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龙场悟道内涵
杨德俊
阳明心学是研究人们心灵的学问，其内涵非常丰富。它的产生，是处在明朝统治由昌盛转为衰颓的时代，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激化，统治阶级腐败不堪，皇帝荒废政事，淫乐嬉游，大权旁落宦官手中，刘瑾等专横擅权，王公勋戚带头侵夺民产，致使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广、江西、福建等地农民反抗及乱事频繁不断，藩王朱宸濠又起兵争夺皇位，整个明王朝政局非常混乱，已经是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王阳明感到“今天下被颓风靡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而当时的社会思想领域，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不能为明王朝注入新的活力。其学说当时有人认为是“务外遗内，博而寡要”，已日趋“支离决裂、繁琐迂腐”，造成道德修养之弊病，成为束缚广大人民的精神枷锁。除应付科举考试外，失去了向前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也失去了维系人心教化的作用。也就是说程朱理学只注重理论，不重视行动，有不少弊端。这时作为封建统治王朝官员的王阳明认为，要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以挽救明王朝已经出现的危机，必须要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改变社会道德风尚。
因此，创立一种新的学术思想，激活和发扬孔孟程朱理学，以及陆九渊心学，是王阳明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万历十二（1584）年十一月，内阁大学士申时行、御史詹事讲等上疏阳明从祀孔庙中，圣旨曰：“王守仁学术原与宋儒朱熹互相发明，何尝因此废彼。”说明阳明心学与朱熹理学思想是互相发明，阳明并不反对朱熹的学说。他曾作《朱子晚年定论》对朱熹的学说加以肯定。阳明心学是应时代需要而生，目的是指明当时社会前进方向，为了挽救世道人心。因此他一再强调，他所说的“知”，是“知理”“知性”“知心”。而这个心则是“扪心自问”的那个心，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
心即理
心即理，这不是王阳明的独特创见，是继承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而得来的。其一是来源于孟子的性善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阳明承接了孟子性善论的看法，所以亦有“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等。其二是来源于唐朝大照和尚李慧光《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中的“心是道，心是理，则是心外无理，理外无心，心能平等名之为理”。其三是来源于宋朝程颢的“心是理，理是心”。陆象山的“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其四是宋末元初高僧祖钦禅师的“理即心也，心即理也”。由此可见，王阳明是扩展“心即理”的内涵，并不是创立“心即理”的说学。
王阳明对“心即理”有多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如：“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心即理也，无私心即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意。”“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天理即是良知。”“此心在物则为理”等。《年谱》中载龙场悟道时情景：“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里说的是“吾性自足”。阳明又说道：“心即性，性即理。”“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宁有心外之性？宁有性外之理乎？宁有理外之心乎？”“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所以有专家说王阳明在龙场悟道的是“性即理”，而非“心即理”，应该是“性即理”。但早在程颐、程颢两兄弟，朱熹都谈过“性即理”，朱熹从理与气的关系上，对程颐的“性即理”作了论证和发挥。
这是有道理的。王阳明所说的心，是本心、天心、道心，他所说的理，是吾心应事接物之理。应事接物之理乃是道理，亦即吾心良知之天理。心为天心、道心，即良知，理为天理、道理。心即理与良知即天理相通。
简单地说，“心即理”是指心就是理，理就是心。即是心离不开理，理融合于心。心理合一，不可分离。心即理包括了伦理和物理，万事万物均是如此。心是指人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理指伦理和物理，伦理指纲常伦理，即道德规范，道德准则。物理指事物和器物的道理（内在规律）。物理离不开主体认识，离开认识主体去寻求物理，这样的物理是不存在的。同样，离开物理来讲认识主体，这样的认识主体也是不可理解的。心是思维器官，是耳目口鼻等感觉器官及身体四肢活动的支配和主宰者，也是一切认识的基础。心是使感觉器官目视、耳听、嘴言、体动，能指导规定视听言动的方向。心、身是相互联系、彼此依存的，心支配身，心物相接。心感应物而肢体发于用，物应心中而用复令其肢体。心之本体是把心看成体，把理看成用，即把理看成是心本体的流行发用，正如水源必发为流一样，体用一源，源流一体，心和理是名异实同。理即心之条理，是心感应到物所表现出来的条理，即心体流行发用的条理。心是具有意识活动的精神实体，条理是指心在意识活动中所必须遵从的道德律令，道德法则。由此可知“心即理”就是说“万事万物的本原，就是做人的道德准则和事物的内在规律”。“心即理”与现在所提倡的“以人为本”有相通之处。“心即理”主要是尊重人性，倡导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提倡个性解放，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心即理”可以简单地这样理解，心即是良心、好心、道心，俗话常说良心是根本。理即是道德伦理，一切事情只要按良心、好心去做，就符合道德规范，道德准则，就会被大众认可，接受。
知行合一
知行问题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在《尚书·说命中》里有“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记载，它是在春秋时期就已流行的一句哲理成语，主要是说人们认识一件事情，懂得一个道理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把它付诸实行，把主观认识变为客观实践的活动，即是“知易行难”。我国历代思想家对“知行先后，知行轻重，知行难易，知行分合”多有不同的论述，由于所处时代和阶级观念不同，他们的主张亦不相同。孔子主张“知轻行重，知行分离”；孟子主张“知先行后，知行分离”；老子、庄周主张“不行而知，知行分离”；董仲舒主张“知先行后”；程颐主张“知先行后，知重行轻，行难知亦难，能知必能行”；朱熹主张“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知行相须并发”；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王夫之、颜元主张“行先知后，行可兼知”；魏源主张“行而后知”；谭嗣同主张“贵知不贵行”；章太炎主张“行而知之”；孙中山主张“知难行易，行先知后，知行分任”；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把知和行的关系看成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主要论述即“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他认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但只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蜚声海外，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倍受中外学者的推崇。
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建立在“心即理”基础上的，是他“心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主要是对“知先行后，重知轻行”的学风表示不满，认为这种学说在理论上失却了“知行本体”，在实践上有可能流入“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的大病痛。又针对当时的士大夫们，口言人义、笔写道德，但在心里，实际上常常违犯仁义、背离道德，口上说公、心里想私，嘴上言义、心里欲利，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明里是人、暗里是鬼，言行不一、知行分离，在这样的情形下，提出“知行合一”的。很大程度是针对明代中期社会世风不古，思想虚伪颓靡的状况下，强调道德修养的自觉性提出的，出发点是为了挽救明代的封建纲常伦理。这里的“知”主要指道德意识和纲常伦理，“行”主要指实践履行，“知”是道德意识和道德修养问题，也包含知识，“行”是从意念发动处开始的各种活动，包括心理活动与道德践履及客观上的实际活动。知行是同时进行的，不分先后，不分轻重。如见好色时，已自好了；闻恶臭时，已自恶了；知痛，必已自痛了；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等。知行是分不开的。“知行合一”主要是指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合一并进。
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论述很多，如“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等等。
怎样才是知，怎样才是行呢？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是“说道德意识是道德行为的指导（打算），道德行为是道德意识的实践（手段）；道德意识是道德行为的开始（发端），道德行为（实践）是道德意识的完成（结果）”。只有将道德意识付诸道德践履，落实在“行”上，才是体认良知活动的最终完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这里的“真”是指本原，即精神实质，“切”是指切合实际，“笃实”指扎实透彻，就是说“知到精神实质处、切合实际处、知得扎实透彻就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这里的“明”是指清楚深刻，“觉”是指觉悟明了，“精察”是指精细明察，就是说行到清楚深刻处、觉悟明了处、行得精细明察就是知。知与行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互为条件、互相包容，相与一体、彼此完整无间。
王阳明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就是说：当我们的大脑、心里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行就开始了，我们的大脑想问题、心里在思考问题，即是知的开始，也就是行。简单地说：“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即知即行、知行并进。”这就是“知行合一”。知是道德之知，良知之知，其中包含知识，但并不是知识之知。
本文转载于杨德俊编著《王学之源》，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6-09。
来源：阳明文化数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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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