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论语》的研究方向与空间
作者：侯乃峰
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主流，儒家学说的薪火相传又以儒学文献为主要载体。《论语》一书作为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在经学史上地位特殊，历来备受学者重视。两千多年来，《论语》流传极为广泛，其中的思想已经深深沉淀到中华民族的心理特质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前进的文化基因之一。
自汉朝以来，注解《论语》者代不乏人，各种著作汗牛充栋，至今仍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到二十世纪前期，有关《论语》的著作已达三千多种。如果再加上之后新出的著作，现在的统计结果粗略估算将近四千种。
《论语》作为记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事迹的重要典籍，总字数不过一万五千多字。那么，经历两千多年众多学者持续不懈地研究，《论语》一书中的奥义是否已经阐发殆尽，到如今几乎没有研究空间了呢？从实际情况来看并非如此。1951年，顾颉刚先生在给上海学院的学生讲授《论语》一书后，撰写了一篇名为《〈论语〉研究之主要问题》的读书笔记（见《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四卷·虬江市隐杂记［三］》），总结《论语》研究在当时仍然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论语》中问题大别之有四”：“一曰孔子之真实史迹问题”“二曰《鲁》《齐》《古》三种本子之异同问题”“三曰汉宋解释之异同问题”，“四曰清人之考证问题”。在谈及“清人之考证问题”时，他指出：“清代学术，剖析豪芒，大足补汉、宋之缺；惟其见闻犹不如今人之广，眼光犹不如今人之锐，亦尚有我辈工作之余地也。”
顾颉刚先生所论，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论语》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时至今日，伴随着出土文献中《论语》类材料的不断涌现（如上博简中有关孔子及其弟子的篇章、安大简《仲尼曰》、王家嘴楚简《孔子曰》等），为《论语》的研究带来了新契机。根据最近几十年的学术成果，可以看出当前的《论语》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仍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一、从文字本义的角度对《论语》中某些疑难文句进行解读考证，从古文字形体演变的角度合理解释各种歧说产生的根源，定分止争。
《论语》一书作为先秦典籍，文辞简奥古朴，后世学者理解起来存在很大隔阂，这是产生各种歧说的原因之一。针对这种情况，需要研究者将《论语》一书中的某些疑难文字词汇放到先秦时期的文本环境中，从文字本义的角度来考察《论语》文句的确切含义。例如《述而》篇第11章“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中的“暴虎”一词，又见于《诗经》的《小雅·小旻》和《郑风·大叔于田》篇，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注云：“暴虎，徒搏。”此处的训释语“徒搏”所指的具体含义并不明确，既可以理解为徒手，也可以理解为徒步。两汉时期的学者或将“暴虎”解释为“空手以搏之”“无兵（兵器）搏虎”，即理解成徒手，其实是有问题的。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中引用裘锡圭先生的考证意见指出，“暴”的本字，金文作“虣”，甲骨文写作上从戈，下从虎，“暴（虣）”字之本义是以手执戈搏虎，并非“空手”“无兵”而搏虎。《集解》引孔注把“暴虎”解释为“徒搏”，本当是指不乘猎车徒步搏虎，徒手（不用兵器）搏虎之训当属后起，甚至是误解。通过这种“返本归原”式的考证，探究文字的本义，有助于深入理解《论语》中的某些疑难字句。
同时，从古文字形体演变的角度，也可以合理解释《论语》各种歧说疑义产生的根源，从而澄清各种误解。例如，《子路》篇第12章——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其中的“世”字，古代注疏者何晏《集解》引孔注、皇侃《集解义疏》、朱熹《集注》等都根据《说文解字》“世，三十年为一世，从卅而曳长之”之说解释为“三十年”，现代的译注新解也大多认同此说。如影响较大的杨伯峻《论语译注》即将此章译为——孔子说：“假若有王者兴起，一定需要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大行。”其实，《说文解字》“三十年为一世”之说是许慎误将“世”字的小篆或隶书写法与“卅”字形牵合而导致的错误解释。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世”字写作树枝上有树叶之形，是截取“枼（葉）”字上部而成的分化字，因树叶大多一年一凋谢，犹如人类社会的世系更替，故引申而有“世代”之义。战国时期，秦系的某些“世”字和“卅”字的写法已经非常接近。到了汉代隶书中，“世”与“卅”字的字形几乎完全一样，区别仅在于“世”字下部的横笔向右延伸有出头之势，而“卅”字下部的横笔右部不出头。古文字形体的高度相似，导致许慎在编撰《说文解字》时误将本义为“世代”的“世”字与本义为“三十”的“卅”字牵合在一起，不仅将“世”字归入“卅”部，而且将“世”字之义据小篆字形解释为“三十年”。其实，“世”字根本没有“三十年”之训，应当解释为“世代、父子两代人相传”才是。在长期的研究中，也有部分学者指出“三十年为一世”之说不可信，而采取“世代”之说，如方骥龄《论语新诠》、黄怀信《论语新校释》等。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考证辨析各种歧说致误的缘由，故信从者寥寥。因此，以文字本义及其形体演变为基础的《论语》会通考辨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大量古文字材料的出土促进了古文字学研究的飞速发展，古文字学科的繁荣又为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研究《论语》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上引顾颉刚先生之文，在当时就认为清人之考证“惟其见闻犹不如今人之广”。如今的《论语》研究者，面对众多前人未曾见过的先秦两汉时期的出土古文字材料，见闻之广远迈前人，更有条件有可能做出超越前人的成果。
从文字本义出发对某些《论语》疑难字词进行深入考证，根据古文字形体演变合理解释各种歧说产生的根源，从而廓清迷雾，止息纷争，这是当前《论语》研究应着力进行的工作之一。
二、综合各种文献材料尽量恢复《论语》中某些章节的语境。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导致《论语》歧说纷出的原因还在于《论语》一书中有许多章节语境缺失，导致说话者（主要是孔子）言辞的意义指向不明。也即，说话者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所说的有针对性的话语，《论语》作为语录体著作，大都仅记录所说的只言片语，而将特定的情境省略不录，导致后人在理解这些话语时因语境缺失而无所适从。例如《礼记·檀弓上》“有子问于曾子曰闻丧于夫子乎”章，其中“丧欲速贫，死欲速朽”确实是孔子所说的话语，然而却是“有为言之也”，即孔子是针对某种特殊的情境才这么说的。若是让不明语境的孔门弟子（如曾参等）记录下来冠之以“子曰”载入《论语》，而《檀弓上》中的这段原始记载反而缺失的话，则难免会让后人产生误解。反过来说，若是能从典籍文献中找到可以复原这些章节语境的材料，那么这些章节应该是可以获得较为确切之解释的。前人的注疏训解在复原语境方面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例如《八佾》篇“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两章，前人或将其时代背景系于鲁昭公二十五年三家共逐昭公之时，“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并专国政，卒逐昭公”（《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对于深入理解此二章之确切含义很有帮助。《八佾》篇“哀公问社于宰我”章，清人李惇《群经识小》以为，《春秋》哀公四年记载“六月辛丑，亳社灾”，哀公问宰我，即在此时，盖因复立其主，故问之；本章的背景当是火灾后重建亳社。刘宝楠以为“其说颇近理”。时孔子仍在陈，故后文云“子闻之”。这种背景的补充，对于确切理解此章章旨也大有裨益。又如《雍也》篇“仲弓问子桑伯子”章，前人或指出《说苑》中有关于子桑伯子之事，与此章可以相互发明。《子张》篇“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章，子夏的交友之道“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与子张的交友之道“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截然不同。东汉蔡邕《正交论》指出：“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而二子各有所闻乎夫子。然则其以交诲也，商也宽，故告之以距（拒）人；师也褊，故告之以容众，各从其行而矫之。若夫仲尼之正道，则泛爱众而亲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亲，交游以方，会友以仁，可无贬也。”刘宝楠也指出，“以二子所闻，各得一偏”。结合《先进》篇孔子所说的“师也过，商也不及”，则“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章的语境就很明确了：二人之所以接闻于孔子的交友之道不同，正是孔子针对二人的性格特点（一个失之于宽，一个太过狭隘）因材施教而给出的建议。前人古注中恢复《论语》某些章节语境的成果需要汇集整理，融会各种材料加以深入考辨。今人新出的论著中也有一些结合语言情境研究《论语》具体章节的内容。如毕宝魁《〈论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本义辨析》一文即对孔子说话的背景进行考察，认为这句话是在孔子“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史记·孔子世家》）的情况下所说，“女子与小人”是指同时陪伴卫灵公的南子和雍渠，也包括他们俩代表的两类人：即君主的嫔妃姬妾等女子和在君主身边侍奉饮食起居献媚邀宠的男宠宦竖之小人。这种恢复语境的工作，虽然不能说其结论必是，然这种研究工作本身就是对《论语》中有歧义章节的深入解读，因而也具有其学术价值和意义。
不过，由于先秦两汉典籍文献数量有限，能够用来复原《论语》章节语境的材料大都已被前人的注疏所注意，因而此项工作时至今日其实已经进入“瓶颈”阶段。好在地下出土的大量先秦两汉时期的简帛新材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世先秦两汉典籍文献不足征的缺憾，也为我们复原《论语》某些章节的语境提供了新的契机。如清华简（六）《管仲》篇中，管仲有“既佞又仁，此谓成器”之言，似可作为《公冶长》篇“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的语境背景；“或曰”者与孔子之间的对话应当是以管仲此语为前提的；其人此语放到《管仲》篇的语境中，言外之意实际上是说冉雍不“成器”，这就与孔子素许冉雍之语（如《雍也》篇“雍也可使南面”）相矛盾，故而引起孔子言辞激烈予以辩护。
利用传世典籍材料，同时结合新出土的简帛文献材料，努力恢复《论语》中某些章节的语境，从而正确解读《论语》的原始含义，这是当前进行《论语》研究应着力进行的工作之二。
三、结合先秦史料以及古书的成书情况，对《论语》中某些涉及史实的章节记载的可信性进行具体分析。
根据学界目前对先秦经典文献成书情况的认识，《论语》一书中所记载的孔子及其弟子之事迹应当大致可信。然“古书多造作故事”（余嘉锡《古书通例》之语），其中的某些章节间或有不尽可信者。如清人崔述《洙泗考信录》中考证认为，《论语》一书，“义理精纯，文体简质，较之《戴记》独为得真，盖皆笃实之儒谨识师言，而不敢大有所增益于其间也”；而后五篇“多可疑者”。又如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也说：“（《论语》）其中未尝无一部分经后人附益窜乱。大抵各篇之末，时有一二章非原本者。……《论语》虽十有八九可信，然其中仍有一二出自后人依托，学者宜分别观之也。”梁启超同时还引《洙泗考信录》中所作考证，认为《阳货篇》记“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云云，又记“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云云，皆非史实。前人的这些研究结论受到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未免有“疑古”过勇的弊病，某些具体的细节考证不尽可信。然《论语》作为先秦古书，其中某些章节的可信性确实有必要结合先秦史料以及古书的成书情况进行具体的考证分析。当前学界对于《论语》中某些章节可信性的考辨工作，大都是零散而不成系统的，因而在这方面仍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对《论语》一书中某些涉及史实的章节，结合先秦史料以及古书的成书情况进行系统的可信性考辨，从而尽力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这是当前进行《论语》研究应着力进行的工作之三。
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语》研究工作，是当前学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点领域。我们有必要在广泛吸收总结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地下新出土的先秦两汉时期的简帛材料，对《论语》一书中至今仍有歧说疑义的章节进行深入考证辨析，从学理层面促进《论语》的文本研究继续深化。
2017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深入阐发文化精髓”“加强中华文化研究阐释工作”“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等任务要求。作为儒家基本经典的《论语》一书，如今的研读者可谓盛况空前：中小学将其定为课外阅读书，很多高校也将其列为选修课。2018年初，北京市“高考说明”将《论语》纳入经典阅读考查范围。当前情况下，对《论语》一书进行深入研究，既可以解决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也可以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价值的阐发，因而是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作者：侯乃峰，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论语》的欧美早期传播史
作者：郑梦娟
从16世纪开始，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引发了欧美本土文人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在这一背景下，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传统典籍逐步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并促进了此后400多年“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进程。由于《论语》在欧美的早期传播涉及多个国家、多种语言，这里主要梳理俄罗斯、英国、美国、法国的史料。
《论语》的文本传播概况
《论语》共20篇492章，简朴精练的句式，多样化的记述方式，口语化的虚词和叠词、叠句的使用，反映了当时的中文和中国哲学、文学等风貌。李宇明指出，《论语》涉及到不少语言应用的规范和对语言行为的态度，它把语言看作思想的外在表现，是仁、义、礼等的外显形式之一，体现着人的品位类属。自东汉起《论语》就被列入儒家经典，南宋时理学家朱熹将这本著作与《大学》《中庸》《孟子》合为“四书”，此后“四书”不仅成为历朝文人的必读典籍，而且逐步成为中国科举考试的重要参考。
对《论语》加以注释的历朝文人众多，当前流传有序且影响较大的注释性著作有：汉朝郑玄的《论语注》，三国曹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南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宋朝朱熹的《论语集注》，清朝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民国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其中的前四部也随《论语》一起传播至海外。朱熹注本被认为是关于《论语》著述的集大成之作，从而成为海内外学习和研究《论语》的必读文献。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越南、朝鲜半岛、日本等先后引入、学习《论语》等中国典籍。至今，在汉字文化圈地区，从上层社会到普通民众都会自觉推崇儒家文化等中国传统观念，儒学的影响力也涵盖了政治、思想、教育、科举、习俗等多个领域。
在欧美地区传播时，《论语》的受众则略有不同，呈现出精英化的特征，影响力是从宗教领域逐渐扩散到哲学、文化、教育等领域，扩散时间集中于17—19世纪。其传播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步学习、翻译《论语》等典籍，译文种类相当丰硕；第二阶段是编写各种含《论语》内容的通用型或专用型中文教科书，帮助学习者增强书面语能力；第三阶段是在传教士汉学带动下专业汉学发端，《论语》等典籍被作为汉学或中文专业开展研究、实施教学的重要内容。
李宇明、王春辉指出，一个语言的文本被译出的数量，常常可以作为衡量这一语言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因此，《论语》的翻译语种数、版本数，也是其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据杨育芬2022年的不完全统计，《论语》已被翻译成30多种外国语言文字，而1980年代至2019年中国主动翻译的英语版就有49部。实际上，从16世纪末之后，欧美就陆续出现了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五经”等中国典籍的拉丁语、俄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的译本。例如，刘丽芬统计出从1729年至2014年《论语》的俄语译本有17个；张一帆指出，早期西班牙语《论语》译本皆转译自以英、法语为主的欧洲语言，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版的西班牙语译本超过了15种。
《论语》在欧美的传播背景
《论语》等中国典籍在欧洲的流传可追溯至16世纪末，18世纪才扩散到北美洲。法国汉学家梅谦立等指出，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结束在中国的传教回国后，于1590年完成的西班牙语“四书”手稿，实为儒家经典西传的第一个译本。张西平也认为，罗明坚是儒家经典西传的真正开创者。
1601年另外两位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的利玛窦（Matteo Ricci）和西班牙的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身着儒服来到北京，受到明朝万历帝的召见和优待。他们获准居住于北京，从而开创了此后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一方面，努力适应中国环境、勤奋学习中文、中国典籍和文化、著书立说、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用中文向中国民众传播基督教和西方的自然科学等知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6世纪末开始，《论语》等中国经学典籍逐步传播到欧洲。
入华初期的传教士不懂汉语，看不懂中国典籍，也缺乏最基本的中文教科书，于是他们找来中国老师，从学说中国话、创制汉语拼音、编写汉外字典词典开始，逐步进入到学习、翻译中国传统典籍。基于此，他们编写了大量的汉语教材，并有声有色地开展起中文的教学和中国各类典籍的研究工作。这些举措帮助传教士们架起了与中国的达官显贵、文人雅士密切交往的桥梁，并为后来的传教士扫清了学习中文及中国文化的障碍。
17世纪初大量欧洲移民来到北美大陆，“四书五经”等中国典籍也随之扩散到北美地区。张涛指出，在美国建国之前即1735年，《纽约周报》就刊登了关于孔子及其《论语》的介绍。此后，有关“四书五经”译文的转载、摘录等文章也时不时地出现在北美报纸上，但主要是引述欧洲人的看法。19世纪早期的美国已经意识到，向民众讲解孔子有助于拓宽美国人的认知视野。
《论语》在欧美的传播方式
罗莹指出，从利玛窦开始，来华耶稣会士在文人的协助下，系统地制定了西书汉译和汉书西译计划。因此，17—19世纪出现了大量用各种欧洲语言翻译的“四书五经”等典籍的译本。
徐万民也提及，1729年驻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团培养的首位汉学家罗索欣（И. К. Россохин），指导其学生沃尔科夫（Якoв Boлкoв）翻译了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因此沃尔科夫成为“四书”的第一位俄译者。曾在北京担任东正教传教团团长的俄罗斯中国学、东方学创始人比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于1820年至1821年译出了完整的“四书”及朱熹的相关注释，虽然未出版，但他被称作“西方汉学家中第一位正面评价中国注疏对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意义的人”。《论语》原著和译本被带回俄罗斯以后，当地汉学界对《论语》的解读也不断深入，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东方学系创始教授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出版的《汉语文选》（Китайская хрестоматия，1868年）就收录了其《论语》译本。这个译本逐字逐句翻译，译释结合，使原文模糊含蓄之处明晰化，降低了译文读者的阅读负担。刘丽芬指出，这个译本是当时唯一一本在俄国得以传播的译本，其意义重大。
英国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也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例子，他未曾到过中国，只是在印度传教多年，却于1809年在印度翻译出版了第一本英译版《论语》（The Works of Confucius）。马敏指出，这本译著是继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之后，首次用英文比较翔实地将半部《论语》介绍给了西方。
16世纪到20世纪初，《论语》也被欧美人用作学习中文尤其是书面语的基础教科书、翻译教科书、文化（含文学）教科书。马士曼还通过自己的另一本著作《中国言法》（1814年），总结了自己对汉语书面语的认识、分析。该著被认为是西方第一部汉语文言语法专著，兼有汉语教材的特点，所选的近500个中文例句中有100多个引自《论语》。同时代的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Edkins, Joseph）指出，《中国言法》“是一本非常有用的和富有建设性的书”。何群雄认为，马士曼的中译本《圣经》中所采用的“马士曼—拉沙译法”尽量接近“文言色彩”，结果反而比“马礼逊译法”更容易理解。不难看出，马士曼通过对《论语》等中文典籍的学习打下了深厚的文言文、中国文化功底，英译本《论语》、文言语法著作《中国言法》和中译本《圣经》等就是他的重要学习成果。
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所著的《汉语札记》（Notitia Lingae Sinicae，1831年），口语语料主要来自中国戏曲和小说，而书面语语料则主要来自“四书”。当时很多西方人的观念是：无论是语言学习还是文学思想研究，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学经典都是“古代中国典籍的开山之作”，学习中文就要像中国孩童一样从“四书五经”开始学起。
1832年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创办了《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6年之后陆续有许多西方人在该报上介绍学习中文的心得体会。据传教士费罗（Philo）在该报刊登的《汉语学习评述》介绍，他可能花了一半的时间在汉语书面语的学习上，其所列书目也包括“四书五经”等典籍。
罗索欣（Россохин. И.К）于1741年回到俄罗斯后，在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担任满汉语翻译与教学工作，他要求学生们在初学阶段熟记《千字文》《三字经》和“四书”。喀山大学在1837年首次设立汉语系，担任首位系主任的西维洛夫（Д. П. Сивиллов）也翻译过“四书”，但未出版。作为俄国第一位中国文学史专家，瓦西里耶夫从中国回到俄罗斯以后，还将《论语》作为汉学四年级学生的必修课。
从19世纪开始，随着中西接触的进一步增多，政治、文化、商贸交流的深入，许多西方国家急需培养大批了解中文和儒家典籍的汉学人才，当地的汉学研究开始向专业化、学院化阶段发展。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等国的多所大学先后设立汉学或中文教席，开设相关课程，甚至建立汉学或中文专业。当时欧美文人对《论语》进行翻译、注解的成果已经很丰富了，于是一些汉学家开始用专著或在其著作里用专门章节来分析、阐释《论语》等儒家思想。而这些成果也成为奠定汉学向专业化发展的重要基石。
1814年，雷慕莎（Abel-Rémusat）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这是欧美汉学向专业化、学院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雷慕莎用法文翻译了《论语》等典籍，还在其著作《四书札记》中阐述了儒家学说。郝运丰、梁京涛认为，与之前耶稣会士的译文相比，雷慕莎的阐述更为清晰、准确。
1837年伦敦大学学院设立了首个中国语言文学教席，首任教授是新教传教士塞缪尔·基德（Rev. Samuel Kidd）。他曾在著作中多次提及孔子的思想，以及自己学习“四书五经”的经验。曾在中国生活40多年的英国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也曾在1869年出版过英译本《〈论语〉：孔子的言说》，1888年他成为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
美国新教传教士、汉学先驱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76年在耶鲁大学开设了中文课程，该校还建立了全美第一个中文教研室和东方学图书馆。卫三畏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1848年第一版，1883年修订版），是美国人完成的第一部关于中国的综合性学术论著，书中的第11章《中国经典文学》就包含“《论语》”“孔子生平”“儒家伦理体系的特点”等内容。张源认为，该著作是真正意义上美国汉学的开端。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波波夫（П. С. Попов）在1910年出版的译本《论语·孔子及其弟子的格言》，标志着俄国儒学史研究正式开始。在翻译时波波夫力求简洁、准确，将自己和其他译者的译文进行比较，在注释中不仅发表自己的见解还附上中国古代文人的注疏。
随着翻译、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论语》的影响又从宗教领域延伸到一些哲学、思想和文化领域，传播对象也从传教士扩散到汉学家和一些社会、文化精英。
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等所著《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包括《大学》《论语》《中庸》的拉丁文译本，并收录了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等编写的《中国哲学之父孔子传》，还极为罕见地附上了孔子像。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许多哲学家、思想家从这本书中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比如伏尔泰（Voltaire）等人就希望借助孔子思想来探求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基础。
马祖毅、任荣珍指出，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人物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也十分推崇儒家思想。爱默生还将《论语》的句子，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化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人是一条不明源流的溪水。人生的存在总是从人们一无所知的地方降落在人生之中……每当我观看那条我看不见源流的河水时，……我发现我只是这条天水的惊诧的旁观者。”
以《论语》为代表的“四书五经”等典籍蕴含着中国的文化精髓、政治智慧、教育理念、哲学思想等内容，是弥足珍贵的人类共同精神财富，而欧美传教士、汉学家亦是“中国故事”的重要传播者、解释者。若能多角度、多层面地深入挖掘这些典籍早期在海外传播的史料，培养一大批能正确理解和精准把握中国发展脉络的当代汉学家，必将提升海外学习者对中文的文化价值、学术价值的认可度。
（作者：郑梦娟，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2024年04月06日07版）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