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贵州文化的重要符号，“龙场悟道”是阳明心学的开端。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被贬谪至贵州，一路躲避追杀，历经心理上的挣扎和路途上的艰辛，终于来到修文龙场驿。在这里，他顿悟圣人之道，兴建书院、讲学传道，培养了大批门生，对贵州文化教育发展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近日，由贵州省儒学研究会和贵州阳明儒学会主办的“阳明学与乡村振兴”专题学术研讨会在修文举行。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文史馆原馆长顾久，贵州省儒学会会长、贵州阳明儒学院院长张新民，以及来自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贵阳学院、安顺学院等高校的50余名传统文化研究者，及省内相关企业负责人、文化人士等济济一堂，共话阳明心学与乡村振兴之道。

    本次研讨会由贵州阳明儒学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北辰、贵阳学院教授赵平略、贵州师范大学教授王进、贵州大学教授黄诚等担任学术主持。

“阳明心学为乡村振兴提供思想资源”

    张新民：儒学助力乡村振兴大有可为 

    “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乡村的问题往往是人的问题，乡村的繁荣也有赖于人的素质提高。”在贵州省儒学会会长、贵州阳明儒学院院长张新民看来，在中国古代乡村中，人们特别注重家庭和家族建设。家庭、家族作为国家的最基本单位，家庭正则天下治，这是儒家一直以来的观点。通过建构家庭来治理农耕社会，不但重视理性维度，也重视情感维度。 

    张新民认为，作为王阳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亲民思想”和“知行合一”的最早产生地都在贵州修文。王阳明强调与乡亲的相处不但要注重理性维度，更要注重情感维度，在开展教化的过程中，除了晓之以理外，还要动之以情。因此人人皆可教化，而天下无不可化的前提，就是人人都有至善的人性。 

    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的乡村，爱之外、礼之外，还有一个“情”的维度，即人性中真情的世界。正是因为有情，人才不会为当前的利益所迷惑，因为这个家园是一代代努力传下来的，所以要守住家园，还要传给子子孙孙。 

    所以，今天的振兴乡村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包括文化建设、经济建设、伦理建设……需要重新安排人的价值，城市要反馈农村。而王阳明的思想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大量的思想资源，来帮助我们建构一个美好的、健康的、有活力的、有情有义的乡村世界。

    栾成斌：阳明心学与城乡关系 

    贵州大学副教授栾成斌将阳明心学与中国城乡关系环境相结合研究认为，中国城市有必要也有义务反哺乡村，做好城乡文化、医疗、金融等资源统筹，同时为商人创造良好治安环境、营商环境、文化环境。这是在阳明心学“亲民思想”中提倡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坚持为政以德、推行德治，体现了儒家的人文精神，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对当下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此外，对于人才培养要坚持“惟精惟一”精神，不只是要管住自己的心，还要让自己的行动和想法保持一致，理论和实践的专注，才能获得最终的成功。

    周石峰：乡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心 

    “乡村发展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心。”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周石峰从民国时期的史料中研究发现，曾经乡村建设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要实现乡村振兴，就要解决旧式的城乡关系，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实现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同时，他提出要警惕“资本限制”，也就是警惕将要进入乡村的资本反吸纳进城市；要警惕“产品陷阱”，防止假冒伪劣产品销往农村；警惕“人才陷阱”，在过去的百年里，乡村人才呈现单向度的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现象，要想将人才留在乡村发展乡村振兴，就要为大学生回乡村施展才华打造好舞台。

    舒奇峰：让阳明学术成果大众化 

    贵阳文通书局有限公司总经理舒奇峰同样认为，阳明先生用短短3年教化苗民读书写字，这其中的文化表现力值得我们去探究，将其转化到当下的教育路径探究中去。“有计划的推出阳明心学相关选题，出版“阳明心学”著作，将传统的文化元素用新颖的年轻人及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发展周边文创产品，给贵州文旅产业带来新的活力，让学术成果大众化。”舒奇峰说。

    邓国元：“阳明学与乡村振兴”的三个问题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副教授邓国元说，就“阳明学与乡村振兴”这一论题而言，基于哲学、思想本身及立场的思考，需要作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或追问：第一，阳明学的思想理论本质。第二，基于当下的背景来考察讨论乡村振兴的问题，显然与阳明学本身所处的时代已经存在时空条件，以及社会条件等方面的差异。

    进而，要讨论阳明学与当前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以及揭示阳明学对于乡村振兴的价值与意义，显然就存在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对阳明学进行创造性解释、创造性转换的问题。第三，如果说阳明的“亲民”所代表的儒家固有文化传统，以及在明代所开启的“觉民行道”路径，那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探讨阳明学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恰当把握阳明学价值的前提下，对乡村中的“民”重新予以“觉”，强调“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实现“民”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换与发展。 

“先师之灵何以安，庠序之教何日兴” 

    潘俊辰：传统文化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源泉 

    对于传统文化教育，贵州省儒学研究会福泉分会会长潘俊辰有自己的认识。2007年至2012年间，他在中国文化书院教授孩子们读中华传统经典的经历中发现，过去的教育中缺失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与经典断层。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承载了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思想精华。传统文化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立身之本，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源泉。孩子在诵读传统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学习着、培养着自身人文素养、道德品质和人生修养。”潘俊辰认为，张三丰曾在福泉修道8年，留下300多篇诗词歌赋，其表达的中心思想内涵是：以修身为本，修身首先要正义诚心，正心物欲不入。这正是儒学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含义，穷究天下万物的根本原理，彻底洞明人类的心体自性，以达到改变人类命运的崇高目标，从而使人类行为与自然规律能够和谐平衡、生生不息。

    袁曜：“良知教育”是为了培养“立志”“强大”的学生 

    修文县政协秘书长、修文一中原校长袁曜在一中推行的“良知教育”改革中，其根本目标是“培根铸魂，立德树人，为党育人”。为此，从2010年起，修文一中探索推行的“良知教育”改革，提出“践行知行合一”的口号，发展老师和学生的自主能力，推行以“吾性自足”为出发点，践行阳明先生提倡的“不作花想、不作叶想、不作枝想的“培根”思想”，为此建立了“三自一新”改革，就是“自我发展，自主管理，自学发展以及课堂创新”，敦促老师，也激励学生，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寻找教育复兴之道。 

    良知教育的初心使命是在新时代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自律、自强、向上、向善的德行，励志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的人。袁曜认为，真正的强要内心强大，能征服自己。“要培养‘立志’‘强大’的学生，‘强大’的学生要克服内心的恐惧、怯弱、贪欲，一心向学，做到干净、忠诚有担当。”袁曜说。

    石行：贵州延续着大量民间儒学形态 

    传统由身向心转移，潜移默化，悄无声息，却有动人的温情。“90后”、播雅书院院长石行，以及他的团队致力于传承传统文化，不断找寻流落在贵州民间的文化遗迹，包括诗词曲调、典籍孤本以及一生都在传统文化中浸润的老人……在这个过程中，石行与团队发现，贵州民间延续着大量中华民间的儒学形态。 

    “包括悬挂孔子以及阳明先生的卦象、传统婚礼中吟唱的诗经，以及敲打的乐器等，这其中所呈现的儒学形态是活泼的、丰富的，也是灵动的。还有散落在贵州民间的儒学老人，无论从他们的学识、学养、家风、传承涵养、话语方面等，都是当下儒学经典的活态呈现。”石行在采集到的资料中有一位老先生，称自己为“儒生”，始终穿着长衫马褂，他说：“我想给子孙留一个儒生的形象。”“礼乐崩，求诸野。我们年轻的一代虽然肩膀很嫩，但是终也将担负起连续中华传统血脉的使命。”石行说。

    王力：文化给乡村教育提供力量 

    “你们知道吗，毕节大方百里杜鹃的发现，是当时人们翻阅地方志时，看到描述该地有一大片杜鹃花，派人去核查，才揭开了今天百里杜鹃的面庞，逐渐发展成为今天世界级的旅游景点。”贵州民族大学教授王力讲授起百里杜鹃的“发现史”时，抑制不住激动。他说，贵州的乡村振兴可以从史料中挖掘地方历史上如何培养精英、如何破解教育不平衡问题，以及地方物产发展的典籍故事进行研究，勾勒出地方教育与经济建设的思路，给予新时代的教育发展，提供思想来源。“乡村是文化的富矿，相对的，文化也可以给乡村振兴提供绵延不绝的力量。”

    张明：儒学与贵州的深厚情谊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副教授张明，在对于阳明心学的研究中同样发现，阳明心学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模样，培养了大批黔中“夷汉”弟子，开创了一代学风。由此，提高了贵州少数民族的文化素养，促进了民族的团结和进步，增强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儒学从而与贵州少数民族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给贵州民族地区的文化学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讲学传道，撰写诗文，教化‘夷民’，充分体现了儒家心学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具体结合。阳明心学在黔南地区的传播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名人、文化资源。在史料中探究教育路径，为当下教育发展提供力量。”张明说。 

“多角度激发乡村活力，助力乡村振兴”

    马国君：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 

    贵州大学教授马国君认为，乡村经济想要发展，既要引得来人、留得住人，也要用好乡村里的中坚农民和低龄老人力量。有了人，才有能力推动产业发展。所以地方要在培育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使用人才等方面下足功夫，既注重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更应想方设法引凤归巢，吸引青壮年、致富能人回乡创业。 

    “社会的稳定、文化的建设与经济效益是分不开的，只有地方经济发展了，才能够改变当地民风。人才兴则乡村兴，人气旺则乡村旺。当下我们对于儒学文化的研究还停留在思想和书本上，没有真正做到经世致用。”马国君说，传统文化里饱含着千百年的发展智慧，省儒学会中的专家老师们可以对此深入研究，挖掘出贵州历史上带动区域经济振兴的产业典故与案例，为乡村振兴提供历史资源。

    吴鹏：从碑刻文献中发现重要史料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吴鹏提出以书法研究作为切入点，形成贵州碑刻文献集，成为重要的乡贤史料，助推乡村振兴。

    吕燕平：文化创意助推乡村振兴 

    安顺学院屯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吕燕平认为，要想发展地方文旅产业，就要积极倡导挖掘本地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创造具有本地特色吸引力的创意个性化内容，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形成具有本地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增强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再依托互联网时代的的便捷性，将产品推销出去。这样不仅卖出了产品，也推广了当地历史文化，从而形成了一方地域特色，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安顺新发展起来的地方饮食文化品牌‘屯滋味’，在疫情期间通过外卖和电商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其结合了屯堡的文化风俗和现代的传播方式，包装出了一个集文化、旅游、饮食为一体的综合性产品，还有屯堡地区民宿旅游节‘添粮节’、新乡贤等，都是结合屯堡文化风俗发展的文创产品，有效带动了屯堡地方文旅产业的发展。”吕燕平认为，以文化作为突破点，贵州文旅产业的发展应增强品牌意识，用产品讲好故事，延伸产业链。让每一件产品都“活”起来，让乡村文明和乡村经济都“扭”起来，真正实现文化助推乡村振兴。

    周红：发挥农村的主观能动性 

    修文县扎佐街道党工委书记周红是乡镇工作的亲历者，她站在脱贫攻坚一线工作人员的身份发出了感叹：“乡村是一个宗族大家庭，要想治理好，人治很重要。”她认为，乡村振兴要解决人、钱，还有地的问题，这些都要靠政府来进一步推动。她建议制度顶层设计时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发挥农村的主观能动性，找准地方发展致富的新道路。 

    闫平凡：乡贤文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托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副教授闫平凡结合个人文献整理的经验，认为乡贤文化是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贤，绝大多数是地方的社会贤达，为所在郡县添光彩、为所在乡亲所敬重的名流贤士。他们或钻研儒家经典，在阐发、传承儒学方面有突出成就，或行迹体现儒家忠义孝悌的行为准则，可为人楷模，或在外乡任官颇有建树、声誉显著，或热心公益、为乡亲排忧解难，或学问渊博、为发展家乡文化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乡贤的嘉言懿行载于史册，流传于民间，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言行，引导着人们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是一笔宝贵的道德资源。” 

    闫平凡认为，在传统社会中，乡贤文化集中体现了乡村的人文精神，在宗族自治、民风淳化、伦理维系及激发乡土情感、维系集休认同感等都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阳明学与乡村振兴”这个话题之下，乡贤文化是乡村振兴依托的重要一点，而王阳明又是名宦（或者流寓）人物的突出代表，因而对乡贤与名宦结合的重要历史人物进行挖掘值得引起重视。

文/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李缨 曹雯 实习生 文俊 图/黄择书 海报设计/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文字编辑/陆青剑 视觉/实习生 文俊 编审/李缨

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