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贵阳人。历史学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出版有《贵州简史》《贵州历史笔记》等著作10余部。
提要：多元和谐成了贵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特征，并不断丰富着以山地为主要特色的多彩贵州历史文化。
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贵州历史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影响其形成的因素很多。贵州历史文化具有贵州高原喀斯特山地典型特色、多民族和谐共生特色。如果从宏观的角度考察，我认为，它的成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独特自然生态环境造就贵州独特山地历史文化
喀斯特地貌为贵州造就了唯我独有的绝世美境。在贵州高原，随处可见直插云霄的奇峰、峥嵘诡谲的岩石、飞珠溅玉的山泉、云蒸霞蔚的飞瀑、烟波浩渺的湖泊池沼、高古幽深的溶洞峡谷。如此地形地貌，加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四季分明的得天独厚的气候特征，将贵州变成了一片神奇的沃土，进而衍生出独具特色的贵州历史文化。
特殊的自然生态与地理环境，加上地区之间“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风”的气候差异，导致了贵州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态，造就了独特的“文化千岛”与“文化孤岛”现象。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随着交通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这种状况虽在不断演变，但在地形地貌的制约下，各地区、各民族的语言、生活习俗、生产方式、饮食习惯、服饰风格都仍然能穿越时空隧道，顽强地延续着自身的传统，这正是山地贵州历史文化的重要成因之一。
政治因素制约贵州历史文化的形成过程
这里所说的政治因素，主要指从先秦之际到民国时期，历代统治者对贵州高原的统治政策。
通过对贵州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政治因素在贵州历史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这是因为贵州不仅完整经历了我国历史上对边疆民族地区从郡国并存、经制州与羁縻州并存、土司统治与流官统治并存等各种管理制度的实践，还是中国最后一个世袭官制——土司制度的终结地。
明清以来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在贵州或与贵州密切相关。如明太祖的调北征南、广设卫所大兴屯田、贵州建省、明初百余年官方主导下的大开发、平播之役、王阳明龙场悟道、残明永历王朝苟居安龙、平定三藩之乱、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贵州省境的定格、青溪铁厂的创办等。民国时期，贵州还是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转折地，是抗战大后方及陪都重庆的屏障。由此可见，政治这一重要因素，直接影响着贵州历史文化的形成过程。
黔东南州施秉县云台山景区（磨桂宾 摄 贵州图片库供图）
生产力因素影响历史文化的形成与传播
贵州缺盐，而盐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物质要素。贵州高原有着数十万年人类生活史，人们除了从食物中摄取盐外，不能不从产盐的地方通过交换或买卖获取食盐。先秦之际，川黔之间存在多条盐运的通道。加上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经营，以及尹珍这样的历史人物远赴中原求学、回乡兴办教育等的影响，黔北地区无论在生产力水平、汉文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都远胜于南部。
元代推行土司制度，在黔中建立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将贵州城更名为顺元城，筑建土城墙，强化了对黔中的统治。同时由于元王朝大兴“站赤”（驿站），修建通往省外的几条干线驿道，今贵阳逐渐成为交通枢纽。自此时起，贵州高原的经济重心逐渐开始南移。
明王朝调北征南，百万以上的军队与家属涌入贵州，“千屯遍布于原野，诸卫错设于州县”，贵州早期的城镇大多在此基础上萌芽。明政府又将贵州都指挥使司设于贵州宣慰司城（今贵阳），增强了贵阳在省境内的政治地位。随着贵州建省，贵阳成为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治所，加上明初百余年的经济大开发，贵阳作为全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逐步确立下来。明中叶的开科取士、王阳明的龙场悟道，都强化了黔中地区的文化地位。至此，以贵阳为中心的贵州山地多彩历史文化逐渐形成体系。
民族迁徙与族际交流是贵州历史文化构建的主要成因
贵州是人类远古文明的摇篮之一。在今贵州境内，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多达300余处。
古濮人是贵州高原的主要居民，今贵州省的仡佬族即属古濮人后裔。秦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武帝派唐蒙通夜郎，约为置吏，从而打破了西南夷的封闭状态。之后的“募豪民，填南夷”，从四川迁入一批豪族大姓。这些大姓分布在贵州境内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成为第一批迁入贵州的汉族移民。魏晋南北朝时期，贵州境内出现了几次少数民族大的迁徙，成为南方古代四大族系的交汇地。
唐宋以后，随着古代族群向单一民族的演进，贵州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交流日益频繁，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逐渐形成。明初的调北征南，导致汉族人口大量进入贵州。清代的改土归流，统一行政建制，使大批汉族官吏、地主、商贩、工匠接踵而至。
民族迁徙与族际交流是贵州历史文化构建的主要成因。尽管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始终采取压迫与同化政策，但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下，经过和谐、包容历史文化的长期浸润，贵州各民族反而通过族际间的交往与交流，构建出了各民族既维系着自身优秀文化传统，又在共同的家园过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社会生活。和谐成了贵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特征，并不断丰富着以山地为主要特色的多彩贵州历史文化。
交通和移民促进独特贵州历史文化的形成
贵州虽然拥有西南地区通道地位的优势，但古代交通却极其艰险。贵州人凭着大山一样的坚强，世代不息地劈山砌石，靠汗水和双足在陡峭崎岖的山间踩出了一条条服务于生产与生活的便道。秦统一六国后，在夜郎地区修筑道路，称“五尺道”，密切了西南与内地的联系。西汉初，已存在一条由四川通往贵州的道路。西汉以后，贵州的通道地位开始显现，汉文化广泛传播，并与贵州土著文化频繁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不仅凸显出贵州的通道地位，展现出移民在贵州历史文化中所起的推动作用。
唐宋时期，贵州交通条件有所改善，移民增多，族际交流频繁。元朝在贵州境内大兴“站赤”（驿站），首次将贵州纳入国家交通网络。明初“广设卫所，大兴屯田”及整修四大省际驿道，极大地丰富了贵州历史文化的内涵。屯军及家属到来为大量贵州城镇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更给贵州留下了许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遗产（屯堡文化）。其后，阳明心学的发端、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闻名遐迩、青溪铁厂的问世、抗战文化的兴盛、红色文化的辉煌，无不与贵州的区位、交通、移民因素有关。
来源：《当代贵州》2024/6
一审：王胜军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