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礼乐文明的传承和发展
作者：杨赛
先秦礼乐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黄帝制作《云门》《大卷》《咸池》，为中华礼乐文明奠基。喾制作《五英》，将礼乐与行政联系起来，依时节进行常态化、规范化祭祀。周公集历代先王礼乐之大成，制作大型宗庙乐《大武》，表现周初的武功与文治。周的诗乐文化十分发达，以诗乐化性化俗，取得了显著成效。先秦时期制作和保存了大量乐舞，到西周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礼乐体系。秦、汉以来，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放弃复兴礼乐的努力，礼乐文明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渗透到中国每一片乡土中，持续影响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中华文明独特的标识。
黄帝创建中华礼乐文明
礼乐的起源与意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礼记·乐记》：“圣人作乐以应天。”早期礼乐表现人类对天神的敬畏、崇拜与感恩。礼乐由天神崇拜进而发展到揭示天道与天理。《礼记·乐记》说：“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礼乐内化为人的德性，变成人类内在的自觉要求，疏导情感、提升认识，强化族群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礼记·乐记》：“礼乐偩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礼乐思想和礼乐体系，最终成为中国核心的价值和制度，是中国社会长期维持稳定的基础。《礼记·乐记》：“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最早的音乐，是表现天神崇拜的。《礼记·乐记》说：“乐由天作。”“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通典》传说伏羲作《扶来》或《立本》、神农作《扶持》或《下谋》、少皞作《大渊》。这些乐舞，与当时人们的劳动、生活、宗教、巫术关系密切。
黄帝集上古乐舞之大成，制作《云门》《大卷》《咸池》三种乐舞。《云门》为文乐，表现黄帝出生时天上有祥云，黄帝有很好的福气，能够统治诸部落，并依云分类治理。《大卷》为武乐，表现黄帝战功赫赫，战时用来鼓舞士气和震慑敌方。《咸池》为文乐，表现黄帝仁慈，安排百姓食用，深得民心。据传，黄帝还发明律吕，铸造乐钟，初创了以听觉图腾为基础的礼乐体系，是中华礼乐文明的奠基人。
颛顼效法黄帝乐理制作《承云》乐舞，大大丰富了器乐表现力。喾将先王之乐的精神提炼为“中”，运用宫商角征羽五声音高理论，标志着乐理论体系逐渐独立。
尧初制《大章》乐舞，彰显黄帝、颛顼、喾的治道和自身的合理性。尧将农业生产、社会治理、礼乐祭祀三者紧密结合，努力构建礼、乐、刑、政四位一体的体系。后来，尧增修《大章》，宣扬尧平章百姓的政绩。《大章》不断丰富和发展，反映了礼乐从崇天德到崇地德到崇人德、从敬先王到敬人王，不断完善。
舜的音乐活动贯穿其政治生涯全过程。舜摄政之初，请质制作了《九招》《六英》《六列》，践行先王之道，学习先王之乐，团结先王之臣，最终保住继位权。舜即位后，命禹制作《韶》，仿效先王之乐，以延续先王之政、统率先王之臣。《韶》的表演者头上插着鸟毛，身上披着兽皮，边走边敲击石磬，用人声模拟鸟兽的叫声，绕着辟雍学宫表演。舜又命禹制作《九招》，共有九个乐章，向历代先王汇报政绩。舜还制作了《南风歌》，宣扬自己的孝道和政绩，开创了弦歌治国的模式。舜命禹摄政时，制作了君臣相和的《卿云歌》，明确了元首充分授权、臣工各担其责的治理模式。舜健全了音乐制度，设立掌管音乐的机构乐正，任命音乐官员夔，将乐广泛用于祭祀神明、封赏诸侯、教育士子、镇服蛮夷等领域。舜通过礼乐实现了垂拱而治。周武王封舜之后于陈，《韶》乐得以传承。孔子到齐国时，还听到了《韶》乐。
禹在舜朝即主持制作《韶》乐，积累了威望。即位之初，禹延续了舜禘、郊、祖、宗四种祭祀制度，努力实现道统与血统的统一，有利于统治权的稳定交接。禹命皋陶制作《大夏》，弘扬历代先王的功德，团结各大宗族势力，巩固了执政地位。禹取得较好的政绩后，命皋陶增修《大夏》，扩充至九个乐章，也称《九夏》，宣扬禹治水的功绩，并实施礼乐教化，树立个人权威。周武王封夏之后于杞地，夏乐得以传承。
商自契以来，就形成了祭祀祖先的传统。汤集历代祭祖礼乐之大成，制作祭祀契和配祀相土的礼乐。这些礼乐仍有很少一部分保存于《玄鸟》《长发》。汤建国伊始，初修武乐《大获》，展现汤的赫赫武功。《大获》亡佚，《长发》祀汤享神初献、亚献、终献乐章部分遗存。汤的统治巩固后，增修文乐《大护》，以宣扬德政，笼络百姓，吸引方国归附。《大护》亡佚，汤孙太甲祀汤，作《那》乐章。《那》可分为迎神、享神、送神三部分。商祀太戊作《烈祖》乐章，也可分为迎神、享神、送神三部分。商祀武丁作《玄鸟》《殷武》乐章。商纣坏礼乐，兴淫乐，遂成亡国之音。周武王灭商，商族在宋地用《桑林》奉商祀。孔子七世祖正考甫从宋地采得《商颂》十二篇献给周太师。《商颂》后来失佚七篇，孔子编订《诗经》时，只录入《商颂》五篇。《商颂》主要颂扬契、相土、汤、太戊、武丁等的功德。
周集礼乐文明大成
周公在还政于周成王之际，集黄帝、尧、舜、禹、商等历代先王礼乐之大成，主持制作了大型宗庙乐《大武》，表现周建国初期的武功与文治。《大武》有舞队、鼓队和歌队，舞场坐北朝南，为长方形，纵向置五个舞表。《大武》的舞义、舞位、舞容与舞诗较完整地记录在《礼记·乐记·宾牟贾》中。《大武》为武乐，表现周的赫赫武功，盛威于中国，取得了良好的教化效果，确立了后世宗庙礼乐的规范。
周构建了颂、雅、风诗乐体系。周传承了《夏颂》和《商颂》，制作了《周颂》和部分《大雅》，歌颂周历代先王、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德。周在继承尧、舜燕乐的基础上，制作了《小雅》和部分《大雅》。周收集尧、舜以来各宗族老百姓的古老民歌以及周各地遗民的新民歌，辑成《风》。周将诗乐与礼制相配合，实践与理论相配合，创立新的乐制，制造新的乐器。周诗乐表演，以器乐开场，由起鼓开始，以铙乐收场，整齐划一，声音雅正；声乐继之，以拊开始，以雅结束，歌者唱颂《颂》与《大雅》，歌颂先王的功德和训辞。声乐与器乐密切配合，以声歌、丝弦、吹管为主，有工歌、笙奏、间歌、合乐四种形式。周诗乐体制包含乐教、乐音、乐器、乐舞等职部。周诗乐表演与礼紧密结合，寓意君臣之教、父子之教、上下之教。《风》反映各族老百姓的真实情感，周据以考察百姓意愿与官员政绩的依据。东周春秋末期衰弱，诗乐流失严重，孔子对周诗乐做了整理，形成了《诗经》乐谱。周诗乐记谱法应为声曲折谱。周诗乐在不同的礼仪场合展演，陶冶情操，教化风俗，规范行为，统一思想，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大大巩固了周的统治基础，维护了周政权的长期稳定。
周诗乐要求歌者不断提升德性，歌者的学识与品行要和言者（先王、贤者）相匹配，贴切表现诗乐中的情感与精神，在感动自我的基础上感化他人。歌者要做到直己和动己。直己，是讲歌者要将言者（先王、列祖、贤臣）的德性融入自身，再自然地表现出来。动己，是讲歌者被言者的德行所感动，感动自己，然后感化他人。《周颂》歌颂历代先王，主要是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德，歌《周颂》者要宽静而柔正，有最高的德性，发出的德音，与言者的德行相匹配。《大雅》歌周文王、周武王、周宣王，周厉王、周幽王的事迹，歌颂对象都有盛德，歌《大雅》者要见识广博，思想通达，崇信周文化。《小雅》多为君王宴请群臣、使臣，兄弟、故旧等场合表演的诗乐，歌《小雅》者要努力培植周礼的核心价值，确立君臣之间、群臣之间、父子之间的相处准则。歌《国风》的德性要求比歌《周颂》《大雅》《小雅》要低一些，歌《国风》者要正直而静、廉而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对诗乐德性、特别是歌《国风》的德性做了补充和丰富。歌《国风》者要贴近当地风俗传统，对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境遇深切同情：歌《周南》《召南》者要勤劳而不埋怨；歌《邶风》《鄘风》《卫风》者要忧虑家国、不使家国陷入困境；歌《王风》者要思念故土而不惧未来；歌《郑风》者要纤细柔弱、饱含对亡国同胞的怜恤与同情；歌《齐风》者要有大国风范与信心；歌《豳风》者要愉快而不放纵；歌《秦风》者要有胸怀天下的大格局；歌《魏风》者要大气而委婉、简要而易行；歌《唐风》者要深忧远虑，深得尧的遗风；歌《陈风》者要哀婉悲切，深得舜的遗风。《商颂》保留了五代先王遗留的礼乐，歌《商颂》者要处事果断、待人仁义。周集成了黄帝以来的上古先王颂，辑录于《齐颂》中，歌《齐颂》者要温良、果断。
周实现了礼乐由崇德向治心的重大转变，通过诗乐对表演者、接受者实施教化。周实施多层次、多角度的礼乐教化，使人和敬、和顺、和亲。诗乐可以明心见性，使人感知自己情绪的变化，再实施积极的干预、调节与提升。诗乐可以培植百姓的善心，养成人们和平、中庸、稳定的德性。诗乐使人温柔敦厚。诗乐的表演者必须自觉优化情性，不断提升德性，以与诗乐相适用。《周颂》化性以中和，《商颂》《齐颂》化性以勇义，培养君子之德，提倡君子之风，引领良好的社会风气。《礼记·乐记》将以风化性分为六种情况：其一，国君昏聩，国力衰微，音乐低沉悲伤，亡国之音使人性情忧郁；其二，国君英明宽厚，国家殷富，音乐舒缓，治世之音使人性情安逸；其三，国君奋发有为，国家积极向上，音乐催人奋进，治世之音使人性情刚毅；其四，国君廉直刚正，国家风清气正，音乐庄严矜正，治世之音使人性情肃敬；其五，国君宽厚仁慈，音乐洪润流畅，治世之音使人性情慈爱温婉；其六，国君放纵淫乱，音乐萎靡不振，乱世之音使人性情淫乱。好的风教化人民养成康乐、刚毅、肃静、慈爱的德性，差的风则使人民养成忧虑、淫乱的德性。周以诗乐化性，进而化俗，构建立体的教化体系，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周用诗乐代替舞乐作为教化风俗的主要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诗乐可以引导正确的感官，引导正确的认识和行为。诗乐可以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养成顺气与和气，培植稳定优良的德性。诗乐可以调和夫妻间的关系，实现男女的和谐；可以调整君臣间的关系，实现上下的和谐。诗乐通过从上至下的风和从下至上的谏来教化风俗，使小的风俗统合为大的风俗，旧的风俗转化为新的风俗。跟礼制、法制和行政相比，诗乐更深入人心、更稳定，是更好的教化手段，历经五千年浸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沉而持久的强大动力。
（作者：杨赛，系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
早期经典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
作者：陈景春
文化主体性集中体现人在文化活动中的自觉意识和自主立场。从上古五帝时代产生《易》，到孔子创私学修“六经”，再到“六经”之教发展为经学，“六经”作为中华文化早期经典，不断规范中国人的知识和思想，塑造中华民族文化信仰、思维习惯、道德准则、言语行为，奠定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标识。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牢牢把握“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挥早期经典的文化实践价值，巩固文化主体性。
早期经典是文化主体性的基石
“经典”是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因而流传久远的作品。中国最早的文献是“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关于《易》的产生，古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的说法，说明《易》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经历了伏羲造八卦、周文王和周公重为六十四卦、孔子作十传等三个阶段。《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其中一些篇章，可追溯到唐尧、虞舜时代，比如《尧典》，“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舜以来”，成书始于殷代、止于西周。《春秋》是记事史书，记载了东周前期重大的历史事件。《诗》的文本起于西周初年，原为仪式之歌，成于瞽蒙之手。《乐》本质上是祭祀之乐，据说成于周公，后亡佚。《礼》源于祭祀，有周公或孔子编纂之说。现有文献表明，在西周时代，“诗”“书”“礼”“乐”已经成为贵族教学的中心内容，“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史记·秦本纪》）。孔子打破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传统，创立私学，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以“六经”设教，“《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开创了经典时代。
“六经”作为早期经典，是中华先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中体现。从孔子以“六经”设教，到“六经”之教成为经学，早期经典成为中华文化之源，成为集体记忆和文化基因之根，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塑造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认知、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产生并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礼记·礼运》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尚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春秋》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礼记·大学》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周易·象传》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尚书·大禹谟》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周易》《礼记·中庸》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礼记·中庸》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左传》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这些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形成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和情感纽带，成为文化主体性的基石。
以早期经典巩固文化主体性
从文脉传承的视角透视经典。早期经典的形成，内容丰富，视野宽广，凝聚了不同区域、不同时代人的智慧，有学者研究，其经历了由仪式文本到意义文本再到德教文本（经典）的过渡。这一过程体现了从天命尊神到世道人伦的转化，从天人关系制度到人文礼仪规范的转变。这是对普通典籍加以选择的过程，贯于其中的标准主要是“咨政”“修身”，比如《周易》之乾、履、谦等卦，提出“终日乾乾”“履道坦坦”“鸣谦劳谦”的修身之要，临、观、节等卦，主张勤于政事、细心体察、以制数度等政务之制。还有是“造士”，文献记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礼记·王制》）。无论“咨政”“修身”，还是“造士”，都饱含了对“德”和通识的普遍重视。从孔子以“六经”设教创立文化传承模式，早期经典成为中华文脉传承的重要载体。经典促成了典范知识的编撰与传播，形成了中华文脉传承的自觉，这是经典自身的内在张力，并成为中华文化数千年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原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新时代我们要增强中华文脉传承使命，以经典为载体，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坚定文化自信，强化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从大历史观的维度感悟经典。自追溯至五帝时代《易》等早期经典的产生，到孔子以“六经”设教而开创的经典时代，跨度数千年之久。从长时段、宽视野的大历史观维度，可以更好地理解早期经典体现的中华先民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思维能力，感悟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中华先民的智慧及其创造的辉煌文明。比如，关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的“天人合一”观，早期经典多有阐述，《周易·系辞传下》有“天道”“人道”“地道”之说，提出要效仿天道，《周易·革》“顺乎天而应乎人”。《尚书》强调“天命”之说，“天命不僭”“格知天命”“祈天永命”，并指出“天命有德”。《左传》说“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诗经》也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及“天命靡常”“天生烝民”。凡此种种，皆为人文与天命的结合，兼有“天人感应”“天人合德”“天人合道”之义，体现了中华先民对“天”“人”关系的智慧思考及超越性的理论概括。有学者曾说，古人的“天人合一”论，超越西方关于天、人截然分开之论，为全世界其他人类所少有，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由此观之，早期经典所体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其深厚，何其博大。中华文化的博大气象，是我们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底气所在。于此而言，所有用西方所谓“历史演进一元论”“轴心突破”论来框定中国古代思想的论调，显然都站不住脚。
从科学理论的维度拓展经典。早期经典的话语体系产生于特定的上古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历史特征、特有的思维体系。站在新的起点上，必须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从科学理论的维度拓展经典，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挖掘经典的时代价值，拓展其内涵，赋予面向未来的意义，从而将中华文化推向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比如，《周易·贲卦》象辞提出“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文明”“人文”，传统意义即观察人事伦理道德，用教化推广于天下。当代文明是一种全新的文明观念，“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推动新时代文明建设，要拓展“文明”观念，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蓬勃生机。又如《尚书·五子之歌》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传统意义的民本理念重在“保民”，当代的民本思想，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群众对我们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不仅要看我们是怎么说的，更要看我们是怎么做的”，这是新时代民本思想最直接、最生动的阐述。
推动早期经典文化实践
坚持用经典铸魂育人。早期经典凝聚中华文化之魂，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加强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落实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广中华经典诵读工程等，探寻经典反映的理想之光、体悟孔子“吾不复梦见周公”的千古慨叹、努力理解“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的崇圣之智，用经典滋润心灵、涵养正气、提升境界，以灿烂文化积淀自信底气，筑牢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积极推动经典教育，比如国学经典班，以及经典与琴棋书画活动等，从政策制度、物质保障，以及师资、教材等方面给予引导及支持。坚持用经典铸魂，经典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在中小学设置经典课程，编写经典课程教材，引导孩子们从小读经，学习、记诵《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名篇名句，用经典浇灌孩子们纯真的心灵。经典教育应成为大学通识课，重点宜放在《诗》《书》《礼》《易》《春秋》及其他经史子集等典籍上，引导开展一些研读，达到普及经典、提升素养、筑牢价值观的目的。
让经典绽放时代光彩。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经典在朝气蓬勃的时代中熠熠生辉。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坚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经典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新时代融会贯通，让中华经典丰富的哲学思想、突出的人文精神、睿智的思维方式，融入热气腾腾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让中华文化升腾起“郁郁乎文哉”的盛大气象，让深厚悠久的中华文化展现出强大的自我发展、回应时代、引领未来的旺盛生命力。
推动经典助力文明兴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历史自信，秉承中华经典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精神，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继续推动梦想实现的中国、充满活力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让经典为“中国之治”增添中华文明底色，促进文明兴盛，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以经典为载体，赓续中华民族精神，讲好中华文明故事，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观、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经典文化力量，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应对共同挑战贡献中华民族智慧。
（作者：陈景春，系广东开放大学〔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副教授）
礼乐辩证法
作者：张莉莉
儒家礼乐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简言之，礼是一套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准则的体系，体现、维护尊卑、长幼等群体之间的差异化关系和地位：“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礼通过一整套规范体系的运作，具有区分社会各阶层，维护社会等级的功能。而乐是人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艺术表现形式，“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荀子·乐论》）乐是发自人内心的、本性的情感诉求。古代所谓乐不是当今所理解的狭义的音乐，而是包含广泛的艺术形式和内涵，当它专指音乐时，在儒家看来指的是古乐、雅乐、正乐、蕴涵仁义之乐。乐能使人们神智清明，能移风易俗，使不同社会阶层、地位的人在情感上达到相通、融合、和谐状态，促进共同体认同感和凝聚力。乐可用于修身经世，在情感沟通交流和社会治理方面均具有感化、引导、统摄、协调的独特功能和作用。而礼乐之间的关系既矛盾又统一，蕴涵了辩证法思想精髓。
礼乐的先后之辨。礼和乐，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上古时期，乐先于礼，在礼出现之前，原始乐舞就履行祭祀、社交、伦理、政治、娱乐等职能，周朝制礼作乐，礼乐制度开始完备，春秋之后，儒家文献礼乐并称，孔子言礼必兼言乐，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荀子论礼乐，礼先乐后，而在《乐记》中，乐的地位高于礼。近现代学者俞正燮、刘师培等曾撰文论证，从礼乐文明的历史起源看，乐先礼后。而从中华礼乐文明的悠久历史看，礼的地位、作用要高于乐。
礼乐的内外之别。“乐由中出，礼自外作”。（《荀子·乐论》）乐是从人的内心中发出的，而礼是外加于人身上的行为规范。这是礼乐最基本的一个区别，其他的不同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因为乐是发自肺腑的，能在潜移默化中感染人，打动人，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容易为民众认同和接受，使人心向善。“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乐记》）乐有“治心”功能，致力于此，和易、正直、亲爱、诚信的心地就会油然而生。而礼属于外在的规范系统，以区分、区别、差异为圭臬，对人的各种社会行为进行规范、施加约束。
礼乐的情理之分。“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记》）与“乐由中出”相关，乐是表现感情，陶冶性情的，它作用于人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感受，具有一种以情感人的美育功能。礼的根本属性是“理”，朱熹有言：“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为礼，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理是礼之核，是抽象的，礼是理之形，是外在的、可执行、可遵循、可操作的礼仪规范、规章制度。
同与异的区别。《荀子·乐论》指出：“乐合同，礼别异”。《乐记》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乐统同，礼辨异”；“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乐的本源发端于人内心的情感、心理，抒发、表现人的共通情感，它首先是一种精神需求和动机，它以求同、趋近为特征，悲伤的乐曲使人同悲，欢快的乐曲使人同喜。就此而言，若引导、应用得当，乐就具备了价值指向和道德标准。乐的实质是趋同，统合人心，使人们和谐一致。礼是荀子所谓的“度量分界”的一个规范系统，“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礼论》）就是规定各阶级各群体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礼的根本特征是“分”和“异”，只有区分差异才能建构起来社会秩序的规范体系。礼具有规范性、秩序性、稳定性，这体现了礼的社会分级分层和各种关系相互平衡制约的功能。礼之别异在于社会秩序的确立和维护，乐之求同在于各社会群体的和谐相处。
亲与敬的差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荀子·乐论》）人们共享着一样的情感，就相互之间感到亲切，就相互亲近；长幼、尊卑地位差异得到体现，人们就产生尊敬之心。这里，亲和爱可以互换：“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乐记》）礼使人与人之间产生身份意识、地位意识，于是，位卑者对身居高位者、年幼者对长者产生尊敬、谦顺、敬畏之心；乐使人与人之间感觉平等、互爱、和睦。“乐极和，礼极顺。”（《乐记》）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礼乐辩证法还体现在天地互映上，战国末期的儒家将礼乐视作天地自然一样广袤浩渺，彰显了宇宙论思想：“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荀子·乐论》）不仅如此，更进一步讲，乐是天地间的和谐，礼是天地之秩序：“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记》）。
礼和乐二者不可偏颇，不可顾此失彼，要取得均衡、协调方妙。“乐胜则流，礼胜则离。”（《乐记》）过分偏重乐，会导致人放纵；过分偏重礼，又会使人与人之间疏远。礼乐的共同作用，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沟通社群感情，规范典章制度，最终指向的是既有等级差序而又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礼乐所及之处，天下就治理好了：“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乐记》）可见礼乐并举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
正是因为礼乐之间存在着这种内与外、情与理、同与异、爱与敬、天与地等等的区别、矛盾，才使它们相互之间产生一种内在张力，礼乐同构，双向互动，相互倚仗，相互作用，相互助力，各有侧重，相辅相成，乐以和礼，礼以制乐，礼乐合一，不可分离。礼乐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是相融共生的矛盾统一体，是不可割裂的统一体。其中蕴含了辩证法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
礼乐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深刻影响了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族群教化和个体人格修养方面产生重要作用。礼乐并举、礼乐合一，在共同作用下维护了中国传统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后世影响很大，也对新时代的新礼乐文化以及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作者：张莉莉，系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2024年11月09日 11版）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