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国荣
经学与古典学(classical studies)相关联,两者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西方古典学还是传统经学,今天都面临如何走向现代的问题。西方所谓的后古典学,便已折射了这一点:它不满足于仅仅关注文献考证,而是要求从思想层面去理解古代的经典。现代经学同样涉及这一方面。具体而言,首先需要注重承继传统经学中实证性的研究,前面所提到的训诂、考证以及校勘等具有实证性的内容,与近代科学有相近之处,这一方面无疑应当加以延续。事实上,“五四”前后已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系统整理,我们要将之作为值得珍视的传统遗产来加以继承。从经学的意识形态内容来说,则需要具体分析。在这一方面,经学既包括普遍的价值意义,也具有历史的限定或历史的品格。就普遍的方面而言,传统经学中包含规范系统,关乎人们应该怎样立身处世、如何在社会中生存、怎样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等等,其中内含现代依然需要关注的内容。在人道观层面,传统的经学阐释了儒家的仁学思想,而仁道观念则以肯定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为核心。这一类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在今天依然具有引导意义。当然,应当看到,传统经学也有其特定的历史的限度,在社会层面,它所肯定的尊卑、等级关系,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规范,无疑已不适合现代社会的运行,需要加以扬弃。
这里同时涉及经学的历史源流。以五经、十三经的历史文本为依据,经学具有前后承继、衍化的特点,这同时体现了其思想之流,而宗法制度的长期存在以及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等等,则构成了经学衍化的历史之源。从汉代的独尊儒术、唐代以《五经正义》统一经学阐释,到近代今文经学的复兴并以公羊“三世说”与进化论的结合为改制提供依据,等等,都展现了经学与历史时代的关联。从更广的视域看,前述经学在价值规范系统方面的历史限定,既与经学的思想之流相关,也有其历史的根源。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现代意义上的经学与今天方兴未艾的文明研究也相互关联。事实上,经学研究也可以从文明的相通性这一点来加以切入。传统的西方古典之学后来逐渐走向了文献诠释与神学等义理统合,从而超越了单纯的文献梳理,经学也具有相近的取向,它并非仅仅限于对传统经典文献的考证。中国的经学不同于埃及学(Egyptology),作为古代文明,古埃及文化已经消失,埃及学主要便以研究古埃及文明的语言、文字、历史及文化艺术为指向,其研究对象主要是过去的历史。经学则在今天依然还有现实的意义,其内容有别于历史的陈迹,这与埃及学以逝去的文明为对象显然不同。事实上,现代意义确乎构成了经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而这种意义又与文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具体而言,可以考察中国经学中与现代相关的内容。以礼学(《周礼》《仪礼》《礼记》)来说,其意义关乎规范系统:它从不同方面规定人们应如何按照一定的准则去立身行事、怎样在社会中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等等。这些规定在今天的生活中依然有其作用,当然,其中一些方面应当扬弃,另一些内容则需要延续。从哲学意义上说,若对规范系统作进一步细致研究,还涉及如下问题:规范是如何形成的?其根据是什么?等等。尽管礼所内含的规范的历史内容,如长幼有序的具体要求,丧礼、祭礼的特定流程,具有一定的时代印记,需要克服和扬弃,但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其中包含的关于规范性根据、社会功能等方面,仍可以再分析和研究,一些内容也依然具有积极意义。
经学包含多重文献。以《尚书》而言,这一经典本来是各种政治文献的汇集,其中包含不少关于政治哲学以及如何治理社会的观念。《尚书》政治观念之一是对民的注重,“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尚书·泰誓》)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其中也体现了注重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一观念。作为十三经之一的《孟子》曾对此做了发挥,其中的阐释表明,以民为本并非与现在说的民主完全相对。孟子的学生曾问他关于从尧到舜的权力更替是不是体现了天的意志,孟子明确对此作了否定,在他看来,这一权力转换是“民受之”“民从之”的结果,也就是说,广大民众的接受,是政治权力转换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依据。以上思想蕴含于古代的传统经典之中,它从一个方面突显了经典的现代意义。可以看到,经学的现代意义,是实实在在的,它不像埃及学那样仅仅关乎以往的东西,而是考察现在依然在塑造和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东西。
同样,经典中的《诗经》一方面包含与“思无邪”相关的文以载道的观念,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独特的审美观念,包括艺术的创作方式。《周礼》曾提出“六诗”之说:“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其中 “赋、比、兴”,涉及艺术创作的方式,在今天依然有其意义。关于“赋、比、兴”问题,从古到今都有不同理解,这里不妨作一简要解释。就“赋”而言,其实际含义是赋予,从思维路向看,它的特点在于从人到对象,也就是说,人赋予对象以意义。就审美的领域来说,自然对象在本然层面上是没有意义的,只有通过人的审美观照、审美艺术创作才能获得其意义。“兴”与兴发相关,《文心雕龙》在谈到“兴”时,曾认为,“兴者,起也”,亦即相关对象引发人的思绪,其进一步的讨论则引向对象所引发的艺术、审美的情感,一方面,情感因物而激发,另一方面,广义的精神也由此激荡;“比”则是比较和比喻,它关乎主体与对象的互动,并由此抒发人的情感,其中既关乎从物到人的作用,也涉及人对物的反应。
从现代角度讨论经学,同时需要有情感认同与理性分析相统一的立场。情感认同意味着经学不能仅仅被视为认知的对象,而需要确认其深沉的价值内涵;理性分析则不同于简单的回护和卫道,而是从变化的历史背景及理论的得失,考察其意义。此外,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要继承经学中实证性的行之有效的方式,以此考察以往的历史文献;另一方面又应当体现当代的理论视域,包括文史哲各个学科的相互沟通、运用不同领域的理论进行学理的观照、深入揭示其内在的意涵。在价值观念层面上,既要扬弃带有特定历史印记的规范系统,也应汲取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要求。要而言之,现代意义的经学并非仅仅是对历史的承继,它具有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意义。
(作者:杨国荣,系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2024年10月12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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