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时代“文以载道”的文教传统

作者：马银琴

    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强调：“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从学科特点出发，人文学科最大的功能和作用正应当表现在“立德”与“树人”上。对于个体成长而言，“人文”的意义主要呈现在个体的社会性塑造上。让一个人能够以最具“人性”的方式融入社会，以健全的人格、高尚的品质、温雅的行为、得体的言语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应该是人文学科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使命与责任。

“文以载道”传统的确立

　　立德树人一直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命题，这建立在对人性的认识之上。古代对于人性的论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荀子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个观点基于荀子对人性之“恶”的深刻剖析：“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性恶》）实际上，早在荀子之前，人们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人性在物欲面前的脆弱。《礼记·乐记》中说：“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老幼孤独不得其道所，此大乱之道也。”物欲是导致乱象丛生的根源。因此，就有了节情制欲的礼乐，有了惩恶扬善的政刑：“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就起源来说，礼、乐、刑、政都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为了维系社会基本秩序、节制由私欲而来的“人性之恶”而产生的，这就是荀子所说的“其善者”之“伪”，即“人文”。

　　《易·贲·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王弼注说：“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人文就是指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形成的让人类行为能够不依靠武力而得到节制，并因此把人类从禽兽群体中区别出来的行为规范。《文心雕龙》中有“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申明了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承担的责任。“诗”作为中国古代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具有重要的教化功能。《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管子·内业》也说：“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在中国文化史上，以《诗经》为基础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诗教传统。

　　与“诗”的辉煌并行不悖的是“文”作为“道”之载体的意义与价值得到明确肯定。东汉初年，王充开始把“抒其义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称为“文人、鸿儒”。同时，他还区分了只追求形式之美的“华叶之言”与“笔墨之文”之间的差异：“笔墨之文，将而送之，岂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哉？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论衡·超奇》）基于对文“载人之行，传人之名”的认可，王充明确肯定了“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佚文》）的作用。可以说，以王充为代表的东汉人对“文”的重视，为曹丕《典论·论文》提出“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奠定了基础。之后，经历魏晋六朝的曲折变迁，韩愈再一次以君子“思修其辞以明其道”为宣言，强调了“文”之于“道”的意义。至周敦颐做《通书》，于《文辞》篇明确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至此，“文以载道”的传统在实践与观念两个层面都得以正式确立。

“文”与“道”关系的割裂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经学的批判动摇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当人们确认审美才是文学最崇高也最具本体意义的价值时，从劝善惩恶、教化人心等角度认识和强调文学的意义，轻则被斥为“庸俗的文学社会学”，重则被认为“根本不懂文学”。在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回顾和反思历史，可以理出种种改变之所以发生的缘由。在一百多年前救亡图存的历史关头，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落后的思想文化带来的问题，由此发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让文学彻底从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却也随着欧化的“文学”概念的传入而引发了审美化、娱情化的转向。这一转向把文学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崇高宝座拉入凡尘，成为“个性”十足的“人类心灵的产物”，具有了“诉于感情的瞬间性的永久性与普遍性”。

　　此后，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大潮中，审美与娱情再次被认为是文学的重要特征。中国哲学追求体用合一，“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体”的意义与价值。就文学而言，“载道”与“教化”的功能一旦被消解，文学也就失去了维系社会秩序与道德的精神力量。值此之时，无论如何强调文学修辞的技巧性与语言艺术的审美性，都无法提升文学之于人类存在的意义。

　　从根源上来说，“文”具有鲜明的工具性质。“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道”与“文”不可割裂、相互成就的关系至刘勰时才得到明确阐述，但其中的道理却是春秋时人就明了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孔子之言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的意义与价值就是让“言”能更好地表达“志”。因此，当心志思想凝练为形而上之“道”时，作为载道工具的“文”也获得了崇高的地位。文以载道，道因文明。王充说“繁文之人，人之杰也”，曹丕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们立论的前提就是对文道关系的体认。而文道关系被割裂之后，失去了“道”的加持，仅具辞藻与技巧形式之美的文学，同时也就失去了动天地、感鬼神的精神力量。王充对汉代辞赋创作中“苟为华叶之言”的反思和唐宋时期接续不断的古文运动以及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都是对文学在形式美追求中偏离“载道”传统的纠偏之举。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需要面前，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面对“文学究竟应该怎样研究”的难题，我们需要直面“文”“道”关系割裂带来的困境，正视“文以载道”的传统，让文学回归“载道”之河，承担起经纬社会秩序与道德、感化个人思想与感情的责任。

让“文学”重回“载道”之河

　　唐代史家李延寿在反思南朝文学新巧轻绮的发展历史时说：“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也。”（《北史·文苑传》）所谓“雅道沦缺”“争驰新巧”就是“文”“道”关系被割裂后出现的状态。为了改变齐梁以来的轻绮文风，在文章领域，韩愈、柳宗元发起了古文运动，倡导“文以明道”；在诗歌领域，孔颖达则整合“缘情”与“言志”二说，再一次张扬了诗歌的教化功能：“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毛诗正义序》）“止僻防邪”与“塞违从正”都与立德树人的教化功能直接相关。

　　需要强调的是，文学立德树人功能的发挥，并不只是文学创作者的责任，更是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在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上，思想观念上的变革往往比具体的实践行为更加具有扭动乾坤的力量。一百多年前新青年们的振臂高呼，就把占据中国文坛主流上千年的文选派归为“妖孽”，让统领清代文坛两百多年的桐城派成为“谬种”，文选派、桐城派都被他们扫入了历史的故纸堆，新文学与白话文由此迅速占据文坛，翻开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篇章。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面对文学创作与研究共同面临的困境，反思新文化运动中存在的“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问题，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和评价文学的意义与价值，重新定位文学的社会功能。

　　当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古代文学研究者有责任通过指向性明确的学术研究让“文学”重回“载道”之河，让“文学”重新成为滋养人的情感、思想与智慧的精神力量。文学研究者应当积极主动地担负起历史与时代赋予的重任，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下，立足中华文化之根，构建新时代的文教传统。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古籍传承见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作者：秦琼

    各种版本的古籍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欣欣向荣，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收藏好、保护好、利用好古籍，才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传承下去，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典籍传承之不易

　　中国古代文明璀璨夺目，流传的典籍浩如烟海，亡佚的典籍也不可胜计，收藏好、保护好这些典籍并不容易。中国古代往往将图书流传过程中的大规模亡佚，称为“书厄”。古人对“书厄”进行过归纳，有“五厄”“十厄”等说法。

　　隋代牛弘提出“五厄”之说，系统归纳了隋以前典籍的五次大规模损毁：其一，秦始皇焚书；其二，王莽末年长安战乱，宫室图书多被焚毁；其三，东汉末年董卓挟汉献帝西迁长安，“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再加长安战乱，“一时燔荡”；其四，刘渊、石勒之时，京华覆灭，典籍毁坏；其五，北周军队攻入荆楚之地，萧绎将典籍悉数焚毁于外城。“五厄”之说是牛弘给隋文帝杨坚上表时所述，自然是隋代以前的事情，胡应麟称其为“六代旧事”。胡应麟又将“五厄”扩展为“十厄”，新增有五：其一，开皇之盛，烬于大业；其二，开元之盛，灰于安史；其三，黄巢之乱，图籍摧颓；其四，宋世图史，毁于靖康；其五，蒙元南下，典籍荡然。祝文白在《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中再续“五厄”：其一，李自成之陷北平；其二，钱氏绛云楼之烈焰；其三，清高宗之焚书；其四，咸丰朝之内忧外患；其五，中日之战。

　　“书厄”只是古代书籍集中性亡佚的一个侧面，除战乱等不可抗因素，还有水患火灾、虫吃鼠咬、偷盗抢夺等原因。即便是基于古籍保护初衷的搬运，亦难免意外。比如，唐武德年间司农少卿宋遵贵受命，将战后接收到的古籍载之以船，溯河西上，运至京师，船只行经砥柱，多被漂没，书籍存者，十不一二。南宋郑樵在《通志》中指出，“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即典籍收藏未能进行合理的编目也是书籍损坏亡佚的原因。同时，典籍的收藏离不开整理、修复、保存，其中的失误也会影响到传承。明代谢肇淛的“书画七厄”着重分析了装裱、盗抢、市场等，从侧面反映出图书亡佚的人为社会因素。岁月侵蚀、人祸天灾之下，古籍传承颇为不易。

国家藏书赓续文脉

　　典籍的搜集、继承、保存是赓续文脉的保障，也是中华民族延续已久的传统。在中国古代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传抄、留存有限。印刷术发明之后，特别是雕版印刷的使用，使书籍数量大规模增加，但古籍善本搜求不易。黄永年先生曾将古籍善本概括为“校勘精审的善本”和“成为文物的善本”两类。文物性善本在其产生的时代算不上特别罕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稀缺。明中叶以来，藏书家的书目、藏书记、藏书志所著录的多是宋本、元本、明本、稿本、批校本等当时看来就价值高昂、异常珍贵的本子。

　　古籍收藏需要多方力量支持。在中国历史上，国家力量在古籍的搜集、保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代就已经开始重视运用国家力量搜集古籍。汉高祖刘邦接受陆贾的建议，广开献书之路，大收古籍。汉惠帝时废除了禁止民间藏书的挟书之律。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成帝派遣谒者陈农遍求天下遗书。东汉光武帝“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曹丕代汉称帝之后，采掇遗亡古籍，藏在秘书、中、外三阁。梁元帝萧绎平定侯景之乱，收集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至江陵。宋武入关，周武平齐，也都重视搜集古籍，继承前朝遗存。隋代周而立，秘书监牛弘向皇帝杨坚上表，请求派遣使者，搜访异本。唐代李渊、李世民时期，令狐德棻、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人先后为秘书监，以经籍亡逸为由，请购募图书，并且在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当中选择善书之人为书手，缮写后藏于内库。玄宗开元之际，下诏由官府借阅公卿士庶之家所藏孤本秘笈缮写。安史之乱以后，唐肃宗、代宗多次下诏购买古籍，文宗亦下诏搜访遗文。宋初收五代十国遗存，下诏遣使求购散佚之书。靖康之后，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元太宗孛儿只斤·窝阔台应耶律楚材的建议，于燕京设立编修所，在平阳设立经籍所。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收集元代遗存于南京，同时下诏求四方遗书。至清代，依托国家力量，方有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天宁寺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北四阁、南三阁四库之盛。

　　典籍收藏依托官方、私家、寺观、书院等多方力量，其中官方典籍收藏延续时间最久，书籍内容也最为全面。先秦时的著作《墨子》中就载“书之竹帛，藏之府库”。西汉官方藏书之所有石渠、兰台、石室、东观等。东汉延续兰台、石室、东观等称谓，并创建了秘书监作为掌管藏书及相关工作的机构。此后，秘书监或为机构，或为官职，延续千余年。三国时期的蜀、吴均有东观。曹魏有秘书、中、外三阁。隋炀帝时，在洛阳观文殿东西厢构筑房屋专门用来藏书。唐代有集贤殿，宋代有三馆秘阁，元代有秘书监，明代有文渊阁，清代有天禄琳琅。此外，还有国子监、地方官府藏书等。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通过古籍得以传承。《隋书·经籍志》开篇就写道：“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了精深的圣哲之道，可以端正纲纪、弘扬道德、彰显仁爱、济世救人。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九州共贯、修齐治平、厚德载物、富民厚生、天人合一、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无不见诸于古籍记载。历朝历代保存下来的古籍与考古等信息相辅证，向世界展示了积淀深厚的中华文明。中华文脉依托古籍不断赓续，文明依托古籍不断传承。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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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