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
作者：贺方婴
习近平主席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明确提出，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向古典学这门古老而又现代的学问发出的殷切期盼与时代召唤，这也是一个国家的文明抱负与一个学科的学术使命的历史性相遇。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让我们意识到，古典学学科始终要与国家的文明传统和文明关切紧密结合在一起，建设中国的古典学要立足于中华文明自身的传统，同时要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大古典学”。不应固守旧有的学科边界，把古典学仅仅视为古希腊罗马之学，而是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在“两个结合”的统领下重新定义古典学的内涵与外延，革故鼎新，以宽广的胸怀面向人类文明史上一切拥有传世经典的奠基性古典文明。古典学研究者不仅要基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将对清末民初之前的中国历代典籍整理、研究纳入古典学的范畴，还要深入认识西方文明的根基，建设中西合璧的古典学。中国的古典学应立足本土，培养“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皮锡瑞语）的新时代栋梁之材。此外，中国的古典学要自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建立自主的古典学学科话语体系。要为古典学注入多元共生、平等和谐的古典精神，将中国精神、中国立场和中国风格铸入其中，进而全面反思和总结全人类的文明经验和教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熔铸一种“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明理论。
回顾古典学的学科发展史，古典学自诞生之时起就是一门既古老又现代的学问。19世纪，随着欧洲现代大学学科和学问体系的形成，古典学在西方现代教育体制中获得建制性的发展，古典学者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搜寻、整理和阐释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思想先驱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可以说，古典学是西方现代文明形成的基本动力因素之一。建设中国的古典学涉及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文明抉择问题：在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如何葆有中华文明的根本德性？进而言之，如何汲取古典文明所蕴藏的古典智慧助力建设现代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强调，“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尽管“古典学”是一个外来词，但古典学一直内在于中华文明漫长而灿烂的历史长河之中，诸多典籍奠定并构建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和思想品质。晚清以降，伴随“西学东渐”，中西方文明发生激烈碰撞，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如何与中华文化传统保持血脉关系一直是中国现代学人无法避开的问题。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个新的起点即我们正在致力于实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场史诗般的历史行动是古老的中华文明浴火重生的重要契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命题，这一命题不仅具有极为明确的现实指导意义，也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政治体的更新迭代必然会面临如何处理当代与古代文明关系的问题。“古今中西之争”源于19世纪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的西方挑战，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解决这个难题才有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这意味着，发展中国的古典学，必须与正在走向民族复兴的古老中国所面临甚至迫切需要解答的文明冲突问题结合起来。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其他古典文明（古埃及、亚述、古伊朗、古印度等古代文明）并无历史性冲突，而“古今中西之争”则清楚地表明，现代中国面临的是中西文明之间的历史性选择。因此，古典学开科设教的根本目的在于化解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形成的西方现代学问的挑战，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这一新的起点和新的使命既是建设古典学的机遇，也是挑战。
19世纪末，著名的德国古典学家尼采曾提醒古典学界：古典学“出于道德动机整理故书”，它“以高贵的信念为前提”，为了“即将到来”的国家担纲者而阐发古传经典中的智慧和德性。这意味着，古典学不仅肩负着守护古传经典遗产的使命，更为重要的是，它承担着用古典智慧滋养每一代国家栋梁人材的责任。说到底，中国的古典学在立足于自身文明传统的同时，也应对中西方古代传世经典进行整理与研究。
如今，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盛世必修典籍，修典最能彰显盛世的文明品质与精神风采。传世经典是人类智慧的历史结晶，也是人类文明赖以发展的基础。我国历代盛世无不修典：唐朝盛世编修五经、清代康乾盛世编修十三经，新中国成立后编译马列经典、整理二十四史，历史功绩有目共睹。中华文明有着吸收外来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华文明内在的丰富性与包容性使其有能力化解那些对传统生活方式构成重大挑战的异质文明，中华文明在延续自身的同时，返本开新，熔铸经典。新时代的修典不应只是重修中国传统经典，使之适应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新气象，也要翻译西方古希腊罗马文明和欧洲近代古典文明的传世经典。这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21世纪的中国学术若要有所成就、有涵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学术底气，需要深入掌握西方传世经典。
涵化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意味着现代中国思想将日益成熟和从容，从更具历史纵深的视野出发思考中华文明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史无前例的世界历史意义。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既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保障。我们要认识到，中华文明对建构公正平等的世界文明秩序负有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凡此都离不开古典学的支持。100多年来，我国学界主要致力于研究自18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文明，较少研究和翻译西方文明的古典渊源，特别是从容审视西方文明的整个传统。近20多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劲提升，中国学界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开始向其古典面向推进，我们开始审视和重新认识西方文明的整体面貌。
面向现实和未来，要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就要重视古典学的学术建设。随着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希腊雅典设立，中国的古典学不仅有了一个与国际古典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和资源分享的世界舞台，其自身的文明抱负也有了一个切实的依托。相信随着首届古典学大会的召开，中国的古典学学科建设将跨入一个历史的新阶段。
面对人类社会的永恒论题和现代世界的诸多挑战，中希两大古典文明有必要加强文明交流与互鉴，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而中国古典学界只有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思想张力中理解并推进古典学研究，才能更好地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担负起自己的时代使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以古典学研究发掘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
作者：过常宝
习近平主席在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贺信中，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古典学研究对古代文化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中西古典学的不同形态
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前305—前30年），研究希腊文献的学者们聚集在亚历山大城，开展了规模性的希腊典籍研究，奠定了古典学的基础。而在中国，自齐权公（齐威王）至齐王建（前374—前221）时，学者们汇聚在齐国稷下学宫，百家争鸣，形成中国古代学术的一波高潮。可以说，世界两端几乎在同时亮起的学术明灯交相辉映，对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奠基意义。
古典学是西方人文学术的重要支柱之一，它以古希腊罗马典籍为主要研究对象，有着特定的学术理念、成熟的研究方法以及丰硕的学术成果。古典学值得关注的特点主要有：
第一，有意复活古典时代的生活场景，传承古典时代的精神。早期聚集在亚历山大城的学者大多也是诗人、剧作家，他们在研究希腊文献的同时，也模拟希腊的文学创作，意图延续、发展希腊文化。15世纪中期，不少希腊学者涌入意大利，古典学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并参与文艺复兴运动，起到了理性启蒙的作用。19世纪中叶，著名哲学家尼采作为一位语言学教授，特别强调进入古人生活的想象力，并创作出《悲剧的诞生》这样充满激情的作品。总之，古典学虽然学派林立，分支繁多，但其中有识之士能够充分认识到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价值和魅力，强调对其中理性精神和文化价值的继承与发展。
第二，强调对古典文献进行综合性研究，以最大程度呈现文献的历史文化意义。古典学一般是从文献学和语言学入手，也离不开考古学、宗教学、神话、戏剧及诗艺研究等，容易形成独立的学科意趣，但古典学者不断提醒要关注整体文化价值。如马克斯·缪勒所言：“古典学术用希腊拉丁等语言作为手段，以理解逝去岁月托留于我辈的文学遗产，其为符咒，从时间坟墓里唤集千秋万邦之伟人的思想意绪，其为路径，即自此来追踪人类社会、道德、知识与宗教的演进。”（约翰·埃德温·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中译本）就此而言，古典学实际上是一种学术的观照方式，是一个意义域的集合体，而不仅是一个学科。
第三，在文献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多种规范的学术方法。古典学所涉及的文献形态众多，包括抄本、口传、铭文、纸草、实物等，研究方法包括考据、释读、鉴赏、编纂等，其核心学问被称为“语文学”。以文献为核心的语文学，有着明确的人文主义内涵，强调对古代思想和精神的把握，同时在语义、语法、修辞、文体、版本等微观方面又有着精准规范的研究规则，并在很大程度上包容了研究者的悟性和个性。
一般认为，在中国学术中，与古典学形态相近的有经学和文献学。经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学问，以《诗》《书》《礼》《易》《春秋》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包括文献考证、文字训诂、义理阐发，其研究目的是形成并完善儒家思想体系。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经学也就成为官方学问，体现国家意识形态。“文献学”一词起源于晚清，是一种以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为主的学问，目的在于辨析、理解和完善古代文献，使其更好地流传下去。由此看来，经学和文献学与古典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都有部分重合，但在整体学术文化的畛域、内涵上都要窄于西方古典学。
以经典为核心的传统“文学”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早开展文献整理和传播的学者，其所整理的文献包括《诗经》《春秋》《尚书》等。《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云“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则孔子的学问包括文献和礼仪。礼仪在孔子之后也被文献化，形成了“三礼”和“乐论”“乐记”等文献，所以，孔门学问也可以说是经典的学问。《论语·先进》提到“孔门四科”：“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所谓“文学”，就是精通“诗书礼乐”，在此后指的就是经典文献。而德行、言语、政事三科则是在“诗书礼乐”教化下形成的人格修养，以及利用“诗书礼乐”进行外交活动和治国理政的能力。所以，“文学”是儒家的基本学问，也是后世中国士人的基本学问。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学”经典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这与古典学和经学都有所不同。首先，经典的范围不断扩大，而不限于“五经”。战国之后，不但儒家自创经典，如“三礼”和“乐经”等，诸子百家、史传政论、奏疏表章、诗词歌赋等，历代之名著，皆被经典化。经典化的标准，一是思想性，也就是有修身、辅政之功能；二是修辞性，也就是文辞整饬且有章法，足成轨范。唐代魏徵云：“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政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隋书·文学传序》）说明了“文学”载道而教化社会的意义。
其次，“文学”的内涵有所转变，六朝时有文笔之论，有辨体之议，有缘情之说，则“文学”开始重视或在内涵上偏向于抒情性和形式美，推崇作家的才情和个性，形成一个影响深广的审美传统。而这一点与西方古典学早期重视诗学，强调“语文学”的文学批评功用，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学中，“文学性”的最高境界，是个体性情志趣与整个社会或历史精神的融合。
在中国古代，“文学”以文传道，以文化人，以文辅政，以文抒情，负有建构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责任。“文学”中包含了经学，也包括了研究语言、文献、文本以及建构理论的各种学术方法。刘勰的《文心雕龙》既包括各种经典研究、又包括文学创作研究，既包括道论研究、也包括审美评析，既包括文体研究、也包括史论研究等，形成一个以经典为核心的，具有人文性、综合性的“文学”学术体系。这一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不绝如缕，屡有回音。比如，20世纪初林传甲为京师大学堂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就秉承了传统的“文学”理念，包括了经史子集、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等。
中国经典教育的价值旨趣
古代“文学”是一门以经典为载体，有关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综合性学问，它包括对社会、历史、自我的认知，更包括对个体人格精神的培养。孔子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体现了他的“文学”教育思想。“兴”代表的是价值观念认知，“立”代表的是行为规范形成，“成”则代表了精神境界充盈，三个阶段体现了主体修养逐层提升，最终成就君子人格的全过程。西方古典学也同样重视文献对于个体成长的意义，如19世纪的《古典学术与古典学问》说，古典学者“不仅熟记彼辈的语言与思想，且已形成识鉴，好与古哲为友”（约翰·埃德温·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中译本），这句话就很像孟子“知人论世”而“尚友”之说。当然，西方古典学者对知识的兴趣更高，更加在意“博学”的称誉。
孔子的三阶段人格教育论，以经典文献教育为人格养成的初始阶段，但随着经典文献的扩展，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经典教育贯穿于传统士人教育的全过程。由于历史的原因，孔子非常推崇《诗经》，认为《诗经》包含了所有的思想观念，所以子夏说《诗经》“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韩诗外传》）。汉代之后，经典学术快速发展，“六经”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形成分工，共同构成社会主流思想的核心，虽然专攻一经为士人之常态，但士人必须学习和熟知所有儒家经典，形成必备的知识修养。从社会或自我认知的角度来说，诸子之学亦可备儒家经典之补充。所以，孔子人格教育的第一阶段主要以儒家经典和诸子为主要内容。
由于“礼”有着特定时代性，其规范性随着时代而不断变化，社会价值也不断减弱，传统社会士人的行为规范主要体现为政治姿态和出处方式，而能够在这方面进行有效教育的主要是史著。中国古代史著除了为统治者提供历史鉴戒之外，主要记录了不同阶层的个体的政治行为和命运，所以，史著学习其实就是一种政治理念、政治规范、政治策略的训练，并能从不同的人生形态和命运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形成自己的社会行为模式。左宗棠说：“读书时，须细看古人处一事、接一物，是如何思量，如何气象，及自己处事、接物时，又细心将古人比拟；设若古人当此，其措置之法，当是如何；我自己任性为之，又当如何。然后自己过错始见，古人道理始出。断不可以古人之书，与自己处事接物为两事也。”（《左宗棠全集·书信一》）所以，对于士人来说，史著教育的目的更多是养成社会政治行为的准则和应变能力。
孔子“成于乐”说的是造就精湛深远的精神境界，涉及审美教育。对此，孔子还有另一种说法：“游于艺”（《论语·述而》）。由于“乐”过于专业，且应用范围较小，所以后世以诗词歌赋等经典教育取代了乐教。诗词歌赋是古代士人的基本素养，也是古代士人的精神故乡。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非常繁富，且具有很高的美学水准，各种审美文体、鉴赏理论、创作理论都很发达，它们是中国古人以情化人、超越现实、升华自我、建构生活意义等的重要方式。中国文化将这部分文献置于集部，与经、史、子部并列，相关文献的经典化更为活跃、丰富。
就人格教育而言，传统经典教育还强调“知行合一”的方法。王阳明认为，外在知识离却了本心之真，便容易被私欲所利用，或者使人沉溺其间。只有知行合一，才能复归于良能良知，使得经典学问有用于世，有用于己，赋予经典活泼泼的生命力。所以，古代经典教育，往往伴有自我体验、省思、相互砥砺切磋和社会实践。这也是古代经典教育常以书院形式开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的士人教育主要是经典教育，而人格的三阶段构成也与经典文献的经史子集四部构成相吻合，“四部”皆属于古代“文学”经典，它们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人格教育的材料。“四部”分类显示了古人对“文学”经典的体系性、功能性的自觉认知。
中国传统“文学”与西方古典学，在文化整体意识和文化精神传承、文献本体观念、阐释及整理方法等方面，有着共通性。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文献不限于“六经”，还包括历代各种类型的优秀作品，其“经典”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更为重要的是，古希腊罗马文明早已终结，写就其典籍的古希腊语、拉丁语也成为绝响，因此，西方古典学者的知识兴趣，时时超逸出文化传承的愿望，而中国古代“文学”在过去2000多年里，除了建构起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特质外，还孵化出多层次的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有着巨大创造力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古代本就存在着文化根基之学的观念、体制和实践，从民族文化传统出发，借鉴西方古典学，形成独特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才能形成中国自己的古典学科，才能担负起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新使命。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11-19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