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与思考
作者：徐志民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强调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而历史学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所以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核心要素之一。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提出整合历史研究力量，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学科融合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在史学界引起广泛讨论和强烈反响。
建设现状
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这是新时代中国史学界最为关心的问题。不少史学名家和理论学者参与讨论，各抒己见，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贡献学术智慧和力量。乔治忠提出，厘清历史与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等基本概念和学术范畴，是建立中国史学理论学术体系必不可少的起点。吴英认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需要理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关系。夏春涛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的成立、学科设置及其历史理论研究的引领作用出发，呼吁加快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三大体系”。陈其泰提出新时代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一要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二要打造精品力作，提高学术影响力，进一步推动中华学术走向世界；三要加强理论创新；四要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五要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正确方向，发扬严谨扎实、勇于创新的优良学风，为新时代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贡献力量。欧阳哲生认为，一个时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建设缺乏理论自觉，过于局限中国近代史时限内的问题研究，甚少打通近代与古代、近代与当代、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壁垒，强调应站在全球史的制高点上研究中国近代史。马敏从时间、空间、社会维度上思考中国近代史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强调术语革命必须借助相应的理论框架才能构建起来。
2023年，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研究出现两部著作，相较之前的专题论文式研究有了显著变化。一是郭长刚等著《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建构》。该书认为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包括中国历史学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叙事体系，而要建设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必须摒弃“西方中心论”的束缚，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历史学话语叙事，反思民族国家历史叙事和经济史研究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和中国城市史研究“三大体系”。二是徐志民、李政君主编的《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该书重点选取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主要研究成果，分为历史理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边疆学、世界史等六编，目的是回顾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历程和成就，总结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经验与方法，思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未来与方向。这两部著作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阶段性成果。
合力推进
中国历史学结合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其学科领域、学术研究、话语表述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具体而言，从传统史学到近代“新史学”，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和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史学界既涌现了不少学术名家、大家，出现了不少承前启后、影响深远的史学成果，也有一些学者积极探讨中国历史学的学科建设、研究范式、话语表述等问题。例如，张海鹏从20世纪80年代讨论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问题，90年代又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21世纪则聚焦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成果，为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建设奠定了学术基础。以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和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为标志，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从自发走向自觉，形成了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高潮。在党和国家相关政策倡导下，无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目与质量，还是相关学术论著发表，均蒸蒸日上，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逐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也离不开相关科研机构的推动和学术期刊的引领。例如，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相继于2019年11月召开了“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建设”研讨会、2020年11月举办了“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2021年9月参与承办“社科论坛（史学·2021）：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2023年4月主办了“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学术论坛”，且与《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历史理论研究所青年工作小组等创设了“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与史学期刊建设学术论坛”及相关工作坊，引领并呼应史学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研究热潮。《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学术期刊纷纷开设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相关专栏。《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2期的“圆桌会议·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理论探索”刊发了4篇论文，其中把增强的《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内生动力与外部推力》，分析了社会各界包括期刊界在推进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方面的能动作用，值得重视。
学术思考
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虽然成绩明显，但也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碎片化倾向。除个别论文从中国历史学，或者从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一级学科，乃至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若干二级学科出发，研究如何加快构建本级学科的“三大体系”外，不少成果从更为细微的地方史或区域史视角，或者从某个时段的断代史视角，或者从某个领域的专题史视角进行探讨，虽然有助于从具体领域或微观层面深化或丰富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但也提出了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究竟下探到何种层级，以及这些层级的“三大体系”建设与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之间关系的问题。二是虚化或泛化倾向。有的论文通篇研究的是某个具体历史问题，往往只是在标题、前言或结语部分空喊加快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这种现象要不得。三是人为割裂“三大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有的文章专门探讨“三大体系”的某一体系，虽然“各个击破”也有其相应的学术意义，但如何更加科学、系统、整体地思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更符合其原本含义和现实所需。
总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一是坚持唯物史观，科学认识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相辅相成、相互转化、辩证统一的整体，必须全面建设、一体推进。二是立足中国实际，扎实开展研究，勇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推出原创性理论和独特的叙事模式，提升学术议题设置能力和国际史学话语权。三是持续推进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归根结底就是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史学智慧与力量。
（作者系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史教材体系建设初思
作者：李帆
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目前已成为历史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学术界高度重视在历史研究中贯彻落实“三大体系”理念，相关讨论很多，真知灼见频现。而对于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另外一翼——历史教育，则相对关注有限。
基于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和社会功用，学术研究与历史教育应是历史学的双翼。历史教育以教材为载体和媒介，将学术研究的成果传递给学生以及普通民众，所以，历史教材在历史教育中处于核心位置，是“三大体系”和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成果的集中呈现。我们在思考如何进行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问题时，亦应同时考虑如何在历史教材编纂中体现“三大体系”建设的成果。
中国史教材体系自主建设的进程
在中国，教材特别是中国史教材成为学界和读者关注的对象，源于清末的学制改革。其时国运衰微，上自封疆大吏，下至文人学者，纷纷谋求救亡图存之道，制度变迁由此提上日程。读书人最关切的，除学术救国外，便是如何培养人才以强国，于是变科举、兴学校的呼声日益高涨。到1905年科举废止之时，新式学制也建立起来。该学制萌芽于戊戌变法时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正式启动于1904年初癸卯学制的颁行。在学堂课程设计上，历史课程占有重要地位，学校历史教育从此走上了近代的轨道。历史教材特别是中国史教材在历史教育中具有核心地位与作用，自然受到广泛关注。
在京师大学堂开设的史学科中，出现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历史自编讲义或教材，即屠寄《京师大学堂史学科讲义》、王舟瑶《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陈黻宸《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汪荣宝《中国历史教科书》等；中学历史教材有柳诒徵《历代史略》、丁宝书《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等。由于教材编纂在中国是新生事物，在自身传统中无所依循，这些教材大量取法日本的同类教材。不过中国的教材编者很快就意识到这一做法的不妥，他们迅速改以自编。这主要是因为日本人所编中国历史教材中所表达的一些历史观念，实际上有为近代日本图谋扩张侵略中国服务的意图，这是中国读书人万万不能接受的。如日本人所编教材强调界定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种族”，甚至将之与中国“国家”概念相混淆，不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象的塑造。中国的教材编者警惕于此，提出要基于“我国民族最为复杂”之国情而“专重国界”“不涉种族界说”的主张，在书写清代历史时尽力展现清朝“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面貌。在学界尚未开始以近代历史学眼光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做法充分显示出中国教材编者的独立认知和卓越见识，以今日眼光衡量，似已有建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某种自觉。
在此后的历史教材建设发展进程中，教材编纂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史学研究成果的支撑，也愈发注重传播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并使之不断完善。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高校历史教材编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从《史学概论》到通史性的《中国史纲要》，再到按照历史时期编纂的《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教材以及各类断代史、专门史教材等，教材的体系化建设成绩显著，与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建设同步。
改革开放后，高校对于历史教学普遍做了调整，在课程设置、课程结构、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关系上都有改革举措，相应地，历史教材的编纂也有了更新，以适应历史教学和课程改革的新局面。新编中国史教材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实现新的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结合学术发展与教学改革的需求，吸纳一些新的学术成果与教学理念，顺应了高等教育和历史学科教育教学的发展趋势。
对标“三大体系”进一步完善教材建设
回顾中国史教材建设的发展历程，可以说，中国史教材建设所取得的成就颇为突出，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时至今日，以“三大体系”建设的要求衡量，还存在若干不足，需要在检视的基础上进行完善。
在“三大体系”中，学科体系主要是指合理的学科门类布局，学科体系建设需要对全局性学科体系做好评估、协调，以有利于各学科的相互借鉴、交叉、融合。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之基础学科的历史学，在学科体系建设中使命重要，历史学特别是中国史研究关注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以及各门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与方法，并与之交叉融合，产生一系列跨学科成果。但从中国史教材编纂实践来看，目前显然比较拘泥于旧有的学科架构，而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融合产生的新成果反映不够，教材建设落后于学科体系的更新和发展。
“三大体系”中的学术体系主要指学科内部的体系问题，它以全局的、整体的学科体系为基础，通过对具体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分支学科关系等方面的系统建设，形成学科自身的学术体系。在中国，历史学是一个巨大的学科群，本身的学术体系已较为完善，近年来在“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指引下，历史学学术体系建设又上了新台阶，历史学内部新的分支学科、交叉学科也不断涌现，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相较而言，中国史教材对此的反应相对滞后，还是习惯于通史、断代史等的固有体系，横通不够、交叉有限，某种程度上不利于表现学术新内容，如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新成果等就表述得很少，亟须改善。
在“三大体系”中，话语体系建设可能与教材体系建设的联系更为紧密，因为话语体系是表述和传播学术研究成果的核心工具，也是学术前沿活力的呈现。话语体系同人们惯用的概念、观念密不可分，对于人们的思想、心理、感情都有巨大影响，尤其关联民族情感。作为向学生和普通民众传播史学研究成果的教科书，中国史教材尤应关注话语体系建设。前述清季教科书编者力图摆脱日本教科书影响，在中国史中“专重国界”“不涉种族界说”的做法，已是建立自身话语体系的一种努力，值得今日教材编者借鉴。
目前的中国史教材在涉及话语问题的表述中，还存在若干体系建设方面的短板，如在古代史与近现代史的关系方面，教材中一些概念不统一，特别是在对清史的描写上，清前中期的历史属于古代史，按照古代史的书写逻辑和习惯来书写，对于统治当局用朝廷概念表述，而晚清历史属于近代史，清廷则改成了清政府。概念的不统一，带来不少理解上的混乱。类似的问题很多，都关联到概念、话语统一的问题。学界现在非常注重知识史、概念史的梳理研究，相关成果应尽快为中国史教材编纂所吸纳，以助力教材话语体系的完善。
此外，中国史教材本身也还存在着若干不足，如编纂套路较为陈旧，多数教材习惯于叙事史学的套路，问题意识相对缺乏；编写体例方面没有较多关注学生需求，没有在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上多下功夫；编写层次方面对于中学教材与高校教材的关系问题，还缺乏顶层的通盘设计和贯通性的思考；等等。在今天立足于“三大体系”建设的整体思考和实践之下，相信这些教材建设中的具体问题也会随之得到妥善解决。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历史剧变与中国史学自主意识的转型
作者：尤学工
某种学术的自主性，主要体现在这一学术的核心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主的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它构成了人们基本的学术意识和观念世界。中国史学的自主性是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主要通过富有中国文化和史学特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展现出来。它建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也以解释和传承中国历史文化为旨归，成为古代东亚文化圈的主导性话语和学术体系。这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社会的基本历史观念和文化思想，中国史学的话语权得到了充分体现。近代以来，历史的剧变推动着史学的巨变，传统史学知识话语面对西方史学知识话语的挑战，学术自主意识受到激发，开始了现代转型。
近代中国史学自主意识的觉醒
近代中国史学的自主意识是随着西方史学涌入中国的刺激而逐步觉醒的。晚清是中国史学进入近代后形成较为明确的自主意识的时期。鸦片战争以后，如何对待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就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道世纪难题，关于“中西新旧”问题的思考始终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晚清西北史地研究和洋务史学的兴起，既是传统经世意识的反映，也是中国史家对史学如何应对当时世变的思考，自主意识开始萌动。所谓“中体西用”之说，可以视为中国学人在思考中学与西学关系之后对两者所做的价值定位，蕴含着对中学包括传统史学价值的肯定。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再审视，而且是与西学比较中的审视，就是自主意识的一种反映。这种自主意识并不反对西学，但强调的是中国文化本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风行一时。他们对传统史学采取否定态度，激起了部分学人的不满。国粹派学人不但大力倡导保存“国粹”，而且充分肯定了“国粹”的价值。这是史学自主意识的直接反映。在西方史学话语和学术体系大举涌入并为中国学人广为服膺之际，国粹学派的自主意识愈发引人注目。
民国时期，中国史学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史学加速走向科学化，科学史学成为学界主流，其理论基础主要来自西方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学术意识难免有西化倾向。科学史学在相当长时期影响着中国史家的学术意识，制约着史学自主意识的成长，也为“西方中心论”提供了适合的土壤。也有一些学人如学衡派对一味西化倾向并不认同，他们并不反对史学的科学化，但反对史学只讲科学实证而不讲人文道德；也不反对向西方学习，但反对过度西化而否定传统。他们具有鲜明的史学自主意识，强调要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融合西方，建设中国自己的史学体系。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促使史学界由“考古”向“考今”转变，出现了“中国本位文化”讨论和1939年后进步学者倡导的“学术中国化”。如何对待传统史学，如何认识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的关系，如何利用传统史学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等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科学化背景下对中国传统史学及其“中国本位”的重新审视，是中国史学自主意识的深化。
构建中国史学“三大体系”的思想资源
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一方面脱胎于中国传统史学，另一方面熔铸于西方史学，西方史学在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中占据绝对优势。要构建自主的中国史学“三大体系”，就不能脱离这个现实，其核心则是如何在西方史学的话语霸权之下建立中国史学的自主性。
中国近代史学脱胎于传统史学，其中蕴藏着中国史学自主性的文化基因，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是构建自主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白寿彝提出，要重视中国史学在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优秀遗产，分别加以研究，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这些遗产主要以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形式呈现，利用这些遗产时需要进行甄别，核心问题是“古”能否适用于“今”。虽然这些理论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思考，但在普遍性问题的认知上是超越古今的。如中国古人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可以通过对天命史观的祛魅，获得对人类史与自然史关系的合理认识。中国古代关于史家修养的理论形成了以“才、学、识、德”为标志的话语体系，对于推进史学主体和认识论研究很有帮助。这些理论性的认识由于建基于中国特殊的社会与文化历史之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通过给老话语赋予新意义的方式，挖掘史学遗产的现代价值，可以体现史学的自主性，为新时代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另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是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国近代的学科体系包括史学体系建立在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基础之上，西方史学的知识话语体系占据主导地位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从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看，对待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国史家采取了三种态度：一是以经世致用为旨趣，以中学为根基而灌注新知，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二是以西学构建科学史学，以史学转型为社会转型奠定历史观念基础；三是融合中西，在史学与现实的互动中持续推进中国现代转型。无论采取哪种态度，核心问题是历史知识的普适性与中国的民族性能否有机融合。历史学具有一些普遍适用的理论与方法，这是科学化的历史学能够成立的基础，也是中西史学能够沟通的前提。但是，在历史观、史学价值观等方面，历史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恰恰是史学自主性的一个表现，它与史学的普适性并不矛盾。因此，我们应当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充分吸取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提供的学术营养，在普适性与民族性的有机融合上下功夫。
回到中国历史与现实构建中国史学“三大体系”
中国史学的自主性归根结底体现在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解释力上。当它能够有效地解释中国历史，说明中国的现实和前途，这种学术体系就是有生命力的。
任何学术和话语体系都是对特定历史与现实问题思考的结果，是特定区域的历史与现实为知识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知识都是地域性知识，它的解释力是有边界的。当它超越了知识产生的历史基础时，解释的有效性就会受到质疑。
民国时期，面对涌入的各种西方历史观，有人批评这些历史观是基于西方的历史和社会现实而形成的，中国学者拿来解释中国历史和社会就是削足适履，并不合适，这种批评的对象也包括唯物史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阶段，这种削足适履的现象是存在的，但很快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就意识到必须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才能给予中国历史以科学的解释、中国革命以正确的指导，于是提出了“学术中国化”的目标。他们一方面促进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推动其中国化；另一方面用科学的历史认识指导中国革命，推动其时代化，二者结合，使史学成为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保障。这说明，我们只有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去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才能更好地推进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与时代化，也才能增强其解释力。
王国维指出，学无新旧之分、无中西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我们可以把“三无”说理解为回归历史与现实本身进行学术研究，不必为新旧、中西之名所惑，因为问题产生于对历史与现实的观察，知识产生于对问题的思考，不必以名惑实。只有把知识体系建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以实求名，其自主性才能得到保障。
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研究，应当注重历史理论的建设。历史理论决定了人们对历史的基本认识，郭沫若等老一辈史家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方面的重要成就，为下一步理论突破提供了重要基础。这种突破需要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深度融合，方可形成包含中国历史密码的历史理论。这将极大推动中国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增强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解释力。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05-29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