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3日，由中国文物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主办、人文考古书店协办的2022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推介活动终评会在京召开。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省博物馆、遵义海龙屯文化遗产管理局编著，科学出版社于2022年7月出版的《海龙囤》入选“2022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近日，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暨贵州大学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获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囤发掘主持人及发掘报告主体执笔人、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研究员特意赠书。
《海龙囤》考古发掘报告的研究对象是宋明时期的“土司”遗存，属于历史考古范畴，也是一部以考古学研究为基础的“土司学”百科全书。考古发掘与研究以海龙囤遗址的城垣、关隘、新老王宫、道路、窑址、采石场等遗存为重点，其所揭示出的海龙囤规划，尤其是作为土司衙署的新王宫的“前堂后室”“家庙居左”格局。报告“形而上”地探讨了建设者与使用者的建筑规划空间理念所折射出的“家衙一体”实践，作为古代王朝的地方“政体”，本质上反映了国家政治与礼仪思想：即“家国同构”规制、国家“各地”的“多元文化”归于“一体”的“国家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刘庆柱评价认为：“海龙囤考古的重要学术意义与现实社会意义，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次田野考古发现，体现了考古学在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的发展方面发挥的极为重要的科学支撑作用。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土司遗址，其重要的历史、科学意义就在于承载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
作为全国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龙囤位于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海龙屯村。为贵州首个世界文化遗产，被称为“失落的土司王国”。同时也是中国西南地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城堡之一，是宋、元、明时期西南播州杨氏土司文化的重要遗存。海龙囤古军事城堡见证了杨氏土司统治播州长达725年的历史。其蕴含和传承的文化源远流长，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探寻。中国文物学会相关负责人表示，“2022年是我国文化遗产图书出版的又一丰收年，本次活动共有906种图书参评。经过初评和终评，评委们好中选好、优中选优推出的十佳图书和优秀图书，在内容质量、编校质量、设计质量和印刷质量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水准，展示了2022年度全国文化遗产领域的学术发展和工作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在本书“‘土司学’的百科全书——写在《海龙囤》前面的话”中写道：
李飞先生与我谈及他主持的海龙囤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即将付梓，嘱我为序。我回想从2012 年海龙囤遗址考古工作启动，到2022年《海龙囤》考古发掘报告出版，李飞先生为此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可谓真正的“十年磨一剑”！其间，2012年4月至2014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汇川区文体广播电视局等单位，对海龙囤遗址进行了连续3年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同时对周边相关遗存也进行了调查与试掘，基本究明了海龙囤遗址的布局形制及其历史变迁情况，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
因此，2013年海龙囤遗址发掘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和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2015年7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上，海龙囤遗址与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城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海龙囤考古还从中国“走向世界”，荣获2013～2015年度“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2016年5月，播州杨氏土司遗存（海龙囤遗址、新蒲土司墓地、团溪杨辉墓与墓祠）考古发掘获中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这被中国考古学界视为田野考古的“金奖”；2021年10月，贵州遵义海龙囤城址及播州杨氏土司墓群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是贵州唯一入选的项目。海龙囤遗址考古获得上述诸多社会与学术重大影响的成果，并获得如此众多而崇高的学术荣誉，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十分突出的！
《海龙囤》考古发掘报告的研究对象是宋明时期的“土司”遗存，属于历史考古范畴。该城池始建于宋宝祐五年（1257）的宋蒙战争背景下，是南宋政府与杨氏土官共同创建的，用以防御自大理东进的斡腹蒙军的“国家防御工程”。明万历时期大规模重建，而成“大城”（或称“外城”）居中、前后各两重瓮城、南北临渊的“前后重关，左右深谷”之势，史称“飞鸟腾猿难逾”，并最终成为“万历三大征”之“播州之役”的主战场而毁于兵燹。考古发掘全面揭示了海龙囤格局从宋到明的历时性变迁，又结合考古发现与“土司无城”的文献记载，揭示了自南宋创建至明万历重建之间的漫长岁月里，海龙囤应处于荒废状态的历史事实，有理有据。海龙囤曾与处于今遵义老城内的“播州城”并峙，在和平时期为播州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播州城”的移驻“行署”，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播州之役”中，随着土司携其家人、军士上囤防守而成为播州最后的中心。从早到晚，其格局、性质等都存有变化，报告对此进行了细致地梳理，因而充分体现了这本考古报告融描述与阐释于一体的特点。
明代海龙囤的核心建筑是相对于“大城”而言的“内城”，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新王宫”，它是土司的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与防卫中心。虽然是当地土司的“宫城”，但是“新王宫”作为“政治性”建筑，其布局形制所表现出来的设计规划理念，与中央王朝都城的“大朝正殿”居中布局形制是一致的。考古发现揭示出“新王宫”为“三进院落，内分左中右三列”，形成明显的“新王宫”中轴线，体现了作为地方“政府”的土司政治统治中心与元明王朝都城宫城平面布局及其规划思想的一致性，这是土司对中央王朝“国家认同”的“物证”。
以李飞研究员为首的海龙囤遗址考古团队，通过开展多视野、跨学科结合的海龙囤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在中国“土司考古”的方法、理论探索与发展诸多方面做出了重要而具有开拓性的学术贡献。
《海龙囤》考古报告是一部以考古学研究为基础的“土司学”百科全书，考古发掘与研究以海龙囤遗址的城垣、关隘、新老王宫、道路、窑址、采石场等遗存为重点，其所揭示出的海龙囤规划，尤其是作为土司衙署的新王宫的“前堂后室”“家庙居左”格局，报告“形而上”地探讨了建设者与使用者的建筑规划空间理念所折射出的“家衙一体”实践，作为古代王朝的地方“政体”，它本质上反映了国家政治与礼仪思想：即“家国同构”规制、国家“各地”的“多元文化”归于“一体”的“国家文化”。
土司的“国家认同”，不仅反映在遗址的平面布局上，也反映在其祖源构建上。关于播州杨氏的祖源，有当地土著和太原汉人两说，学界越来越倾向土著说。据墓葬铭文材料，至迟在南宋晚期，杨氏即宣称为太原汉人，其认同取向至为明显，反映了边地族群融入华夏核心的历史进程。如果从唐乾符三年（876）的“入播始祖”杨端算起，至自缢海龙囤的杨应龙止，杨氏共传27代30世，世袭统领播州700余年。其政治中心、文化礼仪中心遗存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以“实证”展示了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地区从“羁縻”到“土司”到“改土归流”的历史发展脉络。古代王朝对于播州的管理模式，具有广泛代表性，如湖南永顺土司、湖北恩施土司的历史遗存均与贵州海龙囤的规制理念相近，因此可以说，海龙囤遗址的考古工作有着普遍意义上的时代与政治特点，具有历史的典型性。
海龙囤考古的重要学术意义与现实社会意义，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次田野考古发现，体现了考古学在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的发展方面发挥的极为重要的科学支撑作用。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土司遗址，其重要的历史、科学意义就在于承载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28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海龙囤遗址考古工作及其“考古报告”的编写与出版就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
海龙囤遗址通过以李飞研究员为首的考古团队十年如一日的“风餐露宿、青灯黄卷”顽强工作，最终成功跻身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希望的那样，他们“向全世界讲好中国历史故事”，“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
在《海龙囤》付梓之际，我再一次感谢老朋友李飞研究员及其团队为我们考古学界，更为新时代的当今中国社会所贡献的优秀科研成果！
李飞研究员在本书“后记”中写道：
将十年的精力尽用诸一囤，是一件幸事。因为在所谓“浮躁的年代”，并非每个人都能有此机缘“恣意妄为”。心无旁骛的背后，需要太多人默默地付出。在并不漫长的职业生涯里，已做好准备的考古人兴许仅能如此任性一两回。因此，纵使这一过程充满了艰辛与波折，但身处乡村之“城”的我们，仍满怀欣喜，并心存感激。
海龙囤的发掘，是在“申遗”的背景下展开的，始于2012年春。但彼时各界对这样一座“荒山”能否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所持态度不一，支持力度也就各不相同。4月23日，一支由六人组成的考古队正式入驻囤巅，成为“申遗”的排头兵，拉开了丛林探索的序幕。这是海龙囤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古发掘活动，只是未曾预见到竟持续了十年之久。截至2014年9月，成规模、有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暂告一段落。该月中旬，印度学者塔拉·夏玛（Tara Sharma）女士代表ECMOSS赴实地考察，海龙囤考古工作站随之建立，标志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工作全面启动。2020年9月，考古队撤离。
这支队伍由李飞担任领队，2012年4月至2014年9月间，先后参与考古发掘工作的有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侯清伟、贺君虎、韩继泽、韩文华、胡霖、谢长勇、彭万、陈卿，遵义市汇川区文物管理所何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本科生谭达、曹加勇和博士研究生李玉牛等。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研究员、时任研究室主任张合荣研究员（现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时任遵义市文体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市文物局局长）李世军、遵义市博物馆馆长李良福、时任遵义市汇川区文体广播电视局局长吴建渝、遵义市播州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刘世野等指导了发掘工作。
2014年9月至2020年9月的整理工作以2017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以海龙囤考古工作站的建设，以及器物修复、绘图、统计与初步研究为主要任务。参与该段整理工作的有侯清伟、韩文华、谢长勇、高朝贤、袁凤萍、付能容（付娘）、胡霖、韩前进，以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学系硕士研究生张科、郭青青、宋丹、黄文娇、张红刚、彭波、焦蒙、李康，博士研究生韩恩瑞、钱诚、吴闽莹、伍秋鹏等。2017年3月，由于工作的调整（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往贵州省博物馆），我离开了海龙囤，此时囤上仅谢长勇、高朝贤仍继续开展工作，次年初则全部撤离，整理工作陷入停滞。
2018年10月，时任贵州省文化厅厅长张玉广批准继续推进海龙囤资料整理工作的申请，并由省文化厅和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共同拨给工作经费，从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海龙屯文化遗产管理局抽调人员组建队伍，整理工作得以重启。此时的工作重心是资料的细致整理、综合研究与报告编写。核心成员有李飞、韩文华、谢长勇和付能容，王远东、夏忠友先后参与了器物拍照与图片排版工作。阶段性参与整理工作的还有海龙屯文化遗产管理局陈丽、卢训、申红飞、陈珊，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王运甫副教授以及本科生刘方、刘旻、杨意萍、李立盼，贵州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本科生王能翁、王镇，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硕士研究生熊喜、本科生黄止见，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硕士研究生杨雯雯，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科生龙天一，英国伦敦大学大学考古系本科生袁欣玥，以及贵州省博物馆宁健荣、杨菊、艾宋芸珮、芦媛、王莹霞、李二超、孔德一、欧阳海涛、滕昭玉、吴晓明等。杨菊与艾宋芸佩完成了出土钱币的整理。
报告主体由李飞执笔完成。其中，第三章第三节新王宫“出土遗物”介绍由谢长勇完成；第十章第一节“岩性鉴定”由李飞基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化地质长沙实验中心的鉴定结论执笔完成，第二节“黏合剂分析”由李飞据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历史建筑保护实验中心提供的报告改写；第十一章第一节“动物遗存”由王运甫执笔（结语部分的讨论由李飞、王运甫共同完成），第二节“植物遗存”由李飞基于赵丹、朱梅的鉴定结果执笔完成；第十二章“养马城”由李飞据已发表的发掘简报（由蔡亚林等执笔）改写。若有舛误，则责任全在我。
城垣及“新王宫”的RTK测绘工作主要由韩继泽、陈卿完成，各遗迹单位平、剖面图由具体负责人绘制。器物修复、拓片制作由韩文华完成。瓷器的整理工作主要由谢长勇、张科完成，并得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故宫博物院王光尧研究员、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建新研究员、四川大学博物馆王波先生的指导。航片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研究员以及航模爱好者葛富裕拍摄，其余遗迹照片由李飞、韩继泽、韩文华拍摄，遗物照片由韩文华、夏友忠、袁喜进等拍摄，植物遗存照片由朱梅拍摄，动物遗存照片由王运甫、刘旻拍摄。器物绘图主要由谢长勇、胡霖完成，李立盼、杨意萍、王能翁、王镇等参与绘制了其中部分。整理过程中，韩文华、谢长勇二君投入心力尤多，扎根囤顶，寒暑易节始一返焉，全然不能顾及家事。
海龙囤的考古工作得到时之贵州省文化厅及合并后的文化和旅游厅、贵州省文物局、遵义市市委市政府、遵义市汇川区委区政府、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市海龙屯文化遗产管理局、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等单位历届领导班子的鼎力支持，尤其感谢贵州省文物局原局长王红光、现任局长张勇，遵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莲娜，遵义市汇川区委原书记洪涛、徐光华、姜世甫，原宣传部长朱煜、林黛君，海龙屯文化遗产管理局原局长傅蓉、江继义，现任局长吉桃、副局长陈宪忠、张自力，原副局长朱静波，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贵州省博物馆原馆长陈顺祥，贵州省文物保护中心彭银（现为贵州省图书馆馆长）、娄清两位副主任。
发掘与整理工作得到多位学界前贤的指导，他们是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先生、王巍先生、陈星灿先生，以及傅宪国研究员、刘建国研究员、施劲松研究员、王仁湘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先生、孙华教授、赵辉教授、秦大树教授、杭侃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二虎教授、李映福教授、白彬教授、黄伟教授、霍巍教授，重庆师范大学邹后曦教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白九江研究员、袁东山研究员，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研究员，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梁太鹤、宋世坤研究员等。刘庆柱先生更是小叩则大鸣，欣然拨冗为本书作序，贵州著名学者戴明贤先生为本书题写了书名。这是继《赫章可乐》报告之后，素未谋面的两位先生再度倾情联手，为贵州文化遗产鼓与呼。封面飞龙关速写稿，来自杨凭先生的创意，谢盈莹进行初步设计，贵州师范大学顾静教授进行了再创作。
囤上物资供给一直靠人背马驮，除付娘自种少量菜蔬外，其余均需囤下补给，葛乾江、葛乾康和张静承担了大量采购、运输等后勤工作。海龙囤运营团队北京传奇公司陈宗冰、符定伟、柏松、赵强、葛涛、刘炬材等先生则在电力、用水、网络、取暖等方面予以鼎力支持。太多人为这项工作无私奉献，这份短短的致谢名单可能挂一漏万。
十年前上囤时，儿子李不言刚满4岁，文华的儿子韩奥鹏与不言同年，小勇的儿子谢文泰才1岁，作为居囤最久的三位考古队员，我们失去了陪伴孩子成长的美好时光。有一天，希望他们能理解，父辈们做了一件还算有意义的事。感谢家人无私的付出，十年间，她们用柔弱的肩膀支撑起了一个家，王小梅、邓权敏、袁凤萍，她们是最平凡而伟大的妻子和母亲。
科学出版社柴丽丽女士耗时两年精心编辑校对，纠正了原文中的许多错漏，她专业的精神激励着报告编纂团队。在此期间，李飞、谢长勇、韩文华及贵州省博物馆张昊帆、黄桂斌等重返海龙囤，根据编辑意见并对照原物对报告内容进行核校，同时补拍了部分器物照片。二校时，谢长勇、胡霖、李二超等牺牲了春节长假，细审报告，尽一切可能弥补疏漏。上海疫情期间，柴心怡女士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到校对工作中，一丝不苟地复核数据，纠正语意偏差，她严谨细致的作风赢得团队称许。最后，李飞通览全文。每次校对，都有错讹被发现。2020年9月完成初稿，到2022年夏定稿，修改与核校工作历时两年。
众人的努力，终使这本报告在海龙囤考古工作启动十周年之际得以面世。这本贵州考古史上最大规模的考古报告，亦可作为即将到来的贵州考古70年（贵州省博物馆筹建70年）的一份贺礼。该书如果还有些许可取之处，众人十年如一日的付出，也就值得。
文：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图：张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