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推动文化传承发展
张学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提出了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系列内涵深刻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做好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落实。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先民留下无数宝贵的遗产，这些遗产记录了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不断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基石。透过这些遗产的背后，可以了解中华文化的根脉，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贵州是西南历史文化汇聚交流的通道，各个历史阶段形成并留下了颇具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在贵州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地点和数量居全国前列。在全国考古新发现的耀眼图谱上，贵州累计8处考古成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系列全国性的考古重要发现，已然系统性地凝练出贵州历史的流转脉络，承载着贵州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优秀文化内涵，在中华远古文明初兴的“满天星斗”里，贵州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中国南方文明肇始的闪耀星辰。因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贵州历史文化的探源工程，寻找“国家在场”下贵州历史文化“根目录”，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展现新气象新作为，是贵州历史文化遗产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基因和血脉的必然路径。
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亲仁善邻等，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基因、共同的理想、情感和价值；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也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和重要途径。作为中华文化中重要的地域文化，贵州文化呈现“合”“和”的根本基质。“合”与“和”互为因果，互为支点与动力，体现了历史文化遗产叠层的逻辑关系，反映出贵州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演进的全息映射。在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中，做好贵州文化与中华文化内在逻辑的阐释，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要求。
全面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此，贵州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促进文化传承发展上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
推动活化利用，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随着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如何使其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挖掘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路径。应当加大挖掘承载贵州文化、贵州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文物活化利用中应注重强调遗产的价值共识、价值保全、价值再生，突出人民共享。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让文物在“博物馆活动月”“公众考古季”等文化品牌的带动下焕发时代活力。
完善机制，夯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力度。要着力构建贵州历史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完善保护体系。在创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基础上，全面建成国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打造大遗址保护一流示范样板，不断提高文化遗址、出土文物的展示利用水平。对老城区、民族村寨“更多采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把提升同保护历史遗迹、保存历史文脉统一起来”，建立以居民、村民为主体的统规自建、“流水不腐”的保护机制，将社会生活的延续性作为历史城、镇、村、街区保护的重要内容。
坚持传承优先理念，增强历史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机制是要把更多的权利交给民众，注重世代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深化民众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解和认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大力推动各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传承研习基地（所）、非遗就业示范基地、传统工艺工作站等载体建设，通过吸纳非遗传承人、手艺人和群众就业等方式，形成了乡村非遗产业集聚发展效应。应当进一步强化非遗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促使非遗与乡村振兴彼此赋能，相得益彰。
强化推陈出新工作，提升历史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水平。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走入更多消费场景，文化自信的“火焰”于润物细无声中在人们心中点燃。在历史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利用上，贵州要持续强化“科技+”“创意+”等形式的充分运用，借由数字技术，让更多公众足不出户就能沉浸式体验“云游”文化。运用数字化技术对文化艺术品的生产制造、流通交易、展示传播等环节进行数字化转型，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火起来”，促使文化自信的火种绽放出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芒。
（作者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重点学科带头人）
激活传统文化内生力量
吴文 张诗琪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赓续中华文脉，就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两个结合”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传统文化内生力量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这有利于拓展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赋予其现代表现形式，挖掘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时代价值，促进其与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的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会贯通，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肥沃的历史土壤和丰厚的精神滋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交融中，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葆有顽强生命力、具有广泛号召力，有利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有利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进一步巩固。我们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场域中对中华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以现代的面貌展现在国际舞台，彰显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力量，同时也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文化活力。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我们准确把握世界的发展动向，深刻理解中国的时代变革，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坚持守正创新，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的转化和发展需要时间的沉淀和匠心的雕琢，只有在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基础上，真正地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才能够拥有推动它转化和发展的耐心、恒心和韧性。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发现了它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之处，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本土化再诠释，使其融入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这个过程是一个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有机结合的过程。在新时代，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赋能。
坚持和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新时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正心修身”的元素，提出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强调党员德行修养和党性锤炼的统一，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
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主体作用，从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汲取灵感，以满足人民群众高层次精神文化需求为价值旨归。
面向世界、博采众长。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胸怀，推进中华文明与世界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开创中华文化新境界。
（作者单位分别为：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薛一飞 杨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魂，关乎国运、国本，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国家强。全面系统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我们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在文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丰厚的文化积淀与精神滋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继承、转化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打开了文化创新的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使得习近平文化思想能够坚持古今贯通，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弘扬，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文化创新理论。以“修身齐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自立品格、“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天下观等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与道德理念经由“两个结合”，实现了文化资源的补充、拓展、完善。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重要思想源泉。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想和价值追求，又根据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文化实践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体现了思想理论的一脉相承的继承性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性的统一，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这些重大的思想理论观点充分吸收借鉴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发展、文化生成背景、文化价值作用、文化发展形态等理论一脉相承，但又创新发展，更加贴合当代文化发展的现实情境，更加契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
党的文化建设理论成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直接思想来源。习近平文化思想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广泛而深刻的实践之中，是在兼顾“两个大局”中审视文化工作面临的新局面新问题新挑战而形成的，是对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诸多新的风险挑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当前的精神文化产品供给不足之间存在矛盾；同时我们面临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任务，这迫切需要科学的思想文化理论进行引领；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与文化多样化加速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更趋激烈，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基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形势、新矛盾、新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精准把握新形势下文化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在对理论武装、舆论宣传、思想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文化繁荣发展、文明交流互鉴等文化发展战略进行统筹谋划与部署推进的过程中，深刻总结新时代治国理政中的文化经验，将其凝练升华为习近平文化思想。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项目〔MYKYXS202205〕阶段性成果）
来源：《贵州日报》 2024-01-03
一审：王胜军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