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新，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南宋朱熹撰写《伊洛渊源录》之后，在理学内部形成了地域理学学派的构建和书写传统，^[1]如明代冯从吾撰写了《关学编》、刘鳞长撰写了《浙学宗传》，清代的汤斌编有《洛学编》等。自黄宗羲与全祖望撰写《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以来，使地域理学学派更加受到关注，尤其是标明“浙学”的学派构建研究尤受诸多学术大家的关注。

朱熹最早提出“浙学”概念，这一概念既有地域属性，又有学理属性，奠定了后世“浙学”概念的基本内涵，即在地域上以浙江永康、永嘉、金华为中心的学术流派，其学理主“事功”，与理学相龃龉。^[2]黄宗羲与全祖望《宋元学案》关于“浙学”的界定不一，有多种表述，^[3]归纳起来，“浙学”包括永嘉、永康、金华、四明四个学派，同朱熹关于“浙学”的定义在地域上没大的区别。当代多数学者的研究将“浙学”集中在永嘉、永康、金华三个学派，在学理的属性方面凸显“浙学”对经学、理学、事功之学融合性的一面。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对“浙学”的界定与朱熹、黄宗羲、全祖望有着较大的差异，从“浙学”的学术源流看，将“浙学”视为朱子学与象山学流变的结果，^[4]并突出“浙学”对“人事”与“史学”的重视，^[5]将史学上升至历史哲学的高度，“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6]，“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7]等论断是章学诚为史学争取独立自主的具体思想体现。何炳松先生在其《浙东学派溯源》一书中将永嘉、永康、金华三派统称“浙东学派”，并认为“程氏为浙东开山始祖”，“后演化而成为前期的浙东史学”，^[8]凸显浙东学派的理学与史学传统。邓广铭先生在《浙东学派探源》中言：北宋学术分三派，为伊洛二程之心性，为眉山之文章，为王安石之新学。浙东之学，实融性理、经制、文史三事于一炉，旧所谓浙东得中原文献之传，必如此解释乃得，仅谓其上接伊洛是未见其全也。^[9]这一论断更符合浙东学派的特色。在永康、永嘉、金华三派中，最能代表浙东学术形态、最具学术影响力者当为金华学派，而吕祖谦当为金华学派的典型，^[10]而吕氏之学则荟萃了浙学基本精神之集其大成。^[11]吴光先生提出“浙学”狭义、中义、广义的三个层次：狭义的“浙学”指南宋永嘉、永康、金华地区以叶適、陈亮、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中义的“浙学”指自东汉王充至清代的浙学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指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12]学界普遍公认的“浙学”为狭义的浙东经史之学，这也是本文采取的学术立场。在常见的关于金华学派的研究中，也常常围绕吕祖谦展开，或者以理学为主，或者以经学为主，或者以史学为主，未能全面展示以吕祖谦为主的“金华学派”全貌。本文遵循“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的指导原则，将以吕祖谦为核心的金华学派置于更为宏阔的文化史、政治史、学术史背景下，全方位呈现宋元金华学派“本理学”“尚事功”“重史学”的学术空间及宋元金华学派的学术衍变轨迹。

在人类的文化发展史上，地域与文化发展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法国哲学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说，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和面貌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要素。^[13]人类在雅斯贝斯所谓的“轴心时代”，古希腊形成的理性精神、两河流域与古印度形成的宗教精神、中国西周时期形成的伦理精神等都与地域的自然风貌及时人的生产实践活动直接相关。先秦“诸子百家”的兴起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因素，儒家内部形成的学派分化传统在宋代出现了以地望为标识的地域性儒学派别，这一现象在南宋朱熹撰写的《伊洛渊源录》中得到更为明显的体现。南宋政权偏安于临安之后，逐渐以各个地域为单位出现了多种类型的儒学派别，这些派别与两汉经学体系因强调王权的向心力而消弭地域性差异的传统取向殊为有别，是为“别地域”^[14]。地域性理学派别的出现对于理学自身发展产生了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理学官学化的不足，为理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宋明理学内部的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形成与学术的争鸣都是在地域性理学的范围内展开。

（一）理学的“地域化”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发展演变历程，政治轴心与文化轴心之间的融合与分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周秦汉唐政治轴心与文化轴心集中在西北的长安；第二阶段，从南宋开始，政治轴心与文化轴心随着宋室南迁集中在苏杭一带；第三阶段，明初建都金陵，随即迁都北京，使文化轴心与政治轴心分离，前者以江南为轴心，后者以北京为轴心。追溯东晋南渡以来，中原衣冠贵族、文人学士以及富商巨贾随之南下，促进了江南经济繁荣与文化发展。南宋浙东地区的小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就永嘉来说，全年商税总额已是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七倍。士、农、工、商“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15]。经济的繁荣为文化的繁盛提供了物质条件，使浙东儒学得以发展。

除了地域的经济因素，书院与讲学的兴起也为不同地域儒学（理学）的兴起提供了学术空间与人员资源。宋学兴起，重在教育与师道，于是连带重要的书院和学校兴盛。书院在晚唐五代时已有，而大盛亦在宋代。^[16]庆历四年（1044），宋仁宗颁布兴学令，要求天下皆兴立学校。^[17]宋明之儒则往往借助于遍布广大地域的私立书院，构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流通网络，成为私门授学与“教化之儒”的凝聚象征。^[18]南宋时，仅婺州见诸方志记载的书院就有30余所，其中金华有丽泽书院、说斋精舍、道一书院、北山书院、山桥书院和季原堂，永康有龙川书院和五峰书院，这些书院清晰地标示出地域儒学流派的传承范围和轨迹，显然造成了更为强烈的知识群体聚合效果。北宋“皇祐三先生”之一的王开祖于华盖山麓设东山书院讲学授徒，“从学尝数百人”^[19]。两宋之际吕本中讲道金华，“是时四方来学者，常千余人，自永嘉者特多，学行又冠诸郡”^[20]。从乾道三年至淳熙二年（1167—1175），吕祖谦在明招山和金华城收徒讲学，“车马隘阡陌。念昔事先生，同门至千百”^[21]。淳熙三年（1176）吕祖谦将吕氏家塾改为丽泽书院，并为丽泽书院的学生制定了严格的规约，现在可见的就有《乾道四年九月规约》《乾道五年规约》《乾道六年规约》等，使其成为南宋时期著名的书院，“一时士人倾心向往，道统学派灿然昌明，名儒蔚兴，踵武相接，天下称婺州为小邹鲁”^[22]，丽泽书院成为金华学派的标识。

（二）金华学派的“学缘”

北宋浙东理学早期发展的脉络可以追溯“皇祐三先生”“明州五子”“永嘉九先生”等，这些理学家的兴起同宋初儒学复兴及“道学”兴起相始终，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清晰地勾勒出这一关系：“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23]这段话大致概括了北宋浙江儒学的主要学派与学术源流：胡瑗的湖学、明州学、永嘉学成为“浙学”的学缘，其中王开祖甚至被视为参与“道学”的开创者。^[24]南宋定都临安，浙东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肇始于北宋的“浙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理学各流派非常活跃，如程朱理学派、象山心学派在浙江都有门人弟子。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適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以“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代表的金华朱学，^[25]以浙东“明州四先生”（慈溪杨简、鄞县袁燮、奉化舒璘、定海沈焕）为代表的四明心学。尤其是叶適的永嘉学派，被全祖望誉为与朱、陆二派“遂称鼎足”，吕祖谦则与当时大儒朱熹、张栻并称为“东南三先生”。他们在浙江儒学史上均有显赫地位。

在以上诸多南宋“浙学”学派的学缘方面，主要以南传的程氏学为主，“程氏虽非浙人，而浙学实渊源于程氏。浙东人之传程学者有永嘉周行己、郑伯熊，及金华之吕祖谦、陈亮等”^[26]，就整体而言这一看法符合浙学发展脉络。“永嘉九先生”有周行己、许景衡、沈躬行、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宵、张辉、蔡元中，其中“六人及程门，其三则私淑也”，“许景衡、周行己亲见伊川，得其传以归”，^[27]所以纪昀曾说“《浙江通志》称（郑）伯熊邃于经术。绍兴末伊洛之学稍息，伯熊复出而振起之”，这一时期的金华学派也随之振起。从学缘流变讲，永嘉学派引发金华学派发展，“盖永嘉之学自周行己倡于前，伯熊承于后，吕祖谦、陈傅良、叶適等皆奉以为宗”^[28]，金华学说的师承虽然不是和永嘉一都是直接上通于程氏，但是仍旧不失为程门的私淑。^[29]绍兴十九年（1149），吕祖谦从学于刘勉之，刘勉之曾向杨时请学，杨时授以二程伊洛之学。绍兴二十五年（1155），吕祖谦侍父至福建福唐任，师从福州名儒林之奇，林之奇曾师从吕本中，受吕本中赏识，“教之以广大为心，以践履为实”^[30]。吕祖谦后又从胡宪游，胡宪为二程私淑弟子胡安国从子，深悟二程之说。借此可以视吕祖谦为程门学人，在经学与理学方面得到系统的学习。所以金华的学派实系程氏学说的余裔，在南宋时期和陆九渊的金溪之学、朱熹的闽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经济的发展与书院兴起所形成的地域化理学学派，一方面是理学自身逻辑的发展结果：北宋初期的儒者即有对民众的教化自觉，使儒学（理学）在基层社会的传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扩大了理学家队伍；另一方面同理学精英与制度化官方学术保持距离与张力相关：散落于各地不同学派的理学家以不同的地域界限形成各自话语，他们在“得君行道”的政治抱负下参与变法，为理学发展争取政治空间，繁衍而成为拥有地域性特色的知识群体。综合这两个方面考察，两宋“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庆元党禁”等政治事件促发了理学地域性学派的形成。

“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31]，因此家族是考察金华学派不可或缺的一环。两宋时期金华有许多大家族，如北宋的郑氏家族，^[32]南宋宰相王淮家族，^[33]南宋吕祖谦家族，苏轼之弟苏辙后裔的苏氏家族等。这些家族在两宋的政治、学术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限于篇幅，下面仅以金华学派的巨擘吕祖谦家族为例，说明家族与学统对金华学派形成的影响。

（一）吕氏家族的“政”与“学”谱系

吕祖谦家族在政、学两端的活跃程度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不甚多见，自北宋初年至南宋中后期，其家族一直活跃在政坛。吕祖谦九世祖吕龟祥，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与其兄长之子吕蒙正同科。八世祖吕蒙亨，太宗雍熙二年（985）进士，获礼部高等。七世祖吕夷简（974—1044）历真宗、仁宗两朝，三入相，当国柄最久，堪称名相。六世族吕公著哲宗朝入相。高祖吕希哲哲宗元祐中为崇政殿说书，导帝以正心诚意为本。后遭崇宁党祸，夺职知相州，迁邢州，为宫祠。曾祖吕好问建炎元年（1127），除尚书右丞。伯祖吕本中，绍圣间，坐党事被黜，元符中复官。绍兴六年（1136），自直秘阁主管崇道观。召赴行在，特赐进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后与秦桧政见不和被弹劾罢官，后复起。祖父吕弸中累官驾部员外郎，终于右朝请郎，主管台州崇道观。父吕大器累官尚书仓部郎。纵观吕氏家族，从北宋开国到南渡，代多显宦，连绵不绝，考诸宋史，可谓是与赵宋皇室同休戚、共存亡的世家显族。这一家族环境，培养了吕祖谦对于赵宋朝廷的高度企望。吕氏家族不仅是宋代罕有其匹的仕宦显族，而且更是累世相传“得中原文献之统”的文献世家，“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34]吕正献公就是吕祖谦的六世祖吕公著，从吕公著至吕祖谦之子吕年共七世。

吕氏家学的理学背景源自二程，吕公著曾让自己儿子吕希哲拜程颐为师，是为程颐的开山弟子。吕希哲好学，曾与杨时经常论学，“连日夜不厌，所言皆经世大略”^[35]。不过与杨时严守师说不同，吕希哲作为二程洛学最早的传承人注重兼容并包。《宋元学案》说他“不名一师，初学于焦千之，庐陵（欧阳修）之再传也。已而学于安定（胡瑗），学于泰山（孙复），学于康节（邵雍），亦尝学于王介甫（王安石），而归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广且大。然晚年又学佛，则申公家学未醇之害也。要之，荥阳之可以为后世师者，终得力于儒”^[36]。

吕祖谦的曾祖父吕好问，早年从其父吕希哲学习二程之学，与当时的杨时并称于世，成为南渡前后传承二程之学的关键人物。对此吕祖谦在《家传》中曾说：“宣和之季，故老踵相蹑下世，独公（吕好问）与杨公中立（时）无恙，诸儒为之语曰：‘南有杨中立，北有吕舜徒。’盖天下倚以任此道者唯二公云。”^[37]吕本中是吕氏家族理学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少从游酢、杨时、尹焞游，而于尹焞为最久，游、杨、尹三人均为二程入室高弟。祖父吕弸中，尝从其兄本中游于尹焞之门，故全祖望评曰：“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其余大儒弗及也。”^[38]吕祖谦在学术研究上继承了家学传统，曾多处求学，师从多家，如芮煜、汪应辰、林之奇、胡宪等人皆授其学，被《宋元学案》列为龟山再传、二程三传弟子。《宋史·吕祖谦传》亦称：“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长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既又友张栻、朱熹，讲索益精。”^[39]对吕祖谦影响最大的启蒙老师是林之奇（1112—1176），字少颖，福建侯官（今属福建闽侯）人，号拙斋，学者称三山先生。其反对王安石新学，撰有《尚书全解》《拙斋集》《观澜集》等。林之奇本来是吕祖谦的伯祖吕本中和祖父吕弸中的弟子，吕祖谦受父亲吕大器之命师从林之奇，这样一来，吕祖谦所学实则是家学，只不过，林之奇在当时颇有声誉，反对王安石新学，倡导伊洛之学，这对于吕祖谦学术根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吕氏家族的“联姻”

考察吕氏家族的理学谱系还有一个方面需要注意，那就是与世家大族的联姻问题。全祖望云：“北宋公相家之盛，莫如吕氏、韩氏，其子孙皆能以学统光大之。”^[40]其中韩氏家族与吕氏家族是两宋在政治与理学上相匹的世家。韩亿为真宗、仁宗朝名臣，其曾祖韩惟忠获赠太保，祖父韩处均获赠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令兼尚书令，父亲韩保枢获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封鲁国公。这些世家大族之间通过联姻关系形成一个庞大的世族关系网，在政治上互为援引，保持世家大族门第不衰。尤其是吕氏家族，打破了宋人所谓“无百年之家”^[41]的说法，保持了在两宋两百年间世家大族的地位。如北宋初年的吕夷简之女嫁于名相王旦之子王雍，王旦的长婿为韩亿，四婿为吕夷简之子吕公弼。韩亿八子纲、综、绛、绎、维、缜、纬、缅，人称“韩氏八龙”。八人皆有功名，在庆历时已被视为阀阅之家，《西塘集耆旧续闻》记载：“嘉祐、治平间，韩氏、吕氏，人望盛矣。”^[42]王安石步入政坛最初的契机正是韩维（持国）、韩绛（子华）兄弟及吕公著的援引。^[43]程颢去世之后，程颐曾请韩维为其兄作墓志，据此可以看出韩氏家族之盛。崇宁年间，蔡京专权，吕公著、韩维等人被刻上元祐奸党碑，其家族成员也受到牵连。韩亿的四世孙韩瓘与韩璜分别从学于理学家刘世安与胡安国。韩亿的五世孙韩元吉，字无咎，宋室南渡后寓居信州，宋孝宗隆兴年间，官至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乾道九年（1173），以礼部尚书出使金国，后晋封为颍川郡公，时人称颂其“师表一世”。韩元吉游学于尹焞，为程氏后学。绍兴二十七年丁丑（1157），吕祖谦父亲吕大器为其聘定世交韩元吉之女韩复为婚，绍兴三十二年（1162）韩复因难产去世。乾道元年（1165）吕祖谦续弦韩复之妹韩螺，延续了两个家族的联姻关系。金华潘氏为当地望族，族人在《宋史》《宋元学案》有载，潘景宪、潘景愈兄弟和潘友文、潘友端、潘友恭兄弟是与吕祖谦、朱熹同时代的金华学派的主要学者。其中潘景宪与吕祖谦为隆兴元年（1163）同榜进士，从学于吕祖谦。朱熹长子朱塾从学吕祖谦，吕祖谦又让朱塾从学于潘景宪，并成功撮合潘景宪长女与朱塾成姻。吕祖谦也将自己的独女嫁给潘景良为妻，这样婺州望族吕氏、潘氏与婺源朱氏三家联姻，巩固了理学阵营。^[44]

基于血缘基础的家族及世家大族之间的联姻所形成的血缘网络及宗族结构成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士绅”阶层，这些“士绅”阶层成为中央王朝官僚体系的一种补充，也是基层理学的开拓者与传播者。有宋一代非常有名的吕氏家族与韩氏家族，无论在政治地位上还是在学术传承方面都有非常浓厚的家族氛围。婺州作为南宋文化中心之一，与这一因素有直接关系。^[45]婺州治所金华在南宋时成为理学的一个重要中心，推动金华学派的形成。

历代学者公认浙东学派在学风上具有“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的特点。始于北宋的“永嘉之学”的诸位理学家治学主张“求实”，反对“空谈”，故黄宗羲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46]金华学派的吕祖谦主张“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也”^[47]。当代著名“浙学”研究专家吴光先生将自东汉王充至现代马一浮先生为止所形成的“浙学”精神归纳为三个方面：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实学精神，明德亲民、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48]无论是“浙东学派”的学风，还是“浙学”的精神，可以凝结为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政教”与“经世”，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金华学派有着非常具体的体现。

（一）“君臣共治”与士人担当

“政教”问题是北宋立国之本，“北宋学术，不外经术、政事两端”^[49]，神宗称赞胡瑗“经义治事，以适士用；议礼定乐，以迪朕躬。敦尚本实，还隆古之谆风；倡明正道，开来学之颛蒙”^[50]。宋代政教问题主要体现在“君臣共治”的背景下所激发出“士人”高度政治主体的意识，一些儒学大家开始即普遍以“布衣”身份上殿应对皇帝的问询（如胡瑗、程颐），参与政治与教化活动。“布衣”形成一股庞大的政治力量，不断向王权政治轴心渗透，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的政治文化格局，如胡瑗“是时礼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材高下而修饰之，人遇之，虽不识，皆知为先生弟子也”^[51]。这些士人常常是既奔波于科举网络之内以求干禄仕进，在王权轴心与官僚系统既定的框架中承担着行政技术职能；又不时游走疏离于王权吏治的监控之外，成为“士志于道”之古训的传承者。^[52]南宋孝宗朝，随着北伐大计的实施，理学家政治势力崛起，成为推动变革的主要力量，张栻、吕祖谦、朱熹、陆九渊都开始创办书院，发明正心诚意之学，参与政教活动。在乾道八年（1172）的一次省试中，作为考官的吕祖谦一榜尽收永嘉诸子，^[53]吕祖谦授永嘉诸子以义理之学，成为他们科场取胜的关键，^[54]为金华学派参与南宋政教奠定了人才基础。理学家在南宋逐渐崛起，不断向王权政治轴心渗透，游离于职业官僚之外，形成一股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注重世俗与人文的教化功能。

吕祖谦与同时期的金华学派代表人物唐仲友积极参与南宋的政教活动。吕祖谦自从隆兴元年（1163）二十七岁踏上宦途，至淳熙六年（1179）四十三岁奉祠归家，包括中间待次以及居丧丁忧等在内，先后共十六年，实际居官时间约十年。由于南宋面临诸多社会危机，尤其是与金国的战与和的争论，致使许多理学家与人君及一些掌权柄者存在尖锐矛盾。吕祖谦在政教方面主张人君要践行圣道，以图“恢复”。乾道六年（1170）和淳熙四年（1177），吕祖谦各有一次轮对机会。吕祖谦对这两次轮对非常期待，也非常谨慎，他将轮对的内容与陆九渊、朱熹分别进行讨论，以期能收到规劝人君的效果。^[55]吕祖谦给孝宗皇帝上了两道札子，内容主要围绕“明圣道”“亲贤远佞”，通盘筹划“恢复大事”展开，体现出对人君的教化。^[56]吕祖谦在孝宗面前批评大量儒臣缺乏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章句陋生，乃徒诵诂训，迂缓拘挛，自取厌薄，不知内省，反归咎陛下之不用儒。”^[57]而孝宗曾忧虑南宋士大夫“多耻言农事”“好为高论而不务实”“微有西晋风”。^[58]君臣在许多方面存有共识，体现出两宋“君臣共治”的政治实践。

唐仲友以经学见长，且思想与金华学派主流相异，“当时之为经制者，无若永嘉诸子，其于东莱、同甫皆互相讨论，臭味契合，东莱尤能并包一切。而说斋独不与诸子接，孤行其教”^[59]。唐仲礼重视《周礼》等“六经”，主张用礼教重建政治秩序，“三代治法，悉载于经，灼可见诸行事，后世以空言视之，所以治不如古”^[60]。唐仲友认为政教的源头是“君主”本人，“君身者，治之源也”^[61]，主张用“正心诚意”的工夫让“君主”能“举贤放佞”“儆戒无虞”^[62]。关于解决社会问题，唐仲友主张以“中正为主”，“行令苛急则伤民，民伤则本蹶；行令驰慢则纵吏，吏纵则用匮，故行令不可以不中正也”^[63]。在两宋“得君行道”“君臣共治”的背景下，“君主”的个人道德典范极其重要。另外两宋的吏治与税赋都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直接威胁着国家的统治，唐仲友的政教原则有非常现实的针对性。

（二）“经世致用”与“王霸义利”

两宋的“学术”与“政事”之间有着比较清晰的演化过程，北宋经学在考据、义理、经济、辞章四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这也是儒学学术转型的坚实基础。而理学植根于北宋经学，尤其深化了其义理和经济两个方面的内容，变“文义之学”为“义理自得之学”，变“通经致用”为“明体达用”。^[64]被道学家（理学家）所诟病的王安石变法成为“明体达用”的具体实践，只不过王安石的变法被道学家冠以“王霸义利”之学而受到指责与批判。^[65]南宋所面临的社会危机与战争危机较北宋更为突出，因此“浙学”中“经世”思想与“义利”问题成为理学家主要的关注对象，形成了金华学派、永康学派对富国强兵的渴望与实践。尤其是吕祖谦作为中原故家，得中原文献之传，他的学统统合了北宋洛学、蜀学、王学，合三宗于一途，^[66]成为推动南宋政治改革的主要力量。

联系南宋国土日蹙、金军大兵压境的局势，吕祖谦认为性理与事功也是严酷现实催生出的结果，这是先秦儒家“义利之辨”的传统命题在金华学派中的反映，也是朱熹与吕祖谦门人论辩的根本分歧所在。吕祖谦提出“俗学”与“真儒”的概念：“夫不为俗学所汩者，必能求实学；不为腐儒之所眩者，必能用真儒。”^[67]吕祖谦所言“俗学”“腐儒”已不仅仅囿于内圣之学，而是儒学及儒者在社会改造、秩序重建的“外王”方面能否提出可行方案以解决社会危机，将儒家思想转化、贯穿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探求和应用之中去。吕祖谦提出“寓兵于农，赋役方始定”^[68]，“今世学者，坐而言田制，然天下无在官之田，而卖易之柄归之于民，则是举今之世知均田之利而不得为均田之事也”^[69]，“兵益少而后能益精，益精而后能以十万之师为百万之用。敌之所畏，畏其精也，非畏其多也”^[70]。这些土地制度与军事改革的见解都具有现实意义，而其《历代制度详说》从历代经济、政治等制度的考察、研究中寻求挽救社会危机的途径，这些都是金华学派经世思想的现实体现。

唐仲友注重将为学与经世相结合，认为“为学之道，在于务实而专心。务实则可用，专心则有功，此学之大要也”^[71]，在具体为学方面“上自象纬方舆、礼乐刑政、军赋职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经史，参之传记，旁通午贯，极之茧丝牛毛之细，以求见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后世，可见之施行”^[72]。对于“王霸”与“义利”的态度，与吕祖谦相比，唐仲友更接近陈亮的思想，主张王霸义利兼顾，“王者有礼信，霸者亦有礼信”^[73]。无论是“王霸”，还是“义利”，只要克服内心的私欲，都能为现实社会矛盾的解决提供方案。

金华学派的经世思想与王霸义利观是对现实社会矛盾所作出的具体反应，也是中国儒家的一种选择。吕祖谦与唐仲友的经治之学、义利之学在现实社会都有具体落实，唐仲友在台州知州任上仿效司马光“恤民”政策，“发粟赈饥，抑奸拊弱，创浮梁，以济艰涉”^[74]。同时，由于理学内部长期存在的“内圣”与“外王”之争，金华学派的经世思想与王霸义利观受到理学内部的批评，朱子批评吕祖谦之学“博杂极害事”^[75]，违背了理学的“正途”。朱子和唐仲友在经学思想体系与政治理念上所引发的激烈冲突，其间固然夹杂着南宋官场的政治斗争和唐仲友个人性格方面等因素，但金华学派的经世思想与王霸义利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南宋理学地位在官方的确立经历了严酷的政治斗争，道学（理学）沉浮一直伴随着王权、相权、理学精英之间关于话语体系的争夺而沉浮。^[76]在秦桧长期执政下，科举取士以“新学”为主，程氏的“专门曲学”^[77]受到抑制。从乾道初年起，在张栻、吕祖谦、朱熹等人争取下，二程学说逐渐成为科举的内容，但这一过程充满荆棘，“庆元党禁”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这次党禁中，理学群体受到惨重打击，赵汝愚、朱熹门下所有知名理学之士几乎被网尽。吕祖谦之弟吕祖俭作为吕学继承人，由于为赵汝愚辩护，于庆元四年（1198）死于贬所，作为吕学传承基地的丽泽书院也因之式微。在朱子去世后的宁宗嘉定二年至理宗淳祐元年（1209—1241），朱子及其学术思想逐渐被南宋王朝肯定，成为中国的正统哲学。在这一过程中，金华学派也改变以往的学术取向，成为朱子学的正传。元明之际的金华学派出现“流而为文”的趋势，直至清初汇入“浙东史学”的大流中。

（一）“北山四先生”与朱子学

南宋庆元党禁对金华学派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致使金华学派一度式微，到宋元之际随着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等四先生师徒相承，金华学派出现中兴之势。

在朱子诸多门人中，最受朱子器重者当为黄榦，朱子去世之时对黄榦言“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78]，《宋元学案》中将黄榦视为得朱子真传的弟子。^[79]黄榦传朱子学有三支：北方一支的嫡传为赵复，赵复被蒙元俘虏后进入元大都，推动朱子学逐渐成为元代的官方哲学，但北方一支受章句之学影响颇深，未能完全承袭朱子的义理之学；江西一支的嫡传者为饶鲁，但受象山心学影响颇深，出现朱陆合流的趋势；浙江一支嫡传者为何基，这一系成为朱子学术的正统，明代章一阳的《四书正学渊源》称：“孔孟未发奥指得朱注而朗于日星，朱注未尽意义又得四先生阐明殆尽。”^[80]

“北山四先生”之所以成为朱子嫡脉，除了上面所言朱子学官方地位的确立之外，还同这一时期朱子学在金华的传播情况有关。当吕祖谦在世时，朱熹即遣弟子到丽泽书院从学于吕祖谦，朱熹本人也到丽泽书院讲学，这一时期朱子浙籍弟子有八十余人，人数仅次于福建籍。朱子在金华的弟子有徐侨、叶味道、杨与立、王翰等人，^[81]这些人都是当时的理学名家，由于这些人的讲学传播，朱子学在金华已有相当基础。另外从家学方面考察，何基父亲何松与黄榦曾在临川任上为同僚，二人交好。何基的母亲和黄榦之妻，即朱子仲女友善，何基从父命从学于黄榦，黄榦“随事诱掖”，使何基“使知伊洛之渊源”^[82]。以黄榦为首的朱子门人对朱子学传播意识比较强，杨与立在何基学成之后向士人推引何基，于是许多士子从学于何基。黄榦的弟子赵汝滕镇守金华期间对何基“首加延聘，且以名闻于朝”^[83]。何基本人也“平时不著述，惟研究考亭之遗书”^[84]。王柏的祖父王师愈从杨时游，与朱熹、张栻、吕祖谦交好。王柏的父亲王翰从学于朱熹、吕祖谦。王柏经朱熹门人杨与立、刘炎接引，从学于何基。自此看出“北山四先生”的何基与王柏的父辈与朱熹及其门人有直接的学术交往，他们皆能固守师门，以弘扬朱子学为己任。王柏之后的金履祥、许谦也大致坚持于弘扬朱子学这一学术取向，致使南宋末年的金华学派成为朱子学纯正的继承者。

（二）从“以理为宗”到“流而为文”

金华学派在“北山四先生”之后就进入元代，其中的金履祥与许谦是宋元之际的理学家，紧接其后的是“金华三先生”（柳贯、黄溍与吴莱），其后又有“后金华四先生”（宋濂、王袆、胡翰与戴良）。从许谦开始至后“后金华四先生”，金华学派渐渐出现“流而为文”的趋势，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比较清晰地勾勒了这一过程：“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也，犹幸有斯。”^[85]这条文献透露出两方面的信息：其一，金华学派自白云（即许谦）开始出现“流而为文”的趋势，即“文显而道薄”；其二，金华学派仍然是理学学派，“文”仅仅是“传道”的载体，该学派仍然保留着朱子学的嫡传地位与底色，“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正传（吴师道）以逮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86]。这一“流而为文”的学术流变显示出元明时期金华学派的发展趋势。“北山四先生”之一的金履祥在南宋恭宗德祐初授迪功郎、史馆编校，辞而未受。南宋亡，携家避居金华山中，入元不仕，为南宋遗民辈，其学术尚能坚守朱子家法。许谦年少时南宋灭亡，从学于金履祥，其学术成长的环境与何基、王柏、金履祥辈已不一样，这是其学出现“流而为文”的关键因素之一。

宋元之际金华学派出现“流而为文”，与元代民族政策有关。元代统治者所实行的差异性民族政策导致南方士人地位衰落，叶子奇尝言：“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87]“北国”与“中国”是一个民族概念，前者为蒙古人与色目人，后者为汉人；“北人”与“南人”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前者大致指黄河以北，后者主要指黄河以南，尤其是江南地区。这种差异性的民族政策无疑对江南士人的仕途非常不利。在这一背景下，南方“士失所业”，“后生晚学既无进望，又不知适从”，于是“士风大沮”，^[88]广大的士人面临人生与学术的双重抉择。另外元代官方也倡导“文”与“道”的统一，^[89]这样对于理学家转向文学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金华地区自古文风鼎盛，文学之士代不乏人。南宋吕祖谦有《东莱文集》，《宋史》称吕祖谦“其文特典美”^[90]。“北山四先生”中的王柏和金履祥亦从事文集的编纂和写作，王柏编有《濂洛文统》《朱子文选》《勉斋北溪文粹》《五先生文萃集》，何基又曾为之增订。诗歌方面，王柏编有《紫阳诗类》等，金履祥有《仁山文集》，《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杂文，如《百里千乘说》《深衣小传》《中国山水总说》《次农说》诸篇，则具有根柢。其余亦醇洁有法”^[91]，晚年则选《濂洛诗派图》中四十八位道学人物的诗作，编订成理学诗总集《濂洛风雅》、文集《濂洛文统》。从这些文集的编纂题目来看，何基、王柏、金履祥将“文”视为“载道”的工具，发掘伊洛道学家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道”的价值。宋元之际的金华聚集了大批遗民文人，如方凤、吴思齐、谢翱等。金华士人多师从之，成为金华文派的文学源头之一。处于苦闷之中的理学士人希望在文学氛围中找到人生的慰藉，以许谦为主的金华士人“所求于道者，疑若稍浅，渐流于章句训诂，未有深造自得之语，视仁山远逊之”，因此转向文学是一自然而然的结果。到后“北山四先生”，“逐成文章之士”^[92]，“流而为文”的趋势更加明显。当然金华学人往往将理学与文学并重，这是元代金华学派诸家的一种学术选择，尽管“流而为文”，以文章著称，但他们的文章以理为主，从根本上未背离朱子理学的门径。

元末明初金华学派的殿军人物为宋濂，《宋元学案》称其为“徽公（朱熹）世嫡系”^[93]。由于受元代金华学派“流而为文”衍变的影响，宋濂也被视为元末明初文人的典型，被称为明代“开国文臣”。从其本人的自传来看，宋濂的学术经历三次转变：“余自十七八时，辄以古文辞为事，自以为有得也。至三十时，顿觉用心之殊微，悔之。及逾四十，辄大悔之。然如猩猩之嗜屐，虽深自惩戒，时复一践之。五十以后，非惟悔之，辄大愧之；非惟愧之，辄大恨之。”^[94]这一过程可以归纳为一开始从事文学阶段、四十岁转向问学之道阶段、五十岁以后转向自我内省阶段，因此整体而言宋濂是一个理学家，这一点在其《吴先生碑》^[95]中有鲜明立场。另外金华学派自吕祖谦始具有杂博的学术取向，甚至吕祖谦家族涉足佛学，这一点在宋濂学术思想中有着同样的表现。宋濂一生出入佛老、泛滥诸子，其学习佛教内典并非“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而是认为儒学与佛学具有相合之处，^[96]因此全祖望称其学三变后成为“佞佛者流”^[97]。由于受佛教心性之学的影响以及元代朱子学与陆九渊心学出现调和趋势的影响，宋濂已经不似其金华前辈那样固守朱熹学门径，而是折中两家，^[98]甚至明代薛应旂站在王学立场称宋濂为“圣学正传”^[99]。

金华学派自许谦始出现“流而为文”至宋濂泛滥诸子，渐渐失却朱子理学的纯正之气，这是元代金华学派发展的总体趋势，尽管明初宋濂的非金华门人方孝孺回归以义理为主的理学，但从根本上未能挽回金华学派出现的衰落之势，^[100]金华学派需要有新的学术机缘与方向。伴随着清代盛行于江南的考据之学与史学，理学形态的金华之学不再有往日的辉煌，浙东理学被后起的蕺山学派与姚江学派所代替。^[101]

金华学派作为宋元理学主要学术派别，其衍变历程大致如上所述。除此之外，这一学派的史学传统及对后来浙东史学的影响也是考察该学派不可忽视的问题，在此作为余论探讨这一问题，以示金华学派学术空间全貌。

儒家学术传统非常重视历史的镜鉴功能，从孔子开始的儒家学者大都能从各方面发掘史学的价值与意义，明代的王世贞与清代的章学诚明确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102]钱穆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章氏六经皆史之论，本主通经致用，施之政事”^[103]。钱穆所评论章学诚史学，其实也是儒家重视史学目的之所在。吕祖谦所处南宋面临诸多社会危机，因此更加重视史学的镜鉴功能，在事与理、事与史方面寻求挽救社会危机的途径与方法。吕祖谦认为史学系“安危治乱之大体”^[104]，在讨论事与理、事与史关系时说：“叙事者，载其实；论事者，推其理。”^[105]“推”即推理，就是从以往之事推出眼前之事发展趋势，这是理学家发挥史学镜鉴功能的主要方面；“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意谓史学镜鉴的同时，不能失却“蓄德”的理学本色。吕祖谦的《历代制度详说》涉及选举、学校、官制、赋役、漕运、盐法、酒禁、钱币、荒政、治河、田制、屯田、兵制、马政、刑法等方面内容，同国家的治乱兴衰直接相关，这是其“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106]的具体体现，是其“史”与“事”统一的具体落实。就此问题董平教授指出吕祖谦反对空言道德性命，而特别重视将天道的追寻贯穿于社会历史的全部领域，从而实现了历史学与哲学的融合，实际上成为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哲学”学派。^[107]金华学派的史学传统绵延不绝，在吕祖谦之后的“北山四先生”、“金华三先生”、宋濂等人身上都体现出经世与史学结合的传统。王柏曾点校朱熹《通鉴纲目》，金履祥则用了三十多年写成《通鉴前编》，许谦著有《观史治忽几微》，宋濂在明初组织编撰《元史》《大明日历》《皇明宝训》等史学著作与史学资料，私人撰写《洪武圣政记》《浦阳人物记》及未完成的《婺郡先民传》，皆主张将治世与历史经验总结有机结合起来。

金华学派的史学传统在清朝与民国时期受到学界的关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浙东学术》在区别“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异同之时强调了“浙东之学”，肯定了包括金华学派在内的朱子学底色，同时章学诚提出了“浙东史学”的概念。^[108]民国时期何炳松等在继承章氏“浙东学术”“浙东史学”基础上，认为南宋以来的浙东学者多专究史学，所以不妨称为“浙东的史学”，推出了清代“浙东史学”的概念，凸显浙学的史学特色，这也是金华学派汇入“浙东史学”的衍变结果。

[1]  “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朱熹《伊洛渊源录》）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厥后声气攀援，转相依附。其君子各执意见，或酿为水火之争；其小人假借因缘，或无所不至。”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19页。

[2]  “江西之学（指陆氏心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67页）“近世言浙学者多尚事功。”（朱熹：《香溪范子小传》，范浚：《范浚集》，范国梁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8页）

[3]  全祖望说：“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为经制之学。”《宋元学案》在论述南宋的学术思想状况时认为：“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54、1738、1653页）

[4]  章学诚认为：“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章学诚：《浙东学术》，《文史通义校注》卷五，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3页）

[5]  其所谓：“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章学诚：《浙东学术》，《文史通义校注》卷五，叶瑛校注，第523—524页）

[6]  章学诚：《浙东学术》，《文史通义校注》卷五，叶瑛校注，第523页。

[7]  章学诚：《原道下》，《文史通义校注》卷二，叶瑛校注，第139页。

[8]  何炳松：《自序》，《浙东学派溯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9]  参见邓广铭：《浙东学派探源——兼评何炳松〈浙东学派探源〉》，《邓广铭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8—28页。

[10]  如全祖望说：“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为经制之学。考当时之为经制者，无若永嘉诸子，其于东莱、同甫，皆互相讨论，臭味契合。东莱尤能并包一切。”（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说斋学案》，《宋元学案》卷六十，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1954页）

[11]  参见董平：《南宋婺学之演变及其至明初的传承》，《中国学术》2002年第2期。

[12]  吴光：《浙江儒学总论：从王充到马一浮——论浙江儒学的思想特色与精神价值》，《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13]  参见傅雷：《译者序》，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傅敏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14]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23页。

[15]  叶適：《习学记言》卷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68页。

[16]  参见钱穆：《宋明理学概述》，《钱宾四先生全集》（第9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3页。

[17]  欧阳修说：“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欧阳修：《吉州学记》，《居士集》卷三十九，《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274页）如吴郡“庆历中，郡学既建，养士至百员，亦有他郡至者”（龚明之：《王教授祭学生文》，《中吴纪闻》卷五，孙菊园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5页）。

[18]  参见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增订本），第144—145页。

[19]  孙衣言：《与安定泰山相应》，《瓯海轶闻》，张如元校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20]  吴师道：《书王木叔秘监文集后》，《敬乡录》卷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4页。

[21]  沈翼机编纂：《玩珠亭》，雍正《浙江通志》卷四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0册），第316页。

[22]  光绪《金华县志》，转引自李国钧等：《中国书院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62页。

[23]  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士刘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六，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251页。

[24]  南宋永嘉学者陈谦说：“当庆历、皇祐间，宋兴来百年，经术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王开祖）独能研精覃思，发明经蕴，倡鸣‘道学’二字，著之话言，此永嘉理学开山祖也。”参见王开祖：《儒志学业传》，《儒志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第803页。

[25]  此处将“婺学”与“金华学派”稍作区别的目的是说明金华学派自吕祖谦至“北山四先生”在学理方面的差异，也说明金华学派从吕祖谦开始至元末明初的学术流变。

[26]  何炳松：《自序》，《浙东学派溯源》，第3页。

[27]  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周许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三十二，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1131、1133页。

[28]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一，第91页。

[29]  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第153页。

[30]  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紫微学案》，《宋元学案》卷三十六，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1244页。

[31]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51页。

[32]  郑氏家族一直延续到南宋，是史料比较丰富的家族。参见柏文莉：《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刘云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32页。

[33]  王淮，其祖为山西太原人，王氏家族是南宋史料很丰富的家族。参见柏文莉：《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刘云军译，第145页。

[34]  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范吕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十九，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789页。

[35]  吕祖谦：《东莱公家传》，《东莱吕太史文集》卷十四，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2页。

[36]  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荥阳学案》，《宋元学案》卷二十三，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902页。

[37]  吕祖谦：《东莱公家传》，《东莱吕太史文集》卷十四，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212页。

[38]  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紫微学案》，《宋元学案》卷三十六，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1234页。

[39]  脱脱等：《吕祖谦传》，《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872页。

[40]  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武夷学案》，《宋元学案》卷三十四，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1189页。

[41]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2页。

[42]  陈鹄：《韩持国吕晦叔不合曾子固王介甫不合》，《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三，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15页。

[43]  《邵氏闻见录》载：“时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丧，英宗屡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时，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虽高科有文学，本远人，未为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交韩、吕二家兄弟。韩、吕，朝廷之世臣也，天下之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韩氏兄弟绛字子华，与安石同年高科；维字持国，学术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荐入馆。吕氏公著字晦叔，最贤，亦与安石为同年进士。子华、持国、晦叔争扬于朝，安石之名始盛。”（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三，李剑雄、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页）

[44]  参见程水龙：《理学在浙江的传播：以〈近思录〉为中心的历史考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45]  随着南宋迁都临安，婺州进士人数激增，出了叶衡、王淮、乔行简和范钟4位宰相，还有包括吕氏家族，苏轼之弟苏辙后人组成的苏氏家族等诸多世族大家。参见柏文莉：《前言》，《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刘云军译，第7页。

[46]  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艮斋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二，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1695页。

[47]  吕祖谦：《太学策问》，《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五，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84页。

[48]  吴光：《浙江儒学总论：从王充到马一浮——论浙江儒学的思想特色与精神价值》，《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49]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页。

[50]  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安定学案》，《宋元学案》卷一，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29页。

[51]  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安定学案》，《宋元学案》卷一，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25页。

[52]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增订本），第142页。

[53]  陈亮在给陈傅良的信中说：“此榜得人之盛，前此以来所未有。兄横骛于江浙，李深卿独步于七闽，一榜而收二虎，斯已奇矣；而况象先、元宾、子宜、益之、德修诸君子交发而并至耶，盛事！盛事！”（陈亮：《与陈君举二》，《陈亮集》卷二十九，邓广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92页）

[54]  吕祖谦重视科举对理学人才的培养，认为“科举之习，于成己成物诚无益。但往在金华，兀然独学，无与讲论切磋者。闾巷士子，舍举业则望风自绝，彼此无缘相接。故开举业一路，以致其来，却就其间择质美者告语之，近亦多向此者矣”［吕祖谦：《与朱侍讲》，《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七，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398页］。

[55]  《与朱侍讲》第五书云：“某上旬轮对，对札谨录呈请教。有未安处，望一一指示。上不间疏远，问答甚详，所怀粗得展尽，但恨诚意不素积，无以感动耳。”［吕祖谦：《与朱侍讲》，《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七，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400页］

[56]  吕祖谦第一次轮对所上的札子主要内容是“明圣道”：“本原既得，万事有统，若网在纲，若农有畔。非若乍作乍辍，漫无操约者之为也。”［吕祖谦：《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二首》，《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三，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55页］第二次轮对所上《札子》为“论恢复”：“恢复大事也，规摹当定，方略当审，始终本末当具举，缓急难易当豫谋。”［吕祖谦：《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二首》，《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三，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55页］这两次轮对的札子内容显示出吕祖谦的政教担当与政治主张。

[57]  吕祖谦：《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二首》，《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三，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54页。

[58]  李心传：《孝宗论士大夫微有西晋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三，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年，第105—106页。

[59]  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说斋学案》，《宋元学案》卷六十，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1954页。

[60]  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说斋学案》，《宋元学案》卷六十，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1953页。

[61]  唐仲友：《悦斋文钞》卷二，张作楠编：《金华唐氏遗书五种附一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7页。

[62]  唐仲友：《悦斋文钞》卷一，张作楠编：《金华唐氏遗书五种附一种》，第104页。

[63]  唐仲友：《悦斋文钞》卷一，张作楠编：《金华唐氏遗书五种附一种》，第111页。

[64]  吴国武：《经术与性理：北宋儒学转型考论》，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65]  “王安石按照动机及倾向性来区分王、霸：王代表对道德自身的关注；霸象征对善的权宜利用。王遵循儒家的道德价值，因为王做的事都为了仁义；与此相反，霸思考这些价值之功利，并假借仁义以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田浩：《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姜长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页。

[66]  参见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3页。

[67]  吕祖谦：《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二首》，《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三，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54页。

[68]  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三，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9册），第47页。

[69]  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九，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9册），第118页。

[70]  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十一，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9册），第138页。

[71]  唐仲友：《悦斋文钞》卷八，张作楠编：《金华唐氏遗书五种附一种》，第323页。

[72]  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说斋学案》，《宋元学案》卷六十，陈金生、梁运华点校，1952—1953页。

[73]  唐仲友：《悦斋文钞》卷八，张作楠编：《金华唐氏遗书五种附一种》，第318页。

[7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五，第1147页。

[75]  朱熹：《与张敬夫》，《朱子文集》卷三十一，陈俊民校编，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1178页。

[76]  全祖望对此作了概括：“元祐之学，二蔡、二惇禁之，中兴而丰国赵公弛之。和议起，秦桧又禁之，绍兴之末又弛之。郑丙、陈贾忌晦翁，又启之，而一变为庆元之锢籍矣。此两宋治乱存亡之所关。嘉定而后，阳崇之而阴摧之，而儒术亦渐衰矣。”（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元祐党案》，《宋元学案》卷九十六，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3153页）

[77]  参见李心传辑：《何若乞申戒师儒黜伊川之学》，《道命录》卷四，朱军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0页。

[78]  脱脱等：《道学四》，《宋史》卷四百三十，第12778页。

[79]  参见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双峰学案》，《宋元学案》卷八十三，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2812页。

[80]  章一阳：《钦四书正学渊源后序》，《金华四先生四书正学渊源》，清康熙刻本。

[81]  王锟：《朱学正传：北山四先生理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37页。

[82]  王柏：《何北山先生行状》，何基：《何北山先生遗集》卷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7页。

[83]  王柏：《何北山先生行状》，何基：《何北山先生遗集》卷四，第29页。

[84]  王柏：《何北山先生行状》，何基：《何北山先生遗集》卷四，第31页。

[85]  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北山四先生学案》，《宋元学案》卷八十二，第2801页。

[86]  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北山四先生学案》，《宋元学案》卷八十二，第2727页。

[87]  叶子奇：《克谨篇》，《草木子》卷三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5页。

[88]  王恽：《故翰林学士紫山胡公祠堂记》，《秋涧集》卷四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0册），第517页。

[89]  “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颛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然儒之为学一也，‘六经’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宋濂等：《儒学一》，《元史》卷一百八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313页）

[90]  脱脱等：《吕祖谦传》，《宋史》卷四百三十四，第12873页。

[9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五，第1419页。

[92]  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北山四先生学案》，《宋元学案》卷八十二，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2801页。

[93]  “文宪之学，受之其乡黄文献公（溍）、柳文肃公（贯）、渊颖先生吴莱、凝熙先生闻人梦吉四家之学，并出于北山（何基）、鲁斋（王柏）、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之递传，上溯勉斋（黄榦），以为徽公（朱熹）世嫡。”（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北山四先生学案》，《宋元学案》卷八十二，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2801页）

[94]  宋濂：《赠梁建中序》，《宋濂全集》卷二十四，黄灵庚编辑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492页。

[95]  参见宋濂：《吴先生碑》，《宋濂全集》卷五十，黄灵庚编辑校点，第1157—1159页。

[96]  “予本章逢之流，四库书（指经、史、子、集）颇尝习读，逮至壮龄又极潜心于内典，往往见其说广博殊胜，方信柳宗元谓（佛）‘与《易》《论语》合’者为不妄。”（宋濂：《夹注辅教编序》，《宋濂全集》卷二十七，黄灵庚编辑校点，第563—564页）

[97]  黄宗羲原撰，全祖望补修：《北山四先生学案》，《宋元学案》卷八十二，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2801页。

[98]  “学不论心久矣，陆氏兄弟（九渊、九韶）卓然有见于此，亦人豪哉！故其制行如青天白日，不使纤翳可千，梦寐即白昼之为，屋漏即康衢之见，实足以变化人心。故登其门者，类皆紧峭英迈，而无漫漶支离之病。惜乎力行功加，而‘致知’道阙，或者不无憾也。”（宋濂：《段干微》，《龙门子凝道记》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页）

[99]  薛应旂：《浦江宋先生祠堂碑》，宋濂：《潜溪录》卷三，《宋濂全集》附录二，黄灵庚编辑校点，第2611页。

[100]  元明之际，金华王袆在《送胡先生序》中言金华学派“后生晚进，顾乃因其所不同而疑其所为同，言道学者以穷研训诂为极致，言文章者以修饰辞语为能事，各立标榜，互相排抵，而不究夫统宗会元之归，于是诸公之志日微，而学术之弊遂有不可胜言者矣”（王袆：《送胡先生序》，《王忠文公集》卷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98—99页）。

[101]  黄宗羲将姚江（王阳明）之学和蕺山（刘宗周）之学归入同一学脉，并称“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黄宗羲：《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51页）。

[102]  明代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王世贞：《艺苑卮言》，陆洁栋、周明初批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13页）章学诚言：“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学诚：《易教上》，《文史通义校注》卷一，叶瑛校注，第1页）二人皆将史、理、事相统一，这也是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相统一之意。

[103]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33页。

[104]  吕祖谦：《左氏传说》卷三，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7册），第39页。

[105]  吕祖谦：《东莱先生左氏博议》卷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7页。

[106]  吕祖谦：《左氏传说》卷五，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7册），第68页。

[107]  董平：《多元融合  批判创新——浙江地域文化之历史、传承及其整体特征》，董平主编：《浙东学术》（第2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7页。

[108]  “浙东史学，自宋元数百年来，历有渊源，自斯人不禄，而浙东文献尽矣。盖其人天性本敏，家藏宋、元遗书最多。”［章学诚：《与胡雒君论校胡稚威集二简》，《校雠通义》外篇，《章氏遗书》（第2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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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孔学堂》（中英双语）2023年第4期。

转载来源：孔学堂杂志社 2024-04-03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