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宋伟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必须强调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使用了三个“新高度”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意义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还进一步强调，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尤其是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视野开阔、科学严谨、系统完备，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全局，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是基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时代命题而提出的文化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阐明了“两个结合”的内涵和意义：“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两个结合”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创新发展的新的理论飞跃。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是“两个结合”这一重大理论的原创性意义所在。“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统一为一个整体，实现了从“第一个结合”跃升到“第二个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和飞跃。
要理解和领会“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意义，关键在于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一理解将“现代”与“传统”贯通为一个有机整体，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之间建构起相互“赋予”、相互“融通”的契合关系。显然，这种关系直接关系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即只有在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相互赋予、相互融通、相互结合中，才能实现“创造性转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宏阔历史视野、伟大历史意义和重大理论价值的时代命题，这要求我们站在历史与时代的高度，以宏阔的历史视野与敏锐的时代意识，领会这一命题的思想内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视域看，之所以要提出“第二个结合”，其实质是为了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与发展，如此看来，“创造性转化”从实质上也可以理解为“现代性转化”问题。
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文学艺术创新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时特别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中国文化历来推崇‘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故步自封、陈陈相因谈不上传承，割断血脉、凭空虚造不能算创新。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至今依然是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文化砥柱。文化传统的生命力来自于通变。从古今通变的意义上说，传统并不意味着亘古不变的过去，真正的传统应该鲜活地存活于当下，同时孕育着未来。唯其如此，传统才能充满生机活力；而正因充满生机活力，传统才堪称伟大。中国近现代历史表明，要使传统在现代性条件下存活并葆有生机活力，就必须解决好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既要强调两者的冲突，又要强调两者的融合，由此摆脱“传统与现代”“保守与维新”“继承与发展”“转化与发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显然，只有把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性意义，只有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历史辩证关系，才能够真正认识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和理论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强调：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论述阐明，要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重新审视和解决好“本国传统文化”面临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辩证的眼光来把握“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历史连续性。
历史和现实表明，一旦隔断“古代”“现代”和“未来”的时间连续性，就会将“传统”仅仅等同于“过去”，这势必会造成“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阻断，难以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看待“传统”、关注“现在”、展望“未来”。与以往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不同，在新时代，我们必须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时代语境出发，重新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已经内在地规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问题的历史视域、时代诉求与方法路径。因此，“现代性视域”与“创造性转化”便构成了我们理解、把握和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维度和方法路径。
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当代价值
“现代性视域”与“创造性转化”是我们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重要维度和方法路径。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何为现代性，辨识现代性的优长与隐忧；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何为传统，辨识传统的欠缺与优长。简要地说，现代性的优长是理性化，这不仅确立了人的理性主体地位，同时极大地发挥出人类运用理性工具改造并支配整个世界的能力，西方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正是工具理性支配世界的结果。然而，优长之处同时也是其欠缺之处。我们看到，极端理性化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与冲突，使人类陷入“理性的牢笼”之中。这种状况引起了中西方思想家的密切关注，成为20世纪以来人类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正是西方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欠缺与隐忧，使人们开始反思现代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而成为十分重要的思想资源，展示出有别于西方现代性的人类生存智慧和文化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儒道思想历经几千年的文脉演进，在历史挑战中不断变通，绵延至今，显示出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力。在新时代，我们要善于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存智慧和文化魅力，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维度重新阐释儒道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价值意蕴，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
众所周知，儒家和道家思想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流思潮，由此建构起“儒道互补”的文化心理结构，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原型。儒家学说特别关注社会人伦道德秩序的建立，致力于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它以“仁爱之心”协调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冀望以“礼乐教化”陶冶塑造“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进而建构伦常有序的“仁爱”社会。作为影响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几千年的思想传统，儒家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厚的根基和文化传承的生命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如果说，儒家的美学思想注重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以积极有为的入世精神，探寻人伦道德和谐有序的理想社会；那么，道家的美学思想则注重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以无为的出世精神，追求顺应自然天性的人生境界。道家文化主张“道法自然”，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相生，追求“法天贵真”的素朴之美，为当代生态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再次向我们提出了新时代的新要求：“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自信并坚信，站在“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高度上，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一定会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属于我们自己，同时也属于整个世界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郭静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应对时代挑战的战略选择，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把中国式现代化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结合起来，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全人类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结起来，明确宣示了中国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矢志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信心决心和能力。深刻理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崇高的时代使命和世界历史意义，应着重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世界现代化难题，明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如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重塑转型，世界局势呈现东升西降的发展态势。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如今“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趋势更加凸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相互联系取代相互隔膜、以相互依存取代相互排斥，是着眼于人类整体利益，立足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中国智慧。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必由之路。因经济全球化遇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显迫切。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卫生等挑战，各国需超越狭隘国家利益，摒弃冷战思维，紧密融合各国利益，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探寻战胜困难的正确路径。最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过实践证明的正确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提出以来，在为世界的发展与繁荣贡献中国力量的同时，也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认同。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无疑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获得这一发展成就的同时，中国也深刻认识到自身肩负的重大责任，不断通过提供全球治理公共产品助力构建更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使各国都能共享到中国进步的成果和红利。中国始终以自身发展带动他国，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实践取得了优异成果，极大推动了周边各国的经济繁荣。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绘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底色。中国式现代化涵养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就蕴含着“协和万邦”“亲仁善邻”等思想。这些深邃的智慧犹如基因般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构成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风貌，也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奠定坚实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独特性，它不是建立在对外扩张和掠夺的基础上，而是致力于各国和平发展、互利共赢。这种现代化的追求，不仅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更与人类社会的长远利益高度契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本质属性，有力回击了“国强必霸”的陈旧思维定式，鲜明表达了中国始终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和平是发展之基，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渴望和追求，同时也深深契合各国人民的发展愿景，与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想紧密相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代表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承诺，凝聚着全人类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心声，在国际社会日益引发广泛而强烈的共鸣。我国必将从这一理念中汲取精神滋养，进一步巩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关系的质量，使世界相信中国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并且将以自身的发展来反哺世界，促进世界和平，积极推动全球化向更为包容、普惠和平衡的方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这是党和国家基于时代发展潮流和国家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和郑重承诺，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底色。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世界发展新图景，拓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阔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饱含着对“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发展新图景的强烈追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既能够有效回应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普遍诉求，又能够指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根本路径，因而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要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秉持“天下一家”理念与所有国家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活动，求同存异，荣辱与共，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更为有效的国际深度合作，以互相尊重为前提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构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价值导向的治理格局，确立以正确义利观为原则遵循的治理观念，提升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现代化水平。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而增进价值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引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持政治统领，持续巩固和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党对外事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深化国际政党合作交流。需要强调的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通过寻找最大公约数，各国得以和谐共处，互学互鉴，有助于推动各国在平等、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开展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郑州轻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01-09
一审：王胜军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