让为主。”这些看法，对于人们增强自我修养，在处世为人上树立好的德行，是有积极的启发性的。
4.关于处理家庭关系。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细胞，处理好家庭关系，对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传统家训认为，在家庭里，首先要处理好夫妻关系，做到夫妻和顺，夫唱妇随，相敬如宾；其次要处理兄弟关系，做到兄友弟恭，兄弟憘憘；再次要处理好长少关系，做到父慈子孝，为人父持家要宽严有度，有家主风范，而为人子则要恪尽孝道；家主要善于持家，要勤勉、节俭、仁厚，家庭要和睦友爱，齐心协力，等等。如宋人司马光认为：“夫妇之道，天地之大义，风化之本原也，不可重与？”颜之推则强调：“夫不义，则妇不顺也。”三国时人向朗说：“天地和则万物生，君臣和则国家平，九族和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颜之推还说：“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这些思想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成分，对于现代家庭关系的调适，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此外，中国传统家训关于为政，关于养生，关于从事家教等方面，都有很多十分精彩的内容，可供我们批判地借鉴、吸收，将它们转化为时代文化的精华。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文化，也可以从中华家训中得到深厚有益的文化滋养，促成中华文化的现代化，构建中华家训与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良性互动关系。这是很有积极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对于中国传统家训的研究，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以往人们偏重于研究传统文化的其他门类，如饮食、服饰、政治等，而忽视了对中国传统家训展开系统研究的重要性。近年来，已有学者对此有所注目，并整理了若干种传统家训的书籍出版。但在笔者看来，对它展开有分量的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中国传统文化大系中予以确认，尚待学者们投入大量的劳动。我相信学术界重视研究中国传统家训，并取得若干有分量的成果，为期不会太远！
本文系《中华家训讲读》前言
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