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何以成为儒学之专指
作者：张培高
“内圣外王”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论题。一谈及此，人们往往首先联想到儒学，甚至将其作为形容儒学之专指。实际从哲学史上看，只有在北宋中期以后，“内圣外王”一词才逐渐被用来概括儒学。在此之前，它所指向的内容更为多元。本文主要探讨“内圣外王”的内涵与意义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又是如何成为儒学之专指的。
由诸家共用转向释之主用
“内圣外王”一词始见于《庄子·天下》篇。按其文“古之人其备乎……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及“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之语可知，作者描述的“内圣外王之道”其实是一种理想型学术形态，包含了诸子百家的认知又有所超越。这就意味着，先秦时的诸子百家皆分有“内圣外王之道”。
在宋以前，无人以“内圣外王”一词来概括儒学。魏晋时，不少玄学家或道教徒认为“内圣外王”是其特长。如郭象在《庄子注序》中指出，庄子虽然并未真正体会大道的根本，却对“死生”及“内圣外王之道”甚为了然。又如敦煌道教遗书《太上洞玄灵宝升玄内教经》，亦以内圣成真为要务。然而，佛教传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圣”上的优势逐渐显示出来。文献中把佛教称为“内教”者越来越普遍，从而对儒道（主要是儒）两家的思想建构形成较大的挑战。
普遍以“内圣”或“内教”来称呼佛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起初，儒、释两家孰称“内教”孰称“外教”并无固定的说法，因界定标准不同，皆可指称之。若以是否“外来”为标准，那么称释为“外”、儒为“内”。如南朝沈约在《均圣论》中言：“内圣外圣义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若以是否“经世”为标准，那么佛教与道教一样侧重于内修事务，故而都称为“内教”，儒家则称为“外教”。不过，在后来一段时间内，第二种用法成为了主流。
佛教在南北朝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又因其“内圣”理论相对丰富与完善，在安顿人心上日益表现出优势，于是以“内”为“佛”、“外”为“儒”逐渐成为相对固定的用法，释教为“内教”，其经为“内典”。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归心》中认为，儒释两家虽然有不少相通之处，但佛学更为博大精深，“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极为异，深浅不同”，其论“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此外，颜氏又云：“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到了隋唐，佛教的中国化业已完成，宗派林立，佛教称为“内教”已是普遍之事了。如释道宣在《广弘明集》中曰：“此则内捡其心，而不缘于外境，故目其化，为内教也。”以“内教”来称“佛教”的文献之普遍，也说明了当时“内教”一词之使用权主要在佛教。
由释之主用转向儒之主用
佛教在隋唐的成熟，渐渐造成了佛盛而儒衰的结果。对此，韩愈、李翱分别从“外王”与“内圣”上进行批评。入宋后，柳开等宋初儒者继承韩愈的思路对佛教进行激烈批评，对此，佛教徒作出了回应。如智圆在《闲居编》卷十九中说：“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在此，智圆无疑将“内圣”视为释之擅长，而“外王”视为儒之特长。而后契嵩则更进一步，不仅要保持佛教的内教特色，而且要辅助儒家建立功业。对此，释悟宁在《辅教篇·序》中评论说：“至于所著书，乃广明外教皇极中庸之道，安危治乱之略……而终导之归于无为寂默之道……而痛以内教自律其身，端以俭素诚德为宿归之地，而慕梁惠约之为人也。”可见，佛教已由“内圣”修行延及“外王”领域。如此立场，必然对宋代新儒家带来更大的刺激，因此建构一套在“内圣”“外王”上皆优于佛教的理论体系，就迫在眉睫了。
经过“北宋五子”的不断努力，一种以“内圣外王”为一体的新儒学理论建立了。作为理学开山祖师的周敦颐虽以“孔颜乐事”启迪二程，然而其学之宗旨实在于“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后者为内圣、前者是外王。同为“北宋五子”的邵雍虽不积极入世，在“安乐窝”中自足常乐并自称“安乐先生”，但其学仍以济世为归宿，这一点从其书名《皇极经世》即可知。也正因此，程颢以“内圣外王之道也”揭明其宗旨。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儒者以“内圣外王”来概括儒学。如二程弟子谢良佐在《论孟精义》卷十中谓：“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有内圣之德，必有外王之业。”尽管朱熹不用“内圣外王”而用“下学上达”来概括儒学，但就总体而言，儒家学派力推“内圣外王”已是不可挡之势。如朱熹弟子陈淳所撰《北溪字义》就认为，读书只有读到滚瓜烂熟，“至是而后可与言内圣外王之道，而致开物成务之功用”。牟巘《陵阳集》卷二十更直接地说：“内圣外王之学号曰儒宗。”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元、明、清三朝的儒者，如元苏天爵在《元臣事略》中曰：“自孔子孟子没，豪杰各以其资奋，而内圣外王之学千百余年无能道之者……宋儒始有以远接其端绪。”明刘宗周《论语学案》认为，《论语》最后一篇《尧曰》“推本君子之学内圣外王，于斯为至矣”。清孙奇逢《四书近指》卷十一也说：“夫子之道内圣外王修己治人之道也。”类似的言论还有很多，充分表明了“内圣外王”已经成为儒家学说的理论宗旨。同时，从元以后儒者的论述中可知，他们对“内圣外王”的理论有高度自信，实已把“内圣外王”作为儒学的专指。
“内圣外王”之含义在儒学内部的演变
入宋以后，儒者们虽然大都赞同以“内圣外王”来概括儒学，但对“内圣外王”的理解在不同时期又有所侧重。大体而言，宋至晚明前强调“内圣”者多。例如《二程遗书》卷十五说：“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从事而言，不救而已，若须救之，必须变。”文中所谓“事”指“外王”，而“本”即指“格君心之非”，要求君臣做足“内圣”工夫，其“事”才有可靠的根基。所以，二程弟子谢上蔡云：“有内圣之德，必有外王之业。”朱熹继承了这一思想，他在《晦庵集》卷十一中说：“治天下当以正心诚意为本。”此外，《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也记录朱熹之言：“吾生平所学，惟此四字。”所谓“四字”指的就是“正心诚意”，亦即“内圣”之学。
尽管王阳明对朱熹有许多批评，但他在“内圣外王”上比朱熹更加倾向“内”的一面。鉴于“务外而遗内”之严重问题，阳明强调内在道德意识的培养是建立事功的前提。他在《传习录》中说：“心者身之主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阳明立学之宗旨在于解决当时重外轻内、内外不一的问题，故而主张“心即事”“知行合一”。然而，阳明学与其他学术一样，一旦走向极端就会产生负面后果，其后学因过多地强调“自我良知”，导致出现学风日益空疏的弊端，由“务外轻内”走向“务内轻外”。高攀龙、刘宗周等晚明儒者面对“明心见性”之空疏学风，主张由“虚”返“实”，以是否“经世”作为衡量学术的根本，从而开启了明清儒学的“实学”思潮。如高攀龙在《高子遗书》卷五中称：“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因此，在面对彦文“明道许康节‘内圣外王之学’，何以后儒论学只说程朱”之问时，高氏便借伊川之言说：“康节如空中楼阁，他天资高，胸中无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意。”这显然在批评邵雍“重内轻外”的作风。这种批评，反映了明末清初之儒者由重视“内圣”而转向重视“外王”的思想轨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天下》篇所言“内圣外王之道”包括甚至超越了诸子百家，但宋以来的儒者之所以用此概括其学之宗旨，乃是由于需要迫切回应佛教的挑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历史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以“内圣外王”专指儒学的主流，但始终有不同的声音存在。如李纯甫曰：“老庄内圣外王之说、孔孟上达下学之意”，明张宇初云：“玄门之书千万言，内圣外王之道既备”，等等。所以，我们在把“内圣外王”作为儒学之专指时，一定要在哲学史的视野中去理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宋代《大学》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23BZX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四川大学哲学系特聘研究员）
秦汉之前的三次文化统一浪潮
作者：毕经纬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秦汉大一统之前的五千年间，中国大地上就曾出现过三次文化统一浪潮。这三次浪潮均发轫于中原，之后席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形成了三个前后相继的文化共同体：仰韶文化共同体、龙山文化共同体和青铜文化共同体。这三次文化统一浪潮，可以被视为秦汉大一统之前的三次预演，揭示了早期中国从文化共同体走向政治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关于早期中国文化浪潮的讨论
20世纪9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陈连开曾提出，秦统一之前的中国经历了三次冲突、融合与统一，分别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炎黄时期）、夏商西周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21世纪初，云南大学物理系教授张一方曾谈及中华民族在伏羲、黄帝、大禹时期发生过三次统一浪潮。2019年以来，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叶舒宪陆续论及“统一中国的三大浪潮”，即4000年前的玉文化统一、3000年前的汉字统一和2000多年前的秦帝国统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也指出，史前中国造神运动中曾出现三次艺术浪潮，即高庙文化的白陶浪潮、仰韶文化的彩陶浪潮和龙山文化的玉器浪潮，三次艺术浪潮是大范围信仰认同的结果。
上述学者提出的“三大浪潮”或“三次浪潮”说，虽然在发生时间和文化内涵上有较大区别，但他们均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总结了秦汉以前早期中国的文化发展态势和重要文化现象。这对于认识早期中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通览中国一万年以来的考古遗存，笔者认为，秦汉之前的三次文化统一浪潮，可以通过具有代表性的物质文化遗存进行概括，即彩陶浪潮、玉器浪潮和青铜浪潮，分别对应仰韶时代、龙山时代和夏商周时期。这三次文化统一浪潮，在时间和内涵上可与上述学者所说的“三大浪潮”或“三次浪潮”互为补充。
仰韶时代：彩陶中国的发育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中国，生产力水平较低，人口稀少，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甚少，各地的文化面貌差异较大且不发达，恰如散落各地的“点点星火”。公元前5000年前后，各地的“点点星火”已成长为“满天星斗”，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广大区域，进入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这一时期，生产力快速发展，人口迅速增长，各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形成了大范围的文化趋同现象，催生了早期中国的第一次文化统一浪潮。这一浪潮在公元前4000—前3500年的庙底沟时期达到顶峰。
这一次文化浪潮，以彩陶的广泛流行为主要标志，首先兴起于中原地区，之后席卷自内蒙古至川湘、自东海至青海的广大区域。仰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花瓣纹、回旋勾连纹、尖底瓶等因素，在周边的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彩陶上均有较多发现，掀起了长达千年的彩陶浪潮，学界称之为仰韶化或庙底沟化。在这一浪潮的推动下，上述考古学文化与仰韶文化一起组成了仰韶文化共同体，昭示着早期中国“重瓣花朵式”文化格局以及“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初步形成。
这一文化共同体内部的各考古学文化面貌虽有差异，但与共同体之外相比，具有明显的共性。至仰韶时代晚期，这一共性更为明显，各地均出现中心性聚落、大型建筑和高等级墓葬，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组织大型土木工程的国家或已出现，文明的曙光即将照彻长江与黄河流域。《易经·系辞下》云：“古者包牺（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以伏羲为代表的三皇之“王天下”伟绩，或可对应这次文化统一浪潮。
龙山时代：玉石中国的崛起
公元前3200年前后，随着仰韶文化的衰落，周边地区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马家窑文化崛起，部分地区率先迈入文明的门槛。大约500年后，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广袤大地进入龙山时代，各地延续了“满天星斗”的文化格局，并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
龙山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更为迅速，玉石加工技术达到新石器时代的顶峰，作为武器、工具的石器更加锋利，陶器制作普遍使用轮制技术，人口增长带来的资源压力促使族群不断分裂和迁徙，各地的交流更加频繁。在东海至青海、内蒙古至南海这一广阔区域内，各考古学文化尽管如“满天星斗”般争奇斗艳，但在宏观上具有明显的共性，比如城市普遍出现、金字塔式聚落结构形成、等级分化现象明显、玉器广泛流行。此外，各地玉器在类别、形制、纹饰、技术等方面均有很高的相似度，而各地祭祀用玉所蕴藏的“祭天、礼地、葬人”之思想内涵，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大范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或趋同。
这些共性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国大地存在广泛的“龙山化”现象，形成了龙山文化共同体，各地渐次迈入文明的门槛。《易经·系辞下》云：“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以黄帝为首的五帝之“天下治”伟绩，恰可对应这次文化统一浪潮。
夏商周时期：青铜中国的辉煌
公元前2000年前后，随着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崛起，周边文化趋于衰落，文化格局由“满天星斗”走向“月明星稀”，中华文明也由多元走向一体。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铸铜技术，至商周时期已发展到世界领先水平，创造了世界上最发达的青铜文明。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可能没有任何西方人在青铜器铸造方面能超过古代中国人（李约瑟：《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众多世界艺术史学家、史前考古学家，如修·昂纳、迈克尔·苏利文、杰西卡·罗森、布莱恩·费根等，均有过类似甚至更高的评价，充分肯定了中国青铜文明的辉煌成就。
以容器和乐器为突出特征的中国青铜文明，首先发轫于中原地区，之后逐渐辐射到自东海至青海、自内蒙古至南海的广大区域，如内蒙古宁城南山根、小黑石沟等地出土的两周时期青铜鼎、鬲、方座簋、壶、盘、匜；广东信宜、罗定、香港以及广西那坡、恭城等地出土的两周时期的青铜盉、鼎、尊、甬钟；云南楚雄万家坝、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的东周时期的钟、车马器；青海西宁鲍家寨出土的商代早期青铜鬲；等等。与此同时，以复合块范法为突出特征的铸铜技术也从中原传播到上述地区，在亚洲东部形成了以青铜容器和乐器为核心的青铜文化共同体，明显有别于以青铜人像为突出特征的东地中海青铜文化和以青铜武器为核心的亚欧草原青铜文化。
夏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浪潮，形成了早期中国的第三次大范围文化趋同。这一次浪潮主要是由商周时期的分封政策推动的，尤其是西周时期，承继殷商但有所革新的周人青铜礼乐文化，随着大量贵族的分封而传播到四方，之后又随着诸侯列国向周边地区的拓展而传播到边远地区。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三次文化统一浪潮，主要表现为宏观层面上的文化态势，而非方方面面的相同。即使在秦汉大一统之后，中原之外的文化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着自身的特点，保持着中原文化大传统与地域文化小传统并存的局面，而且距中原越远，地域文化小传统越明显。良性的文明形态应是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的形态，而且时代越早，多样性越明显。因此，我们在关注早期中国文化统一性的同时，不应苛求各地文化微观上的同一性。
综上所述，秦汉之前的三次文化统一浪潮，演绎了早期中国文化格局由“点点星火”到“满天星斗”再到“月明星稀”的历程，揭示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演进轨迹，见证了古代中国从文化共同体走向政治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的过程。
这三次文化统一浪潮，波及的区域一次比一次广阔，影响一次比一次深远，最终推动秦汉大一统的完成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这一“统一性”自史前时期就已生根发芽，历经夏商周三代的茁壮成长，以及秦汉以来2000多年统一实践的洗礼，已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之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生学研究”（19XKG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04-08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