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

丁立群

    文化实践是现代世界的一种新的实践领域，也标志着一种新的实践形式。文化实践理论来源于现实的文化实践。当今，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非常重视现代文化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其中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由此，我们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实践任务。同时，当代全球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全球化，由经济全球化引起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各民族不同文化的价值冲突逐渐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当代总体全球化的内涵逐渐丰富。所以，20世纪以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发生了著名的“文化转向”，由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生产关系、资本、私有制、剥削转向对文化和上层建筑的分析。这些文化实践的现实问题逐渐把现代世界对事物的理解“镶嵌”在一种不可回避的文化背景中，这一文化背景又把文化实践的问题凸显出来。

    文化实践的提出也是马克思“劳动—社会”实践哲学中文化内涵的凸显。从实践哲学发展的理论逻辑来看，实践的形式和范域是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伦理和政治作为实践的领域，以伦理和政治行为作为实践的主要形式。政治以伦理为基础，而伦理一词即具有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的意义。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主要突出了实践的政治意义。由此奠基了传统实践哲学的政治哲学传统以及随之而来的精英主义性质。

    马克思的“劳动—社会”实践哲学批判地继承了实践哲学传统。他把劳动作为社会的基本存在提升为基本的实践形式。他主张的不是单纯的政治实践和政治革命，而是全面的社会实践和社会革命。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和文化是可以互相诠释的，社会本身就是文化的（迪尔凯姆），这与马克思是一致的：马克思的社会实践包含了文化实践的含义。但是，由于革命的需要，马克思所侧重的仍然是社会的制度层面。中国特色的文化实践理论即马克思社会实践理论中文化内涵的开显，深入到社会实践的文化根基中。

    可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文化实践理论的提出既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又具有理论的逻辑必然性。

    中国特色的文化实践理论肯定了文化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础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扬了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把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转化为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逐渐突出了社会改革中的文化内涵。无疑，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基本建立起来。在这一前提下，文化建设的意义逐渐凸显出来。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并把文化自信视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强调这种自信构成一种“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些论述在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关系中，使用了“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来形容；在描述文化的力量时，则使用了“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来说明。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把文化看作国家和民族的灵魂，看作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必要条件。由此，就把文化作为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根基意义揭示出来了。

    中国特色的文化实践理论以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实践的根本任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的文化沃壤。但是，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原教旨”式的复兴，而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坐标展开的。

    中国特色的文化实践理论进一步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实践的根本途径和方式。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保守旧传统的文化“原教旨主义”，而是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明确了文化实践的途径和方式。因此，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保持活力。

    所谓“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命题和理论的转化，消解其封建的因素，进行文化传统范式的转化。诸如，中华传统文化虽然强调微观中的个人不是一个封闭的主体，应当在“关系”中理解主体，个人应超越自我，走向普遍性。但是，其主体间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而是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基础上的，应把它建设为现代的主体间关系，即主体间的真正平等关系。在宏观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强调一种“天下”胸怀，表现了一种价值普遍化的意图，但是，“天下”概念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们要去除这种封建意识形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理解“天下”；而且“天下”概念存在着“华”“夷”之分：“天下”是与“夷”相对的“华”之天下，因此，“天下”仍然具有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色彩。我们要在“世界”（与“天下”概念相对的“世界”概念，其核心内涵是指一种克服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利益）意义上来理解“天下”。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可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接受。在这一基础上，通过对传统文化概念、命题和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凸显其背后的范式，通过批判实现传统文化范式的转换。

    所谓“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在现代化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旨归，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一种总体上的现代性重建。“创新性发展”表明了“创造性转化”的方向性，即这种“转化”既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原教旨”式的复兴，也不是新儒家以儒家哲学为“宗”融合外来思想式的复兴；而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使二者在世界现代化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相互诠释、相互转化和相互融合，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旺盛生机和活力，使之能够成功地应对和解决时代问题，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最终成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特色的文化实践理论的最终目的是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文明形态是有着内在联系的。

    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应当是克服旧文明弊端的更加完善的文明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基础对现代性的“重撰”。

    中国式现代化把现代化看作一场社会革命，是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形态走向现代工业文明形态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即一种由资本逻辑支配的片面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总体现代化。这种总体现代化在内容上包括走一条技术和经济上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以辩证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统一的完整理性为核心的绿色可持续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发展理论的新的发展观；构建人道、效率、公平相统一的新型社会、劳动以及社会管理的精细分工和权力职能系统，以克服资本主义科层制管理体系的官僚主义等弊端；重构以完整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文化，以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功利主义、计算主义；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克服资本主义以资本增值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即一种总体性现代化，就是克服西方片面物质主义的现代化，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引发的各种危机，构建了新型现代文明形态的基本典范。

    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形成了一种与中国式现代化一致的新的世界文明结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一种新的普遍文化价值即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善”，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它既包含了人类的生存价值也包含了发展价值，既包含了物质价值也包含了精神价值，以此为核心构建了新型平等的、以协商理性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体系，消解了全球化旧的“中心—半边缘—边缘”“中心—依附”等结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经验。自从美国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的思想后，人们通常习惯从全球空间“压缩”或“收缩”的空间意义上理解“地球村”概念。其实，“地球村”概念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框架内，同时包含一种内在体验性：它将为人们提供一种不同的心理依托，这种心理依托不再仅仅以民族共同体为归宿，而能够超越民族共同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归宿。与此相应，这种经验不再对世界产生“陌生感”和“丛林感”，而是具有一种真正的“家园感”。人类命运共同体改变了全球化的世界文明结构，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经验，这构成了新文明形态的重要内容。

    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大家庭”中，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和共同的危机。这就决定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道路都不是一个民族“自己”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具有普遍性维度的文化，更对世界具有某种“示范性”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处理方式、中国现代化的总体性及其新文明范式，对当代全球化和世界的未来发展都具有某种“示范性”意义。中国道路的价值选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它们在当代全球化运动中，为人类展示了以新的普遍价值为核心的新文明形态。因此，建立中国的文化实践理论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人类”意义和“世界”意义。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培育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文化主体性

邹广文 王璇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系统总结了“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文化主体性”的论断，强调，“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文化主体性”这一表述揭示了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为新时代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正确方向，为培育、创造和繁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理论指引。

全球化呼唤文化主体性的出场

　　人类现代化的全球性普及，带来了当今时代文化的飞速发展，改变了原先农业社会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舒缓节奏。全球化从本质上看是资本、经济的全球化，它肇始于西方，是一个由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普及和拓展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一方面，全球化挖掉了工业化脚下的民族基础，改变了原先地区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状态，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同时使民族的、地方的文化变成世界的、全球的文化，加速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凸显了文化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紧张，使文化多样性面临着威胁。强势一方的文化往往对弱势地区的文化采取“文化殖民”，企图移植本民族的文化观念与价值观，造成了文化价值冲突。例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构建“挑战—应战”模式来形容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也曾经提出过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经济的。

　　基于此，全球化下文明的对话唤醒人们对真善美的追寻，向往着自身的文化根脉。在全球化的时代境遇下，我们要着力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重建和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

　　回视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经历了失落、复归到巩固的历程。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传统文化经历了从原来的人类文明领先地位沦为猛烈质疑与批判的对象。近代知识分子也在不断探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包括从器物制度层面的考察到思想文化观念的反省。全球化文化形态间的交互激荡使中国社会呈现出“历时性文化的共时性承受”的局面，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也一度陷入迷失。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中华大地上找回、发展、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致力于在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而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也在这种现代化伟大实践中日益呈现出来。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从历史中走来，又在不断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显著特征

　　文化主体性是对自身文化价值及传统的自觉意识，是一个民族现代文化生命的根本维系，是面向未来不断开拓创新的超越意识。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在长期的历史传统与社会实践中形成了适合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自我意识”，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这既不是故步自封的文化保守主义，也不是亦步亦趋、妄自菲薄的文化虚无主义，而是要求一个民族在精神上保持独立自主，对待自身的文化传统要守正创新，对待世界其他文明要开放包容，因此其标示的是一种民族自我意识的理性化和成熟化。

　　中华文化主体性根植于华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相较于西方文明的向外探寻、征服自然的精神气质，中华文明始终强调反身而诚、反求诸己的生命意识，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主体性，这在儒家文化中有着更加鲜明的体现。例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强调人作为主体，要经常反思自身做事、做人、为学是否合乎“礼”。到了孟子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带有伦理与志向的意味，孟子强调个体经过学习、修炼皆可成王成圣。宋明理学代表人物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突出了主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致用的理想抱负。以陆九渊为代表的陆王心学提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体现主体决定了客体的呈现状态，也就是说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到了近代，章太炎提出“依自不依他”思想，凸显了人的道德主体性。由此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是空穴来风、无本之木，而是奠基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并不断得以确立、更新，同时由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所共同认可、共同维护。

　　文化主体性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自我意识”。文化主体性回答了中华民族文化“从哪里来，到何处去”的价值诉求，彰显文化的生命自觉和动态内涵。在马克思看来，主体所表征的就是个体能动的生命世界，人需要在能动的自我意识的引领下，在现实实践生活中展开自己的生命历程。因此，人作为文化的存在，其主体所表征的就是人的文化生命，即文化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主体性就是主体生命的实践自觉性。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深刻揭示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这五大突出特性，正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具体呈现。也正是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召唤下，中华民族历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交融和文明洗礼，形成了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绵延不绝、向前发展。

　　显然，“文化主体性”既是一个文化哲学概念，又是一个历史实践概念。今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因此，中华文化主体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呈现方式。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我们继续巩固和守护中华文化主体性这一根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与当代实践，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立足中华文化主体性致力于文化自强

　　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我们应该以全球和动态的眼光来审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从国内形势看，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文化觉醒，唤起了整个民族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创新意识，也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提供了物质基础。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为我们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努力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基于此，时代亟须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创新发展，只有确认文化主体性，才能明确文化力量的时代方向，克服落后的、保守的价值观念，吸收先进的、优秀的文明成果，中华民族才能行稳致远、进而有为。

　　相较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民族强大的突出标志，更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底气。面向未来，我们要着力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来源，也是文化自信坚实的基础。正是在文化主体性的引领下，中华民族自立自强，始终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立足于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现实，善于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从而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主体性，就如同无根之木、无基之塔，无法形成独属于本民族的自豪感、成就感与归属感。因此，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自觉守住文化魂脉与根脉。

　　首先，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妥善处理好与“他者文化”的关系。在全球化文化交往时代，中华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能动主体，既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世界，又建构了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现代关系，这也就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在与“他者文化”的交往中彰显出来的。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得到了极大提升。与之相应，我们的文化自信心也越来越强。面对世界文化，我们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到风采与魅力——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而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差异中找寻民族自我，在“和而不同”的交往理性中寻求共识，在平等对话中体认“他者”的文化价值。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觉，我们尤其要克服两极对立的知性思维，要保持一颗文化交流的平常心，不带任何偏见地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不要非白即黑、非此即彼。总之，要以平等平视的平常心态促进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开放胸怀同世界其他文明开展交流互鉴。

　　其次，文化主体性要求培育健康的文化自省态度。反思有利于进步，没有文化的自省态度，就不可能开启真正的文化创新。一个民族只有在不断的反思与批判过程中才能客观公正地把握民族文化的发展，从而时刻保持文化危机意识。尤其是在当代社会中，文化价值观以及文化意义给人们的行为选择实践带来了诸多可能性，但也存在着很多危机与风险，如何在文化多样化的基础之上建立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一个民族拥有了文化自省意识，才能不断保持本民族的文化活力。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曾言：“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我们的民族文化只有不断反省才能“辅新命”，继而达到“中庸”的境界，才能更好地参与到全球文化话语体系中。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要食洋不化、盲目照搬，而是积极向内找寻符合现代潮流的意义和价值的因素，实现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最后，文化主体性推动中华民族走向文化自强。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主体性决定着一个民族能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历史上看，正因为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才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这种坚定的自我深深嵌入中华文明史的深层结构和内在肌理之中，并激活了今天中国人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自觉意识。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因此需要文化先行，确保在2035年率先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要自觉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中吸收养分，让越来越多人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精神魅力，面向世界去更好构筑中国精神、彰显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同时，我们还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精神指引，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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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