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022年5月，由贵州大学档案馆（校史馆）编辑的《贵州大学馆藏民国档案选编》丛书由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2022年12月1日，贵州大学新校史馆《贵州大学赋》布展揭幕暨贵州清代何氏家族殿试试卷捐赠仪式之际，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暨贵州大学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获校档案馆（校史馆）特意赠书。
《贵州大学馆藏民国档案选编》为“百年贵大文化建设丛书”之一，含“会议记录•制度卷”“经费校产卷”“教职员卷”“学生卷”“信函卷”，由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李建军、校长宋宝安任“百年贵大文化建设丛书”编委会主任，李建军任各卷主编，获“百年贵大文化传承工程项目资金资助”。本丛书副主编之一、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院长、贵州大学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赵永刚作丛书“总序”。
贵州大学馆藏民国档案选编·总序
赵永刚
（一）
档案是人类社会历史的“记忆”和“再现”。人类历史长河源远流长，当人类发明了文字，并用以记言记事，就出现了档案。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档案的国家之一。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就出现了“档案”（当然“三坟”“五典”还有待今后出土文物加以论证）。迄今，世界上发现最古老的档案有石刻档案、泥板档案、纸草档案、甲骨档案等。就现在古籍文献记载，我们所熟知的《尚书》，实际上也是古代档案文件汇编，所辑录的就是夏、商、周时期的文件，如典、谟、训、诰、誓、命等。
据现存文献所知，“档案”一词最早见于清代。但在我国古代，册、典、简、牍、简书、文书、簿书、文簿、文案、案牍、文牍等均指档案。现代有关档案的定义，中外学者表述形式各式各样，互相接近，又互不相同。我国《档案法》将档案的定义表述为：过去和现在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科技等方面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二）
与“档案”历史相较，贵州大学校史不过百余年，在这百余年里，学校也走过了一段曲折艰辛的办学历程，经历了名称演变、建制消立、校址变迁……
1902年，她是带有清末新政色彩的贵州大学堂，后清廷颁布并实施了《奏定学堂章程》，加之受师资力量、生源质量、办学经费和巡抚频繁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学校几经易名，最终演变为贵州官立矿业中学堂。辛亥革命后，国家时局动荡、兵连祸结。1912年5月，矿业中学堂被迫停办，未毕业的学生和教学设备等全部转入贵州省立农林学校（1916年该校改名为贵州省立贵阳甲种农业学校）。1928年，贵州省立第二中学、贵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和贵阳甲种农业学校的教育资源和部分生源组成了省立贵州大学。然而省立贵州大学办学没几年，也因军阀混战、黔省政局剧变、经费困难、学校改组、师资流失等被迫停办。
抗日战争爆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贵州教育的建设步伐，但随着战区机关、学校等纷纷迁入作为抗战后方重镇的贵州，国立贵州大学的建立迎来了契机。“省临时参议会鉴地本省高等教育需要之迫切，于是乎有贵州大学成立之拟议。”（1943年《国立贵州大学要览》）在黔中人士的不懈努力下，1940年民国政府行政院阳字11825号训令，批准先设立国立贵州农工学院；1942年，民国政府行政院决议成立国立贵州大学，于农工学院外增设文理、法商两个学院，5月，行政院顺人字9650号训令：“任命张廷休为国立贵州大学校长。”国立贵州大学应运而生。张廷休1946年9月在《贵大学报》第一期文史号《发刊辞》中写道：“及御倭之役，学者车辙，交错于吾黔。乃以三十一年，创立贵州大学。”
1950年10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文秘字03049号通知，要求凡公立各院校、馆名称概不加“国立”两字，原“国立贵州大学”从此径称“贵州大学”。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经历了1997年和2004年两次大的合并后，贵州大学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步入了建设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时期。
“贵州大学之名举凡三见。清末停科举兴学校，贵州大学堂亦应制而生，未成而废。民国十六年省政当局有省立贵州大学之创设，顾不久而内争起，蛮触不遑，省立贵州大学遂若昙花一现即逝。”1943年《国立贵州大学要览》中记载如斯，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国家之羸弱、多难，学校办学之艰辛、惨淡。如今，贵州大学已成为世界一流建设学科高校，教育部、贵州省人民政府“部省合建”高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单位，在推动地方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较大的作用，正奋力书写创建高水平大学、实现百年辉煌的新答卷，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篇章。
（三）
百年传承，薪火相继。贵州大学这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也为学校积淀了较为丰富的档案资源，这些档案大都存于贵州大学档案馆（校史馆）。
贵州大学管理档案的机构，就目前所藏档案记载，可追溯到民国时期国立贵州大学总务处文书组，后来是学校办公室下设的档案室。为满足学校档案工作发展需要，2004年11月，贵州大学档案馆成立，学校档案有了专门的归口管理部门。2013年8月，校史馆与档案馆合并，更名为贵州大学档案馆（校史馆）。目前，贵州大学档案馆（校史馆）馆藏有民国时期至今的文书及教学、科研、基建、财会、外事、出版等各类档案8万余卷，照片1.37万余张，实物2.2千余件等；珍藏有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仿真复制的《贵州巡抚邓华熙奏为遵旨改设贵州大学堂拟定开办章程规条事》奏折及拷贝的清末的学校档案资料；校史馆展出图片800余张、实物100余件等。馆藏既有贵州大学这一主线档案，也有在各个历史时期汇入贵州大学的各学校档案，如贵州农学院、贵州工业大学、贵州民族学院、贵州人民大学、贵州艺术高等专科学校、贵州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贵州省工业管理学院、贵州建筑高等专科学校、贵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贵阳煤炭工业学校、贵州省城乡建设学校等学校的档案资源。这其中也包含850余卷民国时期学校档案。
民国档案，是指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内各级党政军机关、社会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在其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全部档案（革命历史档案除外）。贵州大学档案馆（校史馆）现馆藏的民国档案绝大部分是由学校沿袭保存下来的，少量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贵州省档案馆复印或仿真复制，或民间征集而来。在贵州大学百余年的历史中，档案见证了学校的变迁，记录下了学校的校名更迭、校址变迁、建制分合、建设发展等历史。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目前贵州大学档案馆（校史馆）馆藏民国档案最早只到1931年，且其中大部分是1940年至1949年国立贵州农工学院、国立贵州大学形成和保存的档案，省立贵州大学时期档案很少，且主要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贵州省档案馆复印或仿真复制而来。
（四）
学校档案是学校历史的“记忆”和“再现”，沉淀着学校丰厚的文化底蕴。贵州大学所藏民国档案较系统地反映了民国时期，特别是1940年后贵州大学的建设、发展及主要活动、事件，既是民国时期我校各项活动的原始记录，也是教育史的珍贵史料。作为历史、文化的积淀，它不仅对研究学校校史意义重大，而且对研究民国时期贵州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等均有重要价值。
受多种因素限制，我校对馆藏民国档案一直是尽可能保持其原貌，没有进行系统整理，也很少对外提供查阅利用等服务。因而，这部分档案一直静静躺在档案柜里“沉睡”，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文献价值等鲜有人知。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档案文化不只是历史记忆，也是生机勃勃的未来。将可以公布的档案编纂成出版物，是实现档案信息共享，使“死档案”变“活信息”的有效途径，也是使档案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让更多的人从不同角度接触档案、了解档案、认识档案、利用档案的有效途径。为了让馆藏民国档案从尘封的库房中“走出来”，展现其“生命力”，2018年7月，档案馆在向学校提交的《关于开展“百年贵大文化传承工程建设”的报告》中，提出出版《贵州大学馆藏民国档案选编》系列图书的方案。2019年，馆藏档案数字化工作正式启动后，档案馆将全部民国档案列为首批数字化项目，为《贵州大学馆藏民国档案选编》系列图书的影印出版提供了有利条件。
《贵州大学馆藏民国档案选编》系列图书是在贵州大学档案馆数字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编印的。在系统性、代表性的原则下，按“信函”“会议记录•制度”“教职员”“学生”“经费校产”5个主题，从2.6万余件13万余幅馆藏民国档案扫描图片中挑选出2500余幅影印出版。下文对各卷内容略作介绍。
《信函卷》
1940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审议通过教育部方案，决定先设立国立贵州农工学院。12月，聘定叶秀峰为国立贵州农工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8月，筹备工作结束。 9月，教育部聘任李书田为国立贵州农工学院院长。12月，学校开学上课。1942年5月，行政院决议成立国立贵州大学，国立贵州农工学院归并国立贵州大学。5月22日，行政院任命张廷休为国立贵州大学校长。8月1日，张廷休“到职正式办公，并接受国立贵州农工学院”。1949年11月25日，贵阳市军管会正式接管民国国立贵州大学。至此，贵州大学民国阶段结束。故民国时期，贵州大学校长计有叶秀峰、李书田、张廷休。张廷休公出时，由教务长任泰、教务处注册组主任刁鸿翔、秘书赵惠民代行拆职务。本卷为信函卷，主要收录的是叶、李、张、任等签署的各种公函、电文、通告、批示。
校长为一校之长，学校大小事务均要经其眼、过其手，所以通读《信函卷》，可以对学校各方面之情况有大致的了解。其中有校长对学生休学、转学、辍学申请的批示；有校长给企业家、地州县长官的感谢信，以感谢他们或直接捐款或设立奖学金；有校长向当时教育部或申请增加专业、请求拨款的电文，等等。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这些档案，或直接或间接了解民国时期学校在学生、校产、教员等方面的真实状况。总之，阅读《信函卷》，我们可以大略了解民国时期贵州大学步履维艰之发展历程。
《会议记录•制度卷》
《会议记录•制度卷》主要编选了贵州大学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之会议记录和规章制度的内容。
《会议记录篇》收录了上自1941年国立贵州农工学院筹备时期，下至1949年11月贵阳正式宣布解放前夕的各类会议记录60余件。编选时，在尽量兼顾档案史料价值和档案系统性、重要性的前提下，注重对学校办学理念、机构设置、学术发展、教育教学、学术社团、校园建设等内容的收录，注重对会议原始记录的收录。卷内收录的国立贵州农工学院时期会议记录，不仅有馆藏所能见之国立贵州农工学院筹备委员会第一至第九次会议记录（其中暂未见第七次会议记录），同时也选收了学校总务处、农场委员会、建筑委员会、图书委员会等专门会议的记录，以期尽可能呈现学校早期筹备、建设、办学之原貌。国立贵州大学时期会议记录内容繁多，由于本卷篇幅所限，故忍痛采用“一详一精”的方式收录。其中，对校务会议记录的收录注重“全”，卷内不仅收录了国立贵州大学1942—1945年第一至第十八次校务会议记录，而且收录了1949年恢复召开的校务会议及1949年11月14日贵阳正式宣布解放前夕召开的第二次校务会议记录；对行政谈话会、行政会议及招生委员会、教职员福利金委员会、电厂管理委员会、粮食管理委员会、年终考绩委员会等专门会议，则依内容相关性、重要性及历史意义进行精选，如收录了讨论迁校的第三十七次行政谈话会议记录，五周年校庆纪念筹备委员会记录，各专门委员会的首次会议记录，等等，以供读者对学校各类会议及事务处理做粗略了解。此外，卷内还选收了驻筑各机关、国立各院校联谊会议记录等。
《制度篇》收录了省立贵州大学、国立贵州农工学院、国立贵州大学时期的各类规章制度，包括“大纲”“规程”“章程”“学则”“办法”“规则”“规约”“简章”等。综观本卷所选各项制度，有两个比较鲜明的特点。其一，各项制度较为全面系统。这主要体现在制度的制定主体多元和涵盖事务丰富多样两方面。所选各项制度的制定主体，上自省立贵州大学、国立贵州农工学院、国立贵州大学，下至学校所属各级机构组织，如工学院、农学院、教务处、会计室、工程处、电厂、农事实验场、国立贵州大学南明剧团，等等。各项制度的建立，反映出民国时期学校对制度建设的重视。其二，以学生为中心。本卷所选各项制度50余件，而直接与学生有关之制度近达20件（其中，《国立贵州大学学生守则摘要》里的18个制度仅计1件），涵盖了学生转院转系、考试训练、训导奖惩、实习毕业、社团活动等内容，如《国立贵州大学学生转院转系应行注意事项》（115-09-0647）、《国立贵州大学学生毕业论文规则（草案）》（115-09-0338）、《国立贵州大学设置免费学额及公费学额规程》（115-09-0200）、《国立贵州大学工学院工徒夜训班章程》（115-09-0510）、《国立贵州大学训练学生课外活动奖励办法》（115-09-0208），等等。这些制度关涉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是贵州大学一以贯之的优良办学传统，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宗旨在制度上的体现。
《教职员卷》
贵州大学民国档案中，教职员工档案保存得较为完备。现有档案基本能够全面反映民国时期贵州大学教职员工工作、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能反映当时学校领导层面与教职员工及师生之间的关系，反映出当时教职员工对待职业、教育、教学的态度，精神风貌及学校教学运行的基本形态等。档案清晰保存了历年教职员工花名册及员工薪资清册等，为后人保留了学校在发展过程中有关师生员工的第一手资料。
抗战时期，随着各学校内迁，大量知识分子流入贵州，充实了贵州师资队伍，他们中的一部分应聘到国立贵州农工学院，后续聘于国立贵州大学参与教学工作。彼时，学校也非常重视教职员工的聘请推荐、进修学习等。如《张廷休关于呈送国立贵州大学教员蹇先艾证明书一份事致教育部的呈文》（115-09-0502）、《美国援华联合会关于请按照大学正教授高级研究员赴美进修奖金办法申请书等规定条件据教学研究成绩推荐事致国立贵州大学的函》（115-09-0563）、《教育部暨所属机关职员进修函授班关于检奉行政法总论及教育行政二课参考书目各一份请即购置而利学员研读事致国立贵州大学的笺函》（115-09-0410）等，可以看出，当时学校层面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可以说，这是贵州大学能发展到今天的重要的精神财富之一。民国时期，举国艰难，学校多次为教职员工、学生申请发放生活救济、医药补助及食米补贴，如《国立贵州大学关于呈送二月份教职员医药补助费凭证及清册祈核发经费事致教育部的代电》（115-09-0364）、《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关于准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函复国立贵州大学请购平价布已转饬办理事致国立贵州大学的指令》（115-09-0244）、《张廷休关于呈送国立贵州大学教职员王师敏、万孝垓、关淑懿、刁鸿翔四员生育及医药补助单据祈核发补助费九十四点四九九元事致教育部的呈文》（115-09-0364）、《国立贵州大学民国三十一年九月份上半月工友借支米贴表》（115-09-0135）等，都清清楚楚地呈现了当时各种救助、资助的事由、过程及结果等情况。学校还非常重视解决实际问题，如1946年10月14日，为便利教职员上课、办公，由学校包用马车行驶于朝阳村等地，学校单独发出通知并附路线图及乘车票式样等，解决了教职员工的交通问题。
《学生卷》
《学生卷》包含名册、报告、公文、其他等项。名册又分学生计分册（1942—1949年每学期各院系各年级的学生计分册）、各类补贴印领清册（奖学金、膳食贷金补贴、其他补助等）、各类学生登记名册（新生名单、边疆学生名单、华侨学生名单、各省籍学生名单、征兵名单、毕业生登记名单、其他学生名单等）；报告包括各类补贴申请、转系、休学、复学、退学、转校以及其他事项的申请报告等；公文包括与学生相关的各级公文；其他则收录了入学试题、试卷、各院系专业的科目表以及课程开设等；除此之外，还有少量与学生相关的信函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卷收录了抗日战争期间国立贵州大学学生参加远征军的珍贵档案。1943年，国民政府重组远征军赴印缅边境，国立贵州大学学生踊跃报名参加远征军。本卷中选辑的相关档案记录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包括学校给予这些学生的各种保障优待政策、参加远征军的学生名册以及部分学生申请保送入远征军的报告，如《学生陈光鼎关于通译员工作完结返校申请享受公费待遇事致国立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的报告》（115-09-0257）、《国立贵州大学志愿参加远征军学生名册》（115-09-0087）、《国立贵州大学参加远征军及通译训练学生姓名清册》（115-09-0087）、《学生刘显扬关于请准予参加远征军事致国立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的信函》（115-09-0087）等。
另外，本卷也收录了国立贵州大学华侨学生、遗族学校学生、孤儿学生、边胞学生的相关记录。如《华侨学生林伟、周葆光、张玉樑等六人关于请准予入学肄业或试读事致国立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的呈文》（115-09-0527）、《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校董会主席宋美龄关于遗族学校学生杨忠谟、刘显扬补助费已汇请填具收据寄会事致国立贵州大学的公函》（115-09-0106）、《学生高朴关于申请功勋遗孤入学全公费待遇事致国立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的报告》（115-09-0703）、《学生张子富、邓守中关于因振济委员会桂林儿童教养院院童证件不全请学校先行垫付膳费事致国立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的报告》（115-09-0703）、《学生王运权关于申请享受逻族学生公费待遇事致国立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的报告》（115-09-0703）等档案，均可作为研究民国教育以及边疆政策的重要参考资料。
本卷所收档案时间自1941年1月起，至1949年10月止，内容涵盖国立贵州农工学院与国立贵州大学招生、录取、学习、奖惩、考试、服役、实习、毕业、求职、就业的全过程，展示了国立贵州农工学院与国立贵州大学的教育水平、学生学习生活的真实状况。本卷档案对研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制度、抗战时期贵州教育水平以及经济状况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经费校产卷》
《经费校产卷》包含经费预算收支、学校固定资产、基础设施等项。内中所含《国立贵州大学征地计划》（115-09-0115）、《国立贵州大学女生宿舍建筑计划书》（115-09-0119）、《国立贵州大学女生宿舍单价分析表》（115-09-0119）、《国立贵州大学女生宿舍、教职员宿舍工程招标办法、合同样本、施工说明书》（115-09-0119）、《国立贵州农工学院第一期院舍工程合同》（115-09-0120）等档案，集中反映了国立贵州大学、国立贵州农工学院创建时期筚路蓝缕之艰辛，尽管经历了七十余载风雨剥蚀，有些建筑依旧巍然挺立，并继续承担着教学科研的任务，传承着追求卓越、铸造精品的教育情怀。1942年，国立贵州大学兴建之时，正当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财政紧张，投入贵州大学的经费十分有限，时任校长张廷休克服种种困难，四处募集资金，为学校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贵州大学师生热忱襄助，一致努力，贵州大学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短时间内初具规模。《国立贵州大学卫生疗养院建设计划草案》载：“房屋建筑费照本校新建女生宿舍造价估计需三十万元、蚊帐被褥六万元，其他设备四万元，共计四十万元。”这笔巨额经费有四个来源，即学生认捐十万元，学生自治会表演募捐五万元，学校生产事业盈余拨捐五万元，学校拨支二十万元（115-09-057）。学生通过捐款、表演募捐承担了一半资金募集，贵州大学学生建校爱校的优良传统于此可见，贵州大学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早有传承。当时贵州大学的财政收支极不匹配，入不敷出，尽管如此艰难窘迫，师生上下同心，苦撑危局，在民族大义面前毫不含糊，多次向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捐款，为抗战事业贡献力量，这些捐款收据也收录在本卷之中，提醒后来者继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本卷档案还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李书田关于请查账核对是否开办以来所有关于军训购置均已列入军训教官杨竞华所列交代报告表事致会计室、保管室的通知》（115-09-0042）、《国立贵州大学军训事业概算表》（115-09-0067）是重要的军事学档案，《国立贵州农工学院支出传票（药品）》（115-09-0036）具有医学史的参考价值，《国立贵州大学招商承制课椅课凳办公桌床等比价记录》（115-09-0098）、《国立贵州农工学院购买粮食价格表》（115-09-0013）可以为研究民国经济史提供重要参考。再如《国立贵州大学图书馆购书单据》（115-09-0668），详细开列书名、卷册数、出版处所及纸本、原价，是研究民国图书出版事业的重要参考资料。
孔子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档案是历史的记录，它的外形不可避免带有时代的烙印。为忠于档案原文，保持档案文献的可据性，编纂本系列图书时，我们未作识读处理，而是以影印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了每件档案材料的原始面貌，并按照一定的命名规则，为每件档案材料草拟了文件题名供读者参阅。目的在于让读者通过阅读这些原件，自行了解、识读档案内容，更好发挥档案材料特殊的历史价值。
文：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图：张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