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张新民教授 

    《恩重如山》一书的出版，乃是陈祖武先生自述其一生学思心路历程，由王进教授采访录音，并反复认真领会整理，贡献给学界的一份当代学人思想文献礼品。我读后仿佛不断紧随祖武先生之后，一层一层艰难地拓展自己的心智与眼界，感悟他治学的持恒与辛劳，最终则重走了一遍他的漫长人生旅途，攀援到了他的学术思想发展的高峰，感受到了他用一生精力构建出来的学术宫殿的璀灿和壮伟。然而较诸学术宫殿更为令人瞩目感动的，则是他一生始终不渝的学术职志和人品风范。《易传》既称《乾》卦“元，善之长”，又称《坤》卦六五为“美在其中”，如果借用这两句话来形容祖武先生的人品与学问，相信凡与其有过接触或读毕是书的人，都自然心领神会能够赞同的。

一、人性真情与世间大义

    祖武先生自幼受家学的熏陶，日日目睹家中金字匾额“是乃仁术”四个大字，在祖父的诱导和启发下，从小就懂得了传统中国一贯强调的“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的道理。他后来治学始终奉“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八字为矩矱，也与母亲“人不要脸，百事可为”一类的教育有关。

    严格地说，无论个人或整个人类社会，伦理实践的起点都离不开家庭，而以“仁”为本的家庭教育，尽管尚需要时间与社会环境等因素来加以培养或强化，但仍深刻地影响了祖武先生的一生，表现为他身上特有的学者气质与人性美德。也可说“元者善之长”与“美在其中”，二者作为一种天地赋予人的最基本的品质，早在他少年时代的人生实践生活中，便有了突出的表现。以后无论在昆明如“清洁工”般干活并坚持读书，与装卸工人亲如兄弟般地自然和睦相处，或是荣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时，表态“决不以权谋私”，并至始至终奉行不渝，乃至研究黄宗羲结撰《明儒学案》之宗旨内容，表彰其为师门传学术，为故国存信史，为天地保元气，如果透过现在与过去相连的时间之流如实观察，均可见祖武先生前后一贯的为人治学风格。

    祖武先生人品与学问的一致，也表现在一些小事上。记得十多年前，他还在历史所任所长时，该所党委书记李荣金曾告诉我，说祖武先生每天骑自行车，走很远的路上下班，从来不动用本该享受的专用公车，所内的同志都从不同角度好意劝过他，他却始终以正好能煅炼身体作答。今读是书才知道，也曾任过所长的林甘泉先生，退休后看病可用公车，也从来坚持不用。这显然是无形中逐渐形成的好传统，作为一代学人树立的学风世范，在内即表现为内心修持及精神品性的个人美德，在外则反映为严守公共规范与行为准则的社会公德，在祖武先生的身上尤其显得突出。

    中国文化历来“性理”与“性情”并重，不惟重视人的理性，同时也重视人的情感，“理”与“情”都必须发自天然本真的人性。郭店竹简《性自命出》及《语丛·二》讲“道始于情，情生于性”，“礼因人之情而为之”，宋明理学家也说“心统性情”“心之性情”“仁性爱情”，均可见除了“理世界”的建构和实现之外，“情世界”的培育及展开也极为重要。而道德情感作为一种先天的心灵禀赋，尤其需要透过各种社会化或仪式化的方式，来多方面地加以展开和实现。祖武先生从小学到中学，再从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其间获得过无数师友的关心和帮助，而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整个生涯中，更得到了无数同道或同仁的支持与鼓励，情义在他看来可谓弥天盖地，不仅丰富了自己的求学致思内容，同时点化了现实的世俗社会，构成了终生难忘的情感记忆，转化为始终精勤不已的上进动力。读是书者皆可知之，也都会深受感动和教益。其中如杨向奎先生是他的恩师固不必论，郑天挺先生则是他走上学术道路的引导人，张政烺、谢国桢等先生更是他的授业师，任继愈先生也在学术交往中给予了不少帮助，书中述及大量的人事往来细节，涉及的耆老硕德既多，提供的学术信息亦大。每一个人的后面可说都有一个故事，亦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变迁发展的过程。祖武先生作为置身其中的预流者或当事人，则以充满情感的语言，提供了大量的个人私交信息，还原了不少当时的历史场景，遂使表面纯为理性的学术世界，也充满了难得的情感因素。

    但是，无论是心中含蓄深藏的“情”，或转由话语表达外显出来的“情”，在祖武先生那里都是“大情”而非“小情”。他感恩师友，感恩同事，感恩社会，感恩民族，感恩国家，知道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历史社会的进步，二者是不可须臾分离的。因此，举凡一切为他人或群体的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人，无论过去或现在，古人或今人，贡献尽管有大小，关系难免有亲疏，他都心怀由衷的敬意，表现出博大的人文情怀。是书之题名“恩重如山”，即表示在他人生成长旅途和学术发展的道路上，自己任何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既离不开他人的无私帮助，也离不开时代世运的客观回报。而年愈近耄耋便愈怀念家乡，以为自己一生的成就都得力于他人的关心和支持，尤其不能忘怀者即早年帮助他踏上学术道路的母校，遂将自己长期珍藏的近万册典箱，悉数捐赠家乡供青年学人阅读，并将藏书之地取名为“感恩书屋”。无一不可见其发自个人一己内在生命之情感，早已升华为能够温暖人间社会的普遍性大爱。决非私下个人利害得失计较的“小义”，而是社会公共乐群生活不可或缺的“大义”；不是个人恩怨止于一己范围的“小情”，而是发自本心真性能感通一切的“大情”。前引“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即是说人间正道必始于人的真情，而人的真情又产生于人的真性。这样的真性真情是能够陶冶塑造人的精神品质的，甚至可以与天地配合构成宇宙式的意义的，当然就应该转化为长久的历史文化记忆，一代一代相传奉为永恒性的典范。诚如郭店竹简《性自命出》所说：“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情”与“义”都为人间社会永恒的必需，一旦阻塞就会感到生命的窒息或压抑。

二、爬梳文献与开导后学

    与祖武先生待人出自本心真性，总是显得真诚和真实一样，他一贯抱持的治学态度，也是以真诚与真实为根本出发点，做到了严格意义上的上内不欺己及外不欺人，亦即《中庸》所说的“合内外之道，故時措之宜”。因而他每立一论，每安一说，都一本实事求是之原则，扎扎实实从文献出发，依据大量可靠史料发言,宁可劳而不获，亦决不不劳而获。数十年间，先后整理出版的古籍著述成果，即有《李塨年谱》《颜元年谱》《杨园先生全集》《榕村全书》《清儒学案》等，均极具文献学功力，甚有功于有清一代学术。而他之所以为叶衍兰、叶恭绰先生祖孙两代学人合著之《清代学者象传》作校补，也是因为痛感是书第二集凡二百家，均有像无传，半个多世纪以来，前贤未尽之业，始终无人问津。因而一方面广参各种相关文献，重新精校第一集之各家小传，另方面则发愿依像补足新篇，重撰传文俾成完璧。凡第二集所缺者，均一一悉加补齐。前贤未竟之盛业，自此终得以完成。其拳拳表幽彰微之心，亦跃跃然见诸纸上。凡有用心读是书者，皆当知文中别有深情在。

    祖武先生读书既勤，治学亦精，其每进行一专题研究，必广搜各种史料，尽可能竭泽而渔，举凡各种单刻本、丛书本、稿抄本、名人手札，无不旁征博引，一切皆依史料或史实，多仿佐证以求折衷一是。例如，他早期研究顾亭林，即不仅遍读其各种撰述文集，而且受郑天挺先生启发，更广涉他人较少注意的诗集，旁及其他一切与其有交往的人物，揭示时代变迁及发展走向的脉络特征。在方法论上实际即为“以诗证史”“以诗补史”，即使不能相互引发，也可另备异说。陈寅恪、陈援庵两先生均早有示范，祖武先生也深得其堂奥。

当然，更重要的是，“以诗证史”不仅扩大了史料利用的范围，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而且透过诗当能更好地观察人物内在的心灵感受状态，了解前人立说的真实用意与潜在目的，总结一时代学术形态变迁发展之内在脉络或理路，从而同时兼顾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不在学术史与社史之间人为地设置任何畛域或障碍。学术史在他看来决不可能孤悬于社会之外，因而必须始终关注其与世运生态的关系，考察相互之间必有的渗透和影响关系。“知人”与“论世”从来都是善治学者必须同时关注的两个向度，也可说是一种内在观察了解与外在分析判断双管齐下的研究进路，因而在资料取用的广泛及立论的周延方面，显然远较一般著述更为严格。

    因此，正是从上述严谨的方法论原则出发，祖武先生凡有论著发表，都无不以资料的详尽占有，以及立论的客观精当见长。举其要者，如早年结撰的《清初学术思辨录》，便是在研究顾亭林的基础上，终日浸润在典籍文献之中，阅读了大量名流宿儒的史料，进一步深化了自己对清初八十年来学术思想的认识，遂采取学术史与社会史双重观照的方法，将众多专题和人物个案研究融通整合为一体，涉及经学、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及考据方法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重新评骘顺治、康熙两朝学术史的历史地位，从而成就了这一总结性的学术反思著作。《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的写作，亦始自其早年，乃是长期研读《清史稿》，尤重视其中之《儒林传》，因而一方面深感其文献价值的重要，以为乃治有清一代学术史不可不读之书；另方面又感叹史馆用人杂乱，错讹可谓举不胜举。即在《儒林传》，虽有缪荃孙初稿可供凭据，然毕竟统稿乏人，校勘不精，谬误仍多。故在阅读过程中，每有疑问，即随手批注，或旁记侧书，或别纸另写，逐条订改，最终在晚年汇为一帙，成此一部有用之书。具见是书用力前后达四十年，决非一般泛泛读书者所能比拟。是书开篇《校读前言》，引钱竹汀《廿二史考异》序云：“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去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齮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与历代德才兼备之史家一样，“开导后学”亦为祖武一贯之治学宗旨，即使指出前辈学人的错误，目的也在发扬光大中国的史学传统，从中正可见其既“护惜古人”，又“实事求是”之良苦用心。

    在从事个人名山不朽撰述事业的同时，祖武先生也培养了一大批年轻后进人才。从自己一生的治学经历出发，他始终认为自己之所以能步入清史或学案史研究领域，乃是得力于恩师杨向老的提携与引导，而杨向老又继承了其师钱宾四先生的治学传统和学风，前后传承，已有三代，均无不重视文献，而又强调义理。因而自己有责任认真关心和培养青年人才，不使学脉传衍受阻中断，遂组织和带领历史所一批年轻学者，潜心从事乾嘉学派的研究。研究过程中不惟爬梳归纳经疏、史传、文集、谱牒、笔记、档案等文献达百种以上，而且更通读甄采了《清实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等大量道光前的第一手原始资料，遂先汇纂为卷帙浩繁的《乾嘉学术编年》资料长编，再合撰成代表学界最新成果的《乾嘉学派研究》学术性论著。其中《乾嘉学术编年》上起乾隆元年（1736），下迄道光十九年（1839），凡百年间之学术大事，无不条纲相统，脉络互贯，原原本本，汇为一编。读之则一代学术变化演进之历史轨迹，按年逐条检读，举凡学界人物大事，无一不可了然于心中，遂在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诸书之外，自立一体，别张一军，而可与钱宾四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媲美。虽然《乾嘉学术编年》与《先秦诸子系年》，二者所针对的时代不同，体例亦明显有异，然都是功力极深之宏著，自可分别长传后世。而参与该书撰写工作的年轻学者，后来都成了学界颇有声望的领军人物。所以，祖武先生多次强调集体通力合作开展科研的重要，一部分的原因即在于通过集体协作优势的发挥，尤其是主事者的身教言教示范，能够培养出一批优秀青年人才。

    祖武先生重视文献的积累功夫，并以此来诱导和培养年轻学者，从他的《清儒学案》研究亦可看出。他积历年整理点校《清儒学案》之心得，撰成《徐世昌与〈清儒学案〉》一文，于徐书之利弊得失，皆有客观公正的评价。其中稍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整理是书的过程中，意外在史界前辈史树青先生家中，获睹一批徐世昌与其门人曹秉章的往返书札。书札时间跨度几近十年，数量达四百余通，均涉及《学案》编纂问题，价值至可珍宝。这批书札以后虽有线装书局整理本，然时序颠倒，校勘不精，舛讹殊多，有失裁别。祖武先生有鉴于此，乃嘱院内年轻学者李立民，重新据原件影本编次整理，并撰成《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一书。同时又指导研究生朱曦林以《徐世昌与＜清儒学案＞》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前者得先生释疑解惑，多方辨识墨写草书，不仅先后叙秩井然，即录文注释亦精当允准。后者则爬梳文献甚勤，不惟引用了前人较少注意的徐、曹两氏函札，而且查阅了不少成书的稿本，厘清了徐书与《清史稿》中《儒林》《文苑》两传的关系，从而将相关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类似的例证可举者尚多，均可见其严谨笃实的学风，透过年轻优秀人才的培养，已获得了很好的延续和承传。

三、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

    除充分重视文献资料的广泛搜集外，祖武先生亦强调从问题出发展开研究。他早年受郑天挺先生启发，开始关心顾亭林因受莱州黄培诗案牵连，康熙七年从北京南下济南府投案，作为一位有影响的明代遗民，其投状时究竟会如何署年的问题。这一问题悬置于心中，前后近二十年，后来读《山东颜氏家藏尺牍》一书，才意外发现其中附有顾氏手笔诉纸，上面赫然署有“康熙七年”四字。由此得出结论，尽管抱持明遗民身份的顾氏，从不承认清朝正朔，但在特殊情况下，为保护自己，也会采取适当的权宜之计，应变时势而有所变通。因此，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同情地了解，也不能片面拔高，一皆以实事求是为治史的根本原则。

    乾嘉时期的吴、皖学者是否分派，也是祖武先生长期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固然注意到章太炎、梁任公主张分派的说法，但也重视钱宾四“吴皖非分帜”的异见，同时更受到杨向奎先生思路的启发：“与其这样按地域来划分，还不如从发展上来看它前后的不同，倒可以看出它的实质。”遂沿着杨先生的思路继续向前推进，从前人忽略的细微处入手，最终寻绎到了符合历史实际的满意答案，撰成《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一文。文中认为从惠学到戴学，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其中固然有差异性，但也存在共同性，只突出前者而忽视后者，显然不尽合乎历史的本来真实。而仅以地域或门户来区分学派，既难以囊括当时活跃于学坛的众多大师名儒，也不能展示乾嘉学术发展的整体全貌，反而容易遮蔽学者之间互为师友及赓续发展的观察视域。因此，未来如果要重新开辟乾嘉学派研究的新途径，就有必要更多地着眼于百年来的学术演进轨迹多方分析，其中既不能忽视以众多学者为对象的个案性探赜，也应加强学术世家与地域学术的群体活动讨论。

    因治顾亭林其人其学而读《清儒学案》，又因顾氏旁涉黄宗羲而读《明儒学案》，祖武先生遂对“学案”一辞究竟应该如何解释，产生了疑问。先是撰写《学案试释》一文（《书品》1992年第2期），综合梁任公、陈援庵、吕澂诸家之说，认为“案”与“按”固然如有的学者所说，二字本来相通，可以解释为按断，即考察论定，则“学案”两字亦暗含今学术史之意，然考虑到禅宗灯录体史籍的影响，似也可以“学术公案”迳释之。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较诸“案”“按”互诠，祖武先生的发挥似更合理。

    然而祖武先生的新解并未就此止步，作为一个在学术上精进不已的学者，他始终认为自己的看法仍不够周延，必须重新寻找更有说服力的答案。以此为问题出立发点，他又尝试联系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追问可否以“定论”两字来定义“学案”。同时又认为如比解释并无文献语源学上的佐证，倘若迳释为“学术考查”，或引伸为“学术资料选编”，似也未必妥当。最后则将其界定为古代史家记述学术发展历史的一种独特编纂形式，以学者论学资料的辑录为主体，合案主生平传略及学术总论为一炉，据以反映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乃至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从而具备了晚近所谓学术史的意义。一个积思三十年的问题悬念，祖武先生告诉我答案至今仍不满意，适可见其为学态度的谦逊自律，以及治学精神的严谨笃实。

    中国学术的发展，如长江黄河奔腾，前后赓续不断，然又各有其时代特点。前人予以总结性赅括，则冠以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之名，迄今少见异辞，似已无讨论余地。惟清代总结整理传统中国数千年学术文化，尽管少见义理即理论形态真成系统者，然仍可说是名家辈出，贡献钜大。因而应该如何对其作出准确定位，则是祖武先生晚年病中思考得最多，也最想与年轻朋友一起商量解决的大问题。

    回顾前人有关清代学术定位问题的看法，从其长时段视域的立场出发，或称“汉学”（如江藩），或称“经学”（如龚自珍），或你“新学”（如康有为），或称“考据学”（如梁任公），或称“朴学”（如支伟成），讨论虽多，迄无定论。祖武先生既稔熟有清一代学术变迁发展源流，自然赞同王国维的说法：“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以自己长期治史的经验衡之，他认为该说很好地总结了清代三百年学术变化和发展的特点，但仍需要采用更筒洁的称谓来加以定义，遂主张以“朴学”两字来加以总结或概括，以为非此两字即不足以概括有清一代学术之全貌。

    祖武先生之所以主张以“朴学”两字来定名整个清代学术，乃是因为清初兴起反思和批判理学的思潮，相对宋明理学的空谈天道性理，如顾亭林所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亭林文集》卷三《与旋愚山书》），便明显表现出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取向，学风已开始朝着朴实的方向发展。乾嘉时代的学者的确以考据见长，但也有章学诚这样的例外，后者主要以史学理论而非名物考证见长，曾激烈批评当时的学术风气，认为“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氏遗书》卷九《与江龙庄书》）。四库馆臣也认为三礼“不比《孝经》《论语》，可推寻文句而谈”，因而有必要“本汉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义理，亦无可疑”（《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九“经部礼类一”），表现出折衷汉、宋的治学取向。但宏观整体地看，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仍以知识论意义上的“征实”为主要特征，考据不过是其还原事实之真必须采用的一种方法。更能完整全面地反映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成就特征的，依然是更能点明其学问实质的“朴学”，而非完全复古的所谓“汉学”。

    晚清道、咸之后，面对各种时局危机，《春秋》公羊学开始兴起，经世思潮很快成为时代新主题，会通汉、宋亦成为应变谋新的重要新路径。域外之学的挑激，更带来了不少外部学术诱变因素。但朴实的学风依然有所延续，在“变”之中仍有“不变”者。明清更迭之际，顾亭林所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顾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书》），到了清末仍有张之洞“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的呼应式回响（张之洞《书目答问补正·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而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墨子间诂》，以及黄以周的《礼书通故》等，也仍在沿着乾嘉考据学的路子向前走。具见朴学之风仍在主盟学坛，并未因新学的兴起而消歇。因此，祖武先生引章太炎“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之说（《馗书·清儒》），反复強调清代学术的整体特征，认为即使清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整休取向也依然“朴质无华，信而有征”；借用梁任公的表述，也可说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淸代学术槪论·二》）。所以，今天我们既可用“实事求是”四字来归纳整个清代学术的发展走向，也可以“朴学”两字来总结清代三百年间学术变迁演进的具体特征。严格地说，无论较诸“汉学”“经学”“新学”“考据学”任何一说，“朴学”的定义显然更具涵盖性，同时也更符合历史的实际，当然也更允当、更准确，同时更令人佩服祖武先生的卓识与睿见。

    从长久的治史经验中发现问题，又以问题为取向查阅大量文献史料，不但寻求问题的合理性答案，更希望藉此重新提炼历史研究的新范式，其本身就是推动学术发展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自我创造不断显示生命价值的一种过程。祖武先生并不轻易为文，一旦为文，则多潜藏着重大的问题意识，并步步为营式地寻求可靠的佐证与满意的答案。

四、局部解剖与宏观分析

    由于长期研治有清一代学术史，祖武先生一方面颇为感慨清初学者治学气象的博大，另方面又极为佩服乾嘉学者治学方法的专精，同时又与道、咸以后的学者类似，能够因应时代的变化，融通现代学术的各种新知，形成独特的批判眼光和思辨能力，发展出别具一格的胜解独创之学，从而超越了道、咸以后的学者。质言之，由于时代早已前后判然有别，所吸收的思想资源亦大有差异，因而祖武先生一系列的清代学术研究成果，也明显具有与当今思想文化多元繁荣格局一致的不少新特点，理论的形态特征及说服力量都更胜前人一筹，凡有所著均有引领风气之功，不能不说是吸收了大量古典元素的现代新史学的代表性人物。

    通观祖武先生的全部著述，可知他一方面重视“专精”，发表了不少个案式研究的成果，显示出局部解剖式观察判断的深刻分析能力，昭明了学术功底的扎实和深厚；另方面又极为注意“兼通”，撰写了大量通贯式探讨的著述，表现出整体俯瞰式把握归纳的驾驭技艺，体现了通盘擘划与梳理的独到与合理。诚可谓“有专门之精，有兼览之博”（章学诚《文史通义·横通》）。二者相得益彰，而皆集于其人一身。

    因此，如果说祖武先生早年研究顾亭林，即注意同一时代人物交往之关系，眼光已向左右投射，遂顾及整个清初八十年史实，并将其一一纳诸胸中，从而不断有知识产品问世，可谓之“横通”的话，那么以后眼光又不断向上下投射，由清初而乾嘉，又由乾嘉而道咸，乃至延伸至清末民初，并因此而回顾比较宋明两代，陆续出版不少有份量的著述，则不妨称之为“纵通”。这在方法论上可说是上下左右比观互照，“横通”与“纵通”兼顾，二者不可取一废一，是一种顾及全面的研究方法。其撰作涉及有清一代者，除前已引及之书外，尚有《旷世大儒顾炎武》《清儒学术拾零》《清代学术源流》《清代学林举隅》《学步录》等。其中仅《清代学术源流》一书，即不独引据赅洽，考证详晰，而且穷流竟源，知人论世，原原本本，厘清有清一代学术变迁发展大势，示人以读书治学入手轨辙，非有渊博之学，弘通之识，即不足以成此巨著。遂在梁任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宾四《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柴德赓《清代学术史讲义》之外，别张一军，自成一家，卓然可与并埒。然而祖武先生仍始终严守谦道，认为无前人之创辟引路，即难有自己的成就；无前人之深挖开拓，亦难想象学术的发展，他自己不过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由众多著述构成的崔嵬楼阁，无不得力于一步一步踏实的功夫，代表了一代学人的清学研究成就，有待更多的后来者去吸收消化和创造发展。

    祖武先生凡研究任何问题，无论微观或宏观，向来注意其橫向（空间网络关系）与纵向（时间演进关系）之间的联系，重视学派内部的传承及发展趋势，力图揭示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规律和特征，所谓“通”并非仅仅局限于有清一代，必沿波寻流追踪至源头为止，深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法。其中最突出亦最值得称道者，即有关学案体史籍的研究。

    学案体史籍的兴起、发展和成熟，虽主要在宋、元以后，然仍在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之外，别具一格，自成一体。而历来研究史学史者，虽必论及《明儒学案》，但仍少有人将其视为一种独立的史书体裁，更鲜有人对其展开通盘式的源流追溯考察工作。即使梁任公看到其与《伊洛渊源录》的渊源关系，亦不过点到而已，仍缺乏知识谱系的中间连结环节，未能展开系统性的资料爬梳与研究工作。有鉴于此，祖武先生遂以黄宗羲之《明儒学案》为时间坐标，同时从上下两个历史发展方向维度，展开了穷原竟委的探讨工作，撰成了颇具学术史籍专门性的通史著作——《中国学案史》，既展示了其宏观通览的治史眼光，也体现了其主张综合会通的史学思想。

    以熟读精研《明儒学案》为基本前提，祖武先生在研究过程中，首先考察了黄氏之书与师门刘宗周《皇明道统录》的关系，以为二者无论体例或内容，均时有相似或雷同之处，前者实承袭或仿效了后者，并加以补充、扩展、丰富和完善，才最终撰成体例如此成熟的学术史专书。而与《明儒学案》《皇明道统录》同时先后成书者，由近而远，探迹寻踪，尚有孙奇逢之《理学宗传》、周汝登之《圣学宗传》、刘元卿之《诸儒学案》、耿定向之《陆杨二先生学案》等，诚可谓相互关联，脉络秩然。惟《伊洛渊源录》最早，当有发端之功，然未必就无远源可溯。以此为基础层层向上探赜，由《新唐志》而《旧唐志》而《隋志》，又由《隋志》而《汉志》而《史记·儒林传》，乃至溯源至更早的《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均可见或载书，或述人，或论学，虽林林总总，名目繁多，详略不同，要皆可见学案体史籍之编纂，或亦深受禅宗灯录体著述之影响，然仍有儒学内部自身前后相续的学术发展脉络可供寻绎，相关学术史体典籍不断层累堆积，从而逐渐由粗入精，由浅至奥，由不完善至完善，乃至由不成熟至成熟，先河后海，积少为多，最终至黄氏结撰《明儒学案》，明显为一集大成之学案史体裁宏著，反映学案史体的发展已完全臻于成熟，蔚蔚然独立为一大国。故《中国学案史》遂采用了由远至近的顺叙方法，出以史家旁征博引叙事之史笔，对其发轫流衍及变化完善的历史全程，作了全面完整的系统阐述和详尽分析。

    除了以《明儒学案》为时间坐标，向上追溯至两汉先秦外，祖武先生又由明而清而晚近，考察了依序后出的《宋元学案》《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皇清经解》《国史儒林传稿》《汉学商兑》《清学案小识》等，认为上述诸书，或宗汉，或尊宋，或褒朱，或扬王，或析衷汉宋，或调和朱陆，均可从中窥见一代学术之盛衰升降，亦足可反映学案体史籍本身之流衍演变，具见清代学术主盟者实为经学，理学发展虽不绝如缕，但毕竟已丧失了活力生机。至于心学，亦由盛而衰，转为潜流，延至清末，才稍见复出声响。民国则有徐世昌《清儒学案》之修纂，其书网罗宏富，卷帙浩繁，虽难免庞杂之讥，多遗错出之讽，仍全面总结了有清一代学术发展变迁全貌，成为传统学案体史籍最后的钜篇绝响。是时梁任公倡导“史界革命”，传统学案体史籍已向现代学术史著述转型。任公本人即撰有传统向现代转型性质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宾四亦接踵而起，撰有名同而内容差异很大的同类著述，章节体的学术史从此取代了学案体的学术史，成为相关研究首选的主导性著述体裁。学案之名虽偶或见于学林，然已逐渐成为昔日黄花。以后虽时有以学案冠名之著述问世，均不过以旧名写新书而已。《中国学案史》作为专门性的学术著作，则自先秦以迄现代，以整体而全程的史家睿智，历述学案体史籍及其背后的学术思想发展轨迹，考察其形成、产生、变化、发展的历史成因与社会机制，穷尽其产生和发展过程的渊源流别与理路演进特点。全书纵橫交错，环环相扣，条分缕析，析理入微，诚乃难得的貫通古今的学术发展叙事通史，具见学术兴替亦关系一国民族精神气节之振颓，从而弥补了既往学术史与史学史研究缺少学案体史籍长程发展观察的不足，发挥了以古鉴今推动学术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祖武先生虽以专治有清一代学术史名家，然其背后仍有上下千年的宏阔眼光，遂能在已有长足发展的史学史领域，再创辟出一贯通古今的学案体史籍研究新天地。而透过他的大量研究成果亦不难看到，无论中国学术史或整个思想界，本质上都是在不断发展和向前演进的，否定了发展或演进即否定了整个中国学术史或思想界。

    以通识的眼光治学术史，成就通贯有清一代的大量学术史论著，虽断代而仍行通法；同时又以通识的眼光治学案史，成就通贯古今的学案史撰作，虽行通法而不忽视断代，亦为祖武先生治史的一大特点。他的著述如同长幅巨型画卷，一方面注意局部具体的精雕细琢，不乏扎实可靠的个案分析；叧方面又重视宏观整体的笔绘彩绣，示人以清晰的历史大势整体格局。诚可谓以专辅博，以博济专，卓识名理，独见别裁。要皆可见时代世运与学术兴替的关系，专精与会通处理得融然无间。而其口述史的及时整理与公开出版，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当代学人如何取得或就的重要观察窗口。

五、口述史料与实录原则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口述史的重要，《论语·八佾》早就有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郑玄谓“文献”即“文章贤才”；朱熹注：“文，典籍也；献，贤也。”具见“文”乃指文字记录的典籍，即今日所谓书面材料；“献”则为贤人亲口传述之言行，即今日所谓口头材料。司马迁撰《史记》，强调“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史记·太史公自序》），显然即同时包含了书面与口头两类重要材料。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致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文献通考·自序》）。即可见他不惟广采书本记载，即所谓经史、会要、百家传记一类的典籍文献，同时也博取口传议论，即所谓奏疏、评论、燕谈、记录一类成文不文的口述史料。二者相互补充，彼此发明，都可纳入广义的文献范畴。

    与古人不同的是，今日的口述史料，其甄采和整理工作，已可利用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来加以长期保存，也可转化为声频、视频等多种形式来加以传播或扩散，以实现向大众普及的目的。当然，更重要的仍是记录并整理为成文文本，发挥中国文字形、音、义三者兼备的优势，以方便他人手执一卷，即可随时阅读与默诵的需要。

    前人以“贤”来训“献”，主要是想强调：只有将前贤的言行记录下来，才便于后人透过诵阅的方式，达致学习或仿效的目的。文献世代积累并不断传承，文化就会赓续发展而难以中断。《论语》开篇即云“学而时习之”，“学”字固然可以读解为学习，主要偏重知识论的认和，但更应训释为仿效，主要突出道德论的实践。具见将祖武先生一类德高望重的学者的口述材料，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记录整理成文，一方面可以方便后学在知识论上取鉴学习，从而薪火相传般地赓续绵延，发扬光大一国民族之学术文化事业；另方面也能在道德论上激励来者仿效振起，从而人人实践性地争做君子，改良淳化一国民族之精神文化风气。这是华复民族行之远久的一种优良传统，我们决不能轻易低估其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祖武先生一生的学思经历，作为一种长久凝聚在心中的人生经验，早已转化为他的精神气韵和知识睿智，因而不仅在人格气象上蔼然如春，而且在学术造诣上也功力极深。将其一生经历以口述的方式转化为文字文本，固然重新再现了人格气象学与术造诣背后的心路跋涉历程，可说是语言见证了存在。但更重要的则是后人透过文本的读解，亦可透过文字指涉的大量人生经验与历史事实，再次重新思考或判断经验与事实所涵摄的实质性思想意义，可说是语言开启了存在。德才兼备的学者的治学经验之所以值得加倍重视，就在于其总是能够帮助我们不走或少走弯路。

    正是有鉴于此，贵州省文史馆本着其一贯秉持的“敬老崇文”宗旨，决定采访并编辑出版一套口述史丛书，首选即以祖武先生为优先对象。贵州师范大学王进教授，长期精研细读祖武先生之书，颇有景仰私淑之心，遂经贵州文史馆礼请，主动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于去年利用国庆长假赴京，前后连续一周，每日上午前往祖武先生家中采访，下午则返回宾馆整理录音。工作之勤勉，几致废寝忘食。故是书之成，王进教授与有力焉。

    尤宜称道的是，王进教授擅治政治哲学，尤为关心传统中国的政治哲学问题，同时旁涉学术史领域，所刊论著多受同道好评。尽管祖武先生的著述早已应读尽读，但赴北京前为确保采访质量，仍以重温方式反复伏案补阅，并多方参考其他名家口述撰作，以备采访时提答之切中肯綮，并着手谋划体例布局，尽可能地倣到周延完备。故一旦进入采访状态，王进教授善问，祖武先生亦善答，诚可谓“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礼记·学记》），非特叩鸣相应，亦颇相得从容。故祖武先生常笑对人言：“知我一生者，莫过王进。”王进教授亦大有感叹：“进学之道，如春雨润物。”今具录其言于此，不啻一段学术佳话。

    然而，事非仅止于此，王进教授返黔后，虽课务繁重，仍反复抽暇整理修改。而每一新稿初成，必邮寄返回北京，请祖武先生审定修改，如此反复不断，最后六易其稿，耗去大量时间精力，终成最后定本。二人一南一北，南之王进教授年方力壮，乃犯寒涉暑执笔，日日精进不已，颇能进乡邦后学之责；北之祖武先生虽衰年病痛，亦坚持逐句逐字披览，终日孜孜不倦，大有老辈学人护惜后进之意。二人虽千山万水相隔，却如比邻整日倾心交谈。可谓素心人方有此道交感应妙趣，岂能不再次谓为学术佳话乎？

    祖武先生之大名，我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偶尔听先大人提起，是时祖武先生尚在贵州大学求学，我虽记不清提起的具体缘由，但估计必与其成绩优秀有关。改革开放后，时有年轻教师前来拜访府君，相互闲谈必涉及学界掌故趣事，亦往往会有人提及祖武先生。我在一旁侍陪，记得说得最多的，便是祖武先生笔下有义理，文辞亦渊雅，诚乃母校能出史才大家之佳例，以为最当选为学生参考之范文，府君则一概颔首微笑默许之。

    其间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周末授课后由城返花溪探亲，府君庭训之余，出示一函一书，令我细读。函即祖武先生所寄，字迹迺劲工整，行文颇有古趣；书则为中华书局1986年刚出之《书品》，一刊有祖武先生之《〈明儒学案〉成书时间的思考》，再刊有傅振伦先生之《〈史通〉的刊印流传与研究》。盖傅先生文中述及《史通》一书之版本源流，高度评价府君之《史通笺注》，以为是书乃“发扬刘知幾史学、中国史学的名著，也不愧为刘知幾的功臣。今后进一步整理史学古籍，似是值得取法的”。尤其衡以历来《史通》注家或研究之书，更“欣庆《史通》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深望后起有人，对这部世界史学名著的《史通》，更深入地作全面研究，从我国古代史籍中探求史学源流……以总结出新史学的理论原则，明确今后史学的目的、作用和新任务”（《〈史通〉的刊印流传与研究》）。祖武先生阅后，以为傅先生乃学界大家，其与朱希祖先生皆善治《史通》，评语決不轻易许人，遂将《书品》并手札一通寄呈府君。兹事在祖武先生口述史中亦有述及，具见其虽远在京城，然情系桑梓，义薄云天，始终怀念旧时师友，感恩一切帮助过自己的学人。

    先大人要我细读祖武先生的大作及手札，一方面是赞赏祖武先生的人品学问，为他的学业大进感到欣慰，希望我能仿效而不致太过堕怠，另方面则是因为善与善处方能有所进步，希望我能广交一些像祖武先生这样的朋友，从而一心向学并稍有成就。因此，他很快便给祖武先生回了信，并在信中提及我的名字。而我以后每次赴京，亦必去看望祖武先生。会议不期然而然，亦时有见面晤谈的机会。尤要者，祖武先生每有新作发表，我均尽量找来细读，而祖武先生亦多赐我大著宏作，无一不常置案头座右。快读之下，必多受益，故每以亦师亦友视之，颇感性情投契相合，时以不能朝夕请益为恨，愈叹府君用心之良苦。今读祖武先生口述史，回首往事，黯然陈迹，不禁心中怅然酸痛。

    祖武先生一生潜心研治学术史，是书以口述方式回顾其一生，涉及的人与事颇多，提供了大量的学人往事细节，其本身即为一部难得的当代学术史。昔钱牧斋有云：“夫诗文之道，萌折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三者相值，如灯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焰发焉”（钱谦益《有学集·题杜苍略自评文》）。诗文固然如此，史学又何尝例外？故透过祖武先生之口述史，亦可一窥其灵心之妙用，世运之变化，学问之增长，以及相互间之交叉影响。易言之，三者长期交织互动，才有了学术生涯的微细生动内容，有了活生生的人的治学精神，有了人事交往的各种妙趣逸事。加上无论口述者或整理者，都严格恪守实录原则，以为非信史则不足以传人。因此，是书也可视为个人学术档案，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学术信息，具有存史和资鉴的特点，能够激励年轻学者阅后奋起，继续沿着祖武先生走过的道路，如灯之不断加油燃焰，加倍接力式的发扬光大一国民族应有之学术精伸。

    浅学不才，自顾疏陋，受省文史馆领导之命，为祖武先生口述史撰序。有感于祖武先生治学之严谨，王进教授做事之认真，不敢率尔命笔，乃重新遍读祖武先生之撰述，以为无不纲领宏大，考订赅洽，即使口述之作，亦重民族大义，体现气节精神，寄寓之深，非笔墨所能形容。是以不揣固陋，略述感想如上，虽不能称述其学之万一，然亦可为读是书者补充一参考。遂拉杂写下以上文字，敬祈四方读者赐教焉。

壬寅年仲夏谨识于筑垣花溪晴山书屋

文字原载：《恩重如山——陈祖武先生口述史》

图文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